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会转型吗？ —我在中国的5座监狱

第十六章 中国转型的难产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UA）的班机2003年1月24日下午5点从北京起飞，到达芝加哥的时间是2003年1月24日下午4点，因为芝加哥同北京存在着14个小时的时差。

在飞机栈桥的另一端，美国国务院的马克•柯乐（Marc Koehler）先生向我表达了热忱的欢迎。马克•兰博特（Mark Lambert）先生将于明天返回北京的美国大使馆，现在由马克•柯乐先生陪同我立即飞往纽约。我向陪伴我跨越了两个半球的辛苦的马克•兰博特先生表述了深深的谢意。

在前往纽约的飞机上，马克•柯乐先生对我说，今后我在美国的身份有3种选择：政治庇护、永久居民（绿卡）、美国国籍。我礼貌地表示：我仍然准备将来返回中国从事政治活动，所以我不打算取得美国国籍；“绿卡”对我似乎也没有特别重要的实际意义；目前我拥有政治庇护身份就可以了。

马克•柯乐先生又告诉我：美国的哈佛大学想邀请我做访问学者，不知我是否愿意。我表示乐于接受邀请。

到了纽约，我在曼哈顿中心地带的一家旅馆住了一些天。离这家旅馆两个街区，就是著名的帝国大厦。它是一尊100多层、400多米高的尖顶建筑，在世界贸易中心被残忍地撞毁之后，它重新成为纽约的最高建筑。从帝国大厦再过去几个街区，就是纽约最繁华的商业区，或许也是世界最繁华的商业区。在那里，市场经济的巨大能量和自由社会的旺盛活力交织成一幅生动的图画。当然，这一切绝不是完美无缺的，人们不需要对此顶礼膜拜。

2003年2月6日，我从纽约到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担任访问学者。哈佛大学在优雅的波士顿城旁边。从某种意义上讲，波士顿是美利坚合众国的胚胎。18世纪建立美国的独立战争就起源于波士顿地区。哈佛校园的一处广场，就是乔治•华盛顿就任民军总司令的的地方。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早在高中时代，我就阅读过翻译成中文的费正清的著作。费正清的寿命似乎也可以同中国的长寿术相媲美：他在90多岁的高龄去世，这在西方人中是罕见的。

2003年2月的最后一天，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为我举办了一场专题研讨会。研讨会的前半部分由我演讲，我的演讲题目是：中共十六大的政治安排和中国政治改革的前景。我强调：中国新的领导层完全没有政治改革的任何方案。在新的领导层中，虽然有少量温和人物，但是大部分仍是保守分子。所以，国际社会需要更有力地支持中国的民主活动分子，推动中国的民主转型。

研讨会的后半部分由听众提问。这时发生了两个有趣的插曲。

一位来自亲共的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的先生，请我谈谈对中国新的领导人胡锦涛和曾庆红的评价。他提出胡锦涛的名字并不奇怪，但是提出曾庆红的名字却别有针对性。曾先生在中国新的领导层中，实际上处于政治权力仅次于胡锦涛的重要位置。他作为江泽民的主要支持者，同胡锦涛的政治关系十分微妙。这个精力充沛、经验丰富、热爱权位的人，将对中国的政治进程发生非常敏感的作用。我同曾先生有过交往。亲共的提问者显然不是从学术兴趣出发，更像是替中国的有关机构做政治性的探询。

更生动的插曲还在后面。

一位哈佛的中国访问学者举手要求提问。会议的主持人、一位美国教授向他做出了同意提问的手势。此时这位访问学者身旁的一位中国女士低沉而明确地对他说：“我是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希望你现在不要提问”。于是这位先生谢绝了主持人的提问许可。

研讨会结束后，几位美国、日本、台湾和中国的听众留在会议室，同我继续交谈。那位神秘女士的座位离我大约有7米或8米。这时她将自己的大衣抱过来，放在紧挨着我的座位的另一张椅子上，然后佯装到室外去吃主办单位提供的便餐。我猜想，身旁的这件大衣里或许隐藏着录音装置。

很久以来我就听说，中共政权在美国的特工活动十分活跃。由于哈佛大学在美国知识界的突出地位，它也成为中国的特工活动的重点对象。但是，今天的特工迹象却不比寻常：实际上是半公开的。这是中共政权在向我发出信号：尽管我离开了“社会主义祖国”，“党和政府”并没有放弃对我的关注。

2003年3月19日，美国发动了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这场战争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都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争议的一个焦点是：民主国家有没有权利对危险的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或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实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

一般地说，民主国家似乎不必等待恐怖主义团伙一次又一次地制造“9•11事件”，然后被动地一次又一次地组织反击。民主国家似乎更不必等待某颗导弹运载着化学、生物或核装置，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酿成惨祸，然后再来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分子和流氓国家既没有中世纪的骑士风度，也缺乏19世纪的贵族品格，它们不准备事前下达战书，无视一切规则的突然袭击是它们的斗争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国家对它们的危险动向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是必要的。

迄今为止还没有在伊拉克找到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支持恐怖主义的重大的直接证据。无论伊拉克在将来的历史教科书中能不能成为先发制人的合适例子，似乎没有充分的理由否定先发制人的战略原则。先发制人并不是仅仅为伊拉克发明的。

争议的另一个焦点是：民主国家有没有权利对极其恶劣的极权国家或独裁国家发动军事打击，进而帮助那里的人民建立自由制度和民主政体？这个问题比前一个问题更为深刻。

按照经典的国家主权理论，任何一个国家在和平状态下，都不应该受到其它国家的军事打击，都不应该被外部力量更换政权。但是，这个古老的理论在冷战后新的国际形势面前受到了有力的挑战。一些极其恶劣的极权国家和独裁国家，譬如伊拉克、北朝鲜，看来失去了通过内部变革改善现状的可能。那里的人民遭受着残暴的压迫和深重的剥削，仿佛永无出头之日：萨达姆之后还有他的儿子，金日成之后已经有了金正日。在这种没有改革前景的情况下，由外部将自由的旗帜插到这些不自由的国家，由外部将民主的礼物带给那些被剥夺了民主权利的人民，不失为一种人道主义的善举。冷战之后被国际主流社会广泛接受的“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有助于更新传统的国家主权理论。

