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毛共”武裝奪取大陸政權，建國初期的1955年4月間，株連一大批無辜幹部和親屬的“潘漢年冤案”，直到毛澤東1976年死掉多年以後的 1982年8月23日，才由中共中央發布《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正式給潘漢年（1906 – 1977）卸下毛澤東讓他背的黑鍋。文件稱：“潘漢年同志幾十年的革命實踐說明，他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久經考驗的優秀共 產黨員，在政治上對黨忠誠，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既然潘漢年是清白的，那毛澤東就有“陷害忠良”之罪了。但是，對於毛某為了掩蓋自己的罪 惡，栽贓潘漢年及株連迫害無辜幹部親屬的政治法律責任，“中宣部”至今從未作過說明，隻字不提。這算“神馬”東西？ 所幸通過網路的揭露和傳播，已經有許多來自各方的舊的和新的揭發材料浮出水面，可供分析判斷參考。從一些資料所見，“潘漢年事件”的輪廓大致上是這樣的： “西安事變”後，國共達成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毛共”得以偏安延安為中心陝甘寧邊區的“小朝廷”。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斯大林為了自保而促使希特勒德國 的侵略矛頭指向英、法等西歐、北歐國家，蘇聯和德國於1939年8月間在莫斯科經過談判，秘密簽定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並共同瓜分波蘭。共產國際把斯 大林這一謀略政策通報“毛共”。“心有靈犀一點通”的毛澤東，便私下策劃與他早年在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器重提攜讓他替自己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 的“恩師”汪精衛方面接觸，然後進一步和日本侵華軍隊打通關係，既可以取得他們的情報，以利八路軍和新四軍的軍事部署；又可以“互不侵犯”的默契，擴大根 據地以利戰後推翻“蔣介石政權”的圖謀。這完全符合“毛共”在1937年8月間《洛川會議》的既 定方針：消極抗日，積蓄力量，擴大地盤，奪取政權。
這項非常機密不可告人的重大任務，交給誰才能完成？毛澤東經過掂量挑選，決定將此特殊使命“單線”委託給年青有魄力、精明而能幹，隱蔽鬥爭經驗豐 富的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潘漢年。潘氏不負毛某重託，轉途香港，潛返上海，建立新的情報據點，積極籌劃與南京汪記國民政府接觸。他通過一位手下的美女作家地下 黨員（特工）關露（1907 – 1982，原名胡壽楣），拉上了和汪記特務機關總頭目李士群的關係。李原是中共黨員，曾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受訓，回國後在上海周恩來領導的中共“中央特 科”搞情報工作，後被捕叛變投靠國民黨“中統”，又“跳槽”追隨汪精衛；他與關露的妹妹胡秀楓關係極為密切，是可以利用的對象。關露出身國立中央大學文學 系，受過高等教育，文筆上乘兼精通日本語文。她的公開身份是李士群的秘書，又通過其關係，打入日本特務機關出版的《女聲》雜誌當編輯；期間為了“革命的利 益”，不惜以“色誘”等手段，滲透日本情報機關“岩井公館”。潘漢年通過關露獲取大量重要情報，及時向“毛共”中央輸送，對當時的戰略和戰術部署的決策極 為有用。經過李士群的周密安排，1942年9月間，潘漢年到南京和汪精衛本人見了面，進行過兩次談話。 這件毛澤東直接交待潘漢年的“特殊任務”，以及進行的活動，只有他們倆人知道。潘漢年守口如瓶，絕未暴露。大陸“解放”建國，他在上海做市委第二 書記、常務副市長後，也未正式交待過。其實，此時已經有被抓獲的敵偽頭目招供時，揭發了潘漢年見汪精衛的事件，被公安部門掌握入檔。到1955年3月下 旬，“毛共”在京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處理“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時，毛澤東在會上要求大家“交待歷史問題”，並說不管什麼問題，說清楚就行了， 都會寬容對待。與會的潘漢年因有“見過汪精衛”未曾交待的事，甚感緊張。他便在4月2日找到頂頭上司陳毅，把來龍去脈、一五一十作了詳細彚報。陳毅還安撫他，說毛主席既然知道，他說一句話就沒事了。不料，第二天一批公安人員便開到代表團所住的東長安街北京飯店，把潘漢年秘密逮捕了。毛某親自下令判處他無期徒刑，與世隔絕，實乃“封口”。從此，潘漢年受盡牢獄苦難，不見天日，長達22年，直至1977年在湖南的一處勞改農場被折磨死去；連不沾邊的他的夫人董慧，也被分開長期監禁受盡虐待。“潘漢年冤案”株連大批人，如今過去近六十年，所有歷史檔案都須予解密，到了應該澄清的時候了；中共不可因為涉及毛澤東的問題，至今不負責任而不向人民作出交代。 最可憐的是傑出的美女“紅色間諜”關露，她因為在日偽時期的上海以公開的身份活動，背上了“漢奸”的黑鍋。國民黨政府在日本投降“接受”上海後， 周恩來指示夏衍出面將她轉移到新四軍管轄的淮揚地區；但是，由於上級沒有公開說明她的真實身份，在“解放區”仍然遭受政治審查和群眾歧視，她的作品文章也不能發表，沉重的思想壓力導致她患上精神分裂症。和她相戀多年的男友、也是在上海曾經一起搞地下工作的王炳南（1909 – 1988，建國後擔任過外交部副部長等高職），在前往淮南去探望她時，被鄧穎超出面阻止，迫使他和她“分手”，理由是她的“名聲不好”云云；此舉對她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無疑更加造成極大的打擊傷害。建國後，她的問題亦拖着未及時處理，以致在部門單位內仍受“白眼”；加上接二連三先後受到“潘漢年冤案”、“胡風反革命冤案”、反右派“批判丁玲”等屢屢牽涉審查批鬥，乃至1966年“文革”開始就把她抓進秦城監獄，到1975年才放出來，使她黨籍丟了，工作沒 了，生活無着，十分悲慘。1980年她中風全身癱瘓，僅有幾位知己關照。遲至1982年3月23日，“仁慈”的黨中央組織部才為她宣布“平反”！！她在仍 然得不到任何照顧的十平米斗室里，請友人協助，傾注血和淚完成她的《回憶錄》和關於潘漢年的實證文章，然後在當年的12月5日傍晚，吞下一瓶安眠藥片自 盡，絕望地離開了她曾經追隨過的共產黨和憧憬過的共和國。真是令人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