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憲政”論之所以不可取還在於，以非關鍵性的制度元素和理念掩蓋了憲政的關鍵性制度元素和理念。這些非關鍵性的制度元素和理念有的已經寫入社會主義國家憲法，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聯邦制（蘇聯實行過，但已失敗）；有的被社會主義國家變通性接受，如市場經濟、尊重和保障人權、宗教信仰自由、議會審議和批准財政計劃等；有的仍為西方國家所特有，如新聞自由、人權無國界。而私有制、多黨競選輪流執政、三權分立、司法獨立和軍隊國家化、中立化是憲政的核心必有制度，也是自由主義者所真正憧憬的政治體制目標。但“社會主義憲政”論卻忽略了這些憲政的關鍵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忽略了憲政的整體制度架構，只強調憲政的非關鍵性制度元素和理念，似乎加入了人權國際公約，在憲法中規定了保障人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宗教信仰自由就算有憲政了，前面再冠以社會主義就可以是“社會主義憲政”了。客觀上這會給人民民主制度套上憲政的枷鎖，引導人民民主的國家逐步走上真正西方憲政的道路——蘇聯東歐國家就是沿着這條道路一路走來的。

　　三、毛澤東並不認為人民民主制度可以稱為憲政

　　主張“社會主義憲政”的人說毛澤東專門撰文論述過“憲政”，並說“憲政就是民主的政治”。這是指毛澤東1940年2月在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成立大會上的演說，題目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在文中毛澤東確實提出“憲政是什麼呢?就是民主的政治。” 但引論不能斷章取義，毛澤東緊接着說：“我們現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麼民主政治呢? 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它不是舊的、過了時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所謂民主政治；同時，也還不是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政治。”（《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2頁）

　　在文中毛澤東明確將民主政治分為三種：第一種是舊的、過了時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所謂民主政治。毛澤東說：“那種舊式的民主，在外國行過，現在已經沒落，變成反動的東西了。這種反動的東西，我們萬萬不能要。中國的頑固派所說的憲政，就是外國的舊式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他們口裡說要這種憲政，並不是真正要這種憲政，而是藉此欺騙人民。……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則確實想要這種憲政，想要在中國實行資產階級的專政，但是他們是要不來的。因為中國人民大家不要這種東西，中國人民不歡迎資產階級一個階級來專政。”（同上書，第732頁）第二種是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政治。毛澤東說：“社會主義的民主怎麼樣呢? 這自然是很好的，全世界將來都要實行社會主義的民主。但是這種民主，在現在的中國，還行不通，因此我們也只得暫時不要它。到了將來，有了一定的條件之後，才能實行社會主義的民主。”（同上書，第732—733頁）第三種是新民主主義的民主政治。“我們中國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舊式的民主，又還非社會主義的民主，而是合乎現在中國國情的新民主主義。目前準備實行的憲政，應該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什麼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呢? 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反動派的專政。”（同上書，第733頁）當時是抗日戰爭期間，中國既無民族獨立，也無民主事實。中國共產黨內有一些同志被蔣介石的所謂實行憲政的欺騙宣傳所迷惑，以為國民黨真會實行憲政。毛澤東在這篇演說里揭露了蔣介石的這種欺騙，將促進新民主主義的憲政變為啟發人民覺悟，向蔣介石要求民主自由的一個武器。

　　至於毛澤東在文中還說“世界上歷來的憲政，不論是英國、法國、美國，或者是蘇聯，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實之後，頒布一個根本大法，去承認它，這就是憲法。”（同上書，第735頁）這裡，毛澤東將蘇聯與英國、法國、美國並列為“世界上歷來的憲政”，是從憲法的產生規律有共性這個角度而言的，並非是指蘇聯也是英國、法國、美國式的憲政民主。而且該文僅此一處並列，其他論述則將蘇聯和歐美國家劃分得十分清楚。毛澤東在使用概念時不但未將憲政民主與社會主義民主混淆，還特別從中分出新民主主義憲政的概念，將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準備實行的憲政與英國、法國、美國的西方憲政區別開來。

　　毛澤東在以後的文章中再也沒有使用過憲政這個概念，更沒有肯定過西方的憲政民主。中國共產黨的文件中也沒有使用過憲政的概念。因為在1940年毛澤東就認為歐美式的憲政民主是舊的、過了時的、沒落的、反動的東西，全世界將來都要實行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政治。1949年新中國即將建立，“有了一定的條件之後”，毛澤東再次著文《論人民民主專政》，直接稱新中國的民主政治為“人民民主專政”，以區別“新民主主義憲政”。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已經取得了中國民主政治的巨大進步，為什麼還要倒退回去搞舊的、過了時的憲政？人民民主制度的中國更沒有必要去為資產階級的“憲政事業”做貢獻。 

　四、人民民主制度絕不可以稱為“社會主義憲政”

　　人民民主制度絕不可以稱為“社會主義憲政”，其理由如下：

　　首先，人民民主制度與憲政是兩種本質不同的政治制度。既然從兩種基本制度架構的比較中已經可以看出二者的本質區別，在使用概念時就應明確將二者區別開來。

　　毛澤東結合中國國情命名的人民民主專政即實質上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科學的概念，是馬列主義的精髓。“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列寧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頁）巴黎公社是最早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馬克思總結說：“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於：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占有者階級鬥爭的結果，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馬克思：《法蘭西內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61頁）恩格斯指出，公社革命就是“炸毀舊的國家權力並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國家權力來代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8頁）這裡，“新的真正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人民行使權力，人民管理國家。這正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制最本質的特徵。既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已經將工人階級領導的政權命名為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以區別於憲政，我們就沒有必要再倒退回去將人民民主制度稱為“社會主義憲政”。

