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鑑定中國知識分子的成色！
2014-01-09 辛可
 以下內容整理自辛可北師大演講部分
剛才我罵了北大、清華、人大，我看見很多同學和老師在笑。你們心裡很爽，是不是？你們不要笑得太早，既然到了北師大，我是不會放過你們的。不過我再次聲明，我們要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只許文斗，不許武鬥。如果我得罪了大家，大家可以批我，但不許動手，好不好？
下面我講一個問題，就是如何鑑定知識分子的成色。也就是說什麼是真貨、行貨，什麼是假貨、水貨。什麼是合格的知識分子，什麼是不入流的知識分子。我相信從來沒有人教給你這些方法，因為你們的老師很多人本來就是假貨和水貨，他們要是把鑑定方法教給你們，以後還怎麼混，哈哈。
鑑定一個知識分子，要從兩方面入手，一是為學；一是做人。
就為學而言，分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要有學識。
所謂學識就是具備紮實的知識基礎，至少應該知識正確，要做到這一點，不坐坐冷板凳肯定是不行的，坐在冷板凳上也不能只是仰望星空，而要踏踏實實下點功夫，把相關的知識搞清楚。中國歷史上有兩個孔子，一男一女，男的是孔慶東的祖宗，女的就在北師大（於丹教授），這頂高帽子絕不是我送給她的，而是孔子的後代孔慶東捐獻的，也只有他才有資格這麼做。作為女孔子，連基本的東西都搞不清楚，就有點說不過去了，對不對，所以知識正確對知識分子是很基本的東西。
當然了，人非聖賢孰能不過，但搞錯了就應該謙虛的接受，改過來。像余秋雨先生那樣，人家指出了他文章的錯誤，他非但不認錯，還說人家想罵名人出名。就算人家想出名想瘋了，但錯誤在你，你這樣做就有點牛二了，不是對待知識的正確態度。孔夫子講：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如果不知裝知之，這算什麼東西呢。
不好好讀書、做學問，就只能不學無術，但中國一直有一種讀書無用論的思潮，所謂不學有術，以前的比如張鐵生，現在如韓寒、郭敬明等等。我覺着關於術我們要有正確的認識，如果你是去做煤老闆、玩賽車，大概讀書的作用不大，如果你要做個有水平、有見識、要臉的知識分子，不讀書只能無術，最終只能把自己搞得跟小丑一樣。
第二個層次是明辨是非。
歐陽修在《與宋司諫書》中說：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這是一篇好文章，推薦大家也好好讀讀。王小波寫過一篇文章，其中講到蕭伯納的《芭芭拉上校》，說明辨是非是一件很難的事。王小波的文章我基本上都讀過，核心思想就是講人要明辨是非，否則人或者社會將多麼可笑。
表面上看，明辨是非很簡單，其實很難。很多人學富五車，但始終不明辨是非，或者故意顛倒是非黑白。明辨是非就是利用我們掌握的正確的知識，運用正確的思想方法，對事對人做出合乎理性的判斷。如果不能明辨是非，掌握多少知識也是沒用的，倒不如一張白紙的好。宋司諫是進士，學問不可謂不好，但在歐陽修看來，就是個不辨是非的小人。所以說，如果不能明辨是非，未必就是真有學問，或者說有學問也是扯淡。
比如前面講過的易延友教授，他可能是法律方面的專家，可沒有基本的是非觀念，結果只能落得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為天下笑。郭沫若先生是大學問家，卻寫了一大推肉麻的文章，今天拍這個明天批這個，根本就是個投機分子，機會主義者。1927年，他寫《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把蔣介石罵的豬狗不如，反革命頭子，國賊，可到了1937年，蔣介石給他發了烏紗帽，就開始蔣委員長萬歲了，並寫了《蔣委員長會見記》，把拍馬屁的功夫用到了極致；江青當紅的時候，他寫《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大拍旗手馬屁：“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江青他們倒霉了，他馬上寫文章大罵人家是白骨精。魯迅活着的時候，郭沫若罵人家是封建餘孽、二重反革命，魯迅死了，他又肉麻地吹捧人家“中國之偉大人物，過去人都說孔子，但孔子不及魯迅。”，郭沫若的學問不可謂不好，但只知道投機，沒有基本的是非觀念，所以也是個水貨，不入流的偽知識精英。
