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學生李訥

----郭羅基

我有兩個高貴的學生，一個外國王子，一個中國“公主”。

中國“公主”

她是現代秦始皇毛澤東和“紅都女皇”江青之女——李訥。

李訥，一九五九年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習，中途因病休學，直至一九六五年才畢業。四年級的時候，我是她的哲學老師。

“反革命”罪的新規定——“迫害李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二十六日晚上，北大在東操場接連舉行萬人大會，辯論工作組問題。那幾天，江青、陳伯達、康生多次到北大活動，暗示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授意先鋒分子反工作組。在七月二十六日的大會上，終於宣布撤銷張承先工作組。陳伯達大講對工作組的態度是階級鬥爭問題。

江青也來強調階級鬥爭，還說：“階級鬥爭跑到我們家裡來了！”大家都很吃驚，也很納悶，階級鬥爭怎麼跑到毛主席的家裡去了？全場屏息靜氣，聽她講下去。我站在操場的邊緣，靜到聽得見草叢裡夏蟲的鳴聲。她講了兩件事。第一件是毛岸青本來與一個護士關係很好，張少華（中文系學生，後以邵華名，稱作家，又是少將，還是正軍職。生子名毛新宇。）把她擠走了。江青婆婆媽媽講了一堆家務事，然後說張少華是壞人，工作組重用壞人。還說張少華和她的妹妹張少林（也是中文系學生），還有她們的母親張文秋，一家子都是騙子（江青沒有說是否包括張少華的同母異父姐姐劉松林，劉是毛岸英的遺孀）。這些事怎麼構成“階級鬥爭”？她把階級鬥爭的定義搞胡塗了。

第二件，她說歷史系教師郝斌迫害他們家的寶貝女兒李訥。老師怎麼會迫害學生？她舉出的事例是他們在北京郊區搞“四清”時，郝斌派人對李訥跟蹤盯梢。

江青越說越激動，臉色發青，聲音發抖。我遠遠地望見，有人扶她坐下，遞上一杯水，好像還吃了一顆藥。

這是江青第一次在公眾場合講話。人們頗為不解：毛主席的夫人怎麼會是這樣一個人？大家竊竊私語，覺得她神經不正常。北大很多人被打成“惡毒攻擊江青同志”的“現行反革命”，根據就是這一天晚上的議論。

張少華、張少林姐妹倆連夜逃離北大，也不敢回家，在外流浪。

郝斌當時不在場。第二天一早，他被學生揪回北大，押上三十八樓前的“斗鬼台”，蓬頭垢面，駕“噴氣式”，進行批鬥，從此列入“牛鬼蛇神”。

所謂“派人對李訥跟蹤盯梢”是怎麼回事呢？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 歷史系師生在順義縣天竺公社（今首都機場所在地區）搞“四清”。郝斌是一個工作組的組長，李訥是組員。李訥與郝斌在如何對待“四類分子”（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問題上發生了爭議。李訥大概聽從江青的指使，主張對“四類分子”狠批狠斗。郝斌強調穩重。因為李訥身份特殊，再加上身體不好，郝斌關注她的安全和健康，明里暗裡派人保護。結果，扯上爭議，保護成了“迫害”。郝斌遭此飛來橫禍，吃盡苦頭。後來雖然“反革命”的帽子沒有戴穩，但他一直被排除在革命群眾之外。

命運捉弄人。粉碎四人幫以後，黨的方針是“從逍遙派中提拔幹部”。北大的逍遙派真不多，挑出一個郝斌，不斷提拔，後來當上了北大黨委副書記兼副校長。恐怕他本人從未有過當黨委副書記的抱負，歷史系的同事也不會對他有當黨委副書記的期望。郝斌因禍得福。

江青點了郝斌的名之後，確立了一條“反革命”的罪名——“迫害李訥”，北大獨有，別處所無。歷史系的教師，特別是教過李訥的，誠惶誠恐，都在回想與李訥的接觸，有無不妥之處？

給李訥的考卷打四分也是“迫害”

