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四”：五一九文粹》序

錢理群

（一）

《“新五四”：五一九文粹》一書，在五四運動九十周年策劃出版以獻禮五四百年，自然是意義重大的。它提醒我們注意：發生在1957年的校園民主運動和1919年的五四運動之間的精神聯繫。

這是我多次談到的，1957年所發生的，實際有兩個運動，一個是毛澤東領導發動的自上而下的整風運動，與此同時，在以北京大學為中心的中國大學校園裡，還掀起了一個自下而上的民間思想、政治運動。這一運動以1957年5月19日北大學生自發開闢“民主牆”為起端，民主之火隨即蔓延到全國許多高校，形成了一個震驚中外的學生民主運動；因此，當時就被稱為“五一九民主運動”。但運動正方興未艾時，就被當局所發動的反右運動所殘酷鎮壓，以至這樣一個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和學生運動史、民主運動史上理應占有重要地位的民間運動，不但消失於歷史記載，而且逐漸為人們所遺忘。因此，我們今天編選《五一九文粹》本身就具有“拒絕遺忘”的意義。

我們說大陸校園民主運動當時就震驚中外，並非虛言。時僑居美國的胡適，就敏銳地注意到這一運動。他在1958年北大校友會舉辦的北大六十周年校慶紀念會的演講中，談到了蔡元培校長所確立的“六項北大精神”：“（1）高尚純潔的精神，（2）兼容並包的精神，（3）合作互助的精神，（4）發揚蹈歷的精神，（5）獨立自由的精神，（6）實事求是的精神”。他接着就指出，1957年大陸北大學生所發動的“新五四運動”，就是這樣的“北大精神”的繼承和發揚。（轉引自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１９８４年版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七冊２７７５頁）儘管由於信息的不通，胡適演講中所提到的具體事實有出入，例如，他說運動是5月4日這天晚上數千學生聚會決定的，時間和發動方式都不對。他還談到北大學生辦了一個叫《接力棒》的刊物，實際這個刊物是收入本書的《廣場》；所謂“接力棒”，是當時北大學生為打破新聞封鎖，而提出的一個應對策略：發動學生用寫信的方式，把北大民主運動的信息傳播到全國，因此稱為“接力棒”，而並非真有這樣一個刊物。另外，他的一些具體論斷也有所誤。但他認定剛剛發生的學生運動是“新五四運動”，卻抓住了要害；尤其是他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動者之一，作出這樣的判斷，可以說是具有一種歷史意義的。

如前文所說，五一九民主運動很快就被鎮壓，從5月19日發動，到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提出開展反右運動，前後僅有不到二十天的時間。因此，1957年的校園民主運動不可能達到1919年五四運動，以及在此前後持續了幾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那樣的廣度和深度，對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的影響，自然受到很大限制：這都是我們必須正視的歷史事實。其付出代價的慘重（這是遠遠超過五四運動的），實際效果的有限，這正是讓我們深感惋惜，並為之扼腕長嘆的。

但就其內在精神而言，1957年的校園民主運動是五四運動的繼承和發展，這又是一個確定無疑的事實。

而且五一九民主運動的發動者和參與者中的骨幹，是完全自覺於此的。

在收入本書中的《〈廣場〉發刊詞》，即明白宣布——

“這個運動已遠遠超出了黨的整風運動的範圍，而且有了偉大的社會思想意識大變革的巨大意義！人與人之間關係要重新調整，一些過去習以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東西要重新進行肯定和否定，對於現代的一些論點與觀念要重新進行估計、評價和探索-----”

“中國將到來-------社會主義時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

“北京大學是五四的故鄉，北大兒女是五四的後裔，我們的血管里（流）着五四的血液，在社會主義的五四時代，我們要學會五四先輩們的大膽提問、大膽創造的精神，去爭取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文化”。

而在收入《廣場》的《北大民主運動紀事》裡，則明確提出了“五一九”民主運動的兩個內涵，一是“青年掙脫一切束縛，爭取思想解放的啟蒙運動，是東方文藝復興的序幕”，一是“自下而上地爭取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運動”，也就是說，它同時提出了思想與政治兩個方面的訴求，既是思想運動，又是政治運動，而這兩方面，都是五四“啟蒙”與“民主”精神的自覺發揚。

