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殘酷的黨內鬥爭——從血腥到文明(組圖)

送交者: 賈版主 2014年04月04日22:06:46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在1900年，擁有4.5億人口的中國被兩萬洋兵征服，中國人不分男女老幼一人賠一兩銀子。一直到1944年，日本兵還在中國橫行霸道。這種屈辱激起無數仁人志士為之奮鬥，當時中國革命黨無數，中共只是其中一支。 與其他黨派不同的是，從中共建立伊始，一次又一次的路線鬥爭如影隨形，殘酷的鬥爭最終使毛澤東脫穎而出，他親手締造出一支革命黨，最終贏得了勝利。然而，“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革命黨是無法適應執政需求的，在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過程中，中共沿着一條崎嶇的道路，從血腥走向文明，從傳統走向現代。 這條道路是漫長而遙遠的，正如習近平在2013年7月所說，“當年黨中央離開西柏坡時，毛澤東同志說是‘進京趕考’。60多年過去了，我們取得了巨大進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富起來了，但我們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依然嚴峻複雜”，“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 整肅AB團：血腥清黨 江西吉安市青原區的富田鎮，如今不過是個極普通的鄉鎮。如果對中國革命史稍有了解的人，對這個地名一定不會陌生。這裡曾是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1930年12月這裡發生了肅反“AB團”引發的大規模革命恐怖浪潮，最終席捲了中共領導的江西蘇區。 1931年，毛澤東（右二）與蘇區中央局同志在瑞金 AB團為“反布爾什維克”（Anti-Bolshevik）的縮寫，全稱為“AB反赤團”，原本是北伐戰爭時期在江西建立的國民黨右派組織，成立於1927年1月，其目的是打擊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這樣一個組織還沒有發揮其作用，就被三個月後的南昌“四·二”大暴動摧垮。但歷史總會出人意料，這個早已被摧垮的組織，在幾年後被毛澤東利用，仍是達成了它最初的目的。 毛澤東無疑為中共革命立下最大的功勳，他在1927年國共分裂後，最先走上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的道路，在江西農村的努力及其實踐為中共開闢了一條新路。憑藉着一系列軍事上的勝利以及在根據地建設的經驗，毛澤東終於在1929年的古田會議上躋身軍事領導高層，同時獲得了江西蘇區的指揮權。然而，這裡離中共的權力核心層還相當遙遠。即便如此，毛澤東的權威仍是遭到了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挑戰。 毛澤東的回擊是快速的，1930年2月初，毛在贛西特委所在地吉安縣陂頭村召開了由紅四軍前委和贛西南方面負責人參加的聯席會議，列舉李文林的兩項“嚴重政治錯誤”：傾向富農，走上托拉茨基陳獨秀的道路，取消土地革命；用“非政治的瑣碎話，煽動同志反對正確路線的黨的領袖”——即毛澤東派任贛西特委書記的劉士奇。 此次會議後，“革命恐怖的氣氛在江西蘇區已逐漸形成”，贛西南特委在書記劉士奇的領導下，遵照紅四軍前委關於“各級領導機關已充塞地主富農、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的第一通告”的精神，率先發動肅AB團的攻勢。 到了10月，在贛西南三萬多共產黨中已開除地主富農一千多人，消滅一千多AB團，絕大部分被殺，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團，也大多被殺。此時，毛澤東因忙於主持軍中事務分身乏術，當他在介入後，肅反AB團的情況更糟糕。毛指出“全黨完全是富農路線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AB團份子，各級指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團富農所充塞領導機關”,為“挽救這一危機”，要進行一場“打AB團”的肅反運動以對贛西南的黨團機構“來一番根本改造”。結果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在四萬多紅軍中肅出4400餘名“AB團”份子，“幾十個總團長”都遭處決。 