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毛澤東時代沒有社會腐敗？

——獻給毛澤東誕辰120周年  

作者： 南方幽默  

      毛澤東時代沒有社會貪腐，沒有人能否認這是毛澤東思想教化的力量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個教化在我看來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引導作用，即正面教育；一個是推動作用，即搞政治運動。

　　一

 　　“對共產黨最大的威脅就是腐敗”，這是全黨的共識，可見腐敗問題之 嚴重。那麼當今中國的腐敗到了什麼程度呢?以我之見：從廣度上看，凡有權者幾乎無官不貪，無官不腐;從深度上看，上至高官下至小吏，大都寡廉鮮恥;從歷史 角度看，前無古人，為五千年之最;從世界範圍看，無論姓社姓資，都屬於最壞的那種;如果腐敗也能申請吉尼斯世界紀錄，中國當之無愧。你想，這樣的腐敗不是 共產黨最大的威脅還有什麼是最大的威脅?

　　然而，毛澤東時代沒有社會腐敗。這是中國人民的結論，也是聯合國的共識(注)。 特別是一夜之間消除娼妓和吸毒，創造了人間奇蹟，不僅為當時各國政要所嘆服，而且至今仍被學者們稱道。說沒有社會腐敗並不是說沒有貪污，沒有亂搞男女關係 等，不過他比例太低，微不足道。也不是說沒有不正之風，譬如走後門之類，只不過它夠不上社會腐敗，不能混為一談。為什麼毛澤東時代沒有社會腐敗呢?回答這 個問題我不會用高深的理論來詮釋，只將親身經歷所見所聞聊一聊：

 　　我是68年中專畢業，分配到縣防疫站搞防疫工作，73年調衛生局搞 衛生行政，75年調人民公社做農村工作。當時的幹部都是憑實幹比貢獻才提拔，譬如我作為一般業務幹部，當了3年的衛校負責人，2年的甲狀腺腫防治總指揮， 防治成果受到國務院北方病領導小組通報表彰，為本縣從省爭取到14萬元經費建防疫站大樓，我被提拔為衛生局副局長，是年25歲是全縣最年輕的副局級領導。 職務變了工資卻不動，還是34.5元。甚至有臨時工提拔後以工代干，連正都不能轉，縣商業局、勞動局提拔的兩個副局長就仍是臨時工身份。毛主席說： “我們共產黨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對於我們絕不是一句口號。

 　　到人民公社掛職鍛煉，公社的職務是黨委常委、革委會副主任。平時干 部們在一起，有事說事，無事娛樂，打撲克、下象棋，有時開開玩笑，但不賭博，不攀比家產，不比吃喝穿戴，最多比比衛生，人們的心靈純潔健康。聽老同志 講，60年代公社沒有客餐也沒有招待室，縣委書記下鄉檢查工作回來，在公社食堂打飯吃，晚上借宿在公社幹部寢室。70年代條件好點，有了客餐制度，有一、 二間招待室。但客餐嚴格規定：早餐便飯，中、晚餐為四菜一湯，即一葷三素一蛋湯。招待室一間兩張床、一張桌、兩把椅、一個洗臉架和兩個瓷盆，條件簡陋。記 得一次縣委書記來，公社食堂上的四菜一湯有兩葷，縣委書記發了火，令將一盤魚撤掉，還讓陪客的領導在幹部會上作檢討。我們公社書記是縣委常委，他曾叫我在 所駐大隊買兩斤蜂蜜，每斤2元，他付4元交我給大隊。一般一個大隊有一到兩名公社幹部常年駐隊，統統吃派飯，社員輪流管飯。早餐二兩糧票一角錢，中、晚餐 均四兩糧票兩角錢。社員們有的不願收錢但愛收糧票，因為出門需要用。他們把能給幹部派飯當作一件榮幸的事，盡最大的努力做好吃的。如果家庭困難沒錢割肉， 那就自用小網捕點小魚小蝦，或跟鄰居借幾個雞蛋，也要見葷腥，條件好點又愛好的還沽點散酒。有一次一對五保夫婦非要招待我，本來五保是不派飯的，可這家主 人是老農會幹部，平時好客又講衛生，所以生產隊偶爾也給他派飯。我答應在他家吃晚飯，不料臨時通知我回公社開常委會，沒去成，老兩口竟哭了起來，說我看不 起他，雖然大隊幹部說明了情況，我卻一直沒機會再當面解釋，至今想起來心裡還不是滋味，他們可是五保啊。有人可能認為，是不是社員派飯有補助才積極管飯? 其實，凡是生產隊每戶輪流派飯的都是沒有補助的，因為這是平攤。大隊只有固定的幾戶常年派飯才有補助，這幾戶的條件好點，衛生點，不過他們主要招待的對象 不是公社幹部，而是縣直局委送錢、送糧、送防疫、送物質的工作人員，而且補助只能保本不能賺錢，好處是給一點獎勵工分。社員們踴躍管飯反映了當時的干群關 系，的確是魚水之情。

 　　每年的農田基本建設是一場硬仗，它是社員們出大力流大汗的日子，也 是公社幹部最操心最辛苦的時候。我連續三年指揮修了三座小型二類水庫，從一個外行，到學會繪圖、放線、開推土機碾壓，碾壓一次只出十幾公分是需要一點技術 的。工地有個伙，主要是招待外地請來的推土機兩個師傅，公社、大隊幹部一律不准吃客餐。我可以陪客，但我很少去陪他們，我喜歡吃生產隊的大鍋飯和社員帶的 鹹菜，生產隊對社員只管飯不管菜。每天早晨五點到工地放石灰線，到晚上十一點碾壓驗收完畢回營，累的一着床就睡着了，連夢也不做，半個月難回一趟家。有一 年水利工程結束回公社走到半路上，大隊支書氣喘吁吁地攆過來，送我們每人一套秋衣，我明白這是大隊的一份心意，為了掩人耳目才讓支書半路追上我們，我拒絕 了但讓跟隨我奮戰一冬的兩個一般幹部收下，我對他們說：“別擔心，有事我抗着”。有一個公社硬化水渠需要大量的水泥，為省運費，黨委書記親自掛帥率領公社 和大隊幹部拉着幾十輛架子車，徒步200里將水泥拉回。