因此，他們首先舉起的是五四“思想啟蒙”的大旗，要求“重新估定價值”，追求精神的獨立、自由和解放。他們因此而質疑“黨在任何時候都是正確”的“黨神話”，反對將馬克思主義絕對化，終極化和宗教化；同時呼喚“救救心靈”，要求從黨文化的精神禁錮和所造成的精神病害（如思想的僵化，對一切不懂的東西的無條件的仇恨的愚昧，表演人格，人與人關係的猜疑、冷酷和相互殘害等）中解放出來，爭取獨立思考、言說的權利。（參看收入本書的沈澤宜、張元勛：《是時候了》，譚天榮：《第一株毒草》，《第二株毒草》，《救救心靈》，王國鄉：《有頭腦的人，不要那樣想》，王存心：《利己主義原理》等）

他們同時舉起的是五四“民主”大旗，第一次在中國提出了“我們有了一個社會主義工業化，還應有個社會主義民主化”的現代化目標（參看龍英華：《“世界往何處去，中國往何處去，北大往何處去”》）。他們不但明確提出了要求政治民主的五大主張：“取消黨委負責制，取消政治必修課，取消秘密檔案制度，取消留學生內部選派制度，確保言論、集會、出版、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參看陳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風反右運動》，文收《沒有情節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出版）而且旗幟鮮明地提出要“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建立法制國家，依憲治國”的制度性訴求。他們特別突出“維護憲法的尊嚴，人權的尊嚴”，要求確認國家憲法的至高地位，“真正把憲法規定的人權還給人民，使六億人民自己有掌握自己命運的權利”。（參看收入本書的陳愛文《關於社會主義制度》，曹國臣：《治標還是治本，怎樣根除官僚主義》，劉奇弟《胡風絕不是反革命》，岑超南：《鏟草要除根》，葉於《我看民主》，張錫琨《三害根源》，群言《論“個人崇拜”產生的歷史必然性》等）

當然，由於時代的不同，1957年重申1919年的觀念和口號，必然要有自己時代的新特點。1957年的前述訴求，如對人權、自由和法制、憲法的強調，不但具有新時代的特點，也可以視為對五四啟蒙、民主傳統的一個發展，所以稱之為“新五四”。

所謂“新五四”，更是因為1957年的中國校園民主運動，所要面對的，還有五四所沒有的新問題。這就說到了五一九民主運動的另一個方面：它不僅是中國五四傳統的繼承和發展，而且是由蘇共二十大引發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民主改革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也就是說，它還面對着所謂“社會主義危機”的新問題。於是，就有了“真正的社會主義”命題的提出，和對“封建社會主義”的批判（參看收入本書的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發言》，《在北大的第二次發言》，《我的思考》等）。而當時的批判，除了思想的僵化與控制之外，重點有二，一是“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絕對控制，國家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參看收入本書的王書瑤：《從斯大林的錯誤中應得到的教訓》），二是在社會主義國家裡“特權階級的形成與發展”的問題。人們滿懷憂慮地指出：“隨着舊的階級的消滅，新的階級又起來了”，“生產資料的占有，主要掌握在軍政要人的手中”，“分配不合理”，社會地位“不平等”，“日常生活中各種待遇均論等級”，“已開始形成一個社會集團，他們互相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等特殊的利益”，因而提出了在制度上防止特權階級的產生，維護社會平等、正義的要求。（參看收入本書的沈迪克《談談無階級社會中人的等級》，錢如平：《論階級發展》，周大覺：《論“階級”的發展》，《再論“階級”的發展》等）

我們今天重看1957年所提出的這些問題和訴求，自有許多感慨：因為這些問題實際上是延續到今天的，因此，當年的訴求今天依然沒有實現而必須重新提出。可以說，正是反右運動拒絕了這些忠告，才導致問題越演越重，以致今天到了難以收拾的地步。這樣，舊文新刊，就不僅是拒絕遺忘，還更有現實的意義。

（二）

五一九民主運動被反右運動所扼殺，而反右運動又培育了自己的掘墓人，審判者和五一九民主運動的接班人：這大概就是我們那一代人喜歡說的“歷史辯證法”吧。

這樣的掘墓人、審判者、接班人，就是林昭。

和所有的北大人一樣，林昭也是深受着五四精神的浸潤。

現存北大圖書館的《紅樓》第三期刊載着林昭1957年初所寫的一篇文章：《種籽——革命先烈李大釗殉難二十周年祭》，特意談到五四的先驅李大釗的一段話對她的衝擊，“使我的心激動地撞擊着胸膛——

