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評社科院文章：西方自由主義“普世”理念的破產


春在湖西（春秋戈） 


於 2014/3/26 15:29:35 發布在 凱迪社區 > 文化散論


轉貼者按：社科院教授侯惠勤的文章原標題是《西方自由主義“普世”理念的破產》，現在全文轉貼，供批判用。作者的文章，以奴隸主御用筆桿子的口氣說話，洋溢着生產力極其低下的奴隸社會才有的那種三千年前的見識；又不乏頤指氣使，指鹿為馬，三千年前的奴隸主才有的那種底氣；還有着一切反動派面對新生產關係和新思想潮流噴薄而出，肝膽俱裂，“與生俱來”的三千年前的恐懼。但願大家能夠耐着性子讀完這篇“奴隸主宣言”，穿越一回，順便也“巡視”，“調研”一下現代中國的奴隸社會。  


轉貼，供批判用：


    來源：《紅旗文稿》 期號： 2014/06 作者： 侯惠勤 2014.03.25 11:48


    
點評（之一）：


    西方自由主義從一開始就以“普世”的面貌出現，“天賦人權”是其原初形態。雖然“人生而自由平等”的人權觀曾以前所未有的震撼力呼嘯而來，推動了近代以來資產階級革命的浪潮，但是，由於其無法跨越理想與現實的鴻溝，事實上的雙重標準，以及由此而折射出其人權理念本身的悖謬，在此後跌宕起伏的歷史潮流沖刷中不斷顯露其階級本性，而最終導致了這一“普世人權”理念的幻滅。


    指責西方自由主義”無法跨越理想與現實的鴻溝“，作者又在對着”風車“宣戰了吧？自由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哲學，以自由作為主要政治價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其特色為追求發展、相信人類善良本性、以及擁護個人自治權，此外亦主張放寬及免除專制政權對個人的控制。更廣泛的，自由主義追求保護個人思想自由的社會、以法律限制政府對權力的運用、保障自由貿易的觀念、支持私人企業的市場經濟、透明的政治體制以保障每一個公民的權利。在現代社會，自由主義者支持以共和制或君主立憲制為架構的自由民主制，有着開放而公平的選舉制度，使所有公民都有相等的參政權。自由主義反對許多早期的主流政治架構，例如君權神授說、世襲制度和國教制度等。自由主義的基本人權主張包括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以及言論，出版和結社的自由等。試問，這樣一種意識形態，比起”宇宙真理“與你們所信仰的”主義“，哪一個是更能貼近現實的理想？哪一個更能跨過”理想與現實的鴻溝“？




點評（之二）：


    “普世人權”觀的一大心病是喊了幾百年，卻始終無法兌現。儘管西方自由主義的主流已經將其中的“平等”退縮到了“機會平等”上，然而從現實方面看，即便是“機會平等”，在當今最為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也仍然談不上，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則更是無從談起。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承認：“付得起千百萬元的法律費用的人在法庭中有的機會比付不起這麼多錢的人在法庭中有的機會好。在布朗克斯南區的貧民窟出生的孩子擁有的機會比不上在斯卡斯代爾別墅里出生的孩子擁有的機會”。（尼克松：《角斗場上》，新華出版社1990年版，第344頁）雖然西方自由主義今天仍然高調把“普世人權”作為“一手好牌”來打，但是普遍的疑惑已經形成：如果永遠只能停留在應然狀態而不能成為現實，那麼這種“應然”本身就不需要檢討嗎？它真的如同其鼓吹者所描述的那麼美好和強大嗎？


    對於作者敢拿尼克松總統曾說過的話，諷刺和泄露現代中國奴隸制度的法制不彰，司法制度被廣泛濫用和踐踏，以及人民群眾上訪難，訴訟難，打官司難的殘酷現實的勇氣，本翁賞你0.50元。




點評（之三）：


    從根本價值理念上看，“普世人權”觀最為尖銳的內在衝突在於自由和平等的價值關繫上。說到底，用自由壓制甚至否定了平等，是“普世人權”觀的要害。儘管西方自由主義曾連篇累牘地試圖協調自由原則和平等觀念，試圖證明唯有自由主義才具有真正的世界主義胸懷、才能真正地平等對待他人和異族、異教，然而由於作為其首要價值的“自由”，是誇大個體的先天差異並使之在社會中得到充分認可，從而把市場經濟下的社會差別歸結為人的自然差別，因而蘊含着承認人的“等級差別”的傾向。


