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社會結構的基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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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級：以在任政治局委員、退休政治局常委為代表。和2級的區別在於，1級對全國局勢有控制能力，能決定國家政策，2級不能。

　　2級：以在任實權省部級官員（比如劉跨越）、退休政治局委員，或是太子黨富豪、大銀行家（目前全是體制內的銀行）為代表。和3級的區別在於，2級能影響國家政策，3級不能。

　　3級：以一般省部級、實權地局級官員，壟斷國企高管，或是大企業主、權貴富豪、中等銀行家（比如董文標之類）、名牌大學校長為代表。和4級的區別在於，3級能夠影響一個地區或者行業的發展，4級不能。3級以馬雲、馬化騰等為體制外的頂峰，其實是行業精英或地區體制內精英。

　　1—3級是中國社會的上層，即所謂的“三個代表”階層，普通人非奇遇不能進。

　  4級：以一般地局級、實權縣處級官員，壟斷國企中層、普通國企高管，或是中等企業主、外企高管、高級職業經理人、小銀行家、普通大學校長、院士、著名教授、醫生、律師、作家、工程師、演藝明星等為主。普通人通過奮鬥最多能夠達到這個層次。比如惠普谷歌大中國區總裁、范冰冰之類就是體制外本級的頂峰。和5級的區別在於，4級和上層有千絲萬縷的聯繫，5級沒有。

　　5級：以普通縣處級、實權科級官員、普通國企中層，或是小企業主、外企中層、普通職業經理人、大城市多套房產業主、小有名氣的教授、醫生、律師、作家、工程師、演藝明星等為主。和6級的區別在於，5級有自己的事業，6級沒有。

　　6級：以普通公務員、普通國企職員、或是大個體戶、外企職員、自由職業者、一般的教師、醫生、律師、作家、工程師、演員等為主。名牌大學生研究生剛畢業後多在這個層次。和7級的區別在於，6級有一定的上升空間，7級很難。

　　4—6級是中國社會的中層，分別是高中低端中產階層，普通人通過努力最後大多定格在第5級。

7級：以各類普通企業工人、第三產業服務人員、邊緣化的體制內退休人員、小個體戶、城市底層土著、富裕農民等為主。和8級的區別在於，7級能夠在大中城市立足，8級不能。

　　8級：以血汗工廠的工人、農民工、普通農民等為主。和9級的區別在於，8級能夠自食其力，9級不能。

　　9級：以大城市底層失業群體、偏遠山區農民等為主，基本不能自食其力，需要社會救助。

7—9級是中國社會的底層，大部分中國人基本都在這一層，目前7、8級人口遠多於9級。

　　這個模型是一個線性結構，能夠解釋一些現象，但是不夠全面。如果要進一步解讀中國社會的階層分布，就要把這個模型變成二維結構。簡單的說，將上述1——9級作為X軸，再把其中體制內官員（包括軍隊軍官、國企經理）的分級單列出來作為Y軸。

　　將這兩條軸線結合起來看就會發現很多有趣的現象。比如，在X軸中越往上走，則在Y軸投影面積越大，到了上層95%以上都屬於體制內。而體制內在下層投影面積幾乎為0。普通人如果在體制外，最多只能到達4級，而到體制內則可以達到頂峰。這足以說明這個國家為什麼會形成“官本位”的文化。

如果我們進一步把地域和年代的因素考慮進去，繼續增加一條地域Z軸和一條年代T軸，建立起一個立體的四維動態模型。這樣就能發現沿着X和Y軸越往上走，上層和中層的人口越來越密集地集中在一二線城市，而下層人口大多數老家在三四線城市以及農村，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平時都是外出打工。從目前人口的年齡分布來看，上層以60、70年代為主，中層以70、80年代為主，下層以80、90年代為主。這就基本可以解釋這個國家房地產市場的近憂和社會養老機制的遠慮。

通過上面的模型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社會7、8、9級人口最多，是一個典型的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所謂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就是中層少底層多，比如印度；紡綞型的社會結構，就是底層少中層多，比如美國。上層無論在哪國都是鳳毛麟角。那麼我們如何來認識這樣的一個社會的運行模式呢？這就需要從以下幾方面來具體分析：

先講講穩定。要讓這種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保持穩定，最基本的統治模式就是：保、拉、壓、控、放。

1、2、3級的利益是保，否則統治階級內部就要分裂，團結是第一位的。

第4級是拉，社會精英要拉攏，因為他們有一定的影響力也掌握了一定的資源。為了穩定，這個階層都得進人大協，有什麼訴求“內部協商”。

5、6級是壓。普通人比較優秀者一般到這個位置幾乎就是天花板了，社會幾乎沒有給予他們提供更多的上升空間，對於這些階層創造財富的熱情以及職業上升的欲望，得到的是沉重的壓制。每當這些階層的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時，新的政策或者遊戲規則就會出台，他們積累的財富就會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切走。