“禁止思想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監獄，刑罰，苦痛，貧困，乃至死殺，這些東西都不能鉗制思想，束縛思想，禁止思想。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網開三面’地把我們解放出來，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衝決，使他們不得不任我們自己解放自己。”

不難看出，正是這思想獨立、自由、解放的五四精神、北大精神的火種，深埋在她的忠貞的女兒——林昭的心裡，又為五一九的民主運動所點燃了。可以說，五一九民主運動與五四運動之間的血緣關係，在林昭這裡得到了完美的體現。

而且林昭自己，也是在五一九民主運動中逐漸成長、成熟的。本書所收錄的《廣場》中的一首詩《黨，我呼喚-----》就是林昭寫的，“任鋒”是她的筆名（在《紅樓》第二期就以“任鋒”的筆名發表過一首配照片詩）。今天重讀這首詩，在感受着林昭所特有的坦誠和真誠的同時，也能感覺到她尚未走出她所說的“組織性與良心”的矛盾的陰影。正是反右運動打破了她的一切幻想，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決絕反抗之路，並且自覺地成為來自五四的五一九民主運動的精神堅守者，繼承者和發展者。她昂然宣稱：“‘五一九’的旗幟絕不容其顛倒！‘五一九’的傳統絕不容其中傷！‘五一九’的火種絕不容其熄滅！只要有一個人，戰鬥就將繼續下去，而且繼續到他最後一息！”

我曾經這樣談到林昭對我們每一個人，以及在1957年以後的中國的精神意義和價值：“當大多數人屈服於反右運動的淫威時，林昭反抗了！當我們低頭接受改造時，林昭昂首拒絕了！當我們沉默時，林昭發出了生命的絕唱！當我們放棄了對自由、民主、人權的追求時，林昭在中國更高地舉起了自由、民主、人權的旗幟！當我們屈辱為奴的時候。林昭成了頂天立地的大寫的人！”

而本書第一次收入的林昭在監獄裡寫的《給〈人民日報〉編輯部的信》，則使我們有機會了解林昭的理性思考所達到的深度，這是更具有思想史的意義和價值的。她根據自己對反右運動，以及反右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的獨特觀察與思考，獨立提出了“極權社會”的概念，從而實現了思想上的一個重大突破。她並且對中國式的極權社會的特點，作了六個方面的概括：即“極權統治的警察國家”；“以血和仇恨來維持統治”；“極權寡頭”；“唯我主義世界觀”；“愚民政策”；“對青年的欺騙和利用”。應該注意的是，林昭對極權體制的政治批判，同時引發了刻骨銘心的自我反省：自己的青春激情為什麼會被利用？如林昭所說：“在嚴肅而沉重的自我審判中，林昭對於自己的責備那是比別人之別有用心的提問更要尖銳而嚴厲得不知幾多”。於是，作為一個清醒的覺悟了的自由戰士，林昭在反右以後的萬馬齊喑中，發出了“還我自由與人權”的呼喚，這對五四和五一九的傳統，既是堅守，也是一個發展。

尤其是林昭對“自由”的理解，更是超前的。她提出了“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體自由觀”：“只要還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實而完整的自由”，“被奴役者不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樣不自由”，“自由的性質決定了它不能夠以暴力去建立”，不能“把自己鬥爭目的貶低到只是企望作另一種形式的奴隸主“。林昭在身受空前的暴力迫害，並以自己的柔弱之軀進行拼死反抗的情況下，提出要走出“以暴易暴”的怪圈，要根本改變“以一種奴役形式代替另一種奴役形式”的歷史的思想和信念，這實在令人服和敬佩。其在中國民間反抗運動和民主運動史上的意義是怎麼估計都不為過的，它代表着一個思想的新的深度和高度。

這樣，1957年的大學校園民主運動終於有了自己的傑出代表。如果林昭的意義，必須置於以五四為源頭，以1957年為開端的中國民間民主運動的大背景下，才得以彰顯；那麼，1957年的民主運動也因為有了林昭這樣的標誌性的代表人物，才可能在普通中國百姓的心中，樹立起永遠的豐碑。             

2009年6月29日急就

鄧小平的“反右”情結(圖)