伊拉克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是复杂的。

从近期看，美国政府为了换取中国政府对这场战争的默认，将会进一步削弱对中国人权记录的关注，进一步减缓对中国的战略压力，这将使中共政权获得更大的政治空间和外交空间。

从长期看，伊拉克独裁政权的覆灭，使中共政权失去了一个坚决抗衡自由世界的战略盟友。伊拉克的新生，有可能成为改变中东地区政治版图的起点，这将对中国同该地区众多的流氓国家和专制国家的合作形成越来越大的限制。

伊拉克的战事并没有影响春天在美国按时到来。华盛顿的春天通常被认为是具有代表性的。2003年3月的最后几天，我来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

这时中国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刚刚结束，胡锦涛成为新的国家主席，温家宝成为新的总理。我在华盛顿接触的美国官员，对中国第四代领导人的政治方向和外交方向十分感兴趣。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兰登尔•施瑞弗（Randall Schriver）先生同我见面时，特意告诉我，他曾经在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就读。他说他从几年前就一直跟踪注意我的案例。

我告诉头脑敏锐的兰登尔•施瑞弗先生：中共政权是谈判的高手，美国政府不要指望从谈判桌上得到太多的实际收获。中共政权更重视实力地位，它只有在强大的实力面前才可能做出合理的调整。所以，如果美国政府想促进中国的转型，就需要保持有效的政治压力和战略压力。

美国国务院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劳恩•克瑞纳（Lorne Craner）先生在促使中国政府同意我赴美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美国驻中国大使克拉克•雷德 Clark Randt 先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同我见面时表示：美国政府不仅关注解决近期的、具体的中国人权问题，譬如，释放单个的政治犯，而且关注解决比较长远的中国人权问题，即要推动中国的人权状况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促进中国建立保障人权的机制和保护人权的制度。

我对劳恩•克瑞纳先生说：促进中国的人权状况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根本途径，是推进中国建立民主制度。中国人权记录不良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民主。如果美国不能确立促使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对华政策目标，美国的对华人权外交就很难取得持久的明显的成效。

劳恩•克瑞纳先生祝愿我能够早日返回中国从事积极的政治活动，譬如参加民主选举。我告诉他：我深信这一天将会到来，而且我希望这一天尽快到来。

2000年秋天，美国国会和美国行政当局共同组建了“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ongressional－????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由国会授权该委员会监督中国的人权与法治情况。它的成员是一批联邦参议员和众议员，以及一批行政部门的高级官员。2003年3月我在华盛顿的时候，这个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为我举行了一个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这个委员会的一个工作人员提出了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比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更年轻的高级官员中，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有没有可能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我对这个前瞻性的问题的回答是：在更年轻的高级官员中，的确有一些人比第四代领导人更开明。但是，即使是这种人，也不一定愿意在将来主动发起民主改革。因为他们在共产主义制度中还有不少既得利益，而且他们的个人素质也很难达到戈尔巴乔夫的水平。不过，如果将来国际社会形成了强大的要求中国实行民主改革的压力，如果中国产生了有力的民主反对派，不排除未来共产党内的那些开明人物能够认可或接受民主变革。

伊拉克的战事如同我预计的那样相当顺利，出口狂言、虚张声势的萨达姆（ Saddam Hussein) 政权，与躲在洞穴中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一样地不堪一击，开战仅仅3个星期，4月9日美英联军就攻克了巴格达，伊拉克政权事实上垮台。这再次表明：当今世界的极权国家和流氓国家并不像某些人所渲染的那么稳固和强大。

当萨达姆政权这只烂苹果理所当然地从树上跌落下来以后，人们有理由注意仍然挂在树上的其它的烂苹果。

共产主义北朝鲜声称它拥有了几件核武器，并且随时准备投向任何敌人。长期以来，这个吃不饱饭的极权国家不但认真地开发着导弹技术，而且积极地向流氓国家和独裁国家推销导弹技术。这个政权对人民的态度可以使暴虐一词增添许多新内容。如果考虑到北朝鲜位于潜存着多重冲突的东亚地区的敏感前沿，问题的爆炸性就更为明显。毫无疑问，北朝鲜的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危险和丑恶统治绝不亚于伊拉克。

但是，当前美国政府对北朝鲜的主导政策是力争以外交手段解决危机。2003年4月在北京举行了美国、北朝鲜、中国的三方会谈，毫无成果。2003年8月又在北京举行了美国、北朝鲜、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的六方会谈，同样毫无成果。没有迹象显示未来的六方会谈将会取得实质性的收获。如果回顾一下1990年至2003年国际社会同伊拉克前政权长达13年的无效谈判。人们完全可以对北朝鲜危机的多边谈判的最终前景表示怀疑。

有人说，消除北朝鲜的核野心符合中共政权的利益，所以应该支持中国充当解决北朝鲜问题的谈判枢纽。这是一种天真的判断。中国是北朝鲜主要的经济援助者和军事援助者，因为中国充分认识到北朝鲜作为抗衡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前哨的战略价值。一个拥有核力量的共产主义北朝鲜，有利于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战略地位。所以，中共政权并不急于消除北朝鲜危机，因为危机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压力，迫使美国不得不寻求中国的帮助，不得不向中国作出其它方面（譬如人权问题、台湾问题）的让步。

我一向认为，共产主义大国的转型，不仅需要国内的民主变革，而且需要改变它的外交政策和战略存在。因为大国的外交政策和战略存在，对它的政治制度和政权实力具有重大作用。前苏联的转型不仅是由于它的公开性与民主化，而且是由于它停止了同西方的冷战，放弃了对东欧的战略支配。一个热衷于挥舞洲际导弹、倾心于扩充势力范围的苏联，不大可能实行转型。所以，如果要推动中国转型，就必须促进中国停止同民主国家的战略抗衡。解决北朝鲜问题，有必要同改变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战略存在联系起来考虑。

