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鎮壓六四的一聲槍響，為中國帶來了混蛋邏輯。

一．

六四以後的中國和中國人，變得比以往更加沒有理性，更加沒有正常心態，國家更加沒有正常狀態，社會關係更加沒有規則。別人看起來不好的東西，在中國受到讚賞；而一般人認為正確的東西，在中國則行不通。價值觀被徹底顛覆，是六四鎮壓以後出現在中國的最明顯的後果。

明眼人都可以看到，六四的鎮壓，首先呈現出政府的最終墮落。這個政府已經墮落成為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兇殘無恥的撒謊者。向學生和市民動用主力野戰部隊並用實彈屠殺，足以說明其兇殘；在世人面前一直為自己的兇殘行為狡辯，拒絕認錯，說明其無恥；對於事實的真相，它不斷地編造謊言來掩蓋前一個謊言，說明它是一個無可就藥的撒謊者。

回顧20世紀初，段祺瑞的政府，在警察和衛隊射殺了幾十個學生以後，段本人聞訊後頓足捶胸後悔不迭，深感自己無臉見人，因為它的衛隊射殺的是請願的學生；而他自己則從此終生食素，以此作為終身懺悔；同時，中國一大批的知名學者，群情激奮地批判政府的殘酷行為，最終迫使內閣垮台。

但是，幾十年過去，事情發生了變化。政府可以調動正規軍來對付請願的學生，可以命令軍隊向他們開槍，最可怕的是，被殺死者還要被指責為“暴徒”；更有甚者，這個政府到現在沒有給任何人解釋過，道歉過；更沒有任何人因為這件事懺悔過，自責過。時間在默默地延續着，中國的政府卻成了這樣一個政府：無論它作了何等傷天害理的事情，它也永遠面不改色地讓別人讚美；無論它的謊言被事實如何戳破，它照樣大言不慚地標榜自己的正確性。

兩相對照，我們實在找不出理由為後一個政府的行為做出合理的辯解。

中國的政治，從來都缺乏一種對執政者的制衡機制，當權者永遠是國民的總代表。他們對也是對，錯也是對，沒有誰可以責問他們。不合格的當權者被更迭，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是正常的舉動，在中國則意味着流血。沒有流血就沒有政權的更替。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一邊高唱着“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一邊唯唯諾諾地順從着政府的領導；一邊辯解說“人無完人”，一邊無原則地為政府的作為尋找各種莫名其妙的開脫藉口。僅僅就一點來看，中國比之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民國家，還有十分遙遠的距離。

二．

政府的無恥和無賴，直接造成整個國家的國民的無奈和灰心喪氣。六四的槍聲，很直接地告訴中國人，政府是可以用槍桿子來對付老百姓的。而一個普通人，無論是流氓還是君子，無論是妓女還是教授，都知道那自動步槍的子彈一旦敲進腦袋，就吃什麼都不香了。這一招非常有效，從此以後大家都開始遠離，都開始漠視和冷嘲熱諷。突出的表現是，從此以後出現的形形色色的罷工絕食抗議請願，再也見不到讀書人的身影了。他們不再關心，他們不敢再關心。

老百姓的無奈，也必須要尋找發泄的出口，結果只能是惡性循環。政府撒謊既然是正確的，這個事實告訴大家，撒謊是正常的。於是開始流行欺騙，你騙我我騙你，今天的中國是一個謊言滿天飛的國家；政府作了傷天害理的事情可以繼續被歌頌，大家也就認為傷天害理可以不被追究，於是給早餐的大餅里防毒，用油漆噴灑大米，用毒素作粉絲，中國變成了一個不知道傷天害理為何物的國家。

偏偏政府還要大家歌頌它，但是大家都已經看透了這個政府的作為，但是苦於槍彈之可怕，不再敢正面對抗，只好虛與委蛇。你說三個代表，我口頭上跟着喊口號，心裡知道那是胡扯淡；你說熱愛祖國，我跟着喊口號，心裡明白：誰知道國家在哪裡？你說樹立民族精神，我跟着喊口號，心裡卻不知道民族精神到底剩下什麼。

三

墮落的首先是中國的知識階層。六四以後，中國的學者幾乎慢慢變成無恥的謬論製造者，多麼荒誕的“理論”他們都敢於公開說出口，多麼可笑的論證都從他們開始流傳。“經濟學家”公開主張“災難經濟學”；“法學家”公開表示監視別人上網“不算侵犯人權”；“著名學者”更是“對城市的堵車感到欣慰”；“軍事學家”運用地道戰的理論分析隊伊拉克戰爭。在普通人看來可笑的東西，反而成了中國的“學者”們贊同的東西；連一般人都能感覺荒誕的話語，在“專家學者”嘴裡運用自如。他們帶領中國一步步走向反知識的方向，走向背離人類認知常識的思維方式，他們主動自我放逐，逃離自由，躲入主人為他們預備的美麗的思想牢獄，還要用嘹亮的聲音讚美牢獄的舒坦。

逃離自由以後，學者們放棄思想的樂趣和對“知”的追求，而成為當權者的讚美者。當權者需要批判“法輪功”，他們就組織大批判小組，口誅筆伐地為當權者提供批判的佐證；當權者需要反台獨，他們就組織會議，聲討台獨分子的“分裂行徑”；上級需要“穩定”，他們就起勁地宣傳“穩定壓倒一切”；上級需要愛國主義精神，他們就“祖國祖國”不離口。一切的一切都象一場表演，所有人都在自欺欺人，而演出中最賣力的演員，就是中國的知識階層。大學的教育，也在這樣的學者們指導下發展，其水準可想而知。沒有追求“知”的欲望，沒有自由的思想和獨立的精神，學者何以成為學者，他們沒有思考過，也不願意思考，久而久之，他們便成了一些有腦袋沒有思想的偽知識的製造者。當中國一流大學的校長帶領代表團訪問哈佛大學時，對方一聽代表團要和他討論的主題是“如何防止教授在學術問題上的剽竊行為”的時候，哈佛大學的校長當即回絕了訪問者的要求，因為這個題目不是大學校長應該討論的問題，而是幼兒園小朋友們討論的問題。

知識階層的墮落是整個社會墮落的濫殤和催化劑。面對無恥的當權者，知識階層沒有了批判的勇氣；面對社會扭曲的思潮，他們沒有了匡正的能力；他們甘願無恥並且首先拋棄文化，反文明和拋棄廉恥遂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旋律和時代的最強音。

四

天安門廣場的鮮花，已經歷經了15載枯榮；長安街的草木，也迎送了15年的風雨；槍聲遠去了，在時間的軌道上，1989年的槍聲，隨着上個世紀初北洋軍閥的槍聲一起，正在逐漸飄遠，但是槍聲的迴響和它帶給我們的思考，會越來越深刻越來越清晰。但願健忘的中國人不要太快地忘記了同胞的鮮血，正是由於大家的健忘，這個民族的整體才會長時間地停留在一個低水準的思維狀態，不會反思，不會懺悔；正是由於大家的健忘，整個國家才會在不斷重複的歷史場景面前永遠驚惶失措，民族的整體相比較，中國人尚處在孩童階段，離成熟距離尚遠。

15年前的槍聲，發生在春天之末。槍聲把國家的前途從春天直接打入了寒冷的冬季。被鎮壓的中國，還不知道冬天何時完結，不知道春天的鮮花何時再次開遍原野。

我遙望着被鎮壓的中國，只送上一首深沉的輓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