作者： 傅國涌   2013-09-21 00:50

鄧小平心中一直有個揮之不去的“反右”情結(資料圖片/看中國配圖)

【看中國2013年09月21日訊】   

1957年9月23日，鄧小平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做了《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匈牙利的巴拉奇‧代內什在《鄧小平》一書說，整個反右運動就是根據這個報告的精神進行的。如果說，毛澤東是反右運動的始作俑者，他則是反右運動的前線總指揮、具體實施者，他的頭銜就是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因此，我們可以理解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55號文件雖決定為錯劃的“右派”改正，卻最後保留了幾個標本不予改正，以示反右的正確性。1980年3月，距離反右運動二十三年，鄧小平在討論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說，“我多次說過，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錯誤在於擴大化。”一言九鼎，1981年6月27日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關於反右運動做出了如此結論：

“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
    反右運動被肯定，大多數右派卻要改正，即使不被改正的幾個民主黨派著名右派，鄧也交代：“在他們的結論中也要說幾句：在反右派鬥爭前，特別是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們曾做過好事。對他們的家屬應該一視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顧。”這就是權術，一切都是為了政治需要，但畢竟還是心虛。
    鄧小平心中一直有個揮之不去的“反右”情結，這件事的決策者雖是毛，而他本人就是執行者，他連毛都不願否定，何況否定自己。“反右運動”三十周年前夕，1986年11月14日，方勵之、李淑嫻夫婦和劉賓雁來到北京中關村812樓許良英家，商量在1987年春天舉辦一場“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通知由方勵之草擬，時間定在1987年2月3日至5日，聯繫地址是許良英家，發起人署名為許良英、劉賓雁、方勵之。不到半個月，由中國科技大學開始的全國性學潮爆發。12月30日上午，鄧小平召集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何東昌談話，他的談話整理成文後以《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為題，收入了當年2月出版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有關重要文獻摘編》，此後正式收入1993年出版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正式文本與最初傳達的談話內容並不完全一致，刪去了一些當時場景下鄧的比較隨意、即興的表述。

時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陸超祺聽到過傳達，他後來在《胡耀邦

的“不合時宜”思想——紀念胡耀邦逝世11周年》文中引用當時聽傳達的記錄，發現有些話被刪去了，其中跟“反右”有關的內容，如鄧說：“王若望、方勵之早就叫開除了，還留在黨內幹什麼？方勵之、劉賓雁等人發起反右派運動三十周年學術討論會，就應該開除黨籍。”當時《人民日報》年輕記者祝華新訪問已改正的錯劃右派知名人士，鄧質問道：“《人民日報》想幹什麼？”

這些話在正式文本中沒有了。鄧口中的“反右派運動三十周年學術討論會”就是許良英、劉賓雁、方勵之三人發起的“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他是接着趙紫陽的插話說的，王曉漁從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中看到趙紫陽關於那一天情形的回憶：“當時我插了一句：劉賓雁找了費孝通、錢偉長，商量1986年要開一個會，紀念反右鬥爭30周年。費、錢二人覺得不妥，向我反映了，沒有搞成。小平說，費、錢不錯。”趙所說與籌辦“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的事實有出入（此事只是方、許、劉幾人商定，劉並沒有去找費、錢商量），卻提供了費、錢舉報的重要細節，這與正式發表的談話中，鄧誇獎費、錢他們的內容相吻合：“在這次學生鬧事中，民主黨派表現是好的，周谷城、費孝通、錢偉長等幾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態度是好的，不好的倒是我們有些共產黨員。”

1986年11月，許、劉、方三人一共發出約40來封通知，包括黃萬里、徐鑄成、袁翰青、鍾惦裴、曾彥修、劉尊棋、白樺、陳學昭、邵燕祥、曾肯成、孫章祿、陳修良等都熱情回信，唯有費孝通、錢偉長例外。錢偉長通過民盟中央把收到的《“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通知》打印件送交中共中央，並附了他本人的意見：“方勵之是一個政治野心家，他自稱是中國的瓦文薩；我的問題雖然沒有完全解決（指尚未恢復清華大學副校長的官職），但與他們是不同的。”不久，1987年4月8日，錢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六屆五次會議上增選為副主席。