不仅北朝鲜的共产主义苹果彻底腐烂，中国的共产主义苹果也出现了新的病变。2003年春天，萨斯（SARS）在中国蔓延，并且从中国走向了世界。

一些预言家猜测：中国的萨斯病可能像1986年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Chernobyl Nuclear Disaster） ，促使中国新的领导人开放新闻自由和政治改革。这是一个缺乏政治洞察力的比较。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前，戈尔巴乔夫就已经着手政治改革，他只是利用核事故加快政治改革步伐。中国的第四代领导人在萨斯病之前根本没有考虑政治改革，他们只是将萨斯病当成意外事件进行就事论事的处理。中国的共产主义统治具有严密的控制系统和顽强的承受能力，不大可能由于天灾人祸而改弦更张。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中共的错误政策导致的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但是并没有出现真正的变革。萨斯危机中死去的几百人，不足以促使中国的领导层在政治上幡然悔悟。

中国共产主义苹果上的新病变不仅存在于萨斯领域。第四代领导人执政后，中国的人权状况非但没有进步，反而出现倒退：更多的在互联网（Internet）上发表政治看法的公民被抓捕，工人抗议的领导者被判刑，非官方的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的活动被取缔，等等，等等。这同某些人讨好地虚构的“中国新政”似乎不够协调。

就在中国的人权状况继续处于黯淡之中、政治改革依然遥遥无期时，设在美国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Chinese Democracy Education Foundation）”在2003年5月宣布评选我为“2002年度中国杰出民主人士（2002 Distinguished Person for Advancing Democracy in China）”之一。这或许是鼓励我不要参加“中国新政”的赞美小合唱。

从2003年下半年起，美国政府似乎也想部分地退出对“中国新政”的颂扬。因为尽管美国政府没有在2003年春天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大会上提出批评中国的议案，但是中国的人权记录却在恶化，这是对美国的愚弄。

2003年7月2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指出：中国在2002年12月中美两国政府人权对话时承诺在一些人权问题上取得进展，至今尚未兑现。

2003年9月12日，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James Kelly）在国会作证时表示：中国的新政府没有明确显示改善人权状况的决心。中国今年在人权方面有所倒退，严重妨碍了美中关系的加强。

2003年10月2日，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了它的中国人权和法治状况的年度报告。这份报告的第一句话就是：本委员会认为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的人权状况总体上没有改善。这份报告引用了我2003年7月1日在美国撰写的一篇研究报告对中国新领导层的某些分析。

事实上，在美国政界，对华政策上始终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不仅克林顿政府时期如此，目前的布什政府时期同样如此。

2003年10月的下半月，我在华盛顿分别会见了两位在对华问题上长期持不同见解的国会议员。事后我将两次谈话的要点整理成备忘录：

同美国议员谈话的备忘录

2003年10月21日,美国众议院议员弗兰克•沃尔夫（Frank Wolf）在办公室会见了方觉。沃尔夫先生是美国国会人权连线的共同主席 (the Co-Chairman of the Congressional Human Rights Caucus, a bipartisan of nearly 200 House members), 也是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ongressional--????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的成员,多年来致力于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 方觉向沃尔夫议员表示: 今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对中国人权记录的关注与批评比上半年增多了,这是一个好的势头。因为在上半年，美国政府和一部分美国政治家期待中国新的领导层能够改进中国的人权状况并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但是事实表明,中国新的领导层并没有在人权问题和政治改革方面采取实质性的变革措施。所以, 美国人民应该继续关心中国人民的人权。方觉对沃尔夫议员说,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今年10月公布的年度报告,比去年的年度报告有了进步。去年中国的人权记录虽然不好,但是去年的报告对此的批评却过于温和。当时刚刚离开监狱的方觉对那份报告提出了书面的不同意见。今年的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的人权状况在总体上没有改善,这是符合事实的评估。

沃尔夫议员询问方觉: 美国是否需要在明年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大会上提出批评中国的议案?方觉表示: 美国应该提出这样一个议案。美国今年放弃提出这样的议案,理由是中国政府在此之前承诺要改善中国的人权记录。但是中国政府并没有兑现承诺, 中国的人权记录不是在改善, 而是在退步。所以,国际社会不应该放弃批评中国人权问题的正当权利。虽然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是漠视人权的国家, 美国批评中国的议案不大可能通过。但是,提出议案的主要意义在于表达民主国家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而不在于议案是否会被通过。

沃尔夫议员请方觉谈一谈对今后若干年中国政治进程的估价。方觉认为, 在中国新的领导层掌权的十年时间里, 中国在经济方面可能继续取得进展, 但是在民主化方面不大可能取得实际的重大进步, 因为新的领导层的政治利益妨碍推动政治民主。所以, 国际压力对中国的政治变化十分必要。

沃尔夫先生询问方觉: 美国怎样才能有效地促进中国的政治进步? 方觉认为,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径可能有两个:一是敦促中国在政权的各个层次实行普遍、直接、自由的选举，二是更有力地支持在海外和国内的中国的民主反对派,以此推动中国逐步形成健康的民主力量。

2003年10月17日,美国众议院议员迈克尔•蓬斯（Michael Pence）也在办公室会见了方觉。蓬斯先生是美国国会人权连线 (the Congressional Human Rights Caucus) 和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成员。蓬斯先生仔细听取了方觉对中国人权状况、政治改革和外交政策的看法。方觉强调: 如果美国的政治家和政府对中国新的领导层寄予过高的期望,那么很可能出现两手落空的结局: 一手落空的是,中国新的领导层不会实质性地改变中国的不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抗衡民主国家的外交方针;另一手落空的是,由于美国没有积极推动中国形成国内和海外的民主反对派, 所以当中国的一党专制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已经无法有效地治理国家时,中国可能不存在有力的政治竞争力量和公认的民主代表人物。这种两手落空的前景将十分不利于中国的根本转型。方觉希望美国的政治家和美国政府能够富于远见地看待和处理中国事务。蓬斯先生表示: 包括他在内的很多美国政治家,坚定地支持中国发生民主变化,并愿意帮助中国的民主分子。

显然，我希望美国政界能够正确评估中国新的领导层，正确评估中国的政治前景，正确评估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点。

