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昆明屠殺的體制根源
一般來說民族矛盾高於階級矛盾， 但是， 高的原因不是因為民族之間真的有什麼深仇大恨， 而是民族矛盾一旦煽動起來之後無法控制， 衝突雙方都知道不對，但是刀子臨喉不得不打下去。 

民族矛盾的根源其實是階級矛盾， 因為民族衝突的根源是權貴富豪在爭奪資本的時候，經濟上無法實力稍弱就會藉助暴力來獲取經濟利益。  這一點與黑幫特點一致。  但是， 權貴富豪生命珍貴， 自己不會拿生命去賭博， 所以，他們都是煽動底層百姓去仇殺。 

新疆與西藏的民族矛盾在毛澤東時代基本上不存在， 因為少數民族的底層受壓迫比漢族還要沉重， 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基本上是以解放者的姿態為少數民族的底層爭取權益。  所以， 能夠得到底層百姓的衷心擁護。 儘管西藏出現大規模叛亂， 其叛亂的原因是西藏貴族感到自己失去了對底層百姓的精神控制， 即便毛澤東許諾不在西藏實行土改， 但是，西藏的農奴對好生活的嚮往讓西藏領主僧侶感到農奴早晚要脫離他們的控制， 所以才會反悔叛亂。  而毛澤東不殺達賴不會因為是害怕達賴信徒的反抗， 而是因為達賴確有共產主義思想， 他的存在能夠制約西藏逃亡分子完全投靠美國。 

新疆的叛亂基本上也是因為新疆貴族感覺到時不我待， 百姓對他們的宗教信仰離心離德了。 文革時期維族人老老實實，年輕人都不信穆斯林批鬥阿訇，自己雖然不吃豬肉，家家戶戶養豬給新疆漢人吃。漢族和維族基本上沒有矛盾， 大量的知識青年支援邊疆也受到當地少數民族的照顧甚至追捧， 以至於今天的知青後代不成材的時候， 好多知青都把孩子帶到當年下鄉插隊的地方感受人際關係的溫暖和生活奮鬥的必要。 

西藏和新疆的問題基本上是胡耀邦製造出來的。 胡耀邦掌握政權以後一改毛澤東時代解救底層百姓的方針，轉而收買高層貴族。 在西藏， 胡耀邦花大價錢把毛澤東時代逃亡的僧侶領主請回來，為他們修建更為宏偉的莊園，對他們進行無限度的賠償， 說什麼給什麼， 結果造成底層百姓不再信任共產黨， 而僧侶領主猶如還鄉團，開始利用與胡耀邦的所謂民主政策反攻倒算。 

新疆的禍根也是從平反“沙甸事件”的所謂平反。 明明已經認罪的罪犯都被放出來，然後進正邪，進淫大，然後進一步利用民族優惠政策斂財發家， 呼風喚雨了。  

正是這些胡耀邦拉攏扶持的西藏新疆權貴富豪才是民族矛盾的根源。 我毫不意外如果明天發現支持恐怖屠殺的資金都來自新疆西藏的高官或者高官的狐朋狗友。  大多數幕後黑手的雙卡雙帶手機的一個號碼指揮大屠殺，一個號碼於與共產黨稱兄道弟，勾肩斷背。  因為這些少數民族富豪在資本與人脈上打不過內地過去的漢族資本家，所以就會動用暴力手段，獲取商場上搞不來的利益。 “中央聯合疆藏上層宗教勢力壓榨下層百姓時，民族就分裂，國家就動亂.這幫阿訇活佛是什麼好東西？是狼不是狗，養着它們早晚一口咬斷你的脖子 “.

昆明屠殺不會是簡單的新疆分離主義者， 從屠殺選擇的時間和地點上看一定有外國因素。 可以從兩點推斷，一， 屠殺選擇的時機， 泰國久攻不下已經解除圍困曼谷， 烏克蘭似乎勝利然後發現種了埋伏， 為普京奪回海軍基地，拋棄烏克蘭經濟包袱製造了一個絕佳的藉口。 東海擦邊不給力， 南海引誘不上當， 憋屈， 委屈需要一個發泄口。 昆明靠進西南通道， 國家沒有準備 。

這是國際大環境， 國內少數民族富豪利用民族矛盾搞商業競爭，與國際恐怖勢力在正面戰場上撈不到好處而使用下三爛手段。  者決定了中國未來還會經受風雨考驗。 

但是，中國的國際環境最壞的時候不是現在， 毛澤東時代在東西方夾縫中開闢天地， 受到雙重積壓， 為了國防建設不得不擠壓民生物資， 為了建立中國業基礎不得不壓縮輕工業生活必需品， 受東西方封鎖原料不足， 百姓生活清貧的年代， 竟然沒有民族矛盾的爆發， 這是因為中央聯合疆藏下層人民鬥爭上層宗教勢力時，民族就團結，國家就穩定。 今天， 要解決民族矛盾， 進一步私有化，國家掌握的資金資源減少， 政府向武訓那樣向富豪乞討來解決底層百姓的生活問題， 那麼， 新疆變成烏克蘭南斯拉夫甚至索馬里甚至不是不可能的。 要知道索馬里烏克蘭都是資源豐富， 而中國確實資源貧乏生存環境惡劣。  

所幸中國國企瓜分的步伐還是不夠快， 所以， 中國暫時不會有解體的危機， 而美國三次寬鬆以後， 最後一次寬鬆全都弄到股票和房地產上了， 美元倒灌隨時發生， 中國挺過來，占據資本高端， 即便是全部私有化了也可以搞權貴民主。  但願中國不會在沒有爬上資本高端， 美國沒有趴下之前就徹底資本私有化了， 如果那樣， 中國會重走蔣介石孫中山的民國戰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