根據鄧1986年12月30日的談話，1987年1月12日，中國科技大學校長管惟炎被免職、副校長方勵之被撤職。1月14日中共上海市委決定開除王若望黨籍。1月16日，胡耀邦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1月19日，中共安徽省紀委決定開除方勵之黨籍。1月25日，中共《人民日報》機關紀委決定開除劉賓雁黨籍。

趙紫陽插話時，沒有提起許良英，只提劉賓雁，鄧一錘定音，方、王、劉開除出黨。劉被開除黨籍確與參與發起“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有關，其實此前，1986年12月20，劉即因受到人民日報社領導的壓力，已電話通知許良英退出，希望他們諒解。然而，在隨後展開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供有關單位的領導幹部研究和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思潮時參考”的《劉賓雁言論摘編》，一共十篇，大多數都是他在全國各地的講話摘要，最後一篇赫然是《許良英、劉賓雁、方勵之發起召開“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通知全文》，可見劉被開除黨籍，與此有不可分割的關係。鄧小平對“反右”這段歷史始終耿耿於懷，凡是觸及、甚至衝擊他心中那根線的，他都不能容忍。方勵之說，“許良英漏網，據說是鄧小平一時說不出許良英的名字”。許良英聽說是趙紫陽插話時記不起他的名字了，或者誤把他記成了王若望。即使專門研究反右運動的學者朱正先生，多年後也沒有搞清楚“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的發起人是哪幾個。他在《1957：知識分子的解構與重組》（《隨筆》2008年第1期）稱：“1986年11月，三個右派許良英、劉賓雁和王若望聯名發起‘反右運動歷史學術研討會’”，將方勵之錯成了王若望。

有嚴重“反右”情結的鄧小平在上述正式發表的談話中，還有一番關於反右定性的話：“一九五七年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有太過火的地方，應當平反。但我們對它沒有全盤否定。”很可能這也是接着趙紫陽的插話說的。上距1957年三十年後，到1987年發起“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時，鄧小平已由執行者變成了決策者，由中年步入了老年，但心中的“反右”情結沒有變。只是由於致力於經濟改革的執行者趙紫陽對此不積極，甚至消極抵制（也可以說執行不力），加上時代環境已大為不同，這一次的“反右”運動沒有擴大化，在開除了王、方、劉等三人黨籍，逼退了吳祖光等幾人黨籍之後無疾而終，而挨整者幾乎都成了那個時代萬眾矚目的明星，他們的思想也藉此機會得到更大的普及。我就是因批方勵之而接觸到他的思想言論，由此逐漸對我們生存的這個時代產生了懷疑和進一步的思考。

反右運動是一場非法鬥爭

作者： 太平莊人   更新於︰2014-01-10

編者按：作者系海外畫家創作過有關中國現代政治事件的不少優秀作品。不久前，為了收集關於反右運動的素材，訪問北京鮑彤先生。獲得親歷反右者的珍貴見證資料。

●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鮑彤
在北京家中接受美國之音專訪。

問：鮑彤先生很長時間一直在中央工作，後來參與了胡趙改革的整個過程。現在我想請問一下關於反右運動，您當時的親身經歷和對反右運動的看法。

鮑彤：反右到現在五十多年了，當時出生的孩子到現在頭髮也白了。反右最大的被打擊者是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和當中有學術成就的、有責任感的人。號稱打了五十多萬右派，到底是多少，不清楚。當時說知識分子是五百萬。包括小學教員。五十萬右派，就是知識分子的十分之一。我的印象中有的單位四分之一都是右派分子。比方說現在叫北京理工大學，當時叫北京工業學院，大概就是四分之一被打成右派，包括老師、學生、職員。

問：您當時在哪裡？「陽謀」反右的情況如何？

鮑彤：我在中共中央組織部，當時大概有四百個人吧，我的印象是打了兩個右派，那比例當然就很小了。兩年以後平反了一個右派，還剩一個右派，大概是這樣。很多人都認為「陽謀陰謀」是反右派的關鍵。我不這麼認為，我認為真正的關鍵，應該是「合法非法」。就是說反右派是一場合法鬥爭還是一場非鬥爭？我的看法，反右派是一場非法鬥爭。請問有哪一部法律規定了右派的標準？規定了右派量刑的尺度和定右派的法律手續？沒有。反右派沒有標準，沒有尺度，沒有手續。

