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镇压六四的一声枪响，为中国带来了混蛋逻辑。

一．

六四以后的中国和中国人，变得比以往更加没有理性，更加没有正常心态，国家更加没有正常状态，社会关系更加没有规则。别人看起来不好的东西，在中国受到赞赏；而一般人认为正确的东西，在中国则行不通。价值观被彻底颠覆，是六四镇压以后出现在中国的最明显的后果。

明眼人都可以看到，六四的镇压，首先呈现出政府的最终堕落。这个政府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凶残无耻的撒谎者。向学生和市民动用主力野战部队并用实弹屠杀，足以说明其凶残；在世人面前一直为自己的凶残行为狡辩，拒绝认错，说明其无耻；对于事实的真相，它不断地编造谎言来掩盖前一个谎言，说明它是一个无可就药的撒谎者。

回顾20世纪初，段祺瑞的政府，在警察和卫队射杀了几十个学生以后，段本人闻讯后顿足捶胸后悔不迭，深感自己无脸见人，因为它的卫队射杀的是请愿的学生；而他自己则从此终生食素，以此作为终身忏悔；同时，中国一大批的知名学者，群情激奋地批判政府的残酷行为，最终迫使内阁垮台。

但是，几十年过去，事情发生了变化。政府可以调动正规军来对付请愿的学生，可以命令军队向他们开枪，最可怕的是，被杀死者还要被指责为“暴徒”；更有甚者，这个政府到现在没有给任何人解释过，道歉过；更没有任何人因为这件事忏悔过，自责过。时间在默默地延续着，中国的政府却成了这样一个政府：无论它作了何等伤天害理的事情，它也永远面不改色地让别人赞美；无论它的谎言被事实如何戳破，它照样大言不惭地标榜自己的正确性。

两相对照，我们实在找不出理由为后一个政府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辩解。

中国的政治，从来都缺乏一种对执政者的制衡机制，当权者永远是国民的总代表。他们对也是对，错也是对，没有谁可以责问他们。不合格的当权者被更迭，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正常的举动，在中国则意味着流血。没有流血就没有政权的更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一边高唱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边唯唯诺诺地顺从着政府的领导；一边辩解说“人无完人”，一边无原则地为政府的作为寻找各种莫名其妙的开脱借口。仅仅就一点来看，中国比之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民国家，还有十分遥远的距离。

二．

政府的无耻和无赖，直接造成整个国家的国民的无奈和灰心丧气。六四的枪声，很直接地告诉中国人，政府是可以用枪杆子来对付老百姓的。而一个普通人，无论是流氓还是君子，无论是妓女还是教授，都知道那自动步枪的子弹一旦敲进脑袋，就吃什么都不香了。这一招非常有效，从此以后大家都开始远离，都开始漠视和冷嘲热讽。突出的表现是，从此以后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罢工绝食抗议请愿，再也见不到读书人的身影了。他们不再关心，他们不敢再关心。

老百姓的无奈，也必须要寻找发泄的出口，结果只能是恶性循环。政府撒谎既然是正确的，这个事实告诉大家，撒谎是正常的。于是开始流行欺骗，你骗我我骗你，今天的中国是一个谎言满天飞的国家；政府作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可以继续被歌颂，大家也就认为伤天害理可以不被追究，于是给早餐的大饼里防毒，用油漆喷洒大米，用毒素作粉丝，中国变成了一个不知道伤天害理为何物的国家。

偏偏政府还要大家歌颂它，但是大家都已经看透了这个政府的作为，但是苦于枪弹之可怕，不再敢正面对抗，只好虚与委蛇。你说三个代表，我口头上跟着喊口号，心里知道那是胡扯淡；你说热爱祖国，我跟着喊口号，心里明白：谁知道国家在哪里？你说树立民族精神，我跟着喊口号，心里却不知道民族精神到底剩下什么。

三

堕落的首先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六四以后，中国的学者几乎慢慢变成无耻的谬论制造者，多么荒诞的“理论”他们都敢于公开说出口，多么可笑的论证都从他们开始流传。“经济学家”公开主张“灾难经济学”；“法学家”公开表示监视别人上网“不算侵犯人权”；“著名学者”更是“对城市的堵车感到欣慰”；“军事学家”运用地道战的理论分析队伊拉克战争。在普通人看来可笑的东西，反而成了中国的“学者”们赞同的东西；连一般人都能感觉荒诞的话语，在“专家学者”嘴里运用自如。他们带领中国一步步走向反知识的方向，走向背离人类认知常识的思维方式，他们主动自我放逐，逃离自由，躲入主人为他们预备的美丽的思想牢狱，还要用嘹亮的声音赞美牢狱的舒坦。

逃离自由以后，学者们放弃思想的乐趣和对“知”的追求，而成为当权者的赞美者。当权者需要批判“法轮功”，他们就组织大批判小组，口诛笔伐地为当权者提供批判的佐证；当权者需要反台独，他们就组织会议，声讨台独分子的“分裂行径”；上级需要“稳定”，他们就起劲地宣传“稳定压倒一切”；上级需要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就“祖国祖国”不离口。一切的一切都象一场表演，所有人都在自欺欺人，而演出中最卖力的演员，就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大学的教育，也在这样的学者们指导下发展，其水准可想而知。没有追求“知”的欲望，没有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学者何以成为学者，他们没有思考过，也不愿意思考，久而久之，他们便成了一些有脑袋没有思想的伪知识的制造者。当中国一流大学的校长带领代表团访问哈佛大学时，对方一听代表团要和他讨论的主题是“如何防止教授在学术问题上的剽窃行为”的时候，哈佛大学的校长当即回绝了访问者的要求，因为这个题目不是大学校长应该讨论的问题，而是幼儿园小朋友们讨论的问题。

知识阶层的堕落是整个社会堕落的滥殇和催化剂。面对无耻的当权者，知识阶层没有了批判的勇气；面对社会扭曲的思潮，他们没有了匡正的能力；他们甘愿无耻并且首先抛弃文化，反文明和抛弃廉耻遂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和时代的最强音。

四

天安门广场的鲜花，已经历经了15载枯荣；长安街的草木，也迎送了15年的风雨；枪声远去了，在时间的轨道上，1989年的枪声，随着上个世纪初北洋军阀的枪声一起，正在逐渐飘远，但是枪声的回响和它带给我们的思考，会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清晰。但愿健忘的中国人不要太快地忘记了同胞的鲜血，正是由于大家的健忘，这个民族的整体才会长时间地停留在一个低水准的思维状态，不会反思，不会忏悔；正是由于大家的健忘，整个国家才会在不断重复的历史场景面前永远惊惶失措，民族的整体相比较，中国人尚处在孩童阶段，离成熟距离尚远。

15年前的枪声，发生在春天之末。枪声把国家的前途从春天直接打入了寒冷的冬季。被镇压的中国，还不知道冬天何时完结，不知道春天的鲜花何时再次开遍原野。

我遥望着被镇压的中国，只送上一首深沉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