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四”：五一九文粹》序

钱理群

（一）

《“新五四”：五一九文粹》一书，在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策划出版以献礼五四百年，自然是意义重大的。它提醒我们注意：发生在1957年的校园民主运动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间的精神联系。

这是我多次谈到的，1957年所发生的，实际有两个运动，一个是毛泽东领导发动的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与此同时，在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中国大学校园里，还掀起了一个自下而上的民间思想、政治运动。这一运动以1957年5月19日北大学生自发开辟“民主墙”为起端，民主之火随即蔓延到全国许多高校，形成了一个震惊中外的学生民主运动；因此，当时就被称为“五一九民主运动”。但运动正方兴未艾时，就被当局所发动的反右运动所残酷镇压，以至这样一个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学生运动史、民主运动史上理应占有重要地位的民间运动，不但消失于历史记载，而且逐渐为人们所遗忘。因此，我们今天编选《五一九文粹》本身就具有“拒绝遗忘”的意义。

我们说大陆校园民主运动当时就震惊中外，并非虚言。时侨居美国的胡适，就敏锐地注意到这一运动。他在1958年北大校友会举办的北大六十周年校庆纪念会的演讲中，谈到了蔡元培校长所确立的“六项北大精神”：“（1）高尚纯洁的精神，（2）兼容并包的精神，（3）合作互助的精神，（4）发扬蹈历的精神，（5）独立自由的精神，（6）实事求是的精神”。他接着就指出，1957年大陆北大学生所发动的“新五四运动”，就是这样的“北大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转引自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４年版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七册２７７５页）尽管由于信息的不通，胡适演讲中所提到的具体事实有出入，例如，他说运动是5月4日这天晚上数千学生聚会决定的，时间和发动方式都不对。他还谈到北大学生办了一个叫《接力棒》的刊物，实际这个刊物是收入本书的《广场》；所谓“接力棒”，是当时北大学生为打破新闻封锁，而提出的一个应对策略：发动学生用写信的方式，把北大民主运动的信息传播到全国，因此称为“接力棒”，而并非真有这样一个刊物。另外，他的一些具体论断也有所误。但他认定刚刚发生的学生运动是“新五四运动”，却抓住了要害；尤其是他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之一，作出这样的判断，可以说是具有一种历史意义的。

如前文所说，五一九民主运动很快就被镇压，从5月19日发动，到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开展反右运动，前后仅有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因此，1957年的校园民主运动不可能达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及在此前后持续了几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样的广度和深度，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影响，自然受到很大限制：这都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历史事实。其付出代价的惨重（这是远远超过五四运动的），实际效果的有限，这正是让我们深感惋惜，并为之扼腕长叹的。

但就其内在精神而言，1957年的校园民主运动是五四运动的继承和发展，这又是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

而且五一九民主运动的发动者和参与者中的骨干，是完全自觉于此的。

在收入本书中的《〈广场〉发刊词》，即明白宣布——

“这个运动已远远超出了党的整风运动的范围，而且有了伟大的社会思想意识大变革的巨大意义！人与人之间关系要重新调整，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东西要重新进行肯定和否定，对于现代的一些论点与观念要重新进行估计、评价和探索-----”

“中国将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北京大学是五四的故乡，北大儿女是五四的后裔，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五四的血液，在社会主义的五四时代，我们要学会五四先辈们的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文化”。

而在收入《广场》的《北大民主运动纪事》里，则明确提出了“五一九”民主运动的两个内涵，一是“青年挣脱一切束缚，争取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是东方文艺复兴的序幕”，一是“自下而上地争取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运动”，也就是说，它同时提出了思想与政治两个方面的诉求，既是思想运动，又是政治运动，而这两方面，都是五四“启蒙”与“民主”精神的自觉发扬。

因此，他们首先举起的是五四“思想启蒙”的大旗，要求“重新估定价值”，追求精神的独立、自由和解放。他们因此而质疑“党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党神话”，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绝对化，终极化和宗教化；同时呼唤“救救心灵”，要求从党文化的精神禁锢和所造成的精神病害（如思想的僵化，对一切不懂的东西的无条件的仇恨的愚昧，表演人格，人与人关系的猜疑、冷酷和相互残害等）中解放出来，争取独立思考、言说的权利。（参看收入本书的沈泽宜、张元勋：《是时候了》，谭天荣：《第一株毒草》，《第二株毒草》，《救救心灵》，王国乡：《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王存心：《利己主义原理》等）

