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東亞人智商超過白人之說，目前在西方非常流行。這種流行概念，絕非空穴來風。

　　讓我們看看幾個基本事實：

　　1966年讀高中畢業班的美籍華人，參加“美國的高考”SAT的比例要比一般的美國白人多出67%。按說這種普遍的參與使這個華裔“高考群體”遠無白人“高考群體”那麼精選。但是，兩個群體的考分大體相當。

　到了1980年，1966年的高中畢業生到了32歲。在這代人中，華裔成為專業階層、管理階層、技術階層的機會，要比美國白人高出62%。亞裔美國人占 美國人口的2%（這個比例因對亞裔的界定而和其他統計有所不同），但2008年贏得西屋科學獎（Westinghouse Science Fair） 的5位學生竟全是亞裔。

　　目前亞裔占了哈佛學生的20%，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生的45%。

　　縱觀近年來SAT成績的歷 史，亞裔提高速度最快。SAT三門相加的總分為2400。2007年亞裔的平均分達到1623，白人為1581，拉美裔為1364，黑人為1276。普林 斯頓的社會學家ThomasEspenshade分析了10所精英大學的資料後得出結論：進同一所精英大學，亞裔要比白人學生的考分高出140。

　根據美國最新的統計，亞裔有50%受過大學教育，白人只有31%，黑人為17%，拉美裔僅僅13%。教育和生活水平密切相關。亞裔的平均壽命高達87 歲，白人為79歲，黑人73歲。在密西根州則更極端。那裡的亞裔平均壽命高達90歲，白人為79歲，黑人73歲。2006年的人口統計顯示，亞裔的中等個 人收入在各種族中最高，甚至略高過白人。

　　前《華爾街日報》專門負責教育報道的記者Daniel Golden於2006年出版了頗為轟動的着作《錄取的代價》，稱亞裔為“新猶太人”。這主要是因為亞裔學生和二戰前的猶太學生非常相似：第一，他們卓越 的學術表現讓白人主流社會望塵莫及；第二，白人主流社會，特別是美國的精英大學，一直對他們想方設法進行打壓。在戰前，美國的各名校都竭盡全力對付所謂 “猶太人問題”，因為猶太學生的考試成績太突出，大有占領常青藤之勢，逼着各校制定猶太學生的指標，對之進行封頂。如今猶太人已經融入白人主流社會，不僅 不再作為另類歧視，而且還因為其傳統的經濟政治資源被許多大學所追逐。但是，亞裔則多來自普通家庭或弱勢階層，無權無勢，許多學校都有着對亞裔進行封頂的 秘密指標。

　　“亞裔美國人”這個詞彙，大致起源於1970年代。當時民權運動已經開花結果，以種族平權為目標的“積極行動”政策，使各大 學在錄取中對少數民族學生予以一定的照顧。一些華裔和日裔的學生，開始用“亞裔美國人”指代來自中國、日本、韓國等東亞地區的移民後代，試圖把自己包括到 “積極行動”的受益者中。1977年，聯邦政府用“亞洲和太平洋諸島”作為統計概念，把來自東亞、東南亞、南亞、太平洋諸島的移民之後歸為一類。但是，這 一“亞裔美國人”群體很快就在學術上顯示出優異，進入大學的比例劇增，在美國社會引起反彈。1984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看到亞裔已經占了新生的 1/4，就宣布亞裔不再享受“積極行動”的優待。隨後，伯克利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採取秘密的配額對亞裔學生人數封頂的政策就成了公開的秘密，並招致聯邦 調查。伯克利的校長出來為亞裔學生人數減少而道歉。

　　1990年，聯邦調查得出結論，洛杉磯分校數學系的研究生課程確實對亞裔申請者有歧視。同時，美國教育部民權辦公室也報告哈佛對亞裔的錄取比例明顯偏低，儘管亞裔的成績偏高。

　特別是來自加州的亞裔和計劃讀生物專業的亞裔申請者，錄取率特別低。哈佛知道在分數上亞裔高人一籌，只好說亞裔的“個人素質”低於白人學生。但是，因為 亞裔在哈佛學生中的比例從1979年的5.5%上漲到1990年的19.7%，聯邦調查人員不認為哈佛對亞裔人數有着封頂秘密配額。

　　不 管聯邦調查的結論如何，一個鐵錚錚的事實是誰也不能抹殺的：亞裔進同樣的學校，要比白人學生考得分數高得多才行。2004年普林斯頓的一項研究顯示，亞裔 申請精英大學，平均要比其他學生的SAT高出50分（以數學和閱讀兩門滿分1600分計）。耶魯的記錄顯示，從1999~2000年度到 2001~2002年度，亞裔的SAT分數比白人學生高出40分。黑人和拉美裔的分數又比白人低100~125分。《鍾曲線》的作者根據1992年的數據 把各校各種族學生的分數列成表格，其中哈佛的亞裔學生SAT比白人學生高65分，在斯坦福高58分，在普林斯頓和布朗大學高40分，在南部的名校萊斯大學 竟高70分。要知道，精英大學錄取雖然不僅僅看SAT，但這些學校學生SAT的成績多在1400分左右，距離1600的滿分很近，提高的空間很小。在這個 水平上，四五十分就往往成了決定性的優勢。