    侯先生在這裡胡說什麼？自由與平等，是普世人權的兩項最基本的內容，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在西方，人們為此已經吶喊，奮鬥，甚至犧牲生命，已經數百年；即便在中國，不算中國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豐碩成果，也不算辛亥革命志士們所秉持的那種令人感奮，令人熱血沸騰的，對自由與平等理念的追求和自我犧牲精神，就是年輕的封建皇帝光緒，也比你這位奴隸主的教授更令人尊重和景仰一千零一倍。


    先生的這段宏論，怎麼越看越讓人覺得潛藏着一顆誇大，歪曲，與故意混淆“自由與平等”相互關係的賊心。按照曾被你奉為經典的唯物辯證法和對立統一理論，自由與平等是現代人權價值觀的矛盾統一，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除了在現代奴隸制的這個國家，一會兒用“自由壓制甚至否定了平等”；一會兒又用“平等壓制甚至否定了自由”；甚至出現自由與平等一同被“宇宙真理”打得落荒而逃的狀況之外，脫離了苦海的現代人類進步社會，從來也沒擔心過自由與平等之間存在的那種差異。除侯教授樂不思蜀的這個社會會經常地，連綿不斷地，驚心動魄地出現一些“最為尖銳的內在衝突”，西方國家的公民們還真的沒見識過先生所說的這種“最為尖銳的內在衝突”，恐怕先生是“錯把杭州當汴州”了吧？




點評（之四）：


    一些自詡為徹底自由主義者的人曾公開提醒人們：“發人深省的是，在‘生命、自由和財產’這一美國古老的格言中，並未提到平等這兩個字。這是因為：生命是不平等的，自由與平等是兩個相互衝突的目標：而財產權與平等這兩者之間又沒有什麼關係”。（羅伯特•J•林格：《重建美國人的夢想》，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頁）不僅如此，在古典自由主義鼻祖洛克那裡，財產權還公然和奴役權相聯繫着。他寫道，我的馬吃的青草，我的僕人鍘的乾草，我挖的礦成為我的財產而不必有任何人的同意。這種在論證自己私有財產合理性的同時卻剝奪了一部分人（僕人等）對於自己勞動產品的占有權的矛盾，之所以沒使洛克感到為難，原因在於他所崇尚的“自由”同平等確實是相悖的。這就使得同樣崇尚自由主義的伯特蘭•羅素也不得不承認這是“洛克及其信奉者的重大政治缺點”。（羅素：《西方哲學史》下，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179頁）約翰•杜威坦率地承認：“民主可悲的崩潰就由於這一事實：把自由和在經濟領域內，在資本主義財政制度之下最高程度的無限制的個人主義活動等同起來了，這一點註定了不僅使平等不能實現，而且也使得一切人們的自由不能實現。”（杜威：《人的問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3頁）


    顯擺你的學問是不是？很可惜，從你的這篇文章可以看出，中國社科院的大教授，引用的任何文獻，沒有一句來自原作者，都是在借用別人的翻譯。候教授此時倒不在乎翻譯與原作間的“差異”了。侯惠勤同學，你考過雅思沒有？你現在是英語幾級？你也算“學者”？ 




點評（之五）：


    杜威所承認的這個事實，揭示了自由主義的一個最深刻的矛盾：作為自由主義立足點的個人主義，必定以個人自由侵犯他人自由，其結果是絕大多數人在自由面前喪失了平等。自由主義原來聲稱要解放個人的潛力，給每一個人以新的機會和力量，結果卻幾乎把個人的自由和獲得經濟成功的能力完全等同起來，因而只給少數幸運者提供了機會和自由；自由主義原來聲稱每個人的自由是天生的、因而是不可剝奪的，結果卻由於把自由和私有財產權加以等同，從而導致少數人的自由必定侵犯和剝奪大多數人的自由；自由主義原來聲稱“生命、自由、財產以及幸福的追求”為不可讓渡的權利，目的在否定任何不加限制的公共權力，然而事實上“關於自由的權利，不論怎樣作詳細規定，都往往會威脅到財產權；反過來，後者也往往會威脅到前者。而這兩者之中，有時是有一種、有時是兩種全都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相衝突”，結果只能是，“不論兩種權利之間發生衝突時採取什麼方式解決，其中有一種權利必須是可以讓渡的。要不然的話，不可讓渡的權利就必須是無限制的權利。”（胡克：《自由的矛盾情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頁）這種矛盾使得“普世人權”在實踐中必然各取所需、多重標準。