第二天，聶元梓在哲學系說：“迫害李訥，昨天江青同志本來要點兩個人的名，除了郝斌，另一個是誰？你們猜。”大家無從猜起，叫她“你說吧”。她轉過頭來對我說：“是你！”聶元梓向來說話帶水份，我也並不特別在意。聽她往下說：“李訥的哲學考試，你給了她一個不好的成績，江青同志很生氣。江青同志還說：‘有人說郭羅基很有才氣，我說他是修正主義苗子。’她認為你的問題比郝斌更嚴重。”當時流行的帽子，對掌權的是“走資派”，對知識分子中的老傢伙是“反動學術權威”，對知識分子中的年輕人就是“修正主義苗子”，都是屬於打倒的對象。聶元梓繼續說：“我懇求江青同志，不能點郭羅基的名。他是老左派，鬥爭堅決。你一點他的名，陸平黑幫就高興了。”

她似乎等着我感激一番。我說：“我給李訥的考試成績打了四分，是‘良好’，不是‘不好’。老師給學生打分怎麼叫做‘迫害’？……”孫蓬一在旁邊扯扯我的衣服，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孫蓬一後來是聶元梓的副手，在北大號稱“聶孫”。文革初期，他調到中央文革當了一陣子聯絡員。事後，他對我說：“從你的表情，我就知道你心裡的想法。這一次聶元梓的話沒有水份，當時我也在場，江青同志確實是這樣說的。不過，老師給學生打分，即使打錯了也不能叫‘迫害’。是沒有道理！反正沒有點你的名，你就不要吭聲了。搞不好，把你的言論反映上去，又會惹出麻煩。”

李訥“公主”，生錯地方

李訥在校時，我對她的印象是不錯的。當時北大的高乾子弟眾多，有人說，如果通知開一次家長會，可以把中央委員的半數以上請來。高乾子弟中的兩個學生，口碑最好，一個是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另一個就是毛主席的女兒李訥。李訥衣着樸素，有時穿的可能還是江青在延安時代的舊衣服，這樣的打扮在女學生中是少有的。李訥為人低調，沉默寡言。傳說她爸對她要求極嚴。在“三年困難”時期，北大的食堂沒有油水，李訥想回家加點油。她爸對她說：“你不要來揩我的油，到大食堂吃飯去。”平時見到李訥，她臉上總是愁雲密布。一次下課後，她和我同路，卻是有說有笑，不失為真情少女，我見到了另一個李訥。公眾場合的李訥和私下的李訥，好像不是同一個人。

有一天，一個同事請我到他家吃飯。席間，問起李訥。我說，她極力自我克制，個性是受壓抑的。我講了一個故事。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禎（朱由檢），在李自成即將破城之際，命皇后、貴妃自縊，還揮刀砍殺自己的親生女兒——十五歲的長平公主，口中念念有詞：“可憐生在帝王家！”（長平公主沒有被砍死。後李自成命人為她療傷。農民起義領袖比皇帝富有人性。）我說：“你們聽見沒有，生在帝王之家是一種不幸。可憐的李訥公主也是生錯了地方，沒有正常人的喜怒哀樂。”高乾子弟大部分驕橫放肆，也有類似李訥這樣的過于謹小慎微。這都是人性的扭曲。

那時候的人都是循規蹈矩的，聽到我這個黨內的異端分子稱李訥為“公主”，很刺耳。“哎，哎，不能這樣說吧。”文革中，被人揭發，成了我的“反革命”罪狀。稱李訥為“公主”，就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為皇帝”。“偉大領袖”可以自稱秦始皇，別人說了就是“反革命”。

