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聽沒聽過她的名字，大概不會想不到這些人是怎麼富起來的）

2014-01-06 潘公凱 經濟觀察報書評

                       遲重瑞與陳麗華

 

潘公凱/文 

eraser/譯

 

一

當推土機推平房子的時候，劉實如正站在遠處，躲在看拆遷的人群後面，以免被他哥哥看見。房子是他和兒子們親手蓋的，地是他父親早年用六十匹布在茶樓從一個中間商手中買的。這是2000年冬天一個寒冷的早上，劉哆嗦在厚棉衣里，看着那群人：幾個官員，一些房地產公司的人，一群建築工人，和三五個警察。劉的幾個鄰居裹着厚衣，也站在外面，但更多的居民已經打包搬出了小區。劉的房子是這條街上剩下的幾棟之一，他心裡清楚，今天一過，就都沒了。

 

劉是個高大的男人，梨形身材，不到五十歲就幾乎謝頂，只剩下些稀疏的灰白短髮。他在一家苦苦支撐的電子器材廠做銷售，他知道，他不可能再買得起另一棟象今天被拆掉的這種房子了。從街上看來，這房子二層樓，小而結構簡單，每層樓不超過一兩間房，小樓後面是個傳統院子，一邊有蘋果樹和葡萄架，另一邊是空地。最有價值的要數房子的地理位置，位於北京市中心，離王府井商業區不遠，在一條安靜的古色古香的小街上。這條窄街稱為胡同。胡同是個外來詞彙，可以追溯到元朝忽必烈建大都城的時候。劉住的遂安伯胡同，取名來自於明朝永樂年間生活在這裡的遂安伯陳志。往近了說，建國後一些黨和軍隊領導也曾住在這裡。其中的一位，鄧拓，著名作家和《人民日報》前主編，文革初期在家中自殺了。

 

在中共掌權之前，劉的父親就買下了遂安伯胡同十號的老房子。父親是位目不識丁的修理匠，在當地醫院工作，慢慢地，開了一家生產醫療儀器的鋪子。這房子是他多年血汗結晶。在劉出生不久，一家人就搬了進去，順便說一句，劉一家五個兄弟，他老么。早些年比較艱難，儘管出身下層，他父親仍然被劃為資產階級，不得不將鋪子轉交給國家，但劉仍保有很多在胡同長大的美好回憶——過節時母親準備的美食，綁在桑樹上練拳擊的沙袋，一同度過的溫暖的家庭時光。劉的哥哥們結婚生子，劉最大的侄子比劉小不了兩歲。直到後來，劉的哥哥們不再與他說話，劉仍會微笑着想起那時他和侄子侄女們相互追逐，爬樹上房，院中充滿歡笑的場景。

 

文革開始，劉平靜的青少年生活結束了。1966年夏天，黨將有房產者定性為資產階級成員，並讓他們上交產業，劉的父母很害怕，而哥哥們正忙於工作，因此，十七歲的劉上交了房契。劉的一家開始付給政府租金，政府又安排了兩家人住進了小院，劉的兩個哥哥被迫搬了出去。在劉高中畢業後，與許多同齡人一樣，劉上山下鄉，在農村幹了八年。文革結束後，他被分配到一家國有煤礦工作。直到1989年，劉在離開北京二十年後，終於得以調回。那時，一切都變了，父親去世了，母親與哥哥們鬧翻了。政府歸還了遂安伯十號的房契，但家庭內部因為房產起了糾紛。劉選擇站在母親這一邊，幾個月後，母親去世了，臨走前將房子留給了他。儘管關繫緊張，劉的一個哥哥一家仍然繼續住在小院的南側房間裡，而劉與妻子，三個兒子住在北側。

 

幾年後，劉和他兒子們重建了北側的房子，加了一個二層。原來的房子太老舊了，另外，重建還有個原因。劉考慮到兩個大些的兒子，那時還在上高中，不久就需要婚房。多數父母是不會讓女兒嫁給一個無房的小子的。北京房屋非常緊張，多數家庭，幾乎不可能在靠近市中心處找到一個能負擔得起的地方。劉希望能有足夠的空間留給兒子們和他們今後的家庭。他想，也許兒子們還會在這裡撫養他們的孩子，也許，歡笑又會重回遂安伯十號。

 

劉知道他的計劃中存在一個變數。北京正經歷巨大變革，城市各地的老胡同區相繼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化辦公樓，高級購物中心，和一些高檔社區。重建規劃提升了市中心的房地產價格。但對於劉這樣的房主，這樣的規劃更像是詛咒而不是祝福。日益增長的房價吸引着開發商，他們大筆投資買地。更多的時候，他們發現了可以便宜拿到地的方法。劉重建房子一年後，妻妹所住的胡同區被強迫拆遷，用以建一個稱為財富街的辦公樓群。妻妹及不少房主從未收到購買其房產的協議。相反，他們被強制搬遷到市郊的新公寓，其市值只有原來房屋的一部分。目前為止，大約四千戶被拆遷，一萬兩千多人搬家。劉密切關注動向，他擔心同樣的事情會發生在自己的小區。

 

2000年秋天，當有消息傳來，遂安伯及附近胡同區被納入下一階段大規模拆遷重建計劃時，劉更擔心了。十月底一個寒冷的晚上，劉正在家看電視，突然聽見胡同里一陣騷動，他出去看個究竟。鄰居們擁在胡同口，圍着剛貼出來的幾張告示。劉擠進人群里，讀着告示，上書：“致居民拆遷安置書”，正文寫道：

 

“北京市人民政府東城區金寶街城市改建指揮部，暨北京市規劃局第0157-2000文件批准，執行拆遷和安置金寶街及其街兩側開發項目，此項目是重要的市政工程，是緩解王府井商業區緊張交通和提升城市建設水平的關鍵，將對東城區經濟繁榮和大力支持北京申辦奧運起到積極作用。”

 

劉開始有些疑惑，這周圍沒有一條金寶街。但看着看着，他明白市政府批准新建一條穿過胡同區的全新大道，從王府井商業區延伸大約八百米至城市中心商業區。這封信列出了二百多戶，包括遂安伯胡同的每一戶，需要為新項目拆遷。時間從第二天開始，將歷時一個月。

 

劉和鄰居們站在街上，又驚又氣。一些居民在胡同生活了一輩子，現在他們必須在幾個星期內搬離。信中提到居民房屋每平方米可獲得6400元補助，如果搬遷快速，還將獲得一次性4000元獎勵。對於公房住戶和像劉這樣的房主，沒有任何區別對待。對於房主，沒有房產評估和購買意向。居民們站在胡同里抱怨着，直至深夜兩點。一些人憤怒地撕下了告示，一些人發誓要抗爭。