    如此精彩，說得何等好啊！作者不妨繼續說下去，誰”侵犯他人自由“，令”絕大多數人在自由面前喪失了平等“？又是誰“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為“少數幸運者提供了機會和自由”？對於作者“不可讓渡的權利就必須是無限制的權利”的英明論斷，山東平度杜家疃村的那幾位村民，肯定體會得要比你這位教授更深刻的多吧。不過，作者如果為了闡述“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奴隸社會的分配原則的正當性，合理性，與不容懷疑性，把帽子錯戴在自由與平等的頭上就太不地道了。




點評（之六）：


    馬克思主義對西方自由主義作了釜底抽薪式的透徹批判，指明“普世人權”的人決非所謂一般的人類個體，而是十分具體的資本主義歷史條件下、體現了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社會人”。因此，人權不是天賦的，而是歷史地形成的，人權的訴求體現的不是“普世權利”，而是歷史的權利，把自由作為排他性首要價值的不是人的需要，而是資本作為世界性統治力量的需要。雖然“普世人權”起着掩蓋現代國家資產階級性質的作用，但是這種“抽象的普遍性”恰恰成為了資產階級統治的特徵。因此，按照“普世人權”所建立的國家，就絕不是人人自由平等的新世界，而是“現代的奴隸制”。馬克思主義關於人權和現代資產階級國家的關係，至今仍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不要提馬克思主義，你不配，你們不配。呸，無恥的叛徒！  
(此時，由於凱迪網關閉文章的編輯功能，點評被迫終止)
    
        二


    “普世人權”的力量就在於它初始作為一種理想的力量曾點燃了人們行動的激情，然而真正使人們產生熱情的並不是那種抽象的“自由至上”，而是消除壓迫、剝削並最終消滅階級這些具體的平等要求。領導革命的資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這種實質上的分歧，使得革命的預期和實際結果存在巨大的反差，也使得“普世人權”在歷史實踐活動中越來越暴露其作為階級權利的本性。行動的結果並沒有如願產生自由平等的社會現實，相反，卻出現了階級矛盾空前尖銳的資產階級社會。“普世人權”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極分化及階級對抗，使得西方自由主義面臨空前的理論危機。


    否定革命、崇尚改良是西方自由主義進行自保的一次歷史轉型，保守的自由主義由以成為其思想主流。它把理想和現實的巨大反差歸結為革命的罪過，歸結為革命所激發的群眾狂熱、所產生的“民主暴政”及其破壞性，以不能“一蹴而就”的去革命化迫使人們屈從現實，以利己主義個人本位去階級鬥爭化、把社會矛盾歸結為個人自由和公權力的抗爭。這樣，原來還包容了革命原則的“普世人權”，就完全蛻變為了粉飾現實的辯護工具。於是，“憲政民主”成為政治楷模，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成為最優經濟秩序，追求自利最大化成為自由的核心價值。西方自由主義自以為只要澆滅了革命的激情和反抗意志，就可以通過繼續兜售其“普世人權”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但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作用、革命的功過是非，不是可以隨意評說的玩偶，而是經由實踐檢驗的歷史事實。


    歷史證明，“普世人權”只有同一定的階級、民族解放相聯繫，才能發揮其合理的歷史作用；而當它一旦同革命、階級鬥爭、民族運動切斷了聯繫，就不僅成為空洞偽善的口號，更是成為了霸權主義維護自身利益的得力工具。


    三


    西方自由主義“普世”理念在中國的破產，是中國近代以來歷史發展的客觀邏輯，就是說，資本主義解決不了中國近代以來歷史的主題，即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不是沒想過、也不是沒做過。跟着資本主義走，只能是國家一天比一天更糟，人民一天比一天更苦。民族在世界上不能受到平等、公正的對待，人民在生活中不能擺脫屈辱貧困的命運。鴉片戰爭的炮聲，不但沒能讓中國得到轉機，反而陷入了更深的苦難，真是“長夜難明赤縣天”。西方自由主義的“普世人權”之光，為什麼就老照不進神州大地？既然如此，這算哪門子的“普世價值”？毛澤東對此有過這樣經典的描述：“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麼書也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派遣留學生之多，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國內廢科舉，興學校，好像雨後春筍，努力學習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鬥，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就是這樣，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1470、1471頁）