我看到郝斌被牽來牽去游斗，為他不平，也為自己慶幸，總算逃過一劫。誰知最終還是沒有能夠逃得了。

批評聶元梓遭報復

趕走工作組以後，成立了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簡稱“校文革”），號稱“紅色政權”，聶元梓是主任。（除了中央文革，全國只有兩個文化革命委員會，另一個是以阮銘為主任的中宣部文革。）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我貼了一張批評聶元梓的大字報，題目是《新北大要整風，聶元梓第一個要整風！》，被說成“矛頭指向紅色政權”，批評聶元梓就是“砍倒毛主席樹立的紅旗”。起初，支持這張大字報的是少數，辯論了幾個月，支持者越來越多，北大分裂成兩大派：擁護校文革的叫做“新北大公社”，反對校文革的叫做“井岡山兵團”。這時，聶元梓就不客氣了，她把當初江青要點我的名，稱我是“修正主義苗子”等情，和盤托出。大字報越說越玄，有的說我給李訥打了三分，還有的說我給了她一個不及格。歷史系的一位教師對我說：“郭兄，你迂呀[1]，看到李訥的名字，考卷看都不用看，打個五分拉倒。反正打分又不下本錢，何必吝嗇！”原來李訥的門門五分是這麼來的。我教的這門課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他們家有一座“馬克思主義的頂峰”，挨着“頂峰”，好像得五分是理所當然的，否則似有藐視“頂峰”之嫌。得了四分，怪不得“江青同志很生氣”。也有“井岡山”人貼出支持我的大字報：“郭羅基一身正氣，沒有媚骨。他準備把李訥的考卷貼在牆上，訴諸公議，和你們辯論。”我並沒有說要把李訥的考卷貼在牆上[2]。但這個大字報泄露了天機，大家知道我還保存着李訥的考卷。

勒令交出李訥考卷作罪證

軍宣隊進校後，一九六八年九月，搞“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文革初期，造反派在歷史系的門口貼了一副對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李訥看到後，回去向毛匯報，毛改了一個字：“池深王八多”。以後，“池深王八多”就成了北大的標籤。軍宣隊又加油添醋，說：“北大的王八多得腿碰腿。”地質地理系的一個學生名“王七一”，軍宣隊居然叫他“王八”。

我是“清理階級隊伍”的對象，先是辦“學習班”。所謂“學習班”，實際是連續的批鬥會。 接着把我關起來“隔離審查”，要我交代“反革命”罪行。

第一條就是“迫害李訥”，並勒令我交出李訥的考卷。

那一年學期末，講課結束，複習一周，然後考試。李訥要求提前考試，還有一個男生也要求提前考試，都說了一些理由。我為他們另外出了一套試題。閱卷時，我認為他們兩人的水平差不多，都給了四分。我知道李訥平時學習很努力，理解能力也不錯，可能她沒有經過複習，發揮得不是很好。過了幾天，我將試卷交歷史系辦公室保存。教務員是一位老太太，我的無錫老鄉，名顧靄如。她對我說：“李訥門門功課是五分，你給了她一個四分，她很不高興。”我說：“是嗎？我來找她談談。”我自以為我同她是談得來的。李訥的試卷暫時由我保存。學生的試卷無論是由系辦公室保存，或由教師保存，都只保存三個月。我找李訥，她回家了。後來我又借調到教育部，離開了學校，一直沒談成。那份試卷不經意間三個月後也沒有銷毀。

提出“迫害李訥”問題，我為自己辯護：“我對李訥的印象不錯，不可能發生迫害。但她的考卷只值四分。老師給學生打分，即使打錯了也不能叫‘迫害’。”

後面那句話是孫蓬一同情我的時候說的。這時，由於派性作怪，他也加入了整我“迫害李訥”的行列。

是不是“迫害李訥”，關鍵就在於要我交出考卷。不難想象，指着考卷，他們就可以坐實“迫害”的罪名了。哲學不像數學那樣對錯分明，他們一定胡攪蠻纏，說李訥的答案如何精彩，我的評判如何不公，可見是“迫害”。所以這份考卷決不能拿出來，但要銷毀已經晚了。文革中，如果哪家燒紙冒煙，鄰居就會檢舉：“銷毀黑材料。”如果扔到馬桶里，堵了，又成問題。我只能把它轉移出去。