他们同时举起的是五四“民主”大旗，第一次在中国提出了“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的现代化目标（参看龙英华：《“世界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北大往何处去”》）。他们不但明确提出了要求政治民主的五大主张：“取消党委负责制，取消政治必修课，取消秘密档案制度，取消留学生内部选派制度，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参看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文收《没有情节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而且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立法制国家，依宪治国”的制度性诉求。他们特别突出“维护宪法的尊严，人权的尊严”，要求确认国家宪法的至高地位，“真正把宪法规定的人权还给人民，使六亿人民自己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参看收入本书的陈爱文《关于社会主义制度》，曹国臣：《治标还是治本，怎样根除官僚主义》，刘奇弟《胡风绝不是反革命》，岑超南：《铲草要除根》，叶于《我看民主》，张锡琨《三害根源》，群言《论“个人崇拜”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等）

当然，由于时代的不同，1957年重申1919年的观念和口号，必然要有自己时代的新特点。1957年的前述诉求，如对人权、自由和法制、宪法的强调，不但具有新时代的特点，也可以视为对五四启蒙、民主传统的一个发展，所以称之为“新五四”。

所谓“新五四”，更是因为1957年的中国校园民主运动，所要面对的，还有五四所没有的新问题。这就说到了五一九民主运动的另一个方面：它不仅是中国五四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是由苏共二十大引发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民主改革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它还面对着所谓“社会主义危机”的新问题。于是，就有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和对“封建社会主义”的批判（参看收入本书的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发言》，《在北大的第二次发言》，《我的思考》等）。而当时的批判，除了思想的僵化与控制之外，重点有二，一是“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参看收入本书的王书瑶：《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二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特权阶级的形成与发展”的问题。人们满怀忧虑地指出：“随着旧的阶级的消灭，新的阶级又起来了”，“生产资料的占有，主要掌握在军政要人的手中”，“分配不合理”，社会地位“不平等”，“日常生活中各种待遇均论等级”，“已开始形成一个社会集团，他们互相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特殊的利益”，因而提出了在制度上防止特权阶级的产生，维护社会平等、正义的要求。（参看收入本书的沈迪克《谈谈无阶级社会中人的等级》，钱如平：《论阶级发展》，周大觉：《论“阶级”的发展》，《再论“阶级”的发展》等）

我们今天重看1957年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和诉求，自有许多感慨：因为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延续到今天的，因此，当年的诉求今天依然没有实现而必须重新提出。可以说，正是反右运动拒绝了这些忠告，才导致问题越演越重，以致今天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这样，旧文新刊，就不仅是拒绝遗忘，还更有现实的意义。

（二）

五一九民主运动被反右运动所扼杀，而反右运动又培育了自己的掘墓人，审判者和五一九民主运动的接班人：这大概就是我们那一代人喜欢说的“历史辩证法”吧。

这样的掘墓人、审判者、接班人，就是林昭。

和所有的北大人一样，林昭也是深受着五四精神的浸润。

现存北大图书馆的《红楼》第三期刊载着林昭1957年初所写的一篇文章：《种籽——革命先烈李大钊殉难二十周年祭》，特意谈到五四的先驱李大钊的一段话对她的冲击，“使我的心激动地撞击着胸膛——

“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贫困，乃至死杀，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地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

不难看出，正是这思想独立、自由、解放的五四精神、北大精神的火种，深埋在她的忠贞的女儿——林昭的心里，又为五一九的民主运动所点燃了。可以说，五一九民主运动与五四运动之间的血缘关系，在林昭这里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而且林昭自己，也是在五一九民主运动中逐渐成长、成熟的。本书所收录的《广场》中的一首诗《党，我呼唤-----》就是林昭写的，“任锋”是她的笔名（在《红楼》第二期就以“任锋”的笔名发表过一首配照片诗）。今天重读这首诗，在感受着林昭所特有的坦诚和真诚的同时，也能感觉到她尚未走出她所说的“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的阴影。正是反右运动打破了她的一切幻想，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决绝反抗之路，并且自觉地成为来自五四的五一九民主运动的精神坚守者，继承者和发展者。她昂然宣称：“‘五一九’的旗帜绝不容其颠倒！‘五一九’的传统绝不容其中伤！‘五一九’的火种绝不容其熄灭！只要有一个人，战斗就将继续下去，而且继续到他最后一息！”