11月，毛澤東的“根本改造”的利刃終於刺向贛西南地方紅軍。此次行動更因李文林等堅持執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線，反對棄攻南昌的主張而更加慘烈，由此毛認定李文林就是“AB團”首領。11月底，李文林在寧都縣黃陂被拘押，緊接着一批與李文林有工作聯繫的人相繼被捕。 江西吉安的紅軍標語 時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兼肅反委員會主席的李韶九攜着毛澤東指示信於12月3日前往富田，將省行委和紅二十軍八個主要領導人段良弼、李白芳、金萬邦、周冕、謝漢昌、馬銘等人予以逮捕。蕭克將軍回憶道，“通常捆着雙手吊起，人身懸空，用牛尾竹掃子去打，如堅持不供的，則用香火或洋油燒身，甚至有用洋釘將手釘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內，在各縣的刑法種類，無奇不有。有所謂炸刑、打地雷公、坐轎子、坐飛機、坐快活椅子、蛤蟆喝水、猴子牽韁、用槍通條燒紅通肛門”，“即便過了半個世紀，也不能不令人慘然一嘆。我們這些‘過來人’也覺不堪回首”。 李韶九等的殘酷行動終於引發12月12日震驚蘇區的“富田事變”，最終導致江西蘇區內部的嚴重危機。 無論是當時的親歷者黃克誠，還是對中共黨史頗有研究的高華，都傾向於毛澤東是為了鞏固自己黨內的絕對領導地位，通過肅AB團來打擊政敵。事實上，江西當時遠離核心，毛澤東的整肅只能鞏固其在江西的地位。當時，比毛澤東更殘忍、更酷烈、規模更大的肅反運動大有人在。如候補中央委員夏曦在擔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後，在湘鄂西根據地掀起4次肅反，原來的人馬5萬多人減員為4千人，殺得只剩下5個黨員，就連夏曦身邊的4個警衛員也被殺了3個。張國燾則是在鄂豫皖蘇展開肅反，僅紅軍指揮員就被殺掉2500之多，而當時的紅四方面軍不過1.5萬人。 可見，30年代中共蘇區的肅反運動並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波及全黨全軍的內部大清洗。如果再聯繫到3年前國民黨的清黨運動，就能發現國共兩黨在1927年分裂後，在激烈的鬥爭中產生了極大的警惕性，抱着“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態度，雙方在各自地盤上都進行了空前的清黨運動。 延安整風：革命黨形成 延安之名始出於隋，處於寶塔山、清涼山、鳳凰山三山鼎峙，延河、汾川河二水交匯之處的位置，被譽為“三秦鎖鑰，五路襟喉”。紅軍布局好幾年才拿下這個交通要道，作為回報，這塊根據地在大革命後是紅軍唯一一塊保存完整的革命根據地。此外，陝甘地區位於蘇聯、國民黨、日本三大勢力交叉點，即可接受蘇聯援助隨時開始抗日，又可免除國民黨的大規模圍剿。 從現在看，“到西北去”挽救了紅軍，在當時則引發了毛澤東與張國燾的嚴重分歧，毛澤東不得不在1935年9月率領軍團單獨北上以避免紅軍自相殘殺。堅持己見的張國燾在南方屢屢碰壁，只能掉頭北上與毛澤東回合。這無疑證明了毛澤東的成功，使其影響力向全黨擴散，並逐步向黨的最高領導位置邁進。就在此時，長期在蘇聯遙控中共的王明回國了。 左起：張聞天、康生、周恩來、凱豐、王明、毛澤東、任弼時、張國燾在延安時的合影 “背靠大樹好乘涼”，共產國際就是王明的大樹，這讓王明與毛澤東有關是否該“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爭論中輕鬆占據了上風。不可思議的是，毛澤東憑藉一己之力使這場拉鋸戰持續了一年多。直到1938年9月，從蘇聯回來的王稼祥代表共產國際肯定了毛澤東思想，結束了這場漫長的爭執，持續混亂的八路軍終於可以統一思想專心打仗了。只是王明不甘心失敗，以其掌控的意識形態部門向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後有可能出現偏差的擔心。 對此，毛澤東一直予以相當的容忍。然而他們在教條主義的路上越走越遠，1940年的延安充斥着“空對空”的純學理討論的空氣。令毛澤東不安的是，中共軍隊在毛澤東的整合下完成統一時，他對軍隊的控制卻相對減弱了，新四軍對王明、周恩來領導的長江局言聽計從，與毛則貌合神離。而在華北，八路軍辛苦建立的根據地卻在被日軍反覆掃蕩，新四軍的情況也步履維艱，毛澤東已決定清除王明及其背後的國際派。 1941年5月19日，布局半年的毛澤東向王明直接發起攻擊，在《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中，他要求徹底扭轉 1938 年後開展的學習運動的方向，同時停刊國際派的輿論陣地，王明也失去了所有可以公開露面的職務。