　　因為這種歧視，待在“亞裔美國人”中日子就不那麼好過。特別是來自老撾、柬埔寨、菲律賓、太 平洋諸島的後裔，一直比較貧困，也缺乏家庭教育傳統，在考分上比起白人來已經有明顯劣勢。東南亞移民的後裔依賴福利的比例，比黑人和拉美裔還高。他們的孩 子混雜在高分的亞裔中面對更高的錄取標準，自然更無出頭之日。1997年聯邦管理與預算辦公室也發現，亞裔受大學教育的比例高達37.7%，夏威夷土着受 大學教育的比例才11.9%。於是，這些族群遊說國會，力圖脫離亞裔，另立一類以享受“積極行動”的優惠。2000年，聯邦人口統計終於把“夏威夷土着和 太平洋島民”單獨列出。但直到2005年為止，大學委員會並沒有改變亞裔的分類。

　　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Uwe Reinhardt娶了位中國妻子。他對普林斯頓反亞裔的政策非常反感，找到錄取辦公室評理。錄取辦公室的人則乾脆問他：“你希望一半的學生都是中國人嗎？”

　普林斯頓的一位身為中國移民後代的博士生2004年在校刊上發表文章，猛烈攻擊“積極行動”政策在大學錄取中已經成了種族歧視。他現身說法：“我是個貧 困、不懂英文的父母的兒子。我小時候他們從來沒有給我念過書，從來沒有參加過我的畢業典禮。我先後讀了5個糟糕的高中，其中有一個叫”最後機會“的高中。 我上中學和大學時都要干全職工作。但是，在我的生活中，從來沒有人願意給我個機會。我必須比我的同伴要出色。他進而呼籲學校應該以社會經濟背景的多元為目 標，給那些不得不端盤子來養家糊口的學生機會。”

　　他的立場，已經被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接受。但是，作為亞裔，窮往往並不會使你獲得照顧。

　1996年，加州的選民投票禁止學校利用“積極行動”在錄取中進行種族歧視。但是，加州人口中有1/3是拉美裔，拉美裔學生在州立大學中所占的比例僅為 1/8。亞裔在加州人口中占11%，但占大學生人數的40%。為了解決這一不平衡，加州大學最精英的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磯分校考慮以向低收入階層傾斜的錄取 政策代替“積極行動”那種向拉美裔和黑人傾斜的政策。但是，當官員們發現這樣一來許多貧困的亞裔和白人子弟有更多的機會上大學時，就立即否決了這一方案。 洛杉磯分校法學院的實驗證明官員們的擔心。1997年，該法學院採取特別的政策，把40%的錄取名額分配給出身於貧困並缺乏教育的家庭的學生。結果，亞裔 的學生數量從一年前的48名上升到82名。黑人學生則從19名下降到10名。看到這樣的結果後，該法學院立即停止了這樣的政策。

　　這種對 亞裔學生的歧視是全方位的。不僅底層的亞裔學生被打入另類，精英的亞裔學生更是受到種種刁難。比如，在加州爾灣的大學高中（是加州最好的高中之 一），2003~2004年學生的SAT平均成績為1247，遠高於全州1015的水平。亞裔的家長為了孩子的教育不惜工本。

　　他們寧願 犧牲自己的生活水準，到好學區買或租一套擁擠不堪的小房子，也要讓孩子念好書。事實上，因為亞裔的成績高，當一個學校的亞裔比例升高時，這個學校的成績排 名也上升。結果是相輔相成：好學校吸引亞裔，亞裔進一步讓學校變得更好。這就是發生在爾灣的大學高中的情況：45%的學生是亞裔。但是，加州大學最好的伯 克利和洛杉磯分校，立即對爾灣進行了靜悄悄的制裁：從1998到2004年，洛杉磯分校從大學高中錄取的學生由112名降到65名，伯克利從這裡錄取的學 生則從91名降到了46名。一位SAT考了1540高分，並能夠閱讀英語、韓語和拉丁文的韓國女孩兒，居然被這兩所大學拒絕。但拉美裔的學生，居然考 940分的SAT成績就能進伯克利！人們不禁要問：這樣的成績，到了伯克利如何跟得上課？2002年，伯克利共拒絕了1421名SAT超過1400分的高 分加州學生，其中662名是亞裔；同時錄取了359名SAT低於1000分的學生，其中231名是黑人、拉美裔和印第安人。