 

劉了解妻妹搬遷時發生的一切，所以，他決定捍衛他的財產。他擁有這處房產，如果開發商要推倒它，必須付出合理的價格。他認為，告示中的賠償方案與實際價值相差太遠。北京市中心的房子，每平方米售價超過兩萬元，而商業樓盤售價更高。劉的房子占地七十平方米，如果開發商建高層，使用面積將約為七十乘以總樓層數。因此，劉決定不理會告示的內容，靜觀其變。幾個星期後，房地產公司的人終於聯繫了劉，劉告之他拒絕告示中的補償方案。他們問劉有何要求，劉說他希望對方能認識到房產是屬於自己的。在他們認識到這個簡單的事實之前，自己將拒絕討論價格。房地產公司的人並不回應，談話只持續了幾分鐘。

 

幾個星期後，房地產公司的人帶來了新的補償方案。他們說開發商願意將劉一家作為特例，給予額外的拆遷安置費——大約每個家庭成員六萬元，總數三十萬元。但房地產公司並不認可劉的房產所有權，劉當即拒絕了這個方案。這是一大筆錢，但只剛好在市郊買一處公寓，而且，這筆錢離劉土地的市值差得太遠。劉告訴公司的人，無論如何，這不是錢的問題，是關於是否尊重他的權益，關於正確的程序。他希望他們理解，他不會屈服。這是他的房子，如果他們想要，必須請人做一個獨立的評估，付出實際的價格。談話又一次不歡而散。

 

時間一天天過去，劉變成遂安伯胡同最頑固的一戶。他哥哥希望他妥協，但劉拒絕了。同時，鄰居們一個又一個與開發商達成了協議，拿了安置費，搬出去。他們認為，這是明智的做法，既然政府已經批准了開發商的計劃並將此定為“重大市政工程”，那居民們是否擁有房產或住在這裡多久都不是問題。如果開發商擁有政府的支持，它將所向披靡。你可以怨恨，可以詛咒，但到最後，你不得不搬。鄰居們逐漸認識到他們所能做的就是盡力將安置費用最大化。然而，劉採用了另一種方法。他不斷堅持讓開發商承認他的房產所有權。如果一旦獲得承認，將增大他的談判籌碼和可能的法律訴訟的勝算——開發商都不希望碰到法律訴訟。這方法看起來愚蠢而輕率，到後來，我問他當時為何如此堅持，劉並不能解釋當初的動機。“不是錢的事兒”，他告訴我，“這是原則問題。”

 

十二月初，開發商與街上所有人達成了協議，除了劉。因此，房地產公司向政府申請了驅逐令，政府批准了。在驅逐令生效之前的幾天，劉被叫到設在附近院子的開發商臨時辦公室開會。兩個東城區房管局的官員坐在桌子一邊，讓劉在他們面前坐下。談話時間挺長。房管局的人告訴劉，必須搬。他們說，金寶街項目有國家的支持，如果劉反抗，必輸無疑。他應該交出房契，接受開發商提出的三十萬元額外賠償方案，否則，房子將被強制拆遷，劉一文也得不到。劉試圖與他們爭辯，但沒有任何用處。官員們警告劉，這是他最後的機會。劉不願屈服，離開了。

 

在劉離開辦公室後，他哥哥進去了，希望能拿到安置費用，搬出去，但開發商拒絕支付。像胡同里的其他人一樣，他哥哥只算房客。開發商說，直到劉上交了房契，他們才願意付他哥哥的安置費。這是離間家庭成員的一招，開發商經常用來對付釘子戶，而且，確實有效。那天晚上，劉在胡同里散步，他哥哥和另外幾個人襲擊了他。劉大聲呼救，一個警察出現了。警察並沒有制止打鬥，相反，在別人打劉的時候控制住劉。劉奮力掙脫出來，但，被打掉了一顆牙。襲擊發生後，劉不敢待在家裡，只好住到岳母那兒。他兩個大些的兒子還住在家裡，但他們告訴劉，劉的哥哥雇了一群工人把院南側的房子拆了，而且，劉的哥哥一直在找劉，他雇了一群地痞，揚言要再次修理劉，並迫使其交出房契。劉與哥哥的關繫緊張多年，但他從沒想到會落到這地步。

 

拆遷的那天早晨，劉站在街上，謹慎地掃視着人群。他哥哥太了解他，知道他會回來看拆遷，作為了斷。劉知道他哥哥就在附近，但劉並不想找麻煩。站在人群前面的是他妻子，兒子們和妻妹。一個官員走上前，說了些什麼，並與他妻子握了握手。劉意識到這個官員正式要求他們離開房子，一切很快就要結束了。

 

一群工人走過他的家人，進了他家，開始往停在外面的卡車裡搬他家的東西。有兩個人在拍攝這一過程，而警察們陪着他的家人離開了房子。家具搬完後，有人爬上推土機，點着引擎。在一片隆隆聲中，推土機向前，推倒一堵牆，又一堵，不久，只剩下一堆瓦礫。一切發生的比劉想象中的要快得多。當人群散去，劉站在那裡，望着那一團塵土，那，曾經是他的家。他感到憤怒，沮喪，無助，卻啞口無言。

 

劉知道這個承建金寶街項目的房地產公司的名字，但直到後來——當他住在市郊的貧民區之後，當在他家的原址上宣布興建一座豪華飯店之後，當他提交的法律訴訟毫無着落之後——他了解到是誰在經營這家房地產公司。她的名字叫陳麗華，她是中國最富有的女人。

二

當金寶街工程破土動工之時，陳麗華已經是北京城一個傳奇人物。她體格粗壯，帶一副寬邊眼鏡，頭髮燙得很糟糕，看起來像是位剛中了獎的鄉下阿姨。市民們偶爾提起她，就兩個字，“富婆”。她五十九歲，主管着一個巨大的房地產集團，在政府的諮詢或顧問機構擁有顯赫的頭銜。她住在城市東邊的一座十層的公館內，公館前面，正是她所建的一座博物館。她是入選2001年福布斯中國財富排行榜兩名女性中的一位，排行榜中名列第六，總資產超過5.5億美元。政府媒體肉麻地吹捧她的白手起家和慈善事跡，公眾們茶餘飯後談論她與小她十歲的電視明星遲重瑞先生的婚姻。也許是為了打消關於遲先生娶陳女士只是為了錢的流言，她的公關人員加班加點地在媒體上宣傳這對賢伉儷的纏綿悱惻的羅曼史。幾乎每次我在交談中提起陳麗華，人們總是先談她的婚姻，再討論她的財富。但是，真正引起我興趣的，是她的財富，以及她是怎樣獲得的。