我曾经这样谈到林昭对我们每一个人，以及在1957年以后的中国的精神意义和价值：“当大多数人屈服于反右运动的淫威时，林昭反抗了！当我们低头接受改造时，林昭昂首拒绝了！当我们沉默时，林昭发出了生命的绝唱！当我们放弃了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追求时，林昭在中国更高地举起了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帜！当我们屈辱为奴的时候。林昭成了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

而本书第一次收入的林昭在监狱里写的《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则使我们有机会了解林昭的理性思考所达到的深度，这是更具有思想史的意义和价值的。她根据自己对反右运动，以及反右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的独特观察与思考，独立提出了“极权社会”的概念，从而实现了思想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她并且对中国式的极权社会的特点，作了六个方面的概括：即“极权统治的警察国家”；“以血和仇恨来维持统治”；“极权寡头”；“唯我主义世界观”；“愚民政策”；“对青年的欺骗和利用”。应该注意的是，林昭对极权体制的政治批判，同时引发了刻骨铭心的自我反省：自己的青春激情为什么会被利用？如林昭所说：“在严肃而沉重的自我审判中，林昭对于自己的责备那是比别人之别有用心的提问更要尖锐而严厉得不知几多”。于是，作为一个清醒的觉悟了的自由战士，林昭在反右以后的万马齐喑中，发出了“还我自由与人权”的呼唤，这对五四和五一九的传统，既是坚守，也是一个发展。

尤其是林昭对“自由”的理解，更是超前的。她提出了“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自由观”：“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整的自由”，“被奴役者不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自由”，“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不能“把自己斗争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林昭在身受空前的暴力迫害，并以自己的柔弱之躯进行拼死反抗的情况下，提出要走出“以暴易暴”的怪圈，要根本改变“以一种奴役形式代替另一种奴役形式”的历史的思想和信念，这实在令人服和敬佩。其在中国民间反抗运动和民主运动史上的意义是怎么估计都不为过的，它代表着一个思想的新的深度和高度。

这样，1957年的大学校园民主运动终于有了自己的杰出代表。如果林昭的意义，必须置于以五四为源头，以1957年为开端的中国民间民主运动的大背景下，才得以彰显；那么，1957年的民主运动也因为有了林昭这样的标志性的代表人物，才可能在普通中国百姓的心中，树立起永远的丰碑。             

2009年6月29日急就

邓小平的“反右”情结(图)

作者： 傅国涌   2013-09-21 00:50

邓小平心中一直有个挥之不去的“反右”情结(资料图片/看中国配图)

【看中国2013年09月21日讯】   

1957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做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匈牙利的巴拉奇‧代内什在《邓小平》一书说，整个反右运动就是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进行的。如果说，毛泽东是反右运动的始作俑者，他则是反右运动的前线总指挥、具体实施者，他的头衔就是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因此，我们可以理解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55号文件虽决定为错划的“右派”改正，却最后保留了几个标本不予改正，以示反右的正确性。1980年3月，距离反右运动二十三年，邓小平在讨论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一言九鼎，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反右运动做出了如此结论：

“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反右运动被肯定，大多数右派却要改正，即使不被改正的几个民主党派著名右派，邓也交代：“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这就是权术，一切都是为了政治需要，但毕竟还是心虚。
    邓小平心中一直有个挥之不去的“反右”情结，这件事的决策者虽是毛，而他本人就是执行者，他连毛都不愿否定，何况否定自己。“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前夕，1986年11月14日，方励之、李淑娴夫妇和刘宾雁来到北京中关村812楼许良英家，商量在1987年春天举办一场“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由方励之草拟，时间定在1987年2月3日至5日，联系地址是许良英家，发起人署名为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不到半个月，由中国科技大学开始的全国性学潮爆发。12月30日上午，邓小平召集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谈话，他的谈话整理成文后以《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题，收入了当年2月出版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重要文献摘编》，此后正式收入199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正式文本与最初传达的谈话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删去了一些当时场景下邓的比较随意、即兴的表述。

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陆超祺听到过传达，他后来在《胡耀邦

的“不合时宜”思想——纪念胡耀邦逝世11周年》文中引用当时听传达的记录，发现有些话被删去了，其中跟“反右”有关的内容，如邓说：“王若望、方励之早就叫开除了，还留在党内干什么？方励之、刘宾雁等人发起反右派运动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就应该开除党籍。”当时《人民日报》年轻记者祝华新访问已改正的错划右派知名人士，邓质问道：“《人民日报》想干什么？”

