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要不是苏共拿着白花花的银子，亮闪闪的军火，占着几个省的国民党，凭什么和只有几十个业余党棍的中共搞国共合作, 这苏联不是中共的亲生父母又是什么？要不是一脉血亲，中共为什么把自已分裂国土的那块地盘叫作中华苏维埃？紧接着就是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共苏区还有十几万人马，拼死拼活非跑到陕北黄土高原作什么？闽戆湘一带的江南水乡，密林山地，不是更好打游击吗，也更容易从民间抢点军粮银两？如果真要抗日，往东北去呀，为什么往西北鼠窜？所以说中共上台前，是一定要靠苏联输血才能活命，就算苏联在早期不太看得起这几个中共流氓，中共会也死乞白赖地，不远万里地靠近去，讨一口饭吃，这不是连白痴都看得懂的历史常识？(钟国忍)
苏联的军火搞乱了中国
陆文禾
首先要感激徐泽荣先生。徐先生批露中共内幕而罹狱至今。徐先生追溯中、苏两党关系的渊源。是他撰文提供的线索构成本文之主线。本文提供了苏联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对二十年代中国北伐革命的援助具体内容：那便是总共十二万支枪和每月三十万银洋钱的资助。这是1923到1926年间的事情。
首先对这十二万支枪和每月三十万银元的份量我们要放到1920年代的环境去考量才能体察其于北伐之关键意义。这十二万支枪是俄国造。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打完在苏联境内的白俄抵抗力量刚刚为苏联工农红军的消灭(1920年)，这十二万支枪一定是苏联工农红军的武器也就说是西洋造。其精良比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军队的汉阳造，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东征北伐成功仰仗武器精良是最大的原因。国民党共产党称颂东征北伐众口一词，都说是北伐军革命精神高扬，又得人心，所以将北洋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而不提北伐军用的俄国造，北洋军阀用的是汉阳造，北伐军武器上占了便宜，而这个便宜端赖列宁、斯大林为首之苏联共产党之国际主义支持！国共两党占了别人的便宜而不提实属鲜廉寡耻，忘恩负义，两个党都不是东西！ 而且十二万支枪正是北伐七个军的总人数，可以说没有这十二万支枪，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有人无枪，除了像今天海外民运喊几声之外对于中国的政局根本不起作用。所以北伐之成功，甚或北伐之开始端赖苏联之支持。除了这十二万支枪外，还有每月三十万大洋。这是当时广州国民政府的运作经费，后来蒋介石东征打垮了陈炯明，打开了地盘对外援不那么依重。但如果一开始没有这笔经费也没有这黄埔军，东征便无以开始，何谈北伐。行文至此，本人多年的疑团才得以解开。曾读过郭沫若写的《洪波曲》，其中讲到他在二十年代初期在广州与革命政府政要过往从密。北伐军中曾作过蒋介石文笔吏，他讲过鲍罗廷在北伐前一时门庭若市，蒋介石、许崇智、廖仲凯等趋之若鹜。后来鲍罗廷回苏联莫斯科述职。等到他再到广州，形势已大变，鲍罗廷门可罗雀。记得当年读郭沫若的书到了这里，是一头雾水，真是不知道为什么鲍罗廷门庭若市在前门可罗雀于后。徐泽荣先生的数字出来了，才恍然大悟。鲍罗廷门庭若市之时，便是苏联军火黄埔港靠岸分枪之时。鲍罗廷门可罗雀之日乃是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军人枪到了手便翻脸之日，中国人这卑鄙由来已久！！我们可以想见在枪支到手之前，蒋介石和许崇智、汪精卫、廖仲凯如何对鲍罗廷恭恭以礼，而共产党又如何上窜下跳想要分一杯羹又分不着。我们也可以想见中国共产党的那股难受劲。第三国际不把中国共产党作为主要援助对象而去拉国民党。我们也可以想见那时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之口号，实在是与苏联列宁斯大林谈判有了钱和枪的承诺后而作的公开表态。这一表态就孙中山而言主要是表给苏联人看的。中国人以为孙中山先生真要联俄联共扶助工农，那真是瞎了眼。倘是没有枪没有钱，孙中山压根不会讲这三句话。你要给本人十二万支枪和三百万美元一年我也会找几句一样的话。孙中山又有什么了不起？孙中山要共产党的人参加国民党，是为了取信于列宁和斯大林，说我跟你们是一条心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周恩来可以去当黄埔的政治部主任，这是国民党让第三国际放一个明探。周恩来因其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在后人的心目中地位崇高，实乃后人不知情也。在周恩来与国民党被俘将领的谈话中，只有周恩来自称是黄浦将领的老师，连杜聿明也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些将领在黄埔时可能从来未把周恩来看在眼中，尊崇的只有蒋介石。正经的军人又有谁会看得起一个特务？黄埔一期生关麟征回忆黄埔的生涯，提起过汪精卫“玉树临风”和陈炯明眼神有些斜，根本就未提周恩来此人。而电影《廖仲凯》中廖仲凯感谢中国共产党送优秀的干部来了，那纯是九十年代共产党御用文人的编造。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共产党在北伐之中到处鼓动造反。那是因为他们自以为国民党是靠着共产党的关系才从苏联拿到的军火才有今天之局面。