　　那麼，如果 真是公平競爭，亞裔在美國精英大學中會占到什麼比例呢？因為我們幾乎找不出任何一個美國精英大學對亞裔公平，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不過，紐約的一個精英私立 高中Hunter為我們提供了一些線索。這所高中的使命是教育紐約市最有天份的孩子。學生不僅要通過錄取考試，而且必須在原來所在的公立學校在數學和閱讀 兩項上都達到前10%的名次。該學校就這樣從3000多名申請人中篩選出200名新生（從七年級開始讀）。除了對低收入階層的孩子略有優惠外，一切都是按 成績錄取。結果，亞裔學生在這所學校所占的比例高達40%，儘管亞裔大致僅占紐約市人口的10%。但是，儘管這些學生在這所高中表現優異，在申請大學時還 是受到打壓。

　　接下來的問題是：亞裔為什麼在受到這些歧視後，仍然會在教育上這麼成功？要記住，不管亞裔占美國的人口2%還是5%，亞裔 在哈佛學生中的比例穩定在將近20%的水平，在最好的公立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亞裔學生占到了45%。如果按白人的標準錄取亞裔，這些比例都要高得 多。對此，無論是在美國的心理學界還是在老百姓的“民間信仰”中，都有兩種釋。一派認為亞裔智商高，一派認為亞裔在文化上注重教育。

1991年，Richard Lynn檢視了心理學界的多種研究成果後得出初步結論：生活在香港、新加坡、台灣和中國大陸地區的中國人中等智商為110，日本人中等智商為103，在北 美的東亞人中等智商為103。但他承認這種估算多有不精確之處。他1987年總結出來的結果，則把中國人和日本人的中等智商都定為103。而美國白人的平 均智商則為101~102。另有對香港地區人口的智商測試，那裡中國人的智商平均為110，白人則僅為100。類似的研究還有不少。所顯示的東亞人與白人 之間的智商差異實際上非常小，但東亞人似乎占優。另外，在圖像臨摹的測試中，數千美國孩子被要求用鉛筆和橡皮臨摹日益複雜的幾何圖形。這被認為是衡量智商 的一個比較可靠的手段。結果，在任何年齡段中，亞裔的孩子（主要是中國人和日本人）都領先，白人緊隨其後，然後依次是拉美裔和黑人。瑞士心理學家Jean Piaget曾設計了許多對孩子的心理測試。其中一個測試是檢驗孩子對水平面的理解：先給孩子看一個裝了紅色液體的直立的瓶子，接下來給孩子看一個空瓶子 的畫，其中瓶子呈45。角傾斜，然後讓孩子畫出紅色液體在這個傾斜的瓶子裡的水平線。大多數八九歲的孩子畫出來的線和瓶底平行，但大一些的孩子則往往比較 準確地畫出了水平線，表示他們理解不管瓶子怎麼斜，液體的水平

　　線都是平的。加州大量6~8歲的孩子做了這一測試，各種族的通過率如下：亞裔43%，白人35%，黑人13%。Jean Piaget設計的另外九個遊戲，也被用來測試孩子。結果，亞裔在七項中勝過白人。黑人則一直居末。

　有自由派傾向的心理學家，則否認這種智商差異。Richard Flynn還對那些證明東亞人智商高的研究進行審讀，稱那些研究的標準過時，取樣過窄，缺乏代表性。他對同樣的資料重新分析後得出結論，說東亞人的智商比 美國人其實還略低。亞裔在美國的成就，還是文化上重視讀書，結果成績超出智商預測的水平。當然，美國白人中還流行這樣的解釋：亞裔來自應試教育的傳統，從 小就強調考試，結果孩子特別會考試。這幾乎成了許多大學拒絕成績優異的亞裔學生的一句潛台詞，被許多亞裔視為歧視性的觀念。

　　應該說，猶 太人的聰明，幾乎是沒有什麼爭議的。東亞人是否比白人聰明，如今在各種智商測試中還沒有令人信服的結論。即使在上面討論的那些智商數據中，東亞人高出白人 的分數也大多微乎其微，樣本稍有偏差就失去意義。比如，西方測試者在東亞接觸的多是比較開放、比較都市化的發達地區，內陸落後地區幾乎沒有去過。這會導致 樣本的巨大偏差。另一方面，說東亞文化注重讀書等，雖然符合常識，但落實到教育的具體過程中沒有量化的研究作為支持，科學性也非常不足。從我們在美國日常 經驗看，亞裔的孩子確實表現高出白人一籌。女兒班上的頂尖學生幾乎都是亞裔。周圍的學區，只要亞裔聚居的地方，學校的成績都好，而且快班多被亞裔主宰。這 些亞裔孩子確實更用功，但也不排除更聰明些。理由並非種族智商的差異。在美國進入中產階級的亞裔，第一代多是來讀研究院的，博士多，名校畢業的也多，家長 在本國往往就是一流人才，經過反覆篩選才在美國立足。不管是哪個種族，這麼篩選出來的人智商高一些都無足為怪。如果讓這些亞裔的孩子和白人常青藤畢業生的 下一代競爭，大家恐怕就半斤八兩了。

　　總之，大腦不像肌肉那樣顯而易見，但人們在智商之間的差距恐怕不僅存在，而且在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後果。下面就讓我們來看看智商本身究竟是什麼東西。

　　《天才是訓練出來的》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