 

西方有一種假定，中國的不斷增長的私營企業主階層將成為民主改革的一股力量。這些商界人士，如同全世界的商界人士一樣，更喜歡自由貿易的政治環境，而民主制度比專制制度更符合他們的利益。具體說來，他們喜歡法律的可預知性，不喜歡黨政官員的獨斷專行；他們喜歡能夠履行合同，解決糾紛，保護私有財產的公正的法庭；他們對政府控制銀行心存不滿，因為他們沒有能力影響經濟政策，而政府官員卻在市場中如魚得水。一部分中國新興的資產階級符合這一描述。比如，2003年，著名農民企業家孫大午，在發表了一些批評當地政府的言論後，以“非法融資罪”被投入監獄五個月。但是，這種依靠資產階級領導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的想法，極大地可能只是痴人說夢。中國新興的商業精英是想法各異的一群人，他們中的一小部分渴望政治改革，但更大的一部分支持和依靠專制制度，堅信一黨制，並通過一黨製取得商業上的成功。陳麗華屬於後面一部分，她的故事告訴我們，那些最有錢的人——因此也擁有最大能量去維持現狀或者推進變革的人——卻是最有可能與中共一條心的人。

 

陳麗華攀登財富之巔的過程是資本主義通常在中國如何運行的一個夸張的例證。在經歷了數十年的政治動盪之後，如陳一般的雄心勃勃的一群人將從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的轉變看作千載難逢的致富的機遇。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隨着舊的計劃經濟的瓦解，不斷地有新的市場在放開，這些創業者意識到致富的訣竅在於先搶占這些市場——通過獲得執照和經營許可證，或者一些低價購買商品的特權，來收購行將破產的國有企業的資產，或在黃金地段開發房地產。最成功的商界人士，他們中很多都是前任或現任政府官員的子女，知道最佳的確保優勢的方法就是贏得政府官僚機構的青睞。像陳這樣的強盜大亨所做的並不是完全非法的。在制度不斷變化的時候，他們鑽了制度的空子，人們稱這叫做“原罪”。當政治的風向標改變，他們在黨內的保護傘失去權力的時候，這些新興的富豪中的一部分被以腐敗相關的罪名起訴，投入監獄。但如陳一般的另一些富豪，成功地免受政治波動的影響，笑傲江湖。

 

陳麗華的故事在政府媒體上宣講過多次，但真實的版本，由於諸多粉飾和省略，變得象謎一樣。她經常自稱滿清貴族後裔，甚至是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的遠親，在頤和園附近長大。但是，這樣的描述總讓人感覺不太靠譜。陳說，文革期間，為了避免迫害，她家裡銷毀了能證明血統的材料，使得確認她的貴族身份變得不可能。就算這是真的，陳的童年和早年生活仍然是一個謎。清王朝1911年被推翻，三十年後陳才出生，關於陳的公開資料，沒有任何陳的父母在王朝覆滅後的所作所為，以及中共掌權之後，他們如何生存的描述。當我初次與陳會面並且提出這一疑問時，她又一次強調她的父親是滿清貴族，但我往深里追問的時候，陳只說她父親從事“普通”工作，並拒絕詳細說明。

 

毫無疑問，文革期間，因為家庭出身不好，陳苦苦支撐，受了些罪。她那時二十多歲，做着裁縫的工作，是位年輕的母親，丈夫是位公職人員。一位陳當年的鄰居告訴我，那時紅衛兵拉陳去遊街，脖子上掛了塊牌子，中傷她是道德敗壞的女人，這是政治運動中針對女性被批鬥者的常見指控。這一切都沒有出現在陳的官方資料中。相反，當陳談到文革時期，她通常會回憶起關於她家的古董家具的一段故事。她說，紅衛兵搶奪和損毀了多數家具，但她卻搶救了一件大而精緻的紫檀木的衣櫃。她把衣櫃拆開，埋在鄉下的豬圈附近。十年後，文革後期，她回來找到豬圈，挖出衣櫃重新組裝。令她驚奇的是，衣櫃完好無損。據此說來，從那時起，陳就對檀木產生了熱情，並以檀木作為事業的起點，開了一家修復古董家具的工場。

 

關於陳如何攫取第一桶金，官方資料對此語焉不詳。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陳號稱幾次前往東南亞找尋稀有而瀕臨絕跡的紫檀木。在一些媒體報道中，陳將自己定位為虛張聲勢版的女印第安娜.瓊斯，在叢林中騎驢穿行，擊敗過毒蛇，僥倖躲過毒蜂的致命攻擊。然而，在這些報道中，有明顯的自相矛盾之處，好像陳在嘗試不同版本的人生經歷以確定最喜歡哪一個。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陳成功地移民並定居香港。官方記錄只含糊地提到陳在香港從事“國際貿易”並通過投資房地產賺了錢，沒有任何細節的說明，然後，官方紀錄飛快地跳至1988年，當陳重返北京的時候，她已經是一個富有的女人。在這之前，她與第一任丈夫離了婚。1990年，陳嫁給了電視明星遲先生。

 