9月，毛澤東聯合劉少奇對國際派再一次發起攻擊，以王明病重不能出席政治局會議為結束，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控制力已基本喪失，在中共政治生活上曾經發揮過重大作用的國際派已經土崩瓦解。 但毛澤東還不能停止鬥爭，多年來，王明作為俄式馬列主義在中國的代表，在中共黨內已建立起廣泛的影響。它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中共黨內普遍存在的照搬馬列原典和盲目崇拜蘇聯的氣氛。王明等人在這種氣氛下，不僅爭取到了以周恩來為代表的老幹部派的合作和支持，也嬴得了全黨的尊敬。眼下王明雖然已退出中央核心層，但還未正式繳械投降，若不乘勢打碎黨內根深蒂固的蘇聯崇拜情結，斬斷俄式馬列主義伸向中國的鬚根，一遇風吹草動，很難排除王明有挾蘇聯支持、在最高層捲土重來而獲全黨普遍擁戴之巨大危險。為了確立自己對全黨的領導權，毛澤東必須從根基摧毀王明的黨內基礎，在全黨肅清王明等俄式馬列主義的影響。 為此，毛澤東甚至借用了自由主義。1942 年的初春，春寒料峭，毛澤東整頓三風的報告猶如一股春風，將延安知識分子幹部的心吹的暖烘烘的。各機關、學校紛紛辦起壁報，人們踴躍着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向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發起猛烈的攻擊。出乎意料的是，這些攻擊隨即轉向中共高層，王實味呼喚平等，抨擊延安的等級差序制度，一時間，各學校、機關“反官僚，爭民主”的浪濤正洶湧澎湃。毛澤東在3月發出了嚴厲警告，但王實味等青年幹部不以為意，毛澤東震怒之下拿王實味做雞儆猴，在延安掀起整風高潮，其主要內容是號召全黨幹部學習中共中央指定閱讀的一系列文件，以學習文件先行，並不單純依賴暴力鎮壓，反映了毛澤東在開展黨內鬥爭的方法上所具有的獨創性。1942 年秋冬之交，就在廣大幹部和黨員紛紛寫出個人反省筆記的時候，運動的風向又發生了新的變化，原先以教化為重心的學習運動，迅速向以鎮制為重心的審幹、反奸運動轉移。 八路軍在學習 一些著作說康生錯估了形勢不是為其開脫，先不說延安一直處於國民黨的監視下，國民黨的特務頭子戴笠還開辦了一個特務訓練班，將受過訓練的特務分批派到陝甘寧邊區。中共中央不得不以高度警惕來關注國民黨的各種動向，包括防止、清洗特務，肅清反革命分子。審幹反奸是保證中共生存的手段，但在康生的領導下，“搶救失足者運動”演變為第二次“肅反AB團”。 在康生的搶救失足者報告影響下，開始出現嚴重的逼供現象並且手段繁多。手段之一：主觀臆斷，指鹿為馬；手段之二，欺騙恐嚇，詐騙口供；手段之三，酷刑折磨，刑訊逼供……據當時任靖邊縣統戰部長的陳元方同志回憶說：“逼供有精神上的，肉體上的。精神和肉體的折磨有時交叉進行，有時同時並進。精神上的是找被審查者談話，施加種種壓力，威脅，甚至誘供。比如承認可以戴大紅花，吃好的，保留黨籍等等。肉體上的有車輪戰、坐小凳、五花捆綁、假槍斃等等……。” 據關中分區一個縣統計，他們採用過車輪戰、壓槓子、打耳光、舉空摔地等二十四種肉刑。延安青年劇院為了逼一個趕大車的人承認是特務，捆綁吊打，活活折磨致死…… 僅延安一地自殺身亡者就有五、六十人……不僅青年知識份子受到搶救，一些老幹部也受到迫害，例如陶鑄……，一些娃娃也被坦白為特務分子。 這種做法使得延安人人自危，引發了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人的反彈，毛澤東不得不出面承認審幹有“肅反擴大化”的傾向，糾正了“搶救”運動的錯誤。隨後展開的甄別平反工作，直到1945年“七大”前夕才結束。 延安整風結束了，其作為運動模式對中共的重要影響沒有結束。不少對毛澤東頗有微詞的學者也承認，正是延安整風才將將中共鍛造成為一個統一號令、統一紀律、統一思想的鐵的團體，也為中共建國提供了一整套統治方式和動員程序，最終禦敵人與國門之外，如果沒有延安整風可能就不會有中共的建國。但也正是延安整風讓毛澤東看到了大規模的群眾動員的效率，並將斯大林的清洗創造性的發展為要求“人人過關”、個個檢討而達至革面洗心、重作“新人”。在20年後，毛澤東將這種實踐擴大到了全中國。 高崗：不聽話的棋子 當共產黨終於將國民黨趕到了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理應轉變為執政黨，黨的理念、基礎、工作方式、能力等等，應按照執政黨的需要作深刻的轉變。遺憾的是，新成立的中國周邊形勢十分糟糕，只有緊緊依靠蘇聯才能保平安。國際形勢很緊張，國內局勢也不太平，中共雖然座穩了江山，卻面臨百廢待興的局面，何時開始社會主義建設一直困擾着黨內高層領導，雖然毛澤東力壓黨內對是否堅持新民主主義治國路線問題的分歧，成功得到斯大林首肯，並通過全國人大，但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爭論沒有從根本上取得一致。 