这些话在正式文本中没有了。邓口中的“反右派运动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就是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三人发起的“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他是接着赵紫阳的插话说的，王晓渔从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中看到赵紫阳关于那一天情形的回忆：“当时我插了一句：刘宾雁找了费孝通、钱伟长，商量1986年要开一个会，纪念反右斗争30周年。费、钱二人觉得不妥，向我反映了，没有搞成。小平说，费、钱不错。”赵所说与筹办“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的事实有出入（此事只是方、许、刘几人商定，刘并没有去找费、钱商量），却提供了费、钱举报的重要细节，这与正式发表的谈话中，邓夸奖费、钱他们的内容相吻合：“在这次学生闹事中，民主党派表现是好的，周谷城、费孝通、钱伟长等几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态度是好的，不好的倒是我们有些共产党员。”

1986年11月，许、刘、方三人一共发出约40来封通知，包括黄万里、徐铸成、袁翰青、钟惦裴、曾彦修、刘尊棋、白桦、陈学昭、邵燕祥、曾肯成、孙章禄、陈修良等都热情回信，唯有费孝通、钱伟长例外。钱伟长通过民盟中央把收到的《“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打印件送交中共中央，并附了他本人的意见：“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但与他们是不同的。”不久，1987年4月8日，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六届五次会议上增选为副主席。

根据邓1986年12月30日的谈话，1987年1月12日，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管惟炎被免职、副校长方励之被撤职。1月14日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开除王若望党籍。1月16日，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1月19日，中共安徽省纪委决定开除方励之党籍。1月25日，中共《人民日报》机关纪委决定开除刘宾雁党籍。

赵紫阳插话时，没有提起许良英，只提刘宾雁，邓一锤定音，方、王、刘开除出党。刘被开除党籍确与参与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有关，其实此前，1986年12月20，刘即因受到人民日报社领导的压力，已电话通知许良英退出，希望他们谅解。然而，在随后展开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供有关单位的领导干部研究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思潮时参考”的《刘宾雁言论摘编》，一共十篇，大多数都是他在全国各地的讲话摘要，最后一篇赫然是《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全文》，可见刘被开除党籍，与此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邓小平对“反右”这段历史始终耿耿于怀，凡是触及、甚至冲击他心中那根线的，他都不能容忍。方励之说，“许良英漏网，据说是邓小平一时说不出许良英的名字”。许良英听说是赵紫阳插话时记不起他的名字了，或者误把他记成了王若望。即使专门研究反右运动的学者朱正先生，多年后也没有搞清楚“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的发起人是哪几个。他在《1957：知识分子的解构与重组》（《随笔》2008年第1期）称：“1986年11月，三个右派许良英、刘宾雁和王若望联名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研讨会’”，将方励之错成了王若望。

有严重“反右”情结的邓小平在上述正式发表的谈话中，还有一番关于反右定性的话：“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有太过火的地方，应当平反。但我们对它没有全盘否定。”很可能这也是接着赵紫阳的插话说的。上距1957年三十年后，到1987年发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时，邓小平已由执行者变成了决策者，由中年步入了老年，但心中的“反右”情结没有变。只是由于致力于经济改革的执行者赵紫阳对此不积极，甚至消极抵制（也可以说执行不力），加上时代环境已大为不同，这一次的“反右”运动没有扩大化，在开除了王、方、刘等三人党籍，逼退了吴祖光等几人党籍之后无疾而终，而挨整者几乎都成了那个时代万众瞩目的明星，他们的思想也借此机会得到更大的普及。我就是因批方励之而接触到他的思想言论，由此逐渐对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产生了怀疑和进一步的思考。

反右运动是一场非法斗争

作者： 太平庄人   更新于︰2014-01-10

编者按：作者系海外画家创作过有关中国现代政治事件的不少优秀作品。不久前，为了收集关于反右运动的素材，访问北京鲍彤先生。获得亲历反右者的珍贵见证资料。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
在北京家中接受美国之音专访。

问：鲍彤先生很长时间一直在中央工作，后来参与了胡赵改革的整个过程。现在我想请问一下关于反右运动，您当时的亲身经历和对反右运动的看法。

鲍彤：反右到现在五十多年了，当时出生的孩子到现在头发也白了。反右最大的被打击者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和当中有学术成就的、有责任感的人。号称打了五十多万右派，到底是多少，不清楚。当时说知识分子是五百万。包括小学教员。五十万右派，就是知识分子的十分之一。我的印象中有的单位四分之一都是右派分子。比方说现在叫北京理工大学，当时叫北京工业学院，大概就是四分之一被打成右派，包括老师、学生、职员。