然而，在這些含糊不清的官方紀錄背後，陳的發家史是女強人式的發家史，她很早就意識到，在中國的經濟轉型期，最快速的致富方式——與政府官員拉上關係。根據不少那時就認識陳的人的描述，文革結束後不久，陳與一位當官的鄰居交上了朋友，在政府派遣這位鄰居去香港工作期間，陳照顧了他的女兒。陳用這第一層關係移民去了香港，隨後，她不斷將自己的關係網向北京市政府的中高層蔓延。陳如何使自己與體制內的方方面面保持融洽關係，這是她成功途中的謎團之一。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陳已經擁有足夠的關係，足以建立一條前往北京市南邊一家國有家具廠的通途，這家具廠有滿滿一倉庫文革時期紅衛兵搜刮來的古董家具。根據家具廠員工的描述，陳定期來廠，以極低的價格購買古董。這些都是明清時期的值錢的家具，其中很多，由於是文物，國家禁止其出口。但是，廠里的工人們說，陳利用其關係網將很多購買的家具出口至香港。工人們還說，在她來訪的時候，對於倉庫的員工，陳總是大方地發送禮物，她還曾經送給廠長一輛蘇聯產的小汽車。幾年後，廠長因為腐敗進了監獄，而陳沒有受到任何處罰。調查人員告訴工人們，陳擁有來自上層的保護。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陳轉向了房地產，但是，她的開山項目不是居民小區，不是辦公樓，也不是商場。相反，她建了一所私人俱樂部——在北京算是第一家——以此來吸引首都政界和商界的精英。這座十層樓的會所，造價四千六百萬美元，擁有頂級飯店，紫檀家具裝飾的豪華休息廳，網球和壁球場地，游泳池，甚至還有保齡球館。自1995年開業以來，很快就成為城市新富與權貴聚會的首選場所。陳的長安俱樂部離天安門廣場和紫禁城都不遠，就坐落在橫穿北京市中心的長安大街。那時，政府仍然嚴格控制着房地產業，只有關係最深厚的私人開發商才有資格在如此黃金地段建樓。當我就這個項目問陳的時候，陳告訴我，為了項目的審批，她花了六年時間遊說政府官員，並暗示她與市政府領導交情非淺。她回憶道，一天晚上，由於擔心項目，她夜不能寐，深夜兩點步行到現場，拾起根鐵鍬，自己就開始破土動工。“那天晚上很冷，有大風，”她說，“有人報告了副市長張百發，他趕到現場。當他看見我在挖地，挺擔心的。他讓我把鍬給他，進屋裡去。他挺感動，告訴我他會搞定批文。”

 

長安俱樂部是一項極精明的投資。陳回憶道，甚至在建成以前，她就認為其潛力就像一處“金礦”。在毛澤東去世大約二十年後，私營產業如雨後春筍，新興的商人階層顯示出實用主義的追逐利益的特性，他們認識到接近政府官員的重要性，並捨得花錢與之建立聯繫。對他們來說，長安俱樂部提供了絕佳的平台，使他們可以向官員們示好，建立聯繫，達成協議。因此，商人們時常來這裡坐坐。俱樂部給陳帶來了豐厚的收入，但是，陳更看重的是作為俱樂部老闆帶來的無形資產。俱樂部給她提供了一個展示自己的舞台，一個認識所有來客的藉口，一個了解所有談判和協議的機會，一個向包括最高層領導在內的政府官員大獻殷勤的平台。她，比任何一個前裁縫都更靠近權力的中心。張副市長也許幫助她修建這所俱樂部，但是，陳很快就與政治局委員們建立了聯繫，比如，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甚至，政治局常委李瑞環，與她也有交情。李瑞環曾被人拍攝到在長安俱樂部與新加坡總理同打網球。

 

陳將其公司，富華集團的總部，設置在長安俱樂部的頂樓。陳是董事會主席，她的兒子是首席執行官，她的女兒是董事會成員。1999年，公司開發第一處居民社區，豪華的北京麗苑公寓。北京分為十六個區，每個區都有政府。陳的俱樂部和居民社區都建在東城區，這個區位於市中心天安門廣場東側，人口超過五十萬。陳精心培養與東城區政府官員的關係。一些官員甚至退休後加入陳的公司。對於陳的成功來說，與基層政府的聯繫十分重要，並不亞於與政府高層領導的聯繫。基層政府的支持對於陳的雄心勃勃的開發項目至關重要，比如，金寶街工程，同樣橫穿東城區。遇到問題，陳不能拿起電話，直接就撥給一位政治局委員，然而，她根本就不需要那麼做。只要基層的政府官員知道她在高層有靠山，她通常就能無往不利。

 

偶爾，陳的大膽開發也會遇到阻礙。2004年，當陳的公司在東城區為新項目清理另一片老城區時，一個市政部門拒絕簽發土地轉讓權。居民們抱怨對自己的小區的拆遷，這一事件成了國外媒體的頭條。政府機構中有人明智地決定暫緩這一項目，哪怕只是暫時。陳決定給有交情的李瑞環寫信，李瑞環曾做過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曾是中國最有權力的人之一。一年後，我看到了這封信的複印件。這是一封手寫在白紙上的信，陳在紙的上端寫下了公司的名稱。行文比較正式，開頭感謝這麼多年來李瑞環對公司的大力支持，接着，陳用職業的口吻陳述了目前的困境。她強調，她遵照了所有的程序，符合土地審批轉讓的所有條件，並且，她表達了對於延期轉讓土地的困惑：

 

“李主席，為什麼會這樣？我們實在不能理解。經過幾年的規劃，我們已經在利山大廈項目上投入了億萬元的資金，僅在賠償安置費用上，就投入了六千萬元。所有的前期手續都已經完成。我們獲得了各部委的批准，項目也早已宣布合法。為什麼不能根據規定將土地轉讓給我們？這一切都令人費解。附上之前的審批手續的文件，請您過目。我們的情況萬分緊急。我們衷心希望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關心一下我們的情況，並指示北京相關部門協助我們解決。”

 

這封信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在陳發出信的當天，李瑞環將信轉發給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中的繼承人，並附上批語：“賈慶林同志，請審查並協調。”三個星期後，賈將這封信轉發給北京市長，並附上另一條指示，“岐山同志，請調查研究。”第二天，王岐山市長，加了一條批語，“志華，請研究並解決。”副市長劉志華——三年後，他因為與奧運相關的腐敗事件被逮捕——隨後將信轉發給一位下屬，“家聲同志，請研究並解決。”在陳發出信的一個多月後，土地轉讓被批准，又一個大型城市重建項目破土動工，同時，陳將變成更富有的女人。

三

北京城曾經是城市規劃史上的奇蹟。北京位於華北平原的北端，在大約九百年前的金朝，首次作為首都。十三世紀，蒙古侵略者將北京城夷為平地，隨後，忽必烈重建了城市並在此定都，與眾不同的胡同就在那時出現。明朝時，北京城已經初具現代城市的規模，高大的城牆圍起了方圓六十五平方公里的土地，內中有街道、湖泊、公園和寺廟。那時，北京也許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城市的中心，是皇宮，也就是紫禁城。城裡的路幾乎是呈網狀結構對稱分布的，貴族和精英們住在最靠近皇宮的地方，工匠和藝術家們住得遠些，而多數老百姓被擱在城外，這一分布暗示着權力和地位都是以皇宮為中心向外輻射。雄偉的設計定義了城市的結構，而胡同定義了老北京的生活。平靜的小巷，不到四米寬，兩邊是住宅的院牆，典型的傳統社區。胡同見證了明朝、清朝和短命的民國政府的興亡，見證了數百年的滄桑。

