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學者：鄧小平怎樣否定“教育革命”？

　　毛以後的政府公開批評其前任的平均主義思想。新領導人認為，唯物主義和發展過程的邏輯決定了為保證質量，在某種程度上必須犧牲數量，因為同時要達到兩個目的耗費太大，中國經濟無法承受。

　　在小學一級，毛以後的領導儘管沒有直接這樣說，但卻是在讓農業部門承擔損失。教育當局私下對外國人承認(雖然不能在國內公開)，農民子弟需要了解的耕地知識，多數是從其父輩處學來的。因此，地方教育局不再推動不需要那麼高的教育水平的農村地區去發展教育。這種“善意忽視”的態度替代了70年代初開始的對農村教育的積極推動。

　　這一新態勢因許多有關的發展而加強了。其一是官方提出的想法，即國家應遵循正規化教育的方向承擔對所有農村小學的責任。再就是許多學校為了服從質量要求並適應勞動和實際知識突然遭到冷遇的狀況，停辦了各種農場、車間以及對學校預算也有幫助的項目。最後，農業的新責任制和非集體化削弱了支撐隊辦小學的結構。為了對有關關閉和合併70年代末這類學校的報道作出反應，1979年官方澄清說，國家不能立即對所有農村學校承擔責任。因此，地方應在過渡期間繼續興辦學校。

　　根據在香港會見的前教師的說法，各地正根據“地方興辦國家支援”的做法通過不同形式繼續維持其農村小學。對小學教育的主要影響來自新的個人責任制。該責任制導致了失學率的日益增長，這也是中國報刊普遍報道的一個現象。據說，這表明農民寧願讓他們的子女去工作以增加家庭收入，也不許他們的子女上完小學。根據新近全國重新統一的課程在恢復六年制小學方面，農村學校也落後於城市學校。

　　這些變化中的政策的最後結果及其官方的設想使小學入學年齡組的比例不斷下降，即從1977年的“95%以上”下降到兩年後的93%。小學數量和招生人數的下降在官方統計中有記載，見表29。小學招生人數從1975年高達15094萬人下降到1982年的13972萬人。小學從1976年剛好100多萬個下降到1981年的89.4萬個。在1979至1981年之間，小學第一年的入學人數從3779萬人下降到2749萬人。據說上小學的人中約60%能上到畢業。早些年的失學率估計數沒有得到。然而，應當指出，表里下降的數字應歸因於出生率的下降。在1975年之前節制生育執行得不平衡。某些地區，尤其是上海，那時因學齡人口的減少，已經關閉和合併了一些小學。

　　在中學這一級，據說，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是不僅想過早地普及中學教育，並要以一種不適宜中國需要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方式使教育單一化。所以，這些新的政策就是試圖改變文革的政策造成的數量和質量的“地位對比”。1978年以來，中學人數急劇減少是人為的，隨之產生一些社會抗議。1965年，中國的中學全部學生人數是1400萬人，如表30和31所示。1977—1978學年的人數是6800萬人。新政策於1978—1979學年開始實行，僅1980年一年裡，就造成2萬多所中學關閉，到1982年，整個中學招生名額減少了2000多萬人。據1981年10月12日《光明日報》報道，高中減少得最多，1981—1982學年的招生人數與1978年相比，大約減少2/3。1981年，整個上海市7.5萬名初中畢業生中，只有2萬多即最多30%的學生能通過畢業考試升入高中。與此相似，北京全部13.9萬名初中畢業生中只有5.4萬即39%多一點的人能於1981年秋季學期升入高中。上海中學學齡人口數量小，反映了在這個城市較積極地注意計劃生育。

　　在農村，全國普遍實行的計劃是，關閉公社高中，只在每個縣保留一個或幾個高中。附屬於生產大隊小學的初中班也被取消。計劃在每個公社或相當於公社的地區保留一個初中，因為公社組織被取消了。

　　當新成立學校的高中部於1979年開始關閉時，當地出現了各種不滿情緒。一個被採訪者描述了在山東一個縣的鎮子裡，開了三次大會來安撫當地人民的不滿情緒的情形。強迫他們接受的教育局的通知說，他們的孩子上大學機會那麼少，卻要求為他們的孩子興辦代價高的高中，這是片面的、自私的。所以，從整體上講，為了民族的長遠利益，他們必須“犧牲當今一代”。