问：您当时在哪里？「阳谋」反右的情况如何？

鲍彤：我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当时大概有四百个人吧，我的印象是打了两个右派，那比例当然就很小了。两年以后平反了一个右派，还剩一个右派，大概是这样。很多人都认为「阳谋阴谋」是反右派的关键。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真正的关键，应该是「合法非法」。就是说反右派是一场合法斗争还是一场非斗争？我的看法，反右派是一场非法斗争。请问有哪一部法律规定了右派的标准？规定了右派量刑的尺度和定右派的法律手续？没有。反右派没有标准，没有尺度，没有手续。

相反，确定右派的、领导反右派斗争的那个组织，就是非法组织，包括中共中央反右派领导小组，以邓小平为组长的，这个小组是非法组织。为什么？你在全国打出五十万右派居然没有法律根据，这是个什么问题？所以我认为要讲反右派，第一件事应该说清楚这件事情是非法的，是没有法律根据的，没有法律程序的，没有合法机关批准的，瞎胡闹。就把几十万人搞得家破人亡。所以我说这是一场非法斗争。

当然，通过「阳谋阴谋」，大家看到了毛泽东的欺骗性。你说言者无罪，人家一说话，一个一个就有罪了，这是明显的欺骗。是毛泽东欺骗了中国人民，欺骗了所有的党派，特别是欺骗了全体知识分子。

问：知识分子之外的人是不是也被欺骗？

鲍彤：当然不光是知识分子受欺骗，实际上被欺骗的人更多。农民就是被欺骗的，被土地改革所欺骗。土地改革似乎可以使土地回家了，一回到家里马上又离家出走了。全部被国家充公，由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这个过程现在还在进行，（农民）不断地被剥夺土地，不断地被欺骗。

工人是不是被欺骗呢？我看也是受欺骗的。工人阶级一开始很高兴，叫做领导阶级，后来的情况呢？连工人自己要自主组织一个工会的权利都没有，而这个权利是一切工人运动最原始的权利，无论是欧洲、美洲、澳洲，工人要讲到权利，第一个权利就是自己组织工会的权利。而不是像衙门一样办了一个工会，开个门进来叫我登记，不是，甚至连登记也不登记，反正你既然当工人，就是我工会的会员了。没有这样的事情。现在工人连自己要选择一个工会都没有权利，这叫什么？别的就不用说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资本家、地主这就不用说了。

所以我认为，就揭露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实行的欺骗来说，反右确实是起了一个启蒙的作用。大家一提到反右，马上想起来的就是「阳谋阴谋」——也就是说一场欺骗，引申出的一场斗争。大家很痛苦，教训也很深刻，没错。但是要就这个问题的本质来说呢，就应该说是合法、非法，不要忘掉这一点。我看到很多论反右的文章没有着重指出这一点。我认为对于建设一个法治国家，说明反右是一场非法斗争，是特别重要的。

问：邓小平坚持反右是必要的，他根据什么？  

鲍彤：我可以打个比方，邓小平说：「有右派嘛，反右是正确的。」那我可以回答一句：「有左派嘛，我反左正确不正确？」就当时的形势来看，反左应该比反右更符合实际需要。因为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整个就是一个左倾路线。如生产数据的所有制，今天中国《产权法》的通过就是证明。但是当时谁能反左？谁能定「毛泽东是左派分子」？很明显，问题在于，你是统治者、我是被统治者。你可以反右，我不能反左。

小平后来是躲躲闪闪，小平这个人气量极窄，凡是经过他手处理的问题，他是寸步不让的，别人处理的，平反平反，那可以，耀邦要平反，那就平反吧；他自己亲手经过的东西，他绝不平反，这是小平的特点——气量狭窄。也许他也看到了问题，但是他觉得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不如邓小平的面子更重要。那也没办法。年纪也这么一大把了，别人谁还去教训他，做工作，让他认错？连资历比他老的陈云也不敢去做这个工作。