相反，確定右派的、領導反右派鬥爭的那個組織，就是非法組織，包括中共中央反右派領導小組，以鄧小平為組長的，這個小組是非法組織。為什麼？你在全國打出五十萬右派居然沒有法律根據，這是個什麼問題？所以我認為要講反右派，第一件事應該說清楚這件事情是非法的，是沒有法律根據的，沒有法律程序的，沒有合法機關批準的，瞎胡鬧。就把幾十萬人搞得家破人亡。所以我說這是一場非法鬥爭。

當然，通過「陽謀陰謀」，大家看到了毛澤東的欺騙性。你說言者無罪，人家一說話，一個一個就有罪了，這是明顯的欺騙。是毛澤東欺騙了中國人民，欺騙了所有的黨派，特別是欺騙了全體知識分子。

問：知識分子之外的人是不是也被欺騙？

鮑彤：當然不光是知識分子受欺騙，實際上被欺騙的人更多。農民就是被欺騙的，被土地改革所欺騙。土地改革似乎可以使土地回家了，一回到家裡馬上又離家出走了。全部被國家充公，由初級社、高級社到人民公社，這個過程現在還在進行，（農民）不斷地被剝奪土地，不斷地被欺騙。

工人是不是被欺騙呢？我看也是受欺騙的。工人階級一開始很高興，叫做領導階級，後來的情況呢？連工人自己要自主組織一個工會的權利都沒有，而這個權利是一切工人運動最原始的權利，無論是歐洲、美洲、澳洲，工人要講到權利，第一個權利就是自己組織工會的權利。而不是像衙門一樣辦了一個工會，開個門進來叫我登記，不是，甚至連登記也不登記，反正你既然當工人，就是我工會的會員了。沒有這樣的事情。現在工人連自己要選擇一個工會都沒有權利，這叫什麼？別的就不用說了，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資本家、地主這就不用說了。

所以我認為，就揭露毛澤東對中國人民實行的欺騙來說，反右確實是起了一個啟蒙的作用。大家一提到反右，馬上想起來的就是「陽謀陰謀」——也就是說一場欺騙，引申出的一場鬥爭。大家很痛苦，教訓也很深刻，沒錯。但是要就這個問題的本質來說呢，就應該說是合法、非法，不要忘掉這一點。我看到很多論反右的文章沒有着重指出這一點。我認為對於建設一個法治國家，說明反右是一場非法鬥爭，是特別重要的。

問：鄧小平堅持反右是必要的，他根據什麼？  

鮑彤：我可以打個比方，鄧小平說：「有右派嘛，反右是正確的。」那我可以回答一句：「有左派嘛，我反左正確不正確？」就當時的形勢來看，反左應該比反右更符合實際需要。因為當時的社會主義革命整個就是一個左傾路線。如生產數據的所有制，今天中國《產權法》的通過就是證明。但是當時誰能反左？誰能定「毛澤東是左派分子」？很明顯，問題在於，你是統治者、我是被統治者。你可以反右，我不能反左。

小平後來是躲躲閃閃，小平這個人氣量極窄，凡是經過他手處理的問題，他是寸步不讓的，別人處理的，平反平反，那可以，耀邦要平反，那就平反吧；他自己親手經過的東西，他絕不平反，這是小平的特點——氣量狹窄。也許他也看到了問題，但是他覺得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不如鄧小平的面子更重要。那也沒辦法。年紀也這麼一大把了，別人誰還去教訓他，做工作，讓他認錯？連資歷比他老的陳雲也不敢去做這個工作。

所以中國的問題是不能討論的問題，他高高在上，你低低在下，能一起來討論問題嗎？不可能的。因此他胡說八道出來，一拍板就是真理，就必須執行，就是這麼回事。

問：您怎樣看反右運動的後果？

鮑彤：後果是起了一個捂住中國人嘴巴的作用。把知識分子的嘴巴捂住了，把知識分子當中最有知識、最有膽量、最有骨氣說話的人的嘴巴捂住了。不僅是捂住了，而且把他打到地獄裡邊去了，還踩上了一隻腳，那別人誰還敢說話？所以「萬馬齊喑」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在反右以前，畢竟還有一個擺在面上的虛心聽取意見。到現在，他們還不平反，只給你一點某種滿足，或者大部分人已經去世，給他們的子孫、親屬、朋友一點安慰，然後大家都說：「感謝毛主席，感謝共產黨，儘管被戴了右派帽子，但是最後畢竟還是怎麼怎麼地⋯⋯」這是個悲劇，不是什麼值得歌頌的事情。過去有一句話「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我們被打被罵，最後還得感謝，很可悲。