每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的感恩节（Thanksgiving）可能是美国最重要的节日，吃火鸡是这个节日的主要特色。2003年的感恩节，我给中国政府送去了一只不一定可口的“火鸡”。

2003年11月27日上午， 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在华盛顿对我进行了约一小时的电视采访，主题是评价中国第四代领导人执政一年来的情况。恰好中国的新总理温家宝将于2003年12月访问美国，并且预定要去哈佛大学演讲。这次采访通过电视和广播对中国观众和听众同步直播。在采访过程中，我还同十几位主动给美国之音演播室打电话的中国听众进行了交谈。这些听众中有右派，也有左派，有厌恶共产党的，也有同情共产党的，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公众当前的政治意向。

采访结束后，美国之音送给我一盘录像带。以下是根据录像带整理的该采访的主要内容：

中国的大变革要在第四代领导人之后 －美国之音对方觉的直播电视采访

主持人：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国第四代领导人从去年11月掌权以来，国际社会和中国公众都在密切关注这一代领导人的走向。我们想请方觉先生就此发表看法。在此之前，首先谈一条重要新闻。

昨天（2003年11月26日），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高瞻，向美国联邦法院承认有罪，她在1998年到2001年期间，非法向中国的有军方背景的公司出售了80片具有军事用途的计算机芯片。高瞻在2001年由美国回中国探亲时被中国政府判处10年徒刑，判刑理由是“为台湾充当间谍”。经过美国总统布什和国务卿鲍威尔同江泽民和中国政府交涉，高瞻判刑几天后即以“保外就医”名义送回美国。但是高瞻却向中国非法出售敏感技术，这确实是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

方觉：我丝毫不认为高瞻当前的案件令人震惊。实际上，不止一个打着“民运人士”旗号的人，同中共政权、同中国的安全机关、同中国的军方保持着秘密联系。不仅有出卖技术情报的，而且有出卖政治情报的。高瞻的案件只是冰山的一角。若干年后，可能会有更突出的事例披露出来。

主持人：胡锦涛去年刚刚掌权的时候，西方很多人对他的政治理念和政策方向十分不清楚，当时有一个流行的说法：Who Is Hu? 即“胡锦涛是什么人？”

方觉：其实胡锦涛的政治形象早就十分清楚了，西方人之所以说“Who is Hu”，是因为一部分西方人对他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早在1965年，胡先生就是清华大学“又红又专”的毕业生，所以留校兼任政治辅导员。胡先生在他将近40年的工作生涯中，从来都是听共产党的话，兢兢业业地为共产党服务。他从来没有发表过政治上的不同意见，更没有参加过稍微带一点独立性的政治活动。胡先生的这个基本形象是非常清晰的。我不清楚的倒是，为什么西方人会说“Who is Hu”？

主持人：今年上半年胡锦涛和温家宝在处理某些重大问题时，比如SARS（萨斯），似乎表现出不同于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人的新的风格。

方觉：胡先生和温先生的工作风格确实与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有所不同，更带有亲民色彩。但是这种亲民色彩的改革含义十分有限。以处理萨斯病为例。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主要是希望中国的新领导人通过萨斯危机启动中国的新闻自由和政治改革。但是胡先生和温先生仅仅是把萨斯当做严重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严重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的突发事件。他们仅仅是从技术角度处理萨斯问题，而完全没有考虑启动中国的新闻自由和政治改革。

主持人：您是不是认为胡锦涛没有类似政治改革这样的远见？

方觉：胡先生从来没有过政治改革的想法。我认为，在他掌权的可能的10年里，他不会主动发起实质性的政治改革，除非出现两种他所意料不到的情况。第一种情况，国际上的民主化和自由化的浪潮迅猛增长，迫使中国领导人不得不考虑政治改革；第二种情况，国内出现全局性的政治震荡或社会冲突，公众的民主要求强烈，迫使中共政权不得不面对政治改革的抉择。当然，胡锦涛先生并不希望出现这两种不得不进行政治改革的严峻局面。

主持人：不久前中共对中国公众有一个“三不准”的要求，即：不准讨论修改宪法，不准讨论政治改革，不准讨论重新评价1989年“6•4事件”。有人解读，这反映了江泽民的态度，而不是胡锦涛的态度。

方觉：所谓“三不准”的要求，是第四代领导人的集体决定，而不是江泽民的个人决定。不仅江泽民不愿意中国公众讨论那些重大政治问题，第四代领导人同样不愿意中国公众讨论那些重大政治问题。

一段时间以来，有的人夸大胡锦涛和江泽民之间的政治分歧。但是，这些人从来没有举出过分歧的重要例证。据我所知，迄今为止胡锦涛和江泽民之间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政治分歧或政策分歧。

江苏听众电话：胡锦涛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从1992年到2002年做了10年中央政治局常委，没有像刘少奇、林彪、胡耀邦、赵紫阳那样失败，最后终于接班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方觉：我认为对“了不起”的标准还要重新考虑。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没有提出过任何重要的改革主张，没有积极推动改革进程，相反，却默认第三代领导人的保守路线，维护江泽民的“核心”地位，这恐怕不能算“了不起”的表现。

安徽听众电话：胡锦涛刚上台的时候，我对他抱有一点幻想，以为中国可能有了一个戈尔巴乔夫。但是一年来的情况表明，胡锦涛并不想进行重大的政治改革，所以现在我放弃了幻想。

方觉：安徽的这位先生能够放弃幻想，代表了很多中国公众对第四代领导人的看法。

1998年我在国内就对不少西方媒体讲过，中国的第三代领导人中没有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包括当时西方评价比较高的朱镕基，也不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5年后的事实说明，朱先生根本不是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

不久前又有人推测胡锦涛可能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我认为，这种推测将使胡先生感到苦恼。因为胡先生不仅不想做戈尔巴乔夫，而且十分担心别人把他比做戈尔巴乔夫。我希望人们不要让胡先生感到苦恼。