所以中国的问题是不能讨论的问题，他高高在上，你低低在下，能一起来讨论问题吗？不可能的。因此他胡说八道出来，一拍板就是真理，就必须执行，就是这么回事。

问：您怎样看反右运动的后果？

鲍彤：后果是起了一个捂住中国人嘴巴的作用。把知识分子的嘴巴捂住了，把知识分子当中最有知识、最有胆量、最有骨气说话的人的嘴巴捂住了。不仅是捂住了，而且把他打到地狱里边去了，还踩上了一只脚，那别人谁还敢说话？所以「万马齐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在反右以前，毕竟还有一个摆在面上的虚心听取意见。到现在，他们还不平反，只给你一点某种满足，或者大部分人已经去世，给他们的子孙、亲属、朋友一点安慰，然后大家都说：「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尽管被戴了右派帽子，但是最后毕竟还是怎么怎么地⋯⋯」这是个悲剧，不是什么值得歌颂的事情。过去有一句话「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们被打被骂，最后还得感谢，很可悲。

问：后来处理右派问题的情况，您了解吗？

鲍彤：耀邦的思想比较解放。反右时，在确定要戴一批右派分子帽子的时候，他就有不同意的看法在里面。但是耀邦只是一个共青团书记，全国性的事情是党中央在管，不是团中央能管得了的，而党中央管的那个人后来又特别寿长，他又是坚持不改的。但是在八十年代平反右派的时候，恐怕百分之九十九都平反了，这一点是不错的，耀邦做得很好。窝囊的是邓小平最后还要说，右派是客观存在的嘛，当时就有右派嘛，他们常常进攻嘛，因此我们反右派没有错嘛，总要留那么几个嘛⋯⋯这个事情就种下一个根子，就是共产党即使在经过「四人帮」这样史无前例的摧残以后，还没有勇气正视自己的错误（或者说自己的非法行为）。

问：反右，在党内有没有过分歧？

鲍彤：我刚才讲的反右使一大批中国人噤声，说不出话来，讲到的是知识分子。应该加一句，实际上中共党内的某些比较正直的领导干部也不能再说话了，因为他们是反对这样划右派的。我举一个人的例子，这个人资格比毛泽东老，也是一大代表，叫董必武，当时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其实政法系统当时都有相当一批干部，他们认为办案应该以法律为根据，不能够以领导意图作为根据。当时得到董必武的支持。但是在反右以后，我的印象当中，从副部长开始，副部长、局长、副局长、处长，相当一批人就变成了右派，或者是「严重右倾」，调到下边去了，有的干脆调出政法队伍了。包括董必武本人也调离法院院长（的职位），本来董必武是国务院的政法办公室主任，后来主任变成彭真了。他被空吊起来，当一点权力都没有的国家副主席。所以大家都得到一个教训：不能替右派说话，不能替有不同意见的人说话。比方说林希翎，在人民大学打成右派，校长是谁呢？是老资格的吴玉章。他参加辛亥革命的时候，毛泽东还不知道在哪里呢。但是吴玉章说：「林希翎不是右派。」不行。林希翎当时的男朋友就是胡耀邦的秘书，因此胡耀邦很了解林希翎，他也认为像林希翎这样的学生怎么会变成右派了呢？但是，林希翎不是右派，别人也不是右派。难道章伯钧先生、罗隆基先生是右派？

或者我再换个角度说，罗隆基、章伯钧是右派，右派是正确的，右派是好样的，右派有什么问题呀？ 第一，是不是右派？有人说「还是跟着党走的，因此是左派」，我说「不对。党这个左派错了，你是右派，对了，因此右派是一种光荣」。所以，在反右问题上，第一要问合法还是非法？第二要问正确还是错误。所以，打右派是非法的。要讲正确、错误，右派分子比以毛泽东邓小平为首的这种左派分子要正确得多。

所以不管从法律的，或者从是非的角度上来说，问题的实质，就是说不准对共产党提不同意见、提反对意见，不准监督共产党。共产党再错，你必须喊「万岁」，就这样，造就一批奴才。打右派以后，跟着你瞎起哄的那些人都是左派分子，「哗啦哗啦」上来，得到邓小平赏识。

我再讲讲高级党校校长，当时是理论家杨献珍。杨献珍说我们党校没有右派，有人讲的话过分，但他不是右派。他来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说：「他不是右派，谁是右派？」一起听汇报的彭真说：「如果他不是右派，那就是说你有右倾思想。」这个话，就是指为右派说话，那不是要封住他杨献珍的嘴巴吗？所以被封住嘴巴的还包括同情右派的相当一批领导干部

。这些人都变成右倾分子了。没有这个基础，后来的「大跃进」怎么能

搞呢？什么亩产几万斤啊，「呼噜呼噜」，那不大家都哈哈大笑吗？但是

到了后来，大家都笑不出来了，哭也哭不出来了。

（访问时间：二○一三年九月，北京。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