現在很多偽知識精英，之所以斯文掃地，不是學問太差，而是根本沒有是非觀念，為了利益不擇手段。我再講個例子。現在有些人揚言要恢復繁體字，認為這才是中國文化的正統。說這種話的人，要麼是腦袋被驢踢了，要麼就是沒有基本的是非觀念。中國自近代以來，在文化建設領域，最偉大的貢獻是什麼？兩件事，一是胡適、陳獨秀他們搞的白話文運動；二是漢字的簡化，這是共產黨對中國文化最偉大的貢獻。為何，因為語言文字不過是交流的工具，當然越簡單越好。在白話文普及以前，知識總是被一小撮人壟斷，這不但無助於知識的傳播與發展，也造成了社會的不公。白話文運動有力地改變了這一局面。漢字的簡化更是如此，繁體字對普通大眾來說實在太難了。新中國剛建立的時候，中國人口文盲率超過80%，到70年代末，文盲率在城市下降到16.4%，在農村下降到34.7%。這難道不是漢字簡化的功勞。
既然要明辨是非，那標準是什麼，我以為最為關鍵的有兩條，
一是法律法規，這是道德的底線，也是是非的底線，如果你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連基本的法律規範都不遵守，所謂是非就不用講了。
二是人類社會的基本價值標準，也可以說是普世價值。現在中國有件很有趣的事，就是很多人大張旗鼓地反對普世價值。我覺着這事干的特別不明智。反對普世價值的人，其實就是反對實行西方的民主政治，怕這個玩意衝擊他們的執政地位。既然你心眼如此，就說出來，這有什麼不好意思的？可以昭告天下，我根本就不要所謂西方的民主政治。可普世價值的內容不只是這玩意，你不能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潑啊。這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普世價值包括人的各種基本權利，難道這些你也要反嗎？如果真的都不要了，我們這個國家將是個什麼玩意，根本就沒法玩嘛。老實說，現在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挑戰，在政治倫理方面處處被動，從事宣傳工作的人應該負很大的責任。我不反對政府為自己的政策辯護，這很正常，但你能不能找點腦袋沒被驢踢過的傢伙，現在搞的這些玩意太搞笑了嘛，對不對？！
第三個層次是智慧和創新。
中國要從一個跟在別人屁股後邊模仿、搞山寨貨的國家，變成一個創新性國家，靠誰呢，關鍵就是要靠知識分子，在坐的各位。我們最終要把自己掌握的知識轉化為智慧，提出創造性的思想方法，從而推動社會的進步。佛家講“戒、定、慧”，所謂的慧，就是實踐的意思，要把學習、修行的結果轉化為內在和外在的動力，並付諸於人生與社會的實踐。
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解決兩個問題，
一是必須建立在正確的知識與方法論的基礎上，否則就是胡來，比如上世紀中葉，中國搞除四害運動，全國人民熱火朝天揚言要消滅麻雀，結果麻雀還沒消滅乾淨（也消滅不乾淨），蝗蟲來了，害得大家餓肚子，大躍進的時候，搞什麼大煉鋼鐵，搞得烏煙瘴氣，這根本不是創新，而是胡來。
二是要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潮流。我始終認為，人類的很多基本價值和社會發展的潮流，對中國是適用的。可有些人偏要弄出來個不一樣的東西出來，所謂中國特色，結果只能弄成四不像。有些人動不動抬出中國的傳統文化說事，希望在《黃帝內經》或《四書五經》裡尋找創新的密碼，結果鬧出一堆笑話，比如綠豆茄子包治百病等等。