即使在胡锦涛之后中国真的出现了戈尔巴乔夫，也未必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现在是21世纪，共产主义的主体部分早已崩溃，冷战早已结束，而戈尔巴乔夫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前苏联的改革象征。如果中国21世纪的改革仅仅达到了前苏联20世纪改革的水准，那么历史的进步就太慢了。中国现在需要的是适合于21世纪全球民主化和自由化趋势的新的改革模式。

安徽另一听众电话：胡锦涛、温家宝执政后有一些关心群众疾苦的举动，但是他们这样做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一党统治。

方觉：一部分国内公众比较注意胡锦涛、温家宝关心群众疾苦，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胡、温关心群众疾苦是因为他们具有一定的人道主义意识。他们出身于平民家庭，曾经在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甘肃长期工作，所以比较同情底层人民。另一方面，他们作为共产党制度培养的职业官僚，力图通过关心群众疾苦争取人民的支持。毛泽东当年就反复强调领导人要联系群众、深入基层。胡、温是充分领会毛泽东的这种教诲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胡、温的关心群众疾苦又是巩固共产党统治的策略。

上海听众电话：胡锦涛、温家宝上台以后，一点没有推动政治改革。我认为，不能单纯指望共产党内的人去搞改革。中国现在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制度重建。

方觉：我十分赞同上海这位听众的制度重建的思想。中共领导的改革已经走到谷底。能够改的事情，中共差不多改完了，剩下的是中共不愿意改的事情。比如，改变中国的一党专制，中共完全拒绝，包括胡锦涛先生也不愿意接受。再比如，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使大部分国有企业变成私人企业，中共不能同意，包括温家宝先生同样不赞成私有化。今后中国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制度重建，制度重建的中心是民主化和私有化，不能够继续停留在技术性的小修小补上。

主持人：您认为中国制度重建的主要动力将来自哪里？

方觉：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必须有强大的国际压力。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有转型愿望的党，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际压力，它更愿意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它可能想走一万年。所以，世界的民主化和自由化的潮流对中国的制度重建十分重要。第二，必须有健康的反对派力量。反对派要能够提供可以替代共产主义旧框架的新框架，要能够产生新的民主政治的代表人物。第三，在中国的第四代领导人之后，或者说在10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内能够出现更开明、更年轻的第五代领导人，虽然他们不大可能主动推进民主化，但是如果他们能够认可民主化的国内要求，那么中国就存在着和平地制度重建的可能。

主持人：您是否看到了未来的中国第五代领导人中更为开明的人物？

方觉：我同有可能成为未来的中国第五代领导人的若干主要人物有多年的交往，我对他们比较了解。当国际的民主化和自由化潮流十分强劲的时候，当国内的民主改革要求相当普遍的时候，他们有可能认可制度转变，而不一定重演1989年用坦克镇压民主的局面。当然，他们不大愿意积极推动民主化，因为这将损伤他们的某些既得利益和他们所依赖的政权基础。所以，我强调中国的制度转变必须具备3个基本条件：国际压力、反对派、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中的开明人物。仅仅依靠一个或两个条件是不够的。

主持人：但是，公众对可能的中国第五代领导人存在着不少争议甚至非议。对此您是怎样看的？

方觉：我也听到过一些这类的争议或非议。我想说明的是，未来的第五代领导人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他们来自不同地位的家庭，有不同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有不同的思想倾向和政治倾向。他们当中有的人比较开明、比较简朴、比较正派，有的人则有较多的机会主义色彩，曾经为保守的第三代领导人推波助澜、吹喇叭抬轿子。将来并不是每一个第五代领导人都能够得到公众的认同，都能够得到国际主流社会的认同。对第五代领导人的最大考验是，在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他们当中有谁能够认可民主化的潮流。

福建听众电话：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所以对中国领导人来说，第一位的任务是保持国家的稳定。

方觉：福建这位听众的话使我想起了几天前温家宝先生的话。温先生12月上旬要来美国访问，所以美国的一家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几天前采访了他。在一篇不太长的采访中，温先生好像先后5次谈到了中国人口众多，所以必须把稳定放在首位。我的看法是，中国有13亿人口并不是一件新闻，这是众所周知的数字。不能因为中国有13亿人口，就推断中国不能实行民主化和私有化。恰恰相反。正因为中国有13亿之多的人口，才特别需要为13亿人民建立能够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民主制度，才特别需要为13亿人民建立能够保护私有财产的经济制度。

福建另一听众电话：胡锦涛掌权后，在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上处理得比较好。

方觉：这两个问题的情形有所不同。胡锦涛执政后，在对美关系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胡先生对台湾问题的调子比较低，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是胡先生在这方面调子比较低，主要原因是江泽民仍旧是对台政策的最高决定者，胡先生作为配角不需要唱太高的调子。

江苏另一听众电话：胡锦涛什么时候能够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最高领导人？什么时候能够执掌军权？

方觉：按照中共领导层的所谓政治安排，江泽民的“摄政”地位，或者说江泽民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大概要维持到2007年中共的第17次代表大会。我想强调的是，即使江泽民在2007年以后完全退休了，胡锦涛也不大可能充分按自己的设想行事，因为在第四代领导人中，还有超过半数的江泽民的保守的支持者。

广东听众电话：中国在胡锦涛手中不可能实行民主化。

方觉：胡先生正是缺乏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长远目标和相应的政策构想。

主持人：您认为胡锦涛和温家宝作为中国的两位新的主要领导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方觉：他们最大的特点可能是不善于考虑大事。他们都是工程师背景，都是从基层的小官员一步一步地升上来，在他们的大半生中，从来没有考虑过大事情。他们两位现在都已经61岁了。60多岁的人能不能开始考虑大事情，我表示怀疑。中国现在最大的事情就是制度转型。胡先生和温先生的个人素质大概不适合于考虑这样的事情。所以，中国的主要希望不在第四代领导人执政时期，而是在第四代之后。

主持人：那么您是否认为胡锦涛和温家宝有可能成为向未来的大变革的过渡？

方觉：我认为他们是过渡的一代。

我在美国的第一个圣诞节（Christmas）快到了。圣诞节通常是休息时期的开始。 当我准备为这本回忆录划上句号时，深感未来中国的转型很可能难产。一方面，这个婴儿必须出生，不可能永远留在母体中。另一方面，这个婴儿的胎位不正，这位母亲的生育条件也不好。为什么中国的转型将会难产？怎么才能得到这个宝贵的婴儿？我用自己在哈佛大学的另一篇研究报告作出未必全面的回答：