毛澤東從來不是個溫和的人，他有着相當獨裁的作風，由於抗日和反蔣的需要，中共其他領導人不斷做出妥協，尤其是周恩來的不斷協調，才保持了中共的統一。隨着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在全國人民心中的地位和威望的巨大提升，毛澤東在巨大的成功面前客觀上產生了一定的驕傲情結，其人的兩面性中“帝王思想”和“南面之術”有了長足的發展，距離個人崇拜只有最後一里路。就是最後一里路讓他保持清醒，認識到他與劉少奇的矛盾並非不可調和，何況還有斯大林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1953年，斯大林的突然逝世留下了巨大的權力真空，蘇共的繼任者們為此爭鬥不休。這一系列鬥爭深深的震撼了毛澤東，此時他已年過60，不得不考慮接班人的問題。或許更讓他無法忍受的是自己的路線有可能被更改，作為一位精通權術的政治家，毛澤東決不會坐以待斃，他選擇了主動出擊，而棋子就是高崗。 1953年，高崗(右一)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五一節慶典上 高崗對中國革命立有大功，他和劉志丹等人一同創建的陝北蘇區，在中國革命最困難的時候發揮了“落腳點”和“出發點”的作用。高崗在1946年以後主持東北的黨政，在他當政的幾年中，恢復半個東北的工業，進行糧食和彈藥的儲備，為解放戰爭和後來的朝鮮戰爭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實在不負“東北王”的稱號。 更重要的是他忠於毛澤東，在毛的暗示下，高崗已領悟了他對劉少奇、周恩來的不滿態度和批評意見，以及用高“倒劉換周”的意圖，同時也看到了自己更上一層樓的前景，便積極向劉、周發難。可惜的是，高崗對建國後發展變化了的黨內形勢不清楚、不研究、不了解，在高層回護劉少奇時，無法認清形勢，最後竟然沖昏頭腦，對黨的核心人物陳雲、鄧小平談論中央領導的人選問題，說“多搞幾個副主席，你也搞一個，我也搞一個”，還說周恩來也不行了，總理也要換人。 顯然，高崗超出了毛澤東的底線和調子，脫離了毛澤東劃定的“線”和“格”，加上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黨內穩定力量全力拱衛劉少奇在歷史上已經形成的地位，反對高崗當時顯得輕率的舉動。這使得毛澤東設計的劉少奇、高崗、周恩來三人相互制約的格局破產，毛澤東決定犧牲高崗。 “分裂黨的活動”的帽子雖然大，實際上毛澤東對高崗留有很大餘地。毛澤東指示七屆四中全會“應儘可能避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以便等候犯錯誤同志的覺悟”，指示召開“高崗問題座談會”對高展開“同志式的幫助和批評”，準備在高檢討認錯之後保留其中央委員職務，調回陝西省工作。不料高崗兩次自殺、以死抗爭，致使毛澤東震怒，立即將“高崗問題”上升到“激烈階級鬥爭的一種尖銳的表現”，“分裂我們的黨、用陰謀方法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的高度，並把高崗裁定為“與黨對抗”的“死不悔改的叛徒”，“永遠開除黨籍”。 劉少奇暫時勝利了，從此只能在毛澤東的大旗下活動。高崗與劉少奇的鬥爭摧毀了黨內協商的基石，毛澤東更趁此機會將周恩來與劉少奇的權力進行了分割，大權在握的毛澤東終於走完了最後一里路，從此中共黨內從毛澤東的意見為準則處理一切黨內外鬥爭。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良好風格，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都毀於一旦，毛澤東的帝王思想和帝王情節乃至南面之術就此發端。 “文革”教訓：黨內鬥爭不殺人 在延安整風中，毛澤東成功將共產黨打造成革命黨，中共的領導者們只有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積累下來的豐富的階級鬥爭經驗，卻沒有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而有經驗的赫魯曉夫已經被毛澤東視為修正主義，背離了馬克思主義道路。在毛澤東的世界裡，“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必須“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才能救中國。 長期與毛澤東路線不合的劉少奇，被毛澤東一舉定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在對劉少奇的鬥爭中，毛澤東創造性的將階級鬥爭引用其中，利用在延安整風中的精神控製法，發動群眾將劉少奇從精神到肉體徹底消滅。 