 

當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之後，一個城市規劃的新時期開始了。蘇聯建議中國政府徹底拋棄北京的封建過去，將城市改建成擁有寬闊大道和巨大的國有工廠的現代 化工業城市。一些知識分子反對這一建議，力勸黨和政府保護城牆和城內社區，但是，對於毛澤東來說，帝王統治下的建築奇蹟並沒有多大用處。上世紀五十年代城牆被推倒，上世紀六十年代，大多數城市的主要城門被毀壞。上百座寺廟被關閉，被摧毀，或被改建成辦公樓和工廠。紫禁城南面的廣場被擴建成天安門廣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廣場，廣場兩側莊嚴地聳立着雄偉的社會主義風格建築，人民大會堂和革命歷史博物館。毛澤東將中共中央遷進了附近的中南海，而政府辦公機構占用了很多曾經的精英階層的住宅。隨後的幾十年，工廠不斷新建，外來人口大量湧入，城市總人口迅速膨脹，然而，由於毛澤東的抑制生產的經濟計劃並沒有向房屋建設傾斜，嚴重的過渡擁擠現象發生了。情況持續惡化，原先一家一戶的四合院分配給了多達十二戶人家。即使如此，大多數情況下，胡同區仍然保留着。

 

直到毛澤東逝世以後，老北京的社區才被毀壞，取而代之的是如今的擁擠着混凝土、鋼筋和玻璃的雜亂無序的社區。改革開放激起了拆遷和建設的狂熱，然而，真正使城市轉化成為可能的原因是政府關於剝奪房產所有者土地所有權的決定。1982年，政府第一次宣布其擁有所有的城市土地，但很快又宣布讓人民保有土地使用 權。這一區別給真正的房地產市場打開了門，由於北京及其他城市長期的住房緊張，土地的價值猛增。開發商們察覺到了致富的良機。如果他們能夠說服政府機構以 大大低於市場的價格出售土地使用權，他們將一夜暴富。

 

大多數情況下，地方政府的官員會選擇與開發商合作。有時是因為大筆的賄賂；有時是因為開發商承諾要修建公路，或政府辦公大樓，或政府公務人員的公寓；有時，僅僅是因為出於形象工程或政績工程的需要。然而，政府機構與開發商合作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希望將驅趕和搬遷多個社區的困難工作承包下去。在北京，政府擁有城市中心的大約三分之二的土地使用權，而私有房屋所有者擁有剩下的土地。任何一項大型工程都包括兩項艱巨的任務——其一，支付給被驅逐的公房居住者補償費用，儘管社會主義承諾為居民提供合理價格的住房；其二，私有房屋所有者的土地權收購。通過邀請開發商的加入，地方政府將難題轉交給了他們。

 

在房地產業蓬勃發展的早期，一位圈內人士告訴我，開發商只需要支付最終工程價值的百分之十，即可從政府手中購買北京中心區域的土地使用權。最大筆的工程支出不是建築造價，而是居民的拆遷安置費用。自然而然地，開發商希望儘可能少的支付居民安置費用，從而獲得更大利潤。私有房屋所有者最令開發商頭疼，因為他們可以要求以市場價格出售甚至拒絕出售。實際上，儘管當地政府經常批准項目和出售土地使用權給開發商，無需經歷收購或搶奪私有房主土地使用權的麻煩，但是，官員們會與開發商密謀，對房主們施加壓力，迫使他們放棄自己的土地。開發商們通常會僱傭當地的惡棍前去恐嚇居民，而警察們卻視而不見；當地機構有時對釘子戶們停水、停電、停氣。如果必要的話，政府部門會代表開發商出面，發布缺乏法律依據的強制拆遷令。1991年至2003年期間，在北京，有超過五十萬的家庭被強制搬遷。一位中國的學者估計，上世紀九十年代，北京的私有房房主在土地上損失最少45億美元，而北京的公房居住者的安置費用比政府規定的費用少支付了超過70億美元。同時，如果市政府以公開拍賣的方式出售土地，而不是與開發商達成私下達成交易，那政府將增加最少55億美元的財政收入。儘管如此，上世紀九十年代，開發商和北京政府詐取了公眾超過170億美元——這一數字幾乎等同於1995年整個北京市的經濟產量。

 

房地產公司與政府官員無恥勾結進而掠奪房主私有財產的行為並不是沒有遇到挑戰。數以萬計的居民對北京市政府和開發商提出訴訟，針對拆遷驅逐的街頭抗議活動此起彼伏。但是，政府指示法庭撤銷訴訟，使用警力限制和打壓示威遊行。有些時候，房產衝突導致致命後果。2006年2月，一位市民不願自己的房子因為興建居民小區而被強行拆除，拒絕搬遷，而開發商雇用的五名保安將其毆打致死。同一個月，北京西面的一片胡同區行將被拆，一群惡棍襲擊了一座四合院的房主們，打死了一位老太太。

 

針對大規模拆遷的抗議活動幾乎發生在中國每個主要城市。在西安，一群修女試圖阻止開發商奪取一片教堂的土地，結果慘遭毆打。在南京，一名絕望的房主在開發商的小區拆遷辦公室內用汽油自焚。城市風光越令人驚嘆，越有可能的，是這風光建立在開發商和政府官員對於普通居民的權利的踐踏上。這是隱藏在中國的巨變的大城市中簇新的辦公樓群和居民小區後面的骯髒秘密。北京的驅逐和拆遷為全國定下了基調，但最為惡劣的違法行為發生在上海，在這裡，政府領導和開發商們建立了新的城市空中輪廓線，成為中國經濟騰飛的標誌性圖景。上海喜歡將其展現為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但實際上，上海市政府官員中的專制傾向比中國其它城市更嚴重。新聞被更為嚴厲的監控，安全機構也更具威脅。為了城市重建，超過一百萬的家庭被強行驅逐，當大批群眾極力反抗的時候，城市官員在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的情況下，粉碎了他們的示威運動。市民們在沒有任何罪名的情況下被投入監獄或者送入精神病醫院。代表居民利益的律師，鄭恩寵，2003年由於將鬥爭的信息與紐約的人權組織分享，而被判處入獄三年。同時，權力機構為了緩解公眾的憤怒，逮捕了城市最知名的開發商，周正毅——他在福布斯中國財富排行榜上排名第十一。2006年，周的保護傘，權傾一時的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也在權力爭鬥中被清除。

