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仰：我的一篇沒地方給發表的文章

    （作者註：這篇文章寫於一個月前，沒地方發，今天自己貼出來）

　　新疆我去過多次，雖然南疆、北疆都到過，但新疆很大，依然沒能走遍。幾次去新疆有的是旅遊，有的是參觀，有的則是工作。西曆2003年，我到南疆喀什地區兩次採訪了當地公安的反恐事跡，幾乎走遍了喀什地區的每一個縣，採訪了眾多不畏犧牲、恪盡職守的警察、武警官兵，以及很多維、漢群眾和幹部，宗教人士、被“地下講經點”裹挾過的小學生，還採訪了關押在監獄中的東突犯罪分子，對當時新疆的反恐工作有所了解。新疆的暴力恐怖事件並不是現在才開始的，早在上世紀90年代，新疆就發生了一系列惡行暴力恐怖事件，當時這些暴力恐怖主要從南疆蔓延到北疆。西曆2001年美國發生“9·11”後，在全世界共同反恐的趨勢下，新疆的暴力恐怖活動在一段時間內有所收斂，新疆反恐也取得不錯的效果。我當年去喀什做採訪報道，正是在那一形勢下。

　　西曆2003年在南疆的採訪，有幾件事情至今依然令我難忘。一是當地幾個縣的公安局長都很年輕，最年輕的一個縣公安局長當時只有28歲。另一個縣的公安局長年齡稍大一些，是中國公安大學的碩士畢業生。雖然他們都英勇無畏地奮戰在反恐第一線，但是，那位碩士畢業的年輕局長在採訪之外向我表示了他的憂慮。他認為，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某些政策失誤導致了恐怖主義的滋生和蔓延，對這些政策的長期後果以及能否及時、有效糾正，他表達了自己的擔心。

　　其次，我到一個當地學校採訪一位曾經被“地下講經點”裹挾的小學生。所謂“地下講經點”是東突勢力培養隊伍的方式之一，他們要求維族孩子不要上學，在“地下講經點”接受教育。從字面上看，“地下講經點”只是傳授宗教內容，其實，年幼的孩子在那裡除了宗教內容外什麼也學不到，稍大點的少年，則在“地下講經點”同時還要練武。我採訪的一名維族男孩當時只有10歲，他在“地下講經點”呆的時間不長，被父母發現後及時領了回來，重新回到學校上課。由於這名男孩不懂漢語，我希望有一位翻譯，校長說，學校的漢語老師可以當翻譯。漢語老師是一位年輕的維族姑娘，很漂亮，但她的漢語水平實在不行，我大概只能聽懂五分之一。最終是一位陪同的警察為我充當了臨時翻譯。這次採訪後，我問當地領導，為何學校漢語教師水平這麼差?他說太窮，好老師不願來。在當地有完全使用漢語教學的學校，但學費相對當地生活水平來說很貴。我找了在當地掛職的一位朋友，跟他說，我願意出錢供兩個維族孩子上漢語學校。

　　第三，我在監獄採訪了幾個因暴力恐怖犯罪而被收押的維族青年。其中一位說，他們當初在“地下講經點”接受教育時就被告知，未來“東突建國”需要武裝力量，他們就是為此而培養的，但他本人現在對此感到後悔。另一位暴力犯罪的維族青年說自己不後悔，他活着的目的就是要消滅各種宗教敗類。採訪的很多內容最終沒有在節目中採用，但那位表示“不後悔”的青年，使我看到了“人體炸彈”的影子。而我採訪的更多普通維族群眾，他們有的是暴力恐怖襲擊的受害者或家屬，有的是被親戚、朋友關係暫時迷惑的被矇騙者，他們都反對暴力恐怖活動。

　　西曆1999年，曾經是新疆女首富的熱比婭因“危害國家安全罪”被捕，並被判刑8年。服刑期間，熱比婭對自己危害祖國的罪行表示後悔。此後，年過50的熱比婭在獄中提出保外就醫的申請。事實上，關於熱比婭保外就醫問題，時任美國國務卿是主導力量之一，對此，國內的一般說法是，西曆2005年，司法部門出於人道主義考慮，批准了她的申請。出獄前，熱比婭一再保證出去後不參與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任何活動。但是，熱比婭一離開監獄便到了美國，成為白宮的座上賓，並成為恐怖組織“世維會”主席。此後，西曆2009年新疆發生了慘絕人寰的“7·5事件”，新疆分裂勢力主導的暴力恐怖活動再次捲土重來。

　　20多年來，新疆成為中國的“痛點”，內因、外因都有。各種專家對這一問題的原因探討和解決方案，已經有很多分析建議。我認為，嚴厲打擊暴力恐怖犯罪的囂張氣焰是必要的方式之一，對於殘害無辜者生命的暴力恐怖行為決不能手軟，但這只能治標。發展新疆的經濟和民生也是方式之一，但是，富裕也未必能徹底解決分裂勢力的根源。因此，我想說一個容易被人忽視的側面。

　　對於中國歷史和中國傳統文化有一個結論至今常被提及，即，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強大的融合能力，能夠同化不同的外來文化。這的確是一個事實，在中國歷史上曾經多次發生。那麼，中國傳統文化為何具有如此強大的同化能力?對於這個問題，真正有價值的研究討論並不多。我認為，其中最為關鍵的一條是，中國傳統文化雖然有種種不足，但在本質上它具有比其他文化更為合理的先進之處。這種先進絕不是憑話語權壟斷自我吹噓的，而是在社會經濟、政治以及人性方面的更加合理。中國傳統之所以能同化其他文化是因為中國傳統具有的、內在的強大文化優勢。