然而，在一個正常的國家中，長期間的“革命”狀態是不正常的。“文革”的長期持續和幾經反覆，使人們對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的厭倦情緒越來越強烈，這一切在周恩來逝世後爆發。天安門“四五運動”清楚表達出民眾訴求：要發展、不要革命。 北京紅旗越劇團導演李鐵華在天安門廣場發表演講，抨擊時政 毛澤東的逝世給了中共領導人新的機會，“以階級鬥爭為綱”終於被廢除，陳雲在“文革”後期開拓對外經濟工作新局面的寶貴思想和實踐，與周恩來、鄧小平、李先念當時的開放探索匯集成流，在“文革”結束後噴薄而出，迅速奠定了中國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的基礎。 “文革”的另一重大貢獻就是陳雲堅持“黨內鬥爭不能開殺戒”，這比起血腥清黨無疑是一大進步，卻連鄧小平這種受害者都擺脫不了人治的思維定勢，“依法治國”仍然遙遠。 在十年後，鄧小平欽定的接班人胡耀邦因“不理解自由化的危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在“黨內生活會”上，被退休的元老和一些年輕些的高級領導人連續七天以“文革手法”批鬥，未經過中共全會就完成了辭職程式；在“六四事件”中，因為與鄧小平“反自由化”不一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被冠以“分裂黨”和“支持動亂”的罪名，因消極對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被撤銷一切職務，僅保留中國共產黨黨籍並遭到軟禁。 胡耀邦、趙紫陽正是由於沒有領會或拒不執行鄧小平的既要“改革”又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兩重性，犯了“右傾”的錯誤所以才在政治路線上栽了跟頭。真正的法治，要到習近平上任才初露曙光。 “薄周案”：法治進行時 中國在很長時期里，或可以說是自古以來，人治總是高於法治。建國之後，在領袖偉大英明的無底線神化下，人治橫行，法治被踐踏得支離破碎。 2001年，在慶祝建黨80周年大會上，江澤民的“七一講話”中明確的提出要團結社會各個層面的力量共同建設社會主義，要想方設法兼顧各方面的利益，這是典型的執政黨的思維方式，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核心問題就是制度化，要讓社會在法治下正常運作。 基調已定，行動卻難，從2001年到2013年，12年過去。薄熙來案仍然難掩路線鬥爭的因素。路線鬥爭不值得大驚小怪，這是薄熙來自己在重慶掀起“思想路線”意識形態旋風，以彰顯其合法合理性，為“入常”造勢所致。 公審薄熙來 2007年，薄熙來從商業部被調到重慶擔任書記後，大搞“重慶模式”和文革式“唱讀講傳”，一些民眾否定乃至撻伐改革開放，有些人稱重慶為“紅色重慶”甚至“紅都”，在一些公眾的潛意識中認為只有重慶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而改革開放已經被污為文革話語體系中的所謂“資本主義復辟”。即使薄身陷囹圄，仍有許多支持者。2012年9月抗日遊行，公然有人打出“永遠支持人民書記薄熙來”“釣魚島是中國的，薄熙來是人民的”等橫幅，這足以說明路線鬥爭已經無法迴避。 值得欣慰的是，無論路線鬥爭的味道有多濃，薄熙來案仍是穿上了法治的外衣，他的罪名為涉嫌貪污、受賄、濫用職權，而不是分裂黨、妄圖奪權。在審判中，既沒有因為薄熙來擁有顯赫的身份和紅色家族背景就法外開恩，也沒有因為政治問題而打死薄熙來。2013年9月22日，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一審判決：被告人薄熙來因受賄罪、貪污罪、濫用職權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薄熙來案已暫時落下帷幕的同時，中共官場斷斷續續傳出周永康地位不穩的消息。與雷厲風行的拿下薄熙來不同，“周永康案”至今撲朔迷離，2014年3月，全國政協新聞發言人呂新華在政協會議前的新聞發布會上，回應記者有關周永康大案的傳言的提問時一句“你懂的” 更留給外界頗多想像空間。 可以肯定的是，圍繞周的秘書以及家人等的腐敗案件早已被外界廣而告之，一旦周永康案被公布，它無疑是迄今中國涉及資金規模最大的貪腐案，打破中共歷史最高記錄。當然，這一切都應當在陽光下進行，才能彰顯法律的權威，重樹人們對執政黨的信心。 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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