　　人民公社是農村，民風淳樸，社會秩序優過城市。一個公社只有一名公安特派員，他 還兼司法、民政兩助理。雖然也有小偷小摸現象，但主要的是個別人偷點人家自留地的蔬菜和鄰里的雞鴨，入室盜竊的極少見。社員們白天下地里幹活家裡從不鎖 門，最多為防牲口外逸將門栓住。有人說，那時候窮沒東西偷。此話差矣，舊社會窮不窮?難道沒有盜賊?至於有位國家領導人說什麼幾個人合穿一條褲子，反正我 是沒見過，我工作的地方也是貧困的革命老區。應該說不是沒東西偷而是群眾的覺悟高，79年以前我們公社沒有發生一起惡性案件。網友們稱頌“路不拾遺，夜不 閉戶”，並非誇大其詞。

 　　公社機關黨支部經常組織黨員幹部學習，公社學習與縣直學習有所不 同，縣直規定每周二、五下午，雷打不動，公社工作不規律，季節性強，所以學習不定時，往往見縫插針放在夜間居多。學習的內容，一般是前半段時間傳達文件、 讀讀報紙、念念先進經驗介紹，後半段時間或幹部匯報工作或領導布置任務，總要學用結合。學毛選一般不用集體時間，由幹部在業餘時間自覺學。

 　　在那個年代，為什麼學焦裕祿、雷鋒能一呼百應，如潮如涌，那是因為 太多的黨委書記自己就是焦裕祿，太多的黨團員自己就是雷鋒，他們之間有靈魂的相通，有心聲的共鳴。那是一個立黨為公的年代，那是一個無私奉獻的年代，那是 一個真抓實幹的年代。那個年代就是毛澤東時代，中國用他的偉大的思想武裝了全黨教育了人民，在毛澤東思想的陽光照耀下，任何腐敗都無藏身之地，所以毛澤東 時代沒有社會腐敗。

　　《國語》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意思是，學好像登山一樣慢，學壞像山崩一 樣快。毛澤東辛辛苦苦30年對黨和人民的教化，不幸被走資派在一夜之間破壞殆盡，念及茲，善良的人怎能不扼腕嘆息!廉政，這個共產黨曾經引以自豪的傳家 寶，竟然演變成共產黨最大的威脅——腐敗，念及茲，真正的共產黨人怎能不痛徹心扉!

　　二

 　　一個人沒有壞思想就不會搞腐敗，那麼人的好思想是從哪裡來的呢?性 善性惡自古無定論，好壞思想都不是天生的。前30年中國人民的思想境界之高，從《我在馬路上拾了一分錢》這首兒歌里就可見一斑，世界人民都很敬仰，就連美 國前國務卿基辛格也說：毛澤東時代，在人權上我們是被批判者。沒有人能否認這是毛澤東思想教化的力量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個教化在我看來有兩個方面：一個 是引導作用，即正面教育;一個是推動作用，即搞政治運動。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第一個方面已在上一篇文章敘述，在這裡我想重點聊一下倍受爭議的政治運 動問題。凡是過來人都知道，毛澤東時代搞運動是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在文革大運動中又套有小運動，如清理 階級隊伍、一打三反、反擊右傾翻案風。建國30年，運動的時間大概占一半，儘管在運動中不是不搞經濟甚至還促進了經濟，但仍使人們心生倦意(這種情緒最終 被人利用)。毛澤東為何要頻頻發動運動呢?從他晚年的一次講話中我們或許能得到答案，他說：“民主革命後，工人農民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不 向前進了，有人後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麼呢?做大官了，要保護大官的利益，他們有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 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反感。搞社會主義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裡，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 走”。全國解放後，毛澤東為尋找一條民主政治的新路，進行了艱難而不懈的探索。他創建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但實踐讓 他感到，這些仍不足以保障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出偏差，人民群眾的權益不受侵害，於是他屢次發動政治運動。僅管歷次政治運動的目的不盡相同，僅管文革的主題是 鬥爭走資派，但他都是走的群眾路線。他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他提倡“四大”自由，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並把它寫進憲法，他堅持憲 法中保留罷工自由。人民群眾則通過政治運動，拿起“四大”武器維護了自己的正當權益，遏制了共產黨幹部的特權。這是不爭的事實。

    當時，西方國家的大選每隔4、5年舉行一次，中國的政治運動平均7、8年開展一次，西方國家的官員怕選舉落選，中國的幹部怕運動過關，從民主角度看，二者 確有異曲同工之妙，從政治角度看，彰顯了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有人會問不搞運動不行嗎?這個問題若在當時回答頗費口舌，連毛主席 都要反覆諄諄教導，但時至今日不用回答了。你只要看一看中國的現狀，看一看社會腐敗的程度，你就會明白，在社會主義政黨體制下，不搞政治運動只搞經濟建設 的後果是什麼。毛澤東是偉人，他有高瞻遠矚的眼光，當然不可能等問題成了堆再做處理。王震將軍曾說：“毛主席至少比我們多看50年”。所以在當時，他為了 解決問題和防患於未然，發動群眾運動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