要我交出李訥的考卷，我說銷毀了。他們不信，就到我家抄家。考卷沒有抄到，但又多了一條新發現的“反革命”罪行。我的家裡沒有一張毛主席像。他們說，人民群眾熱愛毛主席，到處掛毛主席像；反革命分子仇恨毛主席，所以不掛毛主席像。從反革命分子不掛毛主席像，推出不掛毛主席像就是反革命分子，邏輯上不通。文革中，只要被定為批判對象，無論怎樣批判，不顧事實，不講邏輯，都無所謂。可悲的是，我的同事都是教哲學的，居然也置邏輯於腦後。但在這種場合同他們講邏輯是沒有力量的。我以攻為守，反咬一口，說：“你們家裡隨便掛毛主席像，讓毛主席看你們吃飯、睡覺、拉屎，這叫熱愛毛主席嗎？”他們說，聯繫到你稱李訥為“公主”，就是惡毒攻擊毛主席為“皇帝”。我說：“照你們所說，我是仇恨皇帝呀。”他們無話可說就“打態度”。反正我在歷次運動中總是“態度惡劣”，不在乎了。

反毛主席，不承認也不否認

我的第三條“反革命”罪狀，確實是反毛主席，但不能承認。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校文革的反對派即反聶派在五四廣場舉行群眾大會，我在會上作主題演講。演講的內容大多涉及校內的糾紛，我也力圖進行一些思想啟蒙。我認為，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礎就是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個人崇拜產生和存在的條件是人民的不覺悟。但這一切都不能明說。我已經想了很久，這次找到一個機會，以批評聶元梓為由借題發揮。我先抬出權威：“馬克思很讚賞法國大革命時期一位革命者的說法：‘偉大人物之所以看起來偉大，是因為你自己跪着。’”然後對保聶派的人們說：“你們把聶元梓看得很偉大，也是因為你們自己跪着。”我發出一個號召：“可憐的人們，站起來吧！”在北大，這句話被傳為“郭羅基的名言”。我提供了一種思維方法：是站着看人還是跪着看人？我們這個反對派，不僅反聶元梓，還有一股潛在的反文化大革命、反毛澤東思想的暗流。他們都是聰明人，聽懂了我的意思，狂熱鼓掌。這一點是我一生中聊以自慰的，在文化大革命的瘋狂年代，我沒有隨波逐流，而是有所表示的。那時，為了批判劉少奇，正在放電影《清宮秘史》。影片中，奴才們見了慈禧太后就下跪，口呼：“喳！喳！喳！”從此，我們這個反對派把跪在地上看人、擁護聶元梓的那一派，稱作“喳派”，聶元梓得了一個外號“老佛爺”。其實，文化大革命中的“喳派”豈止北大擁護聶元梓的人們，真正的“老佛爺”也不是聶元梓。

文化大革命中，誰是“偉大人物”？說聶元梓是“偉大人物”，還不夠格。起初，擁護“紅色政權”的保聶派只是從派性的角度來反對我，說我“把革命群眾當奴才”。過了幾個月，他們才品出味道來，說：“郭羅基哪裡是反聶元梓，他是反毛主席！”我既不能承認，也不能否認。承認了，必將大禍臨頭，極不明智；否認，對不起自己的良心，也對不起為我鼓掌的人們。經過多年黨內鬥爭的歷練，我在緊要關頭尚能保持方寸不亂，批鬥會上急中生智。我說：“我當時說的明明是反聶元梓。但聽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現在你們說是反毛主席，那就是你們的一種理解。”他們的理解無疑是正確的，但我不好說。我把球踢了回去。一時冷場，他們無以應對，就空喊“頑抗到底決沒有好下場”之類。

專案組為我送“雞毛信”，銷毀考卷

我被關在南閣的一個小房間裡。那原是衛生間，後來撤去浴缸、馬桶，成了儲藏室。現在是我的囚室，只能放一張床，再也沒有活動空間了。好在還有一扇窗戶，可以欣賞來往行人。外間住着兩個看守。專案組就在樓上。我的前妻劉渝宜給我送替換衣服和伙食費，都只能交給專案組。她不知道我被關在哪裡，我倒是能從窗戶里看到她走進南閣。私設公堂，非法關押，連中國的王朝政治都是不允許的，在人民共和國里卻是司空見慣。

幾個月之間，每次總是審問兩個問題：“李訥的考卷到哪裡去了？”“交代你議論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言論。”