    西方自由主義“普世”理念在中國的破產，首先是唯心主義歷史觀的破產。這種歷史觀的要害是把資本主義文明永恆化，以為其是人類“歷史的終結”。因此，它無視資本主義進行全球擴張，尤其是發展到帝國主義，在全球瓜分殖民地是資本主義文明衰落、社會主義新型文明興起的徵兆；它極力美化鴉片戰爭以來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力圖把中國納入資本主義發展的版圖。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深重災難、屈辱命運和艱難抗爭，無不和以鴉片戰爭為起始的西方列強的入侵緊密聯繫。如何看待這種入侵，成為全部道路之爭的焦點。在唯心史觀看來，入侵儘管也伴隨着血腥和壓迫，但其帶來了現代文明則是歷史的進步，因而“西化”是唯一的出路，反抗侵略、搞革命和社會主義則背離了人類文明發展大道；而在馬克思主義看來，這種入侵雖然依靠了現代文明，卻不能使被侵略國享受現代文明成果，因而不僅本質上是野蠻的，而且預示了資本主義文明的衰落和社會主義文明的興起。馬克思在談到英國對印度入侵的後果時指出：“印度人失掉了他們的舊世界而沒有獲得一個新世界，這就使他們現在所遭受的災難具有一種特殊的悲慘色彩，使不列顛統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傳統，同它過去的全部歷史，斷絕了聯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2頁）處在沒落階段的資本主義，不僅自己逐步偏離了人類文明發展的主流，而且裹挾着依附於它的國家走邪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不僅在政治、經濟上是帝國主義宗主國的附庸，而且在文化上處在“無根”狀態，既喪失了自己的文化傳統，又無力建立新的文化根基，因而只能如殖民主義所願，奴性文化成為國民的普遍人格。


    西方自由主義“普世”理念的悖謬在於，它一方面很順利地轉化成了殖民主義奴役他人的特權，而另一方面卻又無法成為被壓迫民族反抗侵略的武器，由此而不斷暴露出其所謂的“普世性”確實就是資本主義性。毛澤東曾敘述過中國人利用“普世人權”反抗侵略而未果的經歷，他指出：“不得已，中國人被迫從帝國主義的老家即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項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組織過政黨，舉行過革命，以為可以外御列強，內建民國。但是這些東西也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一樣，軟弱得很，又是抵不住，敗下陣來，宣告破產了。”（《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頁）這一歷史實踐證明，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普世人權”，是維護居優勢地位的個體、也就是少數人特權的工具，而不是人民大眾爭取解放的武器。


    為什麼自由主義在中國行不通？從歷史觀上說，西方自由主義的顛倒性就在於：儘管它打着“普世”的旗號，然而它並非真正立足於人民大眾，而是把個人游離於階級、民族之外，因而最終是替現實中的少數人說話，成為他們統治多數人的工具。它所謂的“普世人權”，其實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資產階級訴求，因而始終存在着階級性和人民性的內在衝突；它所謂“啟蒙”，着眼於個人的理性和良知的覺醒，可是如果沒有階級的覺醒、民族的覺醒，大多數民眾又如何覺醒？誰都知道“喚醒民眾”的重要，馬克思主義之所以使得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就因為它發現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發現創造歷史的活動主體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由革命階級引領的勞動群眾，因而在每一時代，人民都是十分具體的歷史範疇。在現代無產階級產生以前，革命領導階級和勞動群眾並不統一，而革命領導階級一旦上升為統治階級，就實際上不屬於人民的範疇了。這種內在矛盾使得歷史上的統治階級都喜歡模糊階級界限，使用抽象的人類或人性話語。只有馬克思主義不僅發現了群眾劃分為階級、人民由革命階級及其政黨領導這一歷史事實，而且只有無產階級及其政党進行的歷史活動，才能最終終結歷史主體的這種內在分裂，並推動歷史進入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只有在以消滅階級為追求的歷史實踐中，個人自由和個性覺醒才不會成為少數人進行統治的工具。


    四


    西方自由主義“普世”理念的破產歷史，使我們能夠清醒地看到，西方自由主義的普世性話語，從來就不是空談人類的所謂共性，而是其掌控意識形態話語權的方式。因此，面對西方自由主義在今天通過宣揚“普世價值”進行的滲透，我們要認清其本質。


    觀察、分析形勢、現實格局及變化趨勢，思考和應對重大實踐和理論問題，解釋和闡發世界及其歷史發展的整體面貌，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提出問題和回答問題，納入馬克思主義的話語體系和分析框架，而不是相反，用西方自由主義的話語方式去提出問題和思考問題，把人們引入邪路。比如無產階級政黨及其執政的合法性問題，馬克思主義與西方自由主義就有着完全不同的說法。從表面上看，現代國家都標榜自己在執行民意、代表着大多數人，即體現民主。然而，怎樣才叫作代表大多數呢？在西方自由主義看來，國家的基礎是個人，因而獲得多數個人的選票就獲得了民意，代表了大多數；而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國家的基礎是階級，個人在自發狀態下必然依附於具有階級意識的統治階級，因而無論有無普選制、選票多少，國家必定執行統治階級的意志，社會主義前的國家都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工具。