中国的转型与全球战略重点的再转移

方觉

2003年8月1日

共产主义中国的转型,是冷战之后主要的全球性问题。2001年的“9•11事件”, 使全球战略重点发生了突然转变。随着清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在今后几年达到基本目标,全球战略重点有必要再次转移。全球战略重点的再转移,是为了推动中国完成转型,从而为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创造最重要的条件。

1.中国转型的评估标准

对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和苏联的转型,存在着公认的评估标准。但是,对中国的转型似乎没有明确的评估标准。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同当年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制度没有本质的不同,因此对中国的转型不应该实行另一种评估标准。

中国的转型至少应该包含下述两方面的内容:

1) 启动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进程, 在这个进程中, 共产党需要承认政治反对派的合法地位，允许政治竞争，通过普遍、直接、自由的选举产生中国的各级政府领导人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2) 进行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的私有化, 允许私人企业进入一切经济领域, 建立以私人企业为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

以这两项基本标准衡量,中国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转型。

1991年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崩溃后,中国领导层的根本方针不是学习苏联-东欧的转型经验, 而是阻止中国产生转型过程。

直到最新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仍然对中国的转型作出了否定的回答。这次代表大会的主旨报告强调了5个问题（以下引用报告原文）:

1)“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在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党中央成功地稳住了改革和发展的大局,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2)“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

3)“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4)“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领导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5)“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发展壮大国有经济, 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

上述保守立场得到了中国新领导层的一致通过。

2002年11月至2003年3月产生的中国的新的领导层,已经在下述4个有指标性意义的重大事件上展现了保守的政治方向:

1) 2003年上半年,中国的人权状况不但没有进步, 反而出现退步。有比以往更多的持不同政见者被关押或判刑,独立的宗教活动和劳工运动继续受到迫害,中国政府在上一年向民主国家和国际组织承诺的改善人权状况的措施并没有兑现。

2) 2003年春季SARS病由在中国国内迅猛蔓延发展到向国际社会迅速传播,但是中国政府并没有真正反省掩盖SARS问题的错误做法, 迈出新闻自由的步伐, 相反, 当SARS的高峰刚刚过去, 中国政府就加强了对媒体和公众舆论的进一步的控制。

3) 中国共产党新的总书记在他2003年7月1日的讲话中, 完全没有像某些中国人和西方人共同预计的那样, 提出政治改革的主张, 而是重申了他的前任的保守思想和保守路线。

4) 2003年7月1日50万香港人民举行抗议示威,反对在香港制定侵犯政治自由的安全法, 要求香港实行民主化。在此之后不到20天,中国新的国家主席和新的总理分别表态:香港必须制定安全法,中国政府继续支持已经失去民心的香港行政长官,中国政府坚持拖延香港的民主进程。

尽管中国新的领导层在某些次要问题上存在分歧并且有派别之争,但是没有事实可以证明他们在主要问题上存在着对立。很难想像中国新领导层内有准备推动中国转型的力量。

2. 中国的战略态势

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集团崩溃后,中共政权为了预防中国转型,一方面竭力压制国内的民主化要求,另一方面认真地将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视为主要的战略对手。

以高速的经济增长和高速的军备增长为后盾,中国展开了它的战略态势。

• 在东北亚,中国是北朝鲜的主要援助者,中国支持北朝鲜保持极权政权和庞大的军队,作为抗衡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前沿;

• 在台湾海峡,中国坚持对台湾的军事威胁,这不仅是为了防止“台湾独立”,而且是为了削弱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影响,并且通过制造台湾海峡的人为紧张，胁迫美国在其它方面对中国作出让步;

• 在东南亚,一方面中国不放弃对南中国海争议岛屿的军事压力,以此牵制东南亚国家联盟不要过分靠近美国;另一方面,中国支持缅甸的军事独裁政权,从而在东南亚地区保持一个反民主和反西方的盟友;

• 在南亚,中国支持巴基斯坦的军事独裁政权和那里的核开发与导弹开发,目的是鼓励巴基斯坦同西方保持距离，并利用巴基斯坦抗衡对中国有地区竞争能力的民主的印度;

• 在中亚,中国主持几个前共产主义国家组成新的集团势力“上海合作组织”,试图将民主国家的战略影响排斥在该地区之外;

• 在中东,中国援助伊朗的神教政权和导弹开发,向叙利亚和利比亚进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敏感技术扩散,长期偏袒伊拉克的前独裁政权,努力增强流氓国家对抗民主国家的力量;

• 中国和俄罗斯在战略上和外交上互相支持,联手制衡美国在世界的领导作用,力图在国际体系中保留两个非民主的世界大国。

冷战之后中国的基本战略方针,是阻挠建立由民主国家主导的新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保护自己的一党专制。为此, 中国强调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 主张建立专制国家同民主国家“平分秋色”的“多极世界”, 有针对性地提出“加紧军事斗争准备, 争取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3.中国转型的内部因素

中国内部有可能影响转型的其它因素最终能否实现中国的转型,存在着极大的疑问。

1) 私人企业家与市场经济

通常认为,中国私人企业家的增多和市场因素的增长,将会导致中国走向自由化和民主化。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化。

中国私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中共政权和中共官员的保护 、特许、优惠。特别是规模较大的私人企业的成长, 往往需要获取中共政权和中共官员控制的公共资源 (土地、贷款、公司股票上市, 等等)。为了自身的利益,大多数私人企业家倾向于支持中共政权而不是倾向于民主。尤其是资本较大的私人企业家, 一般来说总是靠拢中共政权, 拉拢中共官员。最近几年揭露出的若干知名私人企业家同高级官员之间的腐败关系,典型地说明了中国私人企业家的实际政治态度。