 

金寶街工程是北京和其它城市房地產開發中的典型案例。1998年，陳麗華的公司低價從政府手中獲得土地使用權，每平方米2000元。作為對低價的回報，陳同意修建一條新路和一棟東城區的政府大樓，並同意支付四千至五千戶居民的拆遷安置費用，這些家庭中的三分之一是私有房房主。總的來說，陳為這個項目抵押貸款，投資了7.5億美元，用以拆遷老北京城中的五十五英畝土地，並且修建辦公樓群、商場、兩家酒店、一座豪華居民社區、學校和一些市政設施。這是陳所從事過的最大型最雄心勃勃的工程。這也是一項幾乎毫無風險的買賣。她的初始支出很少，因為，一旦她獲得了土地使用權，她就可以用其作為擔保，獲得大筆的國有銀行貸款。後來，陳說服地方政府允許她增加計劃中新建的一部分樓群的高度，將工程完工後的總使用面積翻倍——她的潛在的利潤也同時翻倍。

 

2002年末，也是陳的公司開始新建金寶街兩年之後，這條嶄新的大道正式開通。街兩邊的建築計劃在2008年奧運之前完工。陳的公司仍然在吹噓他們是多麼順利多麼迅速地將居民們驅趕出舊社區並推倒其家園。“我們花了28天就拆遷了2100戶，”王壽元——前政府官員，陳聘請其擔任項目總經理——告訴我，“這是史無前例的。我們完成了街兩側的拆遷和安置工作，在北京城引起了轟動。完全沒有投訴和負面反饋。”

 

我問王，公司是如何說服如此多的居民迅速地搬遷。“拆遷迅速，取決於實力和力量，”他回答道，“實力意味着擁有足夠的資金，力量意味着獲得政府的支持。這就是關鍵。”

四

當然，王壽元所說的金寶街工程沒有任何負面反饋，實屬誇大了事實。劉實如就是拆遷小區中試圖反抗的居民之一。很多被拆遷居民無奈地接受了拆遷安置，因為他們知道自己不可能斗過富有而神通廣大的陳麗華。最著名的項目反對者名叫華新民，她是北京一位眾所周知的文化保護者。她的祖父華南圭，建國初期曾擔任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總工程師；她的父親華攬洪，建國後曾擔任北京市建築設計院總建築師，也是曾向毛澤東進言保護北京老城區的諸位學者中的一位。文革期間，華一家逃到了法國，但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華新民回到了北京，繼續她父親的事業，極力阻止開發商推倒古老的四合院和其它一些建築古蹟。這是一項困難的工作。在抗爭中，華輸得多，贏得少。然而，她對金寶街項目的反對，更加具有個人化色彩：華就是在這些被拆遷的胡同區中的一所房子中長大。

 

關於保護北京文化古蹟的重要性，華新民已經明確表達過多次。然而，當她決定捍衛自己家園的時候，她採取了另一種策略：她投訴開發商侵犯了私有房房主的財產權。這是一項有力而政治敏感的指控。這一指控威脅到了中國城市改造商業模型的基礎，暴露了政府許諾保護私有財產權的虛偽性，儘管這一權利2004年已經寫入憲法。同時，華的爭辯巧妙地挑戰了黨和政府的一貫說辭：為了社會的發展，個人犧牲是難免的。華指出，普通百姓為城市改造項目做出犧牲的同時，有權有勢的人——如陳麗華一般——占盡了所有的好處。

 

多年以來，華新民與諸多政府媒體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一家雜誌曾提名她為全國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一。但是，記者們寫關於文化遺產保護的報道是一回事，去質疑政府保護私有財產權的承諾是另一回事。儘管華百般努力，沒有政府媒體願意挑戰陳麗華和金寶街工程。另一方面，陳麗華卻從不擔心找不到記者來寫一些溜須拍馬的文章。陳以對記者出手大方著稱，送錢送禮物，而通常，這些錢花得很值。報紙上充斥着金寶街是如何緩解交通和刺激經濟增長的報道。對於老胡同區的拆遷工作，只有那些對其家園被拆遷持積極態度的居民的話被引用：“黨和國家努力提高普通老百姓的居住條件，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一位被採訪者如是說。同時，陳麗華被包裝成有愛國心的，母親般的形象：她對被拆遷居民慷慨補助，使他們能夠搬出“破舊的”小區，住進現代化的新公寓。一篇文章寫道，當陳麗華巡視拆遷區域時，居民們打出橫幅感謝陳，並表達對“奧運和首都改造”的“狂熱”的支持。

 

偶爾，編輯會不經意地發表一些針對這位富婆的文章。2005年1月，上海一家商報發表了一篇尖銳的文章，質疑陳為何能抵押居民們仍然擁有的土地來獲得貸款。幾天之內，這家報紙的總編輯就飛到北京，當面向陳道歉。隨後，報紙發表聲明收回原先的文章，並刊登一篇對金寶街項目大唱讚歌的文章。其它的發表類似質疑文章的報刊雜誌也被迫發表回收聲明。就連香港的報紙也沒能逃出陳的掌控。幾家報紙的記者，包括英文報紙《華南晨報》的記者，告訴我，他們的編輯要他們停止報道金寶街的故事。不久之後，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明報》駐北京記者寫了一篇關於華新民反對金寶街項目的報道，隨後，這位記者在一家飯店被三個人搭訕。三人分別是，陳的拆遷公司的經理、陳的律師和一位政府官員。記者告訴我，那時候已經是晚上，但這三人堅持要他去見陳富婆。當記者拒絕的時候，拆遷經理——記者形容他像個惡棍——威脅道，如果記者不在兩天之內消除文章的影響，他就要“採取其它方式解決”。第二天，這位記者為了安全，撤回到香港。《明報》拒絕了陳麗華的收回文章的要求。當陳威脅說要告上法庭，報紙開始準備針對陳的更多的文章。記者告訴我，就在這些文章付諸印刷之前，陳成功地與報紙的編輯達成了和解——條件是，只要安排電影明星成龍為陳麗華說幾句好話。

 

有些時候，對於保護自身權益，陳麗華展現出不同尋常的預見性。2002年，在北京市民對於大規模拆遷驅逐民憤不斷擴大的時候，一些報紙開始刊登律師高志晟所寫的一些文章，這些文章都是反對拆遷並認為這一行為侵犯了私有房房主的財產權。後來，高成為全國最著名而敢言的維權活動家之一，是政府認為必須投入監獄的人。然而那時，高只是首都的新移民，幾乎無人知曉。但是，陳麗華看出了高作為麻煩製造者的潛質，她決定做些什麼。