共产党为国民党争得这么多好处，自己一点没落着什么，那还不应该自己开一点自留地吗？于是才有彭湃、毛泽东式的农民运动；才有湖南农民运动，以及毛泽东的考察报告。毛泽东的考察报告可没有提苏联军火。但如果没有苏联的军火他写那篇绝不会那么气壮。国民党军也不会忍耐那么久。北伐军中的政治部主任制是照抄苏联的。而且都由共产党员来担任。在苏军中政委是党的明探。在北伐军共产党员担任的政治部主任就是第三国际的明探。因此政治部主任人选与军事长官的资历根本不成比例。共产党得天下之后政治部主任于军事首长同级，后来的人以现在的制度去套当时的制度，才会对周恩来的政治部主任的角色有错误的理解。国民党也摆样子，才能骗得到军火，对共产党的猖狂是忍气吞声。到了1927年搞清党，蒋介石得到其它军队的响应，是因为各部队首脑都要把身边的钉子拔掉。共产党讲的是蒋介石叛变革命，其实蒋介石不光叛变了革命，而且还叛变了共产国际，撕毁了斯大林和苏共的诺言。中国共产党用笼统的叛变革命来概括，亦有不可细言之衷。如果中共把苏联军援经援和盘托出固然可使国民党声名狼藉，但自己也要受损：一是自我示弱二是依仗洋人。就蒋介石而言，这时他杀共产党是回归民族主义之必然，但蒋介石就个人品行而纯是食言自肥，卑劣到无以复加之地步。在这里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强这中只有俄、日两国真正对中国下过本钱，英、美、法从心底里以为中国人都是小人，莫说共产党为异端，蒋介石那样信誓旦旦的盟友也只给有一搭没一搭的支持。哪有过像苏联那样的下本钱？而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用了中国人的惯技，叫做先骗后赖。骗不成了就耍无赖。俄国对中国下了那么大的本钱，到头来国民党先反咬一口，后来共产党有饭要一口，怨不得万国人说中国人不守信义。二十几年前在大陆看过一部电影叫《大浪淘沙》，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里面就有结义的四兄弟都参加了革命。这革命便是二十年代的大革命。最后是老大，老三跟着国民党走，老四对革命悲观失望退出了，只有老二仍然跟着共产党走。老二是于洋演的。这其中有青年学生辨论的场景，有一个书生在那里大讲“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整个电影只拍大浪中的几个青年。留下的印象是只要血气、立场，站得稳便可以成事。二十年代有血气的青年大概非国民党即是共产党。先不谈理论正确与否，光靠血气又有什么用。有血气的青年拿了苏联的枪和弹药去打军阀。想来吴佩孚、孙传芳手下的文人一定会出来骂孙中山、蒋介石卖国的──拿着洋人的枪支来打中国人，算是卖国了吧？这些人是军阀的走狗，但坏人讲的话未见得就不是真话。徐先生的数字把国共两党争相卖国的嘴脸就都露出来了。十二万支枪和每个月三十万银元的补贴，广州国民政府赖之生存、蒋介石靠它东征、北伐。共产党附骥其后，毛泽东、彭湃大搞农民运动。有了枪支弹药，血气也歪了，立场也邪了。对中国是叛了国，对苏联是先骗后赖，叛了又叛，为世人不齿。孙中山这尊神是国共两党供出来的。没有北伐不要说共产党，国民党也一样没有戏唱。没有苏联的十二万支枪，便没有北伐。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尊崇孙中山而不提苏联的十二万支枪，这可是舍本求末，谬之千里。
苏联在1924-1926年间对广州国民革命政府的全力支持还有二个余波。
第一个余波是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以及不久之后的广州起义。这两个起义的目的和诱因都是将部队拉起来，然后到汕头或广州接苏联来的军火重复北伐。今天的中国人已经难以想象七、八十年前军火对中国军队的重要。有了精良的武器和充足的弹药，一个军可以当十个军来用。黄埔军校的学生只学了半年有了军火就可以打垮陈炯明的正规军。这也就是为什么蒋介石立刻明白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用心，马上切断这起义部队与码头的联系。一旦码头占不到，起义部队就作鸟兽散了。因为南昌起义的诱因仍然是苏联军火。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甚至日本人都从来没有把那么多军火给过中国人。有军火就可以赢！一看军火到不了手，就军心涣散；叶挺去了香港，周恩来也走了。只有朱德忠心耿耿。带着残部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开始流寇生涯。第二个余波是“西安事变”。据张国焘的《我的回忆》这是张学良信了周恩来的诺言，以为一旦抓了蒋介石，便可以得到苏联的军火！张学良丢了东北不光挨骂，而且丢了地盘和军工厂。粮晌都要靠蒋介石接济。他要再找军火，其中有提供军火先例的外国，只有苏联和日本。日本抢了他的地盘又有杀父仇；倘若苏联能帮忙最好不过。加上中共在1924-26年间有得过那十二万之枪的先例。周恩来说苏联可以提供军火，两人便一拍即合。张学良不知道周恩来拍胸脯是拍得自己的胸脯，可斯大林并没有答应过，后来西安事变事发，斯大林是率先谴责张学良抓蒋。要我说张学良没有像后来文人讲的那么高尚，也不像国民党人讲的那么无能，至少两党到今天都未曾讲过，西安事变的诱因是苏联的军火。张学良上了大当，又不好承认自己无能，于是大讲周恩来是个政治家。倘若他能重新来过，非把周枪毙了不可。周恩来在这么大的历史事件中救了共党一命，真是行骗巨匠！中国人一向将成功的骗局引以为智慧和才能。对周恩来的推崇就是对行骗的崇尚。先骗后赖。国共两党的历史都连“苏联军火”这四个字的影子找不着了。（朱学渊 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