　　另外一個被採訪者在縣教育局公布這一最後決定前，離開了福建一個辦得很好的公社中學。公社社員要求允許繼續開辦高中班，作為民辦學校，雇用他們自己的教師，而不要永久關閉掉。第三個前教師也是福建人，他把這種請求說成枉費心機。他解釋道，關閉學校是當今“路線”的一部分，只要教育路線本身不變，只要決定路線的中央最高權力不變，每個地方還得執行。

　　應該指出，中國正處於轉回到1966年前的12年學制的過程中，即小學6年，中學6年，後者又分初、高中各3年。據稱，這是必要的，因為新的全國統一的初、高中課程如按10年制教學大綱教完，學生壓力太大。

　　因此，從理論上講，高中學生數量的減少並不標誌着總體教育的下降。假如普及小學和中學教育能保持的話，大多數人總的來說仍受9年教育。但是很清楚，情況並不如此，因為農村地區的輟學率上升，不能上初中的青年人數比例日益增加。初中一年級的入學人數從1979年的1770萬人減少到1981年的1410萬人。總的中學入學人數從1979年的4610萬人減到1982年的3880萬人。這樣，新的教育發展戰略的最終結果是向寶塔式發展：以質量和數量而言，少數人可受到更多的教育，而多數年青人實際上受到的教育更少，儘管他們所受的教育質量要比以前好。

　　儘管中國已不再流行說社會主義理想的詞句，但問題依然存在，因此，也有人提出了批評。理論刊物《自然辨證法通訊》發表的一篇文章宣稱，“以這樣一個人口結構去建設現代化的國家是不可想象的”。根據目前質量優於數量的教育政策傾向，作者估計，按照目前教育水平，到1980年，年齡6—18歲的32200萬名青少年可能會有以下情況：有約2000萬人成為文盲;至少13300萬人只有小學以下水平;而僅有1000萬人能得到某種專門的中等或高等水平的教育。他辯稱，數量和質量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他批評目前片面強調質量的做法。“我們現在就應該想到這一點，改變這一點”，他強調說，“不要等後代人寫歷史來總結教訓”。

　　在強調質量的傾向下，文化大革命10年間質量的地位被顛倒過來了。起初，重要的問題是確定普通學校和中等專科學校的比例。事實上，前者總是占優勢的，但據說1∶1的比例最為合理，因為來自普通中學的畢業生需要2—3年的訓練，其大多數才能勝任維持他們生計的工作。不過，把普通學校轉移為技工學校很快被認為是行不通的。如表31所示，這些學校增長很慢。一種可選擇的辦法是把職業課程引入普通非重點學校的高中課程中。目前正根據國務院1980年10月頒布的教學大綱在這樣做。這種做法的結果是，這些學校的學生基本上不可能去為升大學而競爭，而向他們提供的實際訓練又不一定有用。中國人立刻遇到了同樣的問題，這些問題也是其他人試圖在這一級學校引入職業訓練時所遇到的。困難在於使教師和專業訓練計劃與學生畢業後可能做的工作相適應。例如，福建一個中學引進的第一批職業課程之一是服裝加工。有這種技能至少可使他們從事商業，做個體服裝製造商或裁縫。但是，這一地區沒有這類工廠，而學生又沒有學到加工整套服裝的技能。所以，開這項課程被認為是失敗的。

　　舊的半工半讀思想一時以農中形式恢復過，這種學校在70年代末曾被正式提倡。一些大學知識分子對農村一致反對這些學校表示真切的驚訝。然而，地方官員隨便地認可了。農民不願把他們的孩子送到這些學校也出於20年前就有過的類似原因。如果一個孩子進不了縣城的正規學校，那麼公社的類似學校也行。由於小學教育和初中教育發展了，要求進這種公社級中學的人也增多了。但是，進農中向有經驗的農民學習農業知識則是一種浪費。學生們可以從他們的長輩那裡學到很多同樣的知識，而與此同時，還能開始掙錢。已建立的為數不多的這類學校到1981年正逐漸減少，如表31所示。

　　如果說這一戰略在農村是失敗了的話，那麼它支持的城市重點學校或第三級學校則是它所引以為驕傲的。作為大學後備力量的重點學校已完全恢復到過去的狀況，並得到慷慨的財政預算支持，完善了破舊的設施。受到稱讚的從小學到大學層層建立起來的那些知識“寶塔”，在全國各地恢復起來。有些城市甚至宣布重建重點幼兒園。新的全國統一的課程和課本，特別在理科教育方面得到了加強和更新，以便能適應這些學校學生的水平。

