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註：在此文上傳前，筆者要再次重申“文責自負”。希望相關論壇編輯或版主，切勿封殺或屏蔽，留下“小人常戚戚”的猥瑣形象，貽笑歷史大方。謝謝！潘一丁 2014年4月14日）

以大學生為主的台灣年輕人，在目無法紀、不負責任，不尊重民主遊戲基本規則的無政府主義思潮蠱惑、慫恿下，以“反兩岸服貿協議”為由，強行搶占立法院二十餘天，期間極盡破壞之能事，給立法院造成數以千萬台幣計的直接經濟損失，而這些損失，最後都要只多不少地，分攤到包括他們自己和自己家庭在內的全體納稅人頭上。而且從中華民族的歷史經驗或教訓（比如當年的五四運動和後來大陸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來看，這些老套路，不要說不配用什麼“花（太陽花甚至狗尾巴花）來讚美或吹捧，整體表象而言，就是一批涉世不深、不知道沒有完成“階段性進化”的人類社會，本來就存在着許多先天性缺陷或不公平的、初生牛犢不怕虎般的年輕人。受到陰謀、野心家蠱惑，不計後果而躍躍欲試地、自願充當“炮灰”，而且不斷重犯“第N次同樣錯誤”，證明自己跟五四年代相比毫無長進，乃是智力不超過走迷宮的小白鼠般的“蠢貨”（直接並成功參加過文化大革命、並全身而退的筆者，願意以“前輩過來人”的身份，對此判斷結論負責，歡迎如當年學生領袖“聶元梓、蒯大富”般的林風帆之流。組織“梁效（兩校）”之類的寫作班子，在理論（而不是令民主“斯文掃地”的打砸搶式武鬥）上，對筆者“群起而攻之”）。這絕對不是什麼在同一水平上彼此彼此、狗咬狗式的“胡攪蠻纏”，而是主張通過“精神戰爭”來以理服人的科學《新理論》，從更高一點的認識層次上，對青年學子的一種有的放矢的示範。為這些已經受過教育，充滿理想主義精神、更理應有一定判斷能力的年輕人，創造一個“有比較才有鑑別”的客觀條件。

記得曾經有一位名人，說過一句極富哲理的名言『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如果把台灣島上的社會，比做一座“堡壘”，真是再貼切不過的了。因為當年擁有精良美式武器裝備的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及其國民黨軍隊，在內戰中不敵僅靠“小米加步槍”裝備起來的共產黨武裝，節節敗退。最後被趕出大陸，逃到台灣島上來。從此勵精圖治，憑藉當時的天時地利（韓戰爆發和守易攻難），站穩了腳跟。不但抵禦住了“中美建交”的打擊，更將“壞事變成好事”，通過上下一起發憤圖強，終於把台灣島建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成為一座曾經令大陸同胞不得不“刮目相看”的、真正堅不可破的“堡壘”。

可惜曾幾何時，取得成功後的蔣經國及國民黨舊病復發，非但不能從成功經驗或失敗教訓中，痛定思痛。從思想精神高度，知其所以然地、總結出一些真正有益的啟示。從而挾中國文化之優勢甚至強勢，把台灣社會建成為抵制世界錯誤潮流（返祖趨勢）的“中流砥柱”。最後反而東施效顰、邯鄲學步般、走上西方“偽民主”的跟屁蟲之路。繼大陸的文革奪權鬧劇的教訓之後，由民進黨充當“造反派”，又重複了一次文革式的奪權老戲碼。還美其名曰“政黨輪替”，卻始終沒有突破“歷史周期律”的宿命詛咒。可以肯定的是，接下來台灣社會的走勢，就如象棋棋譜上的“殘局”，除了大陸當年的前車之鑑外，已經沒有太多的想象空間了（連政治人物或事件的同質性，幾乎都可以一一對號入座）。怎麼會變成這樣子的呢？