　　社會民主黨的鼻祖考茨基在他專門寫的一本小冊子《無產階級專政》（北京，三聯書店1958年版）中，將無產階級專政貶低為馬克思偶爾說出的“一個詞兒”。 他引導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即空談階級鬥爭，但不觸動資本主義制度，不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而是在資本主義憲政架構內接受資產階級現行憲法，參加議會多黨競選，爭取多數選票，最終得到大資產階級的承認與支持，能夠參與輪流執政。因此，社會民主黨也根本改變了工人階級政黨的性質。

　　我們在市場經濟的前面可以加社會主義，是因為市場和計劃都是經濟建設的手段，並不能決定國家的性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尊重和保障人權、宗教信仰自由、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些原則可以入憲，是因為憲法要反映和確認我國經濟、政治改革所取得的成果，這些改革成果從不同方面完善了人民民主制度的經濟基礎和政治體制，但並沒有改變我國的性質和基本制度。以我國簽署聯合國人權公約為例，我國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和原則對公約的相應條款做了保留，使我國加入聯合國人權公約也不會改變我國的性質和基本制度。我國社會並不存在大資產階級的不同利益集團，人民民主專政也不允許分享國家權力，不會搞三權分立。如果我國的人民民主制度被冠以“社會主義憲政”，就必然走上社會民主主義的道路，因為憲政是整體改變國家的性質、政權制度架構和社會發展的方向，而不是僅僅改變幾個非核心的原則和制度。

　　憲政不符合我國的國情，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此一再提醒全黨。“人們往往把民主同美國聯繫起來，認為美國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們不能搬你們的。……中國如果照搬你們的多黨競選、三權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動亂局面。”（《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4頁）“西方國家的一些人，總想把他們那套民主制度強加給我們，總想讓我們實行西方式的民主。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同西方國家一直在進行尖銳的鬥爭。西方敵對勢力打所謂的‘民主’牌，實質就是要實現他們‘西化’、‘分化’中國的政治圖謀。我們千萬不能上這個當。我國有十二億多人口，搞西方的那一套三權鼎立、多黨競選，肯定會天下大亂。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各級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頭腦一定要清醒。”（《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302頁）

　　其次，依憲治國不是實行憲政，人民民主制度的憲法確認的社會主義國家基本制度和憲政的核心制度與理念從根本上是不相符的。說憲政就是有憲法並得到實施，反對憲政就是不要憲法和社會主義法治，這是混淆了憲法和憲政的關係。回顧歷史就很清楚，憲法與民主制和憲政沒有必然的聯繫。民主國家未必是憲政國家（例如古希臘、古羅馬是奴隸制、封建制民主國家），有憲法未必有憲政（例如清朝末年的欽定憲法），憲政國家也未必是民主國家（例如大憲章時代的英國）。雖然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都有憲法，但憲法的內容和確認的國家基本制度是根本不一樣的。 

　　新中國成立和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我們對實行社會主義民主法治重要性的認識不斷加深，制定和通過了1954年、1975年、1978年三部憲法。三部憲法均確認我國國體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確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我國的政體，規定我國的國家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規定中國共產黨執政所實行的政治協商、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單一制和民族區域自治、外交、國家機構等各項基本制度；規定公民享有的各項基本權利和自由。三部憲法對於鞏固人民民主制度，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維護國家的獨立主權，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儘管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在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方面走過彎路，但是，決不能因此否定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執政規律的探索和在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制度建設方面的偉大實踐。

　　改革開放以來的1982年憲法及其修正案是我國的現行憲法。現行憲法是對前三部憲法的繼承和發展，在國家的國體、政體和政治協商、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單一制和民族區域自治、外交、國家機構等各項基本制度及公民享有的各項基本權利和自由的主要內容上是一脈相承的。現行憲法通過憲法修正案的形式將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改革開放取得的新經驗加以確認，保障了改革開放的發展大方向不能偏離社會主義道路。儘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受到來自國內國際、黨內黨外各種顛覆勢力的不斷挑戰，我國在具體法律的立法、執法、司法和法學教育過程中，也受到西方資本主義憲政理論的巨大影響和干擾，但是，由於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執政規律的不斷探索和在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制度建設方面的偉大實踐，其各項基本制度被新中國的每一部憲法所確認，並一以貫之地得到實施，這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提供了堅強的法律保障。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制度的鞏固，保證了中國共產黨的依憲執政、依憲治國始終沿着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完善，蓬勃發展。

　　但西方主流國家並不承認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中國是民主法治的國家，更不可能承認實施人民民主憲法的社會主義中國是憲政。不管是不是在憲政前面冠上社會主義，也不管共產黨是不是依憲執政，他們都不會承認社會主義中國是憲政。

　　黨的十六大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不斷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黨的十七大強調，要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黨的十八大要求，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實現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社會主義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共產黨領導的廣大人民共同意志的反映。依法治國，依憲治國，使人民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民主法治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權威性，這是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制度的需要，是從大多數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的，而不是為了要“保護少數”去搞憲政。這裡，須特別注意，切不可單獨提“憲法和法律至上”。因為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憲法至上是不可分離的整體，在黨的領導下，為了人民的利益，通過法定程序，憲法和法律都是可以修改的。單獨提“憲法和法律至上”，容易掉入“憲政”的話語圈套，這也是“憲法和法律至上”口號的局限性。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楊曉青，《紅旗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