中国的市场因素在最近25年明显增加。但是中国并没有实行充分的自由市场经济。中共政权仍然控制着主要经济资源(垄断性的大型企业、银行、重要的能源和原料,等等),国有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政府的具有政治意图的经济规划和经济政策仍然决定着中国经济的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讲, 计划经济并没有完全消失。中国经济改革的底线是:中共政权不准备允许私人企业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不准备放弃政府对主要经济活动的控制。因为不这样做, 中共政权有可能失去它的经济基础,进而有可能动摇它的政治权力。

所有已经转型的共产主义国家,没有一个是通过私人企业的成长和市场因素的扩大导致了制度的改变。恰恰相反, 所有已经转型的共产主义国家, 都是首先进行了民主改革, 通过民主改革实现了制度改变, 进而打开了私有化和市场经济的大门。因为共产主义国家的特点是极权的政治制度决定垄断的国有经济。在政治制度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经济制度不会发生根本改变。没有迹象显示中国的软弱的私人企业家和有限的市场经济具有决定中国转型的政治作用。

2) 知识分子

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公开信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人数还很少,由于中共政权的压制,他们的思想影响不易扩大,也难于走向政治行动。

在中共政权垄断着教育和媒体的情况下,大多数知识分子接触现代思想和世界信息的机会十分有限,从而限制了他们的精神追求和政治选择。

很多知识分子仍然只能在中共政权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机构工作,他们为了生存必须认同官方的意识形态。不少知识分子正在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谋求“致富”上。

中共政权通过向一部分知识分子提供比较高的收入、比较好的生活条件、比较大的专业名望或比较重要的职位,诱使他们忠实于共产主义政权。这种收买式的做法不无成效。上世纪90年代以来,确实有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成为共产主义政权的积极拥护者和庸俗的辩护者。

所有这一切告诉人们,不应该对知识分子推动中国转型的精神作用和政治作用估计过高。

3) 劳工运动

一种值得重视的积极现象是,最近几年中国的劳工运动开始出现,几千人或几万人参加的劳工抗议至少发生过几十次,规模较小的劳工抗议则更多。

中国的劳工运动主要有两部分参加者:城市的贫困工人和农村的贫苦农民。中国的城市工人超过1亿,至少有1/3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中国的农民大约有9亿,一般认为至少有2亿农民处于公认的贫困之中。劳工运动潜在的力量可想而知。

城市的劳工运动的现实目标通常是要求就业保障和失业救济,农村的劳工运动的主要诉求是反对政府的某些专横措施、不合理的收费等等。由于中国的贫富差距有扩大的趋势, 政府的腐败与治理不善难以改观, 对失业人员和贫困人口的救助将长期不足, 因此今后中国的劳工抗议很可能增多。

劳工运动使中共政权处于政治上的尴尬状态:它不能全面镇压人数众多的抗议的劳工。2003年5月中国政府对领导2002年春天东北一个城市的几万名示威工人的两位工人领袖分别判处了7年和4年刑罚,主要用意是恐吓其它有抗议念头的劳工。但是, 对社会底层的那些贫困甚至绝望的人们来说, 个别人的几年徒刑并不构成巨大的恐惧。因此,当中国政府作出了上述警告性的判决之后,在中国的若干城市仍然发生了多起劳工抗议。这预示着劳工运动还有存在的空间。

中共政权抑制劳工运动的主要手段,是严格禁止独立工会和独立的农民组织。由于无法产生独立的劳工组织, 更无法产生能够相互支持、彼此联合的多样化的劳工组织, 因而中国的劳工运动不大可能发展成大规模的具有重要政治影响的抗议浪潮。

4) 宗教自由运动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积极现象是,一些年来中国独立于官方教会的宗教自由运动持续发展。

特别有意义的是独立的基督教(新教)活动和独立的天主教活动。据估计参加这类活动的信徒达到数千万之多。这类活动使中国人口的一部分通过宗教形式同西方主流文明相接触。

宗教自由运动在两个方面对共产主义制度发生着一定程度的分解作用:在精神信仰上,它正在摆脱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组织形式上,它正在试图同西方的教会组织或罗马教廷建立直接联系。

中共政权对独立的基督教(新教)活动和独立的天主教活动不断进行压制,有时甚至监禁致力于传教的神职人员。但是, 有信仰的人往往没有畏惧。中共政权对宗教自由的镇压不可能取得明显成效。

但是,中共政权抑制宗教自由的长期手段,是禁止在中国公开存在独立的教会并禁止任何独立的宗教活动同西方的教会组织或罗马教廷形成直接关系。在真正打破中共政权的这一禁止之前, 宗教自由运动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解作用将受到很大限制。

5) 少数民族自治

如果注意到中国境内的主要少数民族生活的区域(西藏、新疆、青海、内蒙古等)占中国领土的一半以上,而且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归入中国版图的时间并不太久,那么就会对中国的少数民族自治的意义产生更深刻的印象。

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藏族流亡政府正在寻求藏族地区的真正自治,这一坚持了40年以上的民族运动获得了大多数藏人的认可。

新疆地区众多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对他们的政治权利、经济利益、文化特征被侵蚀表示了越来越多的不满和抗议。

内蒙古的蒙古人对这个地区日益严重的“汉化”趋势感到深切的忧虑。

尽管中共政权对少数民族自治运动施加了持续不断的压力,但是完全中止这一运动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少数民族自治运动在两个方面削弱了中共政权: 在广大地区产生着对中共政权的整个民族的离心力; 使中共政权在漫长的陆地边疆面临着潜在的战略不稳定。

但是,由于中共政权拥有对少数民族占明显优势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因此,如果不能在中国确认民族自决原则,少数民族自治的目标很难真正实现。

4.中国转型的外部因素

迄今为止,那些有可能影响中国转型的外部因素,似乎没有产生重大的作用。

1) 人权外交

西方的人权外交的意义不仅是改善专制国家的人权状况,而且是要推进专制国家的民主变革。没有民主变革, 人权状况不可能得到持续的、结构性的改善, 因为侵犯人权的根源正是专制制度和独裁政权。