問：後來處理右派問題的情況，您了解嗎？

鮑彤：耀邦的思想比較解放。反右時，在確定要戴一批右派分子帽子的時候，他就有不同意的看法在裡面。但是耀邦只是一個共青團書記，全國性的事情是黨中央在管，不是團中央能管得了的，而黨中央管的那個人後來又特別壽長，他又是堅持不改的。但是在八十年代平反右派的時候，恐怕百分之九十九都平反了，這一點是不錯的，耀邦做得很好。窩囊的是鄧小平最後還要說，右派是客觀存在的嘛，當時就有右派嘛，他們常常進攻嘛，因此我們反右派沒有錯嘛，總要留那麼幾個嘛⋯⋯這個事情就種下一個根子，就是共產黨即使在經過「四人幫」這樣史無前例的摧殘以後，還沒有勇氣正視自己的錯誤（或者說自己的非法行為）。

問：反右，在黨內有沒有過分歧？

鮑彤：我剛才講的反右使一大批中國人噤聲，說不出話來，講到的是知識分子。應該加一句，實際上中共黨內的某些比較正直的領導幹部也不能再說話了，因為他們是反對這樣劃右派的。我舉一個人的例子，這個人資格比毛澤東老，也是一大代表，叫董必武，當時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其實政法系統當時都有相當一批幹部，他們認為辦案應該以法律為根據，不能夠以領導意圖作為根據。當時得到董必武的支持。但是在反右以後，我的印象當中，從副部長開始，副部長、局長、副局長、處長，相當一批人就變成了右派，或者是「嚴重右傾」，調到下邊去了，有的乾脆調出政法隊伍了。包括董必武本人也調離法院院長（的職位），本來董必武是國務院的政法辦公室主任，後來主任變成彭真了。他被空吊起來，當一點權力都沒有的國家副主席。所以大家都得到一個教訓：不能替右派說話，不能替有不同意見的人說話。比方說林希翎，在人民大學打成右派，校長是誰呢？是老資格的吳玉章。他參加辛亥革命的時候，毛澤東還不知道在哪裡呢。但是吳玉章說：「林希翎不是右派。」不行。林希翎當時的男朋友就是胡耀邦的秘書，因此胡耀邦很了解林希翎，他也認為像林希翎這樣的學生怎麼會變成右派了呢？但是，林希翎不是右派，別人也不是右派。難道章伯鈞先生、羅隆基先生是右派？

或者我再換個角度說，羅隆基、章伯鈞是右派，右派是正確的，右派是好樣的，右派有什麼問題呀？ 第一，是不是右派？有人說「還是跟着黨走的，因此是左派」，我說「不對。黨這個左派錯了，你是右派，對了，因此右派是一種光榮」。所以，在反右問題上，第一要問合法還是非法？第二要問正確還是錯誤。所以，打右派是非法的。要講正確、錯誤，右派分子比以毛澤東鄧小平為首的這種左派分子要正確得多。

所以不管從法律的，或者從是非的角度上來說，問題的實質，就是說不準對共產黨提不同意見、提反對意見，不准監督共產黨。共產黨再錯，你必須喊「萬歲」，就這樣，造就一批奴才。打右派以後，跟着你瞎起鬨的那些人都是左派分子，「嘩啦嘩啦」上來，得到鄧小平賞識。

我再講講高級黨校校長，當時是理論家楊獻珍。楊獻珍說我們黨校沒有右派，有人講的話過分，但他不是右派。他來向鄧小平匯報。鄧小平說：「他不是右派，誰是右派？」一起聽匯報的彭真說：「如果他不是右派，那就是說你有右傾思想。」這個話，就是指為右派說話，那不是要封住他楊獻珍的嘴巴嗎？所以被封住嘴巴的還包括同情右派的相當一批領導幹部

。這些人都變成右傾分子了。沒有這個基礎，後來的「大躍進」怎麼能

搞呢？什麼畝產幾萬斤啊，「呼嚕呼嚕」，那不大家都哈哈大笑嗎？但是

到了後來，大家都笑不出來了，哭也哭不出來了。

（訪問時間：二○一三年九月，北京。根據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