7、8級是控。所謂的控就是一方面控制流動，另一方面有保有打。7、8級沒有上升空間，在社會上也就是混口飯吃，是絕對數量最大的一個人群。由於這個人群幾乎無法向上流動，只能向下流動到9級，但是9級數量過大會就會影響社會穩定。所以一定要控制流動。怎麼控制？就是宏觀經濟政策上著名的“保增長、控通漲”，包括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強制社保（從4、5、6級的財富中切下一塊分配給7、8級）。當然除了胡蘿蔔必須也要有大棒——從城管到各級暴力機關，對抗與衝突的事件基本都發生在這個階層。

9級是放，放是放棄的意思。這個階層平時只能維持最低限度的溫飽，只有在過年過節時，才有可能得到官員作秀的一點點可憐的救濟金和慰問品。

這種統治模式在經濟基本面不出大問題的情況下（GDP>7%），是可以實現社會穩定的——即使這個社會充斥着大量的腐敗和不公正也不會出現大的問題。

這種成熟的模式即使是一個強勢的人物也不能輕易改變。比如西紅柿，他試圖創造另一種模式——即打壓4級，然後將4級的財富分配給7、8、9級。雖然他在普通民眾中獲得很高的支持度。但是，他忽略了4級的能量——他們可是與上層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或者也可以認為他們是上層在這個階層的利益代言人。最後，強勢的西紅柿也只能悲催了。

在90年代，強勢的經濟沙皇搞經濟轉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幾千萬國企工人下崗。把大量體制內的7、8級趕到9級去，搞民生產業市場化，從7、8級的福利中切下一大塊蛋糕弄成“市場需求”供1至6級分享。這個時代，7、8級的待遇是最悲慘的，與此相對的是，4、5、6級的機會是最多的，出現了一大批明星私營企業。因為它們的紅火，吸收了大批9級的人群重新就業，所以社會得以保持穩定。

到了壺瓮時代，強調和諧。於是通過提高工資標準、強制社保等等來安撫7、8級。所以過去10年，除了少數行業（房地產、金融），其他行業的發展機會都遠遠比不上90年代，但是社會依舊可以保持穩定。

再說說分配。1、2、3級是統治階層，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也是可以從經濟發展中切下最大蛋糕的階層。4、5、6級大致屬於中產階層，他們也可以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但是比例卻很有限。其中，4級分到的蛋糕還是比較令人滿意的，經常吃不了兜着走；5級則是可以分到蛋糕的最低階層，基本還算可以吃飽；6級就只能看着眼饞了，只有在運氣好的時候偶爾吃到一點蛋糕屑而已。7、8、9級是被統治階層，不僅不能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而且還受到日益嚴重的剝削，有的甚至根本連蛋糕都沒有見過。

過去20年的歷史表明，在現有的體制下，財富再分配方式只能在4、5、6級與7、8、9級之間展開。1、2、3級在任何時候都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甚至在4、5、6級中的體制內人士，也基本不會觸動他們的利益。指望從1、2、3中切蛋糕來分配給4、5、6級或者7、8、9級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在任何時候對實質性的減稅都不要報任何的希望，因為這無異於與虎謀皮。

比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就是把4、5、6級的蛋糕分配一部分給7、8級。強制社保，不僅是把4、5、6級的蛋糕分配一部分給7、8、9級，同時還要多切一塊分配給體制內的4、5、6級，這就是養老金雙軌制的來源。這些手段一方面是安撫7、8級，防止7、8級流動到9級，另一方面就是壓制5、6級。至於印鈔就更好玩了，這是1、2、3無條件的對4、5、6、7、8級剪羊毛。當然，也會拿出一小部分來安撫7、8級，比如，提高退休職工工資標準。

最後談談法律。法律是為統治階層服務的，具體的說就是為1、2、3級服務，這個服務的延伸邊界就是4級以及5級中的體制內人士，法律的鴻溝在4、5級之間。當案情不涉及1、2、3、4級時，法律是相對公正的，也受到輿論較大的影響(具體參考吳虹飛案)。當法律的兩個對象涉及4級以上對4級以下時，法律就成了掩護權貴的遮羞布（具體參考李天一案）。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在4級以上特別是1、2、3級的糾紛，都不會通過法律解決。因為上層都明白，那玩意就是騙4級以下的老百姓的。上層的糾紛是靠實力對比，通過喝茶來解決的，這個層面講法律傳出去是要被笑話的。最典型的是360與QQ的戰爭，事情鬧得這麼大，沒有通過法律，最後大佬出面一打招呼，大家就和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