 

在高志晟被釋放後，他告訴了我他與陳麗華的一些過往的遭遇。這件事就像曝光幕後花絮一樣，幫助人們了解到政府是如何成功地平息反對意見，並且幫助人們認識到政府與通過其政策獲利的陳富婆的關係，以及陳的個人風格和手腕。高回憶道，上世紀九十年代，當他正在北京開展律師業務之時，一位記者把高介紹給一位女士。這位女士正在尋找律師代表一位商人打一場腐敗案件的官司。這位女士在統戰部門工作，這個部門的任務就是團結黨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統一戰線。隨着時間的推移，高逐漸了解這位女士，並把她當成朋友。2002年的一個下午，在高開始寫抗議大規模拆遷驅逐的文章的時候，這位女士打電話給高，並表示要把高介紹給一位潛在的客戶。雖然高已經下定決心不代表房地產開發商，但直到他意識到是被帶去見陳麗華的時候，想拒絕已經太晚了。

 

陳的公館坐落在北京郊區的一片安靜的地方，離鄧小平的一個兒子的家不遠。陳的家看起來不象住宅，更象一棟巨大的政府辦公樓。房子外面圍牆圍起了個院子，院子前面就在她建的展示其收藏的紫檀博物館。當高和他的朋友到達的時候，他們被領到了二樓一間會議室，高被安排坐在富婆旁邊的一張雕花椅子上。陳熱情地歡迎了高，他們先寒暄了一小段，談了談高的背景和工作情況。然後，陳告訴高，她是房地產開發商協會的一員，協會已經注意到高的文章。陳繼續道，沒人害怕高，但由於統戰部是大家共同的朋友，她想給高一些建議。陳希望高能把她看作一位大姐，因為她在北京的閱歷比高多得多。“你不知道這水有多深，”她說，“在房地產行業，每個人背後都有政壇保護傘的支持。你不可能傷害到他們。唯一的結果是，他們將會傷害你。”

 

陳問高，為何將家從新疆西部搬到了北京。“不是為了謀生和掙錢嗎？”陳說，然後她快速地承諾道：“我們可以給你想要的一切。”在談話的最後，陳展示了送給高的一件高檔禮物——一件陳放書法和繪畫的精緻雕花紫檀盒子。陳吹噓說這件盒子比她送給政治局常委的相似盒子還要值錢。高接受了禮物，但陳不讓高自己搬回家，而是命令手下將盒子裝上她的奔馳車，送到高的府上，按照高的要求擺放在家。隨後，陳送高離去，在下樓的電梯裡，陳又一次提醒高，她和她商界的朋友們會照顧好高。“聽我說，”陳小聲道，“我甚至可以給你房地產。”然後，當陳送高出門的時候，陳抓住了最後的機會又奉承一下，說她通常並不走下樓送別訪客。陳說，她對高的送別，就好像送別來訪的江澤民總書記和朱鎔基總理。通常她對其他的政治局委員都不會這樣。

 

對高來說，陳麗華的示好是相當意外的，因為高從來沒有在文章中提到金寶街項目或者陳的其它項目。高不斷寫文章，在報紙拒絕刊登後，他又將文章貼到了互聯網上。不久以後，高的統戰部的朋友又一次打來電話，堅持帶高再來見陳。這一次，陳提出聘請高擔任公司的法律諮詢顧問，年薪三十萬元。這是很大數目的一筆錢，幾乎是高目前年收入的一半。陳補充說，如果高嫌少，報酬還可以商量。當高拒絕的時候，陳表現出了驚訝，告訴高，很多律師事務所都搶着要被自己僱傭。隨後，陳把自己的兒子叫進房間，告訴兒子所有他聘請的律師都“狗屁不如”，而高是“一名真正的律師”，陳強調，而且從現在開始，高將成為公司的首席法律顧問。高又一次拒絕了，但陳告訴高不要急着決定。她會與高保持聯繫，而且，她將付給高每小時五千元的服務酬勞。在隨後的兩年時間裡，陳將高招至家中兩次以上，每次陳都付以高薪酬勞。陳不斷地勸說高改變主意，告訴高，大姐關心他，如果不聽大姐的勸告，會吃苦頭。高接受了陳的錢——後來，高不好意思地告訴我，畢竟陳占用了他的諮詢時間——但高仍舊繼續寫批判文章。

 

高最後一次見陳麗華，也是第一次高主動要求去見的。華新民，自己家園的保護者，找到高尋求幫助。高同意把華介紹給陳。這次會面並沒有持續太長時間。華請求陳不要推倒自己父親的房子，陳禮貌地傾聽但不做任何承諾。後來，統戰部的朋友告訴高，陳覺得高帶華新民來見面是對自己的一種冒犯。從此，高再也沒有陳麗華的任何消息。

五

陳麗華與我會面過兩次。這兩次，她都送給了我禮物。在我採訪她之後，她讓我關掉錄音機，然後，揮手示意她的秘書——站在我們邊上的一位年輕而幹練的男士——過來。秘書急忙拎着大包小包的禮物走上前。第一次，陳送給我一件絲綢唐裝和一件羊絨長大衣，而且，她堅持要我在離開前試試尺寸。從未撕掉的標籤牌來看，大衣價格將近五百美元。第二次，陳又給了我一件絲綢唐裝，並讓秘書在唐裝的口袋裡放上一千元港幣。這兩次我都極力拒絕，並告訴陳，收受禮物違反了《華盛頓郵報》的規定。但是富婆絲毫不為所動。她說，世界各地的記者都採訪過她，並接受了她的禮物，如果我拒絕，她將認為這是對她個人的一種冒犯。這兩次，我們都為此推來阻去好一會兒。當我最終妥協並表示我會把這些禮物捐獻給慈善機構時，陳富婆就會因達到了目的而看似非常滿意。

 