　　理解了這一點，再來看今天中國境內的漢維關係。維吾爾族也有它的文化，與漢民族文化相比，哪個更先進?這不是三言兩語能說清的。有一點應該指出，中國傳統文化對其他民族的同化過程，並不像西方那樣是消滅對方的文化，而是以中國文化的合理性為主導，吸收其他文化的有益之處同時影響對方，使得雙方能夠和諧相處。當今中國漢維之間的矛盾，一個重要原因是同化的共性在減少，異化的個性在增加，因而統一的力量遭到分裂力量的抵消和侵蝕。正如前文所言，造成這一現象既有內因也有外因。

　　先說內因。改革開放之初，為了強化向西方學習的必要，有關領導和知識界發起了一項重要的文化“運動”，這便是對中國文化、中國歷史、中國人的猛烈批判。其代表有，某領導特批出版的台灣作家的《醜陋的中國人》，中央電視台播出的某個要“拋棄黃色文明、走向藍色文明”的大型紀錄片等。類似的圖書、教材、電影、電視、文章、言論大行其道，因此，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傳統被描繪成一無是處的落後文化，中國歷史被認定為一片漆黑的野蠻愚昧，中國人被鑑定為具有難以改變的“劣根性”的不良種族。無數知識分子用這樣的觀點醜化自己的祖先和父母之邦，抹黑自己的同胞，並因此而聲名鵲起，名利雙收。那麼，當我們站在維吾爾族的立場看到這一場對中國傳統的大批判時，結果會怎樣?

　　假設我是維族人，我會這麼想：當你們漢族人自己都把漢唐元明清否定了，當你們漢族自己都說自己歷史上沒幹過好事，當你們漢族人自己都承認是劣等種族，請不要把這屎盆子扣在我們維族人頭上，我們沒有你們說的那麼壞，我們不想與你們這麼壞的文化有關係;我們從來都是好人，過去、今天、以後都是好人;既然你們自己承認是壞人，那就分手吧，誰願意與一個壞人永遠相伴?由此，我們看到了當今中國社會這一歷史虛無主義主流的極大危害，它不僅危害新疆，同樣危害西藏等。中國幾千年來所具有的文化優勢因為歷史虛無主義而徹底喪失，向心力、凝聚力被嚴重瓦解，離心力大大抬頭。

　　再說外因。改革開放有它的歷史貢獻，但在這個過程中伴隨的歷史虛無主義是有危害的，它的另一面便是崇洋媚外。在竭力貶低中國的同時，中國的主流文化對西方文化大唱讚歌，認為中國的必然出路只能是像西方一樣。當福山以“歷史終結論”豎起人類文明最高峰的旗幟時，中國的主流精英也都匍匐在這面西方旗幟下，為把中國徹底改造成像西方一樣的結局而嘔心瀝血、不懈地奮鬥。那麼，當我是一個維族人，我會怎樣?很簡單：既然你們已經拜在“最好”的西方腳下，我為何要通過你們接受一個“二手”的西方?我為何不能直接投奔到西方的懷抱?在你們艱難地把中國改造成最美好的西方世界時，我們就先行一步了，不再讓你們成為我們走向先進、走向文明的障礙和絆腳石。我們直接拜師，不做你們這個西方學生的學生。因此，中國主流精英的崇洋媚外必然導致其他民族離你而去。崇洋媚外導致的惡果，同樣體現在香港、台灣等地區的離心傾向上。沒有了文化的凝聚力，剩下的手段要麼是花錢留住人家，要麼是用武力不准別人走，中國因此陷入極大的被動。

　　要真正解決這個問題，“中國夢”提出的“自信”非常重要。我們應該充分承認中華民族五千年來的偉大，應該為中華民族五千年來對人類的巨大貢獻而驕傲，在這種驕傲中，五十六個民族都是做出貢獻的一份子，誰也不分彼此，那是我們共同的驕傲。當然，由於歷史虛無主義和崇洋媚外造成的影響已經根深蒂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清除它也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中國要自信，絕不是自大。文化自信絕不是吹出來的，而應該下功夫真正全面系統地總結中國傳統的優秀之處以及至今仍有強大生命的合理性，這需要我們對內加強文化重建，對外則需要批判西方中心論，反思將西方價值觀當成人類唯一最高標準的狹隘，應該像伏爾泰、湯因比、羅素、李約瑟、基辛格等西方學者那樣，即便不把中國的傳統價值觀看成是比西方價值觀更高的另一個“普世體系”，至少也應該是不亞於西方體系的、具有同等價值的“普世體系”。

　　新疆富饒而美麗，新疆各族人民勤勞而質樸，他們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雖然歷史上有過嫌隙，但更多的時候，我們都和諧相處。近幾十年來，思想觀念問題有時候看起來只是口舌之爭，但是，西方人有“蝴蝶效應”一說，中國有“失之毫釐謬以千里”的結論，思想觀念上的偏差，落實到現實中，往往會出現思想觀念提倡者沒能預料的不良後果。近幾十年來，在內外因素的作用下，思想觀念的偏差導致嚴重的不良後果，新疆已經成為“中國之痛”。我們不希望永遠地痛下去，我們希望和諧，希望共同構築屬於每一個人的、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中國夢”，這需要我們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