“拍案而起”的聞一多先生，於1946年7月15日倒在國民黨特務的子彈下。但就在此幾年之前，他還是國民黨的支持者，對共產黨抱敵視態度。他的政治態度由親蔣反共遽而突變為擁共反蔣，原因當然非常複雜。其中之一，就是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

　　早在清華讀書時，深受漸進改良影響的聞一多對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等激進思想十分反感，認為是只破壞不建設。1925年回國後，他一度與著名的國家主義者李璜有所來往，並表示“現在北京的共產黨鬧得不成話，非與他們先干一下，唱唱花臉不可。”（李璜：《學鈍室回憶錄》，第134頁）他參加過幾次國家主義派在北大召開的反蘇反共大會，幾乎每次都與共產黨人發生激烈衝突。這更加深了他對共產黨的反感。

　　30年代初聞一多曾在青島大學任教兩年，他雖已轉向學術研究，但由於身任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便難以完全擺脫政治的糾纏。“九·一八”事變使愛國學生運動日益高漲，青島大學亦三次爆發學潮。在每次學潮中，聞一多都站在校方一邊反對學生罷課，主張開除學運積極分子。學生也將矛頭對準聞一多，甚至發表《驅聞宣言》，指其為“准法西斯蒂主義者”。

　　西安事變爆發時，清華大學的教授幾乎一致反對，聞一多的態度更為鮮明。他與朱自清、馮友蘭、張奚若、吳有訓、陳岱孫、蕭公權等被推舉為起草電報與宣言的七人委員會成員。在《清華大學教授會為張學良叛變事宣言》中，他們憤怒譴責張學良說：“同人等認為張學良此次之叛變，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國之實禍，破壞統一，罪惡昭著，凡我國人應共棄之，除電請國民政府迅予討伐外，尚望全國人士一致主張，國家幸甚。”（《清華大學校刊》第799號，1936年12月16日）平日在課堂上從不提課外話的聞一多此時也拋開講義，怒氣沖沖地說：“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裝劫持！一個帶兵的軍人，也可以稱兵叛亂！這還成何國家？”“國家絕不容許你們破壞，領袖絕不許你們妄加傷害！”直到40年代初，聞一多仍與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對國民政府雖有種種不滿，但基本立場還是站在國民黨一邊的。聞一多當年清華的同窗好友、後又一同赴美留學的羅隆基回國後一直積極參與政治活動，曾因爭自由、民主、人權及對國民党進行嚴厲的抨擊而入獄。對羅隆基的言行，聞一多頗不以為然。

　　抗日戰爭的爆發，使聞一多等學院派知識分子的處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從北京到昆明的大轉移中，聞一多參加了歷時兩個多月、橫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餘華里的步行團，對社會下層的生活有了真切的了解，埋下了思想變化的契機。同時，他們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迅速貧困化。許多教授要靠業餘經商、到中學兼課或賣文售字才能維持生活。包括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夫人在內的一些教授夫人們開始合制糕點送到商店寄售，要養活八口之家的聞一多隻得給人治印，勉強維持日用。生活的平民化，把他們徹底趕出了安逸的象牙之塔，使他們觀察問題的角度發生了極為重要的變化。在這種情景下，執政者的貪污腐化便更加觸目驚心，使人感到忍無可忍。

　　聞一多的變化，是從1943年春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在昆明發售開始的。蔣介石在這本書中公開宣揚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專制主義。他不僅反對共產主義，連自由主義也不能容忍，認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機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隱患”，認為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在不知不覺之中做了外國文化的奴隸了”。尤其是“五四以後，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想，流行國內……其流風之所至，一般人以為西洋的一切都是的，而中國的一切都不是的。”“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則不外英美思想與蘇俄思想的對立。這些學說和政爭，不僅不切於中國的國計民生，違反了中國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記了他是一個中國人，失去了要為中國而學亦要為中國而用的立場。”他認為西方歷史上有皇權專制，而中國則相反，不僅歷史上從無皇權專制，而且人民的自由太大，所以“無論在戰時或在戰後，一片散沙一樣的‘個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要大力弘揚八德、四維等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今後立國的基礎。

　　這些觀點，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們所難以接受的。聞一多這樣寫道：“《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一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裡面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我們的英明的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向五四挑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憶與感想》，《聯大八年》第4頁）這時，他急切地閱讀各種左傾書籍，詳細了解共產黨的各種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