我們是在她的公館二樓的會議室見面的，很可能就是陳向高志晟律師示好的同一間房間。房間門外的過道邊懸掛着陳與當時的政治局九大常委握手的照片，以及陳和過去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還有國外名流的合影，其中包括美國前國務卿科林.鮑威爾。就我親眼所見，比起在電視上的形象，陳可以說是走下神壇，更加貼近生活。陳是一位高大的女人，散發出一種母親般的光彩。她明顯對於訪客的到來非常高興，但同時，由於有限的學歷和低微的出身，她又表現出了一些不安全感。她經常試圖使用成語連成緊湊句子，來表達她的想法，顯示她的學識，但問題是，她的成語用的完全不是地方，也使得的她的話支離破碎。她用了大段的時間談論紫檀——紫檀的美麗，紫檀的歷史，紫檀的稀少——有一次，她甚至要我捏捏她的胳膊，來顯示紫檀的健康功效。“我已經六十多歲了，你看得出來嗎？”她問道。我禮貌性地回答看不出來。“我患糖尿病已經十七年了，你看得出來嗎？”她繼續道，“看不出來吧。所以說，紫檀對於治療我的糖尿病作用極大。”

 

陳非常高興地重複了她在文革期間搶救古董衣櫃的故事，隨後，她熱切地談論了在緬甸的叢山峻岭間她與一群殺人峰的遭遇。但是，當我詢問她是如何致富的，陳總是顧左右而言它，或者老生常談。“都是辛勤勞動的結果。”她告訴我，“一些記者問我錢從哪裡來。他們都想問這個問題，今天你也問了。我會給出同樣的答案。我錢掙得合理，花得也適當。換句話說，我的勞動所得，我想怎麼花都行。我對在中國投資非常有信心，也證明我的錢也都是合法所得。有些事情是很私人的，我不想談太多。”我試圖理解陳的邏輯，但我的漢語水平卻使我無法理解陳的回答。然而，陪同我採訪的一位中國同事事後證實，陳是在胡言亂語。

 

後來，我採取了更加直接的一種方式。我問陳是否擁有某種特殊的門路，可以購買北京南邊家具工廠倉庫里的古董家具，而這些家具都是文革時期紅衛兵掠奪來的。陳大笑着說，她只從倉庫里購買了少量不值錢的家具。然後，她補充道，她從未賣過任何一件自己收集或者修復的古董家具。這是非常令人費解的陳述，因為陳已經告訴我，在投身房地產業以前，她是做古董家具生意的。如果她什麼家具都不賣，那她靠什麼謀生呢？“我有儲蓄，我也有我的商業機密,”她回答道，“我不想再談這個了。”

 

陳承認在中國做生意，關係網至關重要，但是，她否認與政府領導們有任何特殊的聯繫。“關係確實非常重要，但與你想象的不同，”她說，“不像人們通常說得那樣，關係可以蓋過法律，可以勝過一切。就我的經歷來說，並不是那樣。”相反，陳說，她與政府官員的關係是光明正大的，是建立在誠實和信任的基礎上的。“你需要良好的信譽才能建立關係網，”她說，“你按照規定和政策辦事。他們怎麼說，你就怎麼做，然後，他們才會信任你。”一旦他們信任你，陳繼續說道，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不要濫用這種信任。“一些關係培養了數十年的朋友，我可能從沒有讓他們幫過忙，”陳說，“領導人是屬於國家和人民的。你可以尊敬他們，但你不能向他們提要求。如果你向他們討好處，完全依靠他們，好像靠在靠背椅上，這就會產生問題……領導們就會與你保持距離。”

 

當我問陳，如果沒有與政府官員的特殊關係，創業者是否也能成功時，陳堅持說這是可能的。她說，你所需要做的，就是“遵循法律和改革開放的政策，去政府各職能部門。去土地局，規劃局，還有當地政府……去喝杯茶，盡力了解情況。”就這麼簡單，陳堅持說，並且補充道，沒有必要請政府官員吃大餐或送上重禮。她說，她自己只送給官員們一些藝術品，比如她的工匠們製作的一些檀木器具。（在這次採訪之後，陳送我一千元港幣。她的秘書說這是給我的午飯錢。）

 

陳為北京老城區的大規模驅逐和拆遷進行了辯護，稱自己是有遠見的開發商，為老百姓的利益着想，而老百姓並不理解她。“一些群眾不想搬家，這是可以理解的。故土難離嘛。儘管他的房子小，但他長在這兒，習慣了。”陳說，“如果你讓他搬，他可能開始並不理解。但是，當他離開後搬入公寓樓，改變了生活方式、習慣和品位，他自然會覺得開心。”陳說，當一些居民抵制拆遷的時候，“我們盡力與他們協商。”她聲稱，在沒有達成協議之前，她從沒有驅逐任何人或拆掉任何一棟房子。陳開始和我談起金寶街項目，吹噓沒有一位被拆遷者提出異議，但是，她一定是感覺到了我的懷疑，因為她提起了華新民，雖然華的名字她老說不對。在那時，陳的公司已經推倒了華家的房子，開始在上面修建一家私人俱樂部。

 

“我與政府簽訂了合同。我並沒有和華建民簽任何合同，但華建民老是給我找麻煩，”陳說，“她指控我侵占了她家房子的地。她是法國人，她以法國人的口氣對我一個中國女商人說話……我不管你是法國人還是其它什麼國家的。我將使用本土的合理合法的手段搬遷你的家。政府給了我這樣的權力……她不應該來煩我，她應該去找政府。”

 

一次又一次，陳強調她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法律依據的。她並沒有搶奪私有財產；她依據法律，從政府手中購買了土地使用權。她並沒有依靠在長安俱樂部建立的與政府官員的關係來謀取特權；她去政府相關機構諮詢並研究法律法規。她並沒有依靠關係移民香港；她是在“探訪親友”之後合法移民香港的。她並沒有恐嚇記者；她只是在記者發表充滿謊言的文章時，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對於每一個問題，她都有回答或者藉口，只有一次，她看起來有些不安，那是我提起高志晟的時候，此時高已經被逮捕。當我說出高的名字，陳看起來非常痛苦，她的臉刷地變白。她說她從沒有聽過高的名字。

 

當我問起像她這樣的創業者怎麼看待專制的政治制度時，陳也顯得有些慌亂。她含糊地說了一些在中國的外資的事情，直到我明確表示，希望她談談更喜歡一黨制還是多黨制。“我想，對於中國來說，一黨制更好。因為多少代以來都是這樣，”她說，“我並不知道以後會發生什麼事，但我希望仍然是我們現在的一黨制。一黨制有很多好處，它意味着有人會治理這個國家，指明方向……”我提醒她，在毛澤東的一黨統治下，發生過一些災難和破壞，包括陳自己在文革中也吃過苦頭。“那都是改革開放之前的事。改革開放以來，一切都非常好。”陳回答道。她停頓了一下，滿面笑容地說：“我是一個簡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