    這就是說，人民群眾要真正成為歷史主體、自己解放自己，只是在現代無產階級出現後才成為可能。這不但是因為這個時候才具備了實現解放的客觀歷史條件，而且只有現代無產階級才具備了認識本階級地位和解放條件的歷史主體條件。但是無產階級也並非天生就能做到這點，它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才獲得了本階級的階級意識，由自在階級上升為自為階級。恩格斯在談到馬克思的偉大功績時指出：“正是他第一次使現代無產階級意識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識到自身解放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頁）鄧小平在談到必須堅持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時重申了恩格斯的觀點，強調：“毛澤東同志的事業和思想，都不只是他個人的事業和思想，同時是他的戰友、是黨、是人民的事業和思想，是半個多世紀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經驗的結晶。這正如馬克思的情況一樣。恩格斯在評價馬克思的時候說，現代無產階級只是依賴馬克思才第一次意識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識到本身的解放條件。”（《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173頁）


    這一自我意識集中表現在對於資產階級普選制的破解上。資產階級普選制並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更不是人類理智的極限和歷史的終點，而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完備形式，是適應資產階級經濟發展要求的政治形式，本質上仍然是階級對立社會作為剝削階級統治工具的國家制度。但是，它表現出來的卻是不依賴於任何階級的獨立和普遍性外觀，“正是國家制度、法的體系、各個不同領域的意識形態觀念的獨立歷史這種外觀，首先迷惑了大多數人。……而自從出現了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永恆不變和絕對完善的資產階級幻想以後，甚至重農主義者和亞當•斯密克服重商主義者，也被看作純粹的思想勝利；不是被看作改變了的經濟事實在思想上的反映，而是被看作對始終普遍存在的實際條件最終達到的真正理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頁）


    因此，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就不是跟隨資產階級後面空喊“自由、平等、博愛”，而是提出與資本自由擴張根本不同的階級要求，形成本階級的核心價值觀，這就是“消滅階級”。“消滅階級是我們的基本要求，不消滅階級，消滅階級統治在經濟上就是不可思議的事。我提議不用‘為了所有人的平等權利’代之以‘為了所有人的平等權利和平等義務’等等。平等義務，對我們來說，是對資產階級民主的平等權利的一個特別重要的補充，而且使平等權利失去道地資產階級的含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9頁）馬克思主義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在於用科學的理論武裝工人階級，使之把“消滅階級”的獨特要求，變成本階級的自覺行動。就此而言，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工人階級的世界觀和階級意識。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工人階級才能認識和履行自己的歷史使命。


    由此不難看出，當今天有人不厭其煩地要中國共產黨由階級政黨“轉型”為選民黨、要“善於利用選票”加強自己執政的合法性時，是一種多麼嚴重的誤導。正是因為共產黨執政是工人階級和人民的委託，所以其自身的建設就不僅是政黨自身的自律行為，而且還是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主體地位的維護過程，是人民不斷地學習當家作主的過程，因而是自律和他律相統一的一種歷史使命，不能用所謂的他律高於自律，製造黨和人民的對立，並以此否定黨的領導；正是因為共產黨執政是履行工人階級的使命，所以建設社會主義、超越資本主義並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就是其堅定不移的目標，不是維護現狀而是建設一個新世界，決定了共產黨不能以爭取勝選、獲得執政機會，而要以引領歷史前進作為自己的根本任務，這就必須要以先進理論武裝、以先進性和純潔性為要求建設黨。相反，如果以選票為中心，就要遷就選民的情緒，迎合不斷膨脹的欲望，放棄引領群眾提高其覺悟的責任；以選票為中心，就只能代表現實中的某些利益群體，而不可能從大多數人的長遠利益出發整合全社會的利益，多黨制將在所難免；以選票為中心，就要學會八面玲瓏、隨波逐流、實用主義，丟棄一元化的指導思想和鮮明的理論旗幟，其結果黨必然蛻變為少數政客的樂園。


    歷史經驗證明，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話語權，就是要堅持黨的指導思想的一元化。只要搞指導思想的多元化，即便原來是工人階級政黨（如社會民主黨），也會蛻變為資產階級政黨。原因在於，指導思想上搞多元化，看似各種思想平起平坐、一律平等，但在資本主義占優（包括今天的“西強東弱”）的形勢下，實際上就是取消了對於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體系的獨立存在，也就談不上對其進行抵制和超越，而必然成為資產階級思想的俘虜。這就是說，在今天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權，思想“獨立”高於思想“包容”。思想獨立，才能擁有思想陣地，才能獲得認同、凝聚共識，才有可能去“包容”。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