我始終認為，在中國走向全面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的政治與文化傳統是個巨大的負擔，如果不把這玩意扔掉，我們沒法真正建立一個健康的國家。中國的傳統政治倫理的主流有兩個，儒家和道家，儒家是專制主義、道家是無政府主義，這都是反潮流，反現代化的，必須扔掉。孔子、老子、黃帝內經解決不了現在的問題，我們必須按照人類歷史發展的潮流，創新我們的制度、文化和科學。
周有光講過一番很有見地的話，他說世上只有一條路，不管你願不願意，遲早也要上那條道。這是活了一個世紀的知識分子的忠告，他這100年真沒白活。可有些人就是聽不進去，或者聽進去了裝作沒聽見。其實這並不重要，不管你走還是不走，路就在那裡，只有一條；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結局就在那裡，你別無選擇。有種你就試試看！
至於做人，有三個層次。
第一層次是必須遵守法律等基本的社會規範。
中國的知識分子喜歡講道德，動不動要以德治國。其實道德的底線是法治，沒有這個玩意，所謂的道德根本就不存在。很多人說現在是“禮崩樂壞、人心不古”，總之，中國社會的道德水準很糟糕。根本的原因是什麼，不是中國人的思想品德比其他國家的人如何低劣，而是中國的法治出了問題，有法不依、違法不究中國還不是一個完善的法治國家。
我經常說，外國人品德如何高，不隨地扔垃圾、吐痰、不闖紅燈等等，都是品德的問題。可事實是，如果外國跟中國一樣，扔垃圾、吐痰、闖紅燈不用付出任何代價，估計比中國人好不了多少吧。不是他們不想，而是不敢，時間長了，就成了生活習慣。中國人之所以這麼幹，簡而言之，就是沒人管嘛！
中國人為什麼法治觀念淡薄，不講規矩，有三個原因：
一是重道德輕法治，本末倒置。在這方面，儒家要付很大的歷史責任。靠道德教化來治理國家，只能弄得滿大街兩種人橫行，道貌岸然的偽君子和無法無天的流氓。
二是社會精英起了很壞的示範作用，所謂“刑不上大夫”。孔夫子的設想是用禮、道德來約束所謂君子，可結果呢，表面上道貌岸然，實質上胡作非為。既然社會精英是這副德行，老百姓也就跟着模仿，無法無天了。
我們總是想用一些模範人物來教育官員和知識精英，可有用嗎？根本沒用，多少個雷鋒、孔繁森、焦裕祿都是沒用的，唯一的辦法就是嚴刑峻法。如果真要教育，我建議別用那些先進人物和事跡了，而是讓他們好好學習一下相關的法律，明確告訴他們，有些事你不能幹，幹了要付出代價，至於高尚不高尚，那是你個人的事，我管不着，也不用操那個心。
三是中國的生產方式和社會結構。中國千百年來就是個小農社會，社會的基本單元就是五口之家，自給自足。因為社會化的程度很低，所以大家缺乏公共意識。在家裡長幼有序，出了門就無法無天，缺乏基本的社會責任。
所以，作為知識分子，或國民，首先必須遵紀守法。要國泰民安，根本點也是法治。如果沒有這一點，其他的都是扯淡。李某某強姦婦女，他媽媽出來說，雖然自己的兒子犯了法，但還是個好孩子。作為母親，我很同情她，但她的邏輯是完全錯誤的，因為連基本的法律都不遵守，根本就不用談道德了。如果夢鴿的邏輯成立，我們基本上已經到了世界末日。
第二個層次是職業操守。
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職業特點，對從業者有具體的要求。從事一個行業，你就必須遵守這個行業的遊戲規則。需要強調的是，所謂職業操守不是一個道德的概念，是必須達到的標準。作為執政者，你為老百姓服務，這是你的工作，跟高尚、光榮、偉大沒有關係，哪怕是包公、焦裕祿、孔繁森這樣的人，你做的都是應該的。沒必要上綱上線戴上各種大帽子。
作為知識分子，你鑽研學問，傳播知識，為社會正義呼籲，這都是你分內的事，不要覺着有什麼了不起。老百姓用血汗錢給你蓋象牙塔，養着你，就是讓你幹這些的，干好了是應該的，干不好你很無恥。即便錢學森這樣的科學家，也沒必要堆上一堆高帽子，難道搞導彈、核武器，不是他的責任，他只是幹了自己分內的事，這跟偉大、高尚有什麼關係。再比如說教書，把學生教好是應該的，沒必要學生或學生家長感恩戴德。作為醫生，救死扶傷是你的職責，跟是不是天使沒關係。如果你願意像雷鋒叔叔一樣，把自己干的所謂好事都記在日記里，那完全是你個人的愛好，他並不能證明什麼。