其實這完全是因為包括兩岸三地在內的中華民族。長期以來，始終受到被錯誤解壓縮後的文化、所養成的習慣勢力的羈縛，從來沒有能越雷池一步。那些理應成為“社會棟梁或民族脊梁骨”的、古往今來，自以為有孫猴子（悟空）般能耐的讀書人（如古代的商鞅、王安石，晚清的康有為、梁啓超和李大釗、孫中山、陳獨秀，以及現代的蔣經國、鄧小平之類）。又翻筋斗又撒尿地、還展示了一通“到此一游”的書法。一輪自以為似乎“天翻地覆”的折騰（所謂改革）下來，最後發現自己原來還沒有翻出代表客觀規律的“如來佛”掌心。究其原因，就是因為“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直到真正來自於“野”的科學《新理論》出現，才得以從認識論的知其所以然層次，看到了這個問題的本質。從而認識到根治民族痼疾的良方，就在於『用“以理服人”的手段，從思想、精神和理論上，徹底顛覆傳統習慣勢力的禁錮，代之以在科學解壓縮中國文化基礎上形成的科學新理論，並帶領全人類完成從“高等動物→人”的階段性進化，開始“從天下大同到天人合一”的真正文明進程』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以及對台灣“前景不妙”的預感，筆者於去年年底，自費來到台灣“毛遂自薦”。願意以“治大國若烹小鮮（何況是區區一台灣島）”的科學《新理論》，通過古代高明的兵法策略（如出奇制勝、圍魏救趙等）來幫馬政府在“排憂舒困”的同時。通過實踐來示範、展示一下科學新理論的實力，以期引起更多人對《新理論》的注意或重視。可惜那個如“黃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般無能、只配“力（暴力）尚往來”的馬政府（比如台灣移民署），居然對筆者的建議置若罔聞、無動於衷。最後更以罔顧人權的下三濫般無禮方式，來對待筆者，為他們自己留下不光彩的可恥記錄。對比他們在這次學生類似當年大陸“紅衛兵”的行動中的表現（包括立法院長王金平的所作所為），充分體現出只有腐敗、無能或“自知理虧”的政府，才會具有的“欺軟怕硬”特徵（只要想想當年的美國政府，是如何依法來強硬對待“反越戰行動”的學生的做法，就知道了）。

在中國民間，早就有“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的說法。是完全符合客觀規律的總結的。作為主將、領袖台灣社會的馬英九及其馬政府團隊、甚至整個國民黨，必然地體現出馬英九本人的領導無方和剛愎自用的品性。最後波及到包括新聞媒體和輿論界在內的全社會，形成“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的局面（注意：筆者對此形容的準確和貼切性負責，必要時將舉證說明）反而讓歷史上一貫充當“拆遷隊員、破壞先鋒”的年輕人，成為因時勢造出來“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英雄”，攻破了一個個的確有缺陷的舊社會堡壘，卻只能建成一個幾乎有同樣遺傳基因缺陷的“新社會”，除了可以為下一次破壞埋下伏筆外，毫無可取之處。

究其原因，就是因為中華民族以及其領袖，一直處在先進文化被“胡亂解壓縮”後的誤導之中，做着跟真正文化的道德、價值觀完全背道而馳的事情，要是能夠有什麼好結果，只能是無能的馬政府，或始終處於“窩裡鬥”狀態的國民黨的指鹿為馬般“打腫臉充胖子”。而這次台灣學生的“類（似）文革”行為、和“藍皮綠心”的行政院長王金平的露骨表現，就是證明。

如果辯證地看，台灣這次的學生動亂對整個中華民族而言，未必不是好事。足以充當大陸或香港當局和年輕人的“俊友”（典故取自於法國作家莫泊桑的小說《漂亮的朋友》）。敦促那裡的領導人，一定要以台灣政府這次的教訓為鑑，儘可能未雨綢繆地“防患於未然”。將那裡的一部分對現實不滿的人（特別是年輕學生），通過人員或信息的串聯，而受到鼓舞，正準備摩拳擦掌、躍躍欲試的思潮或“火頭”，加以妥善的化解、消弭。以免“親者痛仇者快”地，讓自己成為下一個被從內部攻破的“堡壘。再次發生真正如“文化大革命”般的“民族浩劫”！

這絕對不是什麼“危言聳聽或譁眾取寵”，而是有理有據的科學判斷。因為諱疾忌醫的中國人，始終不敢以刮骨療傷的勇氣，來觸碰這塊包括文革在內的老瘡疤。反而寄希望於以迴避、掩蓋、繞開的做法，來形成“忘卻的記憶”。可惜一廂情願的結果，總是事與願違。讓中國人和中國社會，成了“怨婦祥林嫂”。

不過把這一切都歸咎於領袖專制獨裁或“民族落後”，是既不公平、也無濟於事的。因為中國社會上千年來，始終沒有找到自己的“病根”之所在，當然也開不出“根治”的藥方來。

其實這個“病根”就是因為『中國社會始終處於文化被讀書人“胡亂解壓縮”後的誤導之中，產生了“背道而馳”的結果，在大部分時間內，生活在反覆被因天性產生的“社會負能量包圍”之中，反而置作為“天性剋星”的人性於“英雄無用武之地”的處境』

所以“根治”的處方也只有一個。那就是『在正確解壓縮中國文化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套科學而可以絕對“以理服人”、從而可以基本放棄“以力服人”手段，靠發揮人性的力量、來實行真正（而不是假冒偽劣）民主的社會科學理論。來指導全人類真正“文明（而不是野蠻）”的實踐』

現在已經可以有把握地斷言：包括中華民族在內的全人類社會，只此發動“（社會科學）理論大革命”一途，別無選擇（否則必陷人類的社會堡壘，將被“窩裡武鬥”叢內部攻破的“末日噩夢”之中）。不信就走着瞧。等跟台灣（甚至全世界）一起“撞到南牆”再回頭。恐怕就為時已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