　　現在官方政策明確表示，對接收新生的政策和對不同學生所給予的教育種類而產生的社會後果不用考慮。企圖提拔工、農知識分子的嘗試被公然嘲笑為縮小城鄉差別、腦體差別的不成熟企圖。給予工人階級的青年以入學資格照顧的早期做法和後來片面照顧“出身好”的考生的做法都已被取消。現在每人或多或少是“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學生要進入各級學校的大門，都要經過統一考試。從這種體制中最能得益的，據說是幹部、知識分子的孩子，現在他們想在重點大學爭得一席之地已全無障礙。大多數進重點中學的學生來自重點小學或普通小學的重點班。在小學裡，老師們表示要考慮孩子父母的情況，因為受過教育和經濟上可靠的父母的孩子一般在學校里表現都比較好。

　　可是，當地官員坦率地承認，“在社會上”存在着對恢復的重點學校的批評。這就引發了對重點學校的一片反對聲，這在1981年底的報刊上短暫地出現過。這種評論從本質上說(即使程度不同)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判音的共鳴。有關這些學校的這種論點，自1976年以後還是首次出現在報刊上。一位作者列舉了三點原因，建議再次取消重點學校：(1)它們對普遍提高教育質量起不到作用，因為它們壓抑絕大多數教師和學生的學習熱情，而只使少數人得益;(2)它們無益於整個民族素質的全面提高，因為它們片面強調升學率，對學習有損害;(3)它們不利於普及教育，因為它們浪費財力、物力。但是，公開爭論很快就中止了，沒有取得實質性結果。

　　這種突然爆發的對重點學校的反對，是正在發生的爭論的一部分。所爭論的問題是：有關“分班制”的做法，或者說，對不同層次的學生要根據他們的能力分別施教;由於每一級學校需有升學考試，重新使教育制度採取不靈活的僵硬做法;為爭取提高升學率而隨之出現競爭。所有消息來源認為，填鴨式教學和競爭情況比1966年以前更為厲害。老師們幾乎一致贊成“正規化”，贊成有明確標準和要求的全國統一教學課程：固定的課程進度，並通過一整套的小測驗、平時考試、期中和期末考試來強化，所有這一切就是要徹底恢復1966年前的制度。不過，針對這些細節而進行的爭論中的合理教學意見在某種程度上被採納了。例如，教師們欣然承認，把學生按智力劃分成不同班，使教學較方便，但僅對最聰明的學生有益。因此，如聽任這種制度的缺點泛濫，甚至老師也會有理由批評的。但是，任何糾正措施都要由領導部門決定，他們有責任制定這一制度的集中統一規則。可以預言，假定兩條路線鬥爭還存在另一邏輯的話，那就是，糾正措施不會以指責新制度的形式出現，而是以指責新制度的前身的形式出現。

　　在答覆1981年12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上代表們提出的批評意見時，教育部長蔣南翔承認，由於有那麼多弊端，升大學的競爭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激烈。但他解釋說，重要原因是，中等和高等教育比例失調。他回顧說，當50年代初期首次採用大學統一入學考試時，也沒有造成追求升學率的現象，因為在早先那些年中，甚至還沒有那麼多中學畢業生能滿足大學的招生人數。接近60年代，高中教育大力發展以後，升大學的各種競爭情況才出現。他認為，那時高中畢業生上大學的比例在30%—40%之間。改變這種狀況的原因是，1966—1976年10年間過早普及高中教育。結果每年高中畢業生中只有4%—5%的人能上大學。這位部長最後說，這一“極其激烈的競爭”並不是恢復入學考試的結果，而是由於數量龐大的高中畢業生和數量很少大學招生名額之間空前尖銳的矛盾所致。

　　因此，所有爭論意見得出同一結論：中等教育的目的是為升大學做準備，既然只有很小一部分畢業生能繼續深造，所以解決的辦法就是縮減中學招生名額，重新把人力物力資源集中在重點學校上。根據這一判斷，高中畢業生人數從1979年的720萬人的高峰降到1981年的480萬人。在三年內，將另減100萬人。1981年接收的高中一年級新生只有320萬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