在當下的知識界，很多知識分子，特別是知識精英，根本就沒有職業操守。比如說專家、教授，你的職業操守就是把學問做好，把書教好，而不是整天跟網民們起鬨，或者在電視上擠眉弄眼，胡說八道。每次看見余秋雨先生在青歌賽上的表演，我都有點吃蒼蠅的感覺。對着一幫文盲賣弄學問，都一大把年齡了，不嫌寒磣嗎？專家、教授們熱衷於辦各種培訓班，到處走穴，你對得起學生交的那些學費嗎？還有那些所謂的出家人，你不好好念經，整天為票子和帽子奔走，當什麼代表、委員，你就不怕釋迦牟尼他老人家收拾你嗎？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責任，中國總不至於等着和尚來發展經濟，實現現代化吧。
一言以蔽之，中國現在的問題，就是各行各業都缺乏職業操守，農民不好好種地、和尚不好好念經、知識分子不好好讀書、工人不好好做工、當官的不好好從政，大家都在混日子，就像一個個維持會。靠着一個個維持會，中華民族能實現偉大的復興嗎？怎麼才有職業操守，這還用我教嗎，不都寫在辦公室的牆上，照着做不就行了嗎？大家如果多看點歷史書，就會發現發現一個問題，在一個王朝要崩潰的時候，就會出現這種情況：皇帝不像皇帝、大臣不像大臣、書生不像書生、商人不像商人、坐檯小姐不像坐檯小姐，難道不是嗎。比如說晚晴、晚明、唐、宋王朝的末年，不就是這副德行？大家都沒有職業操守，不滅亡可能嗎？
第三個層次造福社會。
北宋著名的思想家張載為中國知識分子提出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立身處世的標準。我認為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最高標準。儘管沒幾個人能完全達到這樣的高標準，但在過往的歷史上，總有很多知識分子前赴後繼，履行着自己的歷史責任。如范仲淹、王安石、胡適、魯迅等等。這些人當然是中國真正的脊梁，不是現在花錢弄出來的所謂脊梁，那都是中國的羊蠍子。
也就是說，作為一名知識分子，如果你想活得更有價值，就不能做自了漢，獨善其身，而要承擔起社會責任。在這一點上，我認為知識分子的責任跟工人農民暴發戶還是有區別的。孟子講過“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大概也是這個意思。這樣做也是你的本分，老百姓給你修象牙塔，你躲在裡邊修煉，過上好日子，難道不應該幫助他們，造福社會嗎？如果不，你的良心是不是讓狗吃了。可現在的偽知識精英，即便已經達到肥頭大耳的地步，不但不想着兼濟天下，還變着法子掏老百姓的腰包，一點廉恥心都沒有。有一次我在網上看見易中天先生說“天下事關我屁事”，說實話，我抽死他的心都有。咱別把不要臉當個性，好不好？沒人指着你成為范仲淹、譚嗣同，但基本的廉恥總應該有吧。
歷史上那些偉大的知識分子，大概都不是靠獨善其身混出來的。而是為社會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人民才心甘情願記住他，稱頌他，不是嗎？所以，張載講的這幾條並不過時，中國要振興，我們還是希望中國的知識界能承擔起“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使命。
把以上兩大方面綜合起來，我們就很容易得來判斷知識分子的成色，看出哪些是真貨、行貨，哪些是假貨、水貨。
如果是真的知識分子，從為學的角度，我們要有學識、要明辨是非、要有智慧和創新；從處世的角度講，我們要遵紀守法、要有職業操守、要造福社會。
我們把其中的六個元素進一步梳理，就可以按照不同的成色鑑別出知識分子的三流九等：
如果有學識並遵紀守法，可謂三流的知識分子，也就是基本達標
如果在此基礎上，能明辨是非、有職業操守，是二流的知識分子；
如果再能有所創造，併兼濟天下造福社會，就是一流的知識分子。
如果連三流的條件都不具備，那你根本就不入流，是個水貨假貨。
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一流的知識分子，但至少你可以努力成為一名合格的知識分子，而不是水貨、假貨，對不對？偽知識分子和偽知識界就是一幫假貨和水貨。我們需要的知識界，就是能夠培養真正的知識分子，並為他們創造機會，供他們表演的舞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