对华人权政策如果没有民主目标,就会大大减弱对中国的实际影响。

多年来对华人权政策的主要成果,是促使中国政府释放了少量知名的政治犯。但是, 这并不是中国政府向西方提供的免费的午餐。这实际上是一种交换,西方必须向中国作出回报。

中共政权并不打算实质性地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它主要是利用人权问题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做交易。在过去的知名政治犯陆续释放了之后, 中国政府最近正在积极创造新的“知名政治犯”, 而美国则可能为了营救那些新的“知名政治犯”向中国提供新的回报。这就使人权外交继续处于某种有利于中国政府的不良循环:中国不断地制造“政治犯”,美国不断地为救助政治犯作出努力和回报,但是中国的人权状况并没有不可逆转地改善。

中国政府知道,人权问题的核心是民主问题。它不准备在根本性的民主问题上作出让步。因此,它千方百计地迫使西方人权外交的中心局限于政治犯个案。

2) 对华投资与贸易

西方对中国的投资和贸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转型,现在还看不清楚。

当西方接纳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它并没有相应地要求中国开始私有化进程并实行充分的自由市场经济。也就是说, 中国加入WTO不但没有政治制度转型的前提，甚至没有经济制度转型的前提, 这在WTO的历史上可能是奇特的。

无需置疑,西方在中国的巨额投资和大量贸易,对扩大中国的市场经济成份并提高中国的消费水平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 正如中共政权不会允许国内的私人企业成长为主导性的经济力量, 中共政权同样不会允许外国企业同垄断性的国有企业展开完全平等的竞争, 而且将会长期限制外国资本和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的活动。原因是同一个：中共政权要保持自己在国内占优势地位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

不仅如此。现有的对华投资和贸易除了积极作用之外, 也存在着某些妨碍中国转型的消极作用。例如,不少西方的在华企业中并没有工会组织,或者只有中国官方的工会的分支。又如, 一些西方的在华企业竟然默许中国共产党在外国企业中建立党组织。这类做法既无助于中国的独立的工会运动的形成,也无助于限制中共的极权主义。

更令人深思的是,西方企业同共产党的国有企业(其中一部分是军工企业)的合资或合作,对增强共产主义政权的经济实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某些西方企业向中国出口的敏感设备和转让的敏感技术, 则直接帮助了中国改进国防工业和提高军事技术。人们注意到美国政府近年处罚了有这种行为的个别的美国知名公司。但是实际存在的事例可能比暴露出来的更多。

分析这样一种典型现象或许具有启发性: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对互联网监控最严格的国家,中国的警察系统使用了世界上人数最多的监控互联网的专业人员。但是, 中国本身没有能够有效监控互联网的高级技术, 中国监控互联网的主要设备和关键技术很多是从美国公司购买的。这就形成了一组相互矛盾的画面:向往自由和民主的中国网民在互联网上苦苦搜寻着来自西方的新闻或信息;美国公司无所顾忌地向中国政府出售扼杀新闻自由和信息流动的工具。这个现象生动地表现了西方的对华经济活动有时候并非有利于中国的转型。

对华投资和贸易给一部分西方公司带来了利润和就业机会,但是这仅仅是硬币的一面。硬币的另一面则是: 在中国的低工资吸引了大量外资和中国的低成本商品大量出口的冲击下, 美国国内的制造业正在失去越来越多的利润和就业机会, 而且美国每年承受着高达一千亿美元的巨额外贸逆差。特别重要的是,对华经济活动在西方形成了一种特殊利益集团,它们花费大量的资金和时间进行政治游说,试图夸大对华投资和贸易对中国转型的积极作用以及对西方经济的好处。对华特殊利益集团在西方对华政策的形成过程中似乎拥有太大的影响。在一个存在着多种利益集团的民主社会中,这至少不是一种平衡的情况。

3) 人员交流

大量来自中国的学生和学者在西方学习或研究,使得一些人产生了富于想像力的预测:那些在西方接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将会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举足轻重。

但是实际情况不一定令人鼓舞。

由中国政府公派到西方学习或研究的中国人,都经过了严格的政治审查,他们往往认同共产主义或民族主义。他们被派到西方的主要任务, 是掌握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或有用的管理知识, 以便回国后更好地为共产党政权服务。

数量更多的通过非政府渠道来西方学习的中国人,绝大多数主要感兴趣的是在西方取得学历 、收入和新的身份(永久居留权或国籍),而不是怎样使中国成为民主国家和自由社会。

近年来在中国政府的鼓励和引诱下,一些在西方工作和生活的中国人回国开展商业活动或技术活动。但是他们并没有像某些人所期待的那样, 积极地促进中国的公平竞争、廉洁行政和法治。相反,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正在积极地通过歌颂共产党政权换取特殊的好处,正在积极地模仿中国的腐败手段和腐化生活。

毫无疑问,到西方学习、工作、访问的中国人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自由理念和民主思想的熏陶,这对中国社会的文明化会起一定的作用。但是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有可能形成推动中国转型的重要的政治力量或社会力量。

5.下一个全球战略重点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拒绝转型，而现有的可能影响中国转型的内部因素,无法强大到实现中国的转型，现有的可能影响中国转型的外部因素,也无法有效地推进中国的转型。

中国长期不能转型,不仅将使世界1/5以上的人民得不到基本的自由和民主,而且将使中共政权继续阻挠建立以民主国家为主导的新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

“9•11事件”发生后,民主国家将全球战略重点转向打击恐怖主义,这是必要的。

恐怖主义在民主国家的占绝对优势的力量面前,已经受到重创。那些支持恐怖主义的流氓政权, 有的被顺利地推翻, 有的正在受到更有力的威慑与遏制。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几年中,打击恐怖主义和反对流氓国家的全球斗争将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但是到那个时候,共产主义中国依然存在。共产主义中国依然是唯一拥有同民主国家抗衡的政治意愿和战略力量的大国。

到那个时候,民主国家就有必要将促进中国的转型确定为新的全球战略重点。

如果说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集团的崩溃,消除了中国防止转型的旧的战略屏障,那么清扫了国际恐怖主义和流氓国家,就将消除中国防止转型的新的战略屏障。这是冷战之后在全世界最终结束共产主义制度和一切极权制度的历史机遇。

（ 自传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