我對抄家早有防備，作了一番處理。章太炎逃亡時，包袱里只有手稿，別無一物。世人咸笑其痴。輪到我搜索家室時，才覺得章太炎不痴，想來想去確實只有手稿是重要的。我把它放在一個旅行包里，還有來往書信（心想假如我當“反革命”，不要連累別人），再加李訥的考卷。這個旅行包寄存在西苑中直機關即中共中央調查部的一個朋友家。那裡是所謂“保密單位”，本來比較平靜，後來也鬧起來，而且捲入北京的天派、地派。我擔心，如果他們那裡的天派搞到了李訥的考卷，就會送交北大。我想通知劉渝宜將考卷銷毀。可是誰能為我通風報信？我處在禁錮的牢籠之中，唯一的通道是專案組，只能通過他們的手來傳遞信息。我使出當年做地下工作的渾身解數，想了幾天，想出辦法來了。我將一副棉手套故意弄破，交專案組，說：“讓我愛人補一補，補好後送來。”棉手套的夾層里藏一紙條，她伸手進去就會感覺有異物。紙條上寫：“到西苑取回旅行包。途中找出考卷，撕碎，扔在河溝里。”過了一個星期，渝宜將補好的棉手套送到專案組交給我，還有一瓶炒麵。我知道炒麵里一定有名堂。果然，掏出一小紙片，上面有三個字：“完成了”。

專案組為我送了“雞毛信”，他們當了義務交通員還不知道。以後提到考卷，我意味深長地說：“銷毀了，千真萬確，肯定無疑！”

與專案組鬥法

文化大革命中，追查“議論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是整人的殺手鐧。當時有一個《公安六條》，第二條規定：“惡毒攻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是“現行反革命”。簡稱“惡攻罪”。執行起來，非但“惡攻”毛主席、林副主席有罪，而且擴大到包括江青、陳伯達、康生等在內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非但“攻擊”有罪，連“議論”也有罪。憑日記、書信以及關起門來的議論，等等，就可以定為“反革命”，不是坐牢就是殺頭。歷次運動都是自證其罪。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革命”，大部分也是自己“交代”出來的。一方面是可惡的專案人員進行逼供、誘供、套供，另一方面是被審查人員的天真，輕信什麼“坦白從寬”。結果正是根據“坦白”來定案。

專案人員對我說：“根據你的思想，不可能對無產階級司令部沒有看法。”這些人都有陰暗心理。他們知道，人們對這樣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不可能沒有看法，連他們自己也不可能沒有看法，千方百計讓你講出來，給你定罪。

我說：“即使我有思想，沒有言論；是言論，也不是行動。你們總是憑言論定罪。你們要我交代思想，一講就成為言論。是不是引誘我犯錯誤？”我在文革中對思想、言論、行動的關係有切身體會，所以後來才能寫成文章。

我不否認我有“思想”，就是不講，爾奈我何？

他們對我說：“我們已經掌握你的材料了，就看你交代不交代。”然後就來“講政策”：不交代，對自己、對家人會有什麼樣的嚴重後果；交代了，可以“給出路”等等。我知道，這是一種詐唬的手段。我說：“我沒有什麼可以交代。就照你們掌握的材料處理好了。”

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他們對我說，你的同夥化學系某某人交代了，也揭發你了，你不交代問題就嚴重了。這也是專案人員常用的詐唬手段。如果從我這裡擠出三言兩語，又可以去詐唬某某人：“郭羅基揭發你了。”來回詐唬，誘發不實之詞，成了假交代、假揭發。我回答他們：某某人交代是他的事情。是否符合事實？我不知道。儘管他揭發我，我沒有什麼可以揭發他。

我對張志新的心情太能理解了

掩飾自己，不能堂堂正正地做人，是很痛苦的。有時，我也有像張志新那樣的正義衝動：“你們說我是‘反革命’，好，我就來交代。我願意和你們辯論，到底誰是革命誰是反革命？”渝宜了解我的心情，常勸誡我：“你要沉住氣，將來有你講話的時候，不要為了一時的痛快，不顧後果。”就是為了將來有講話的時候，我才忍受暫時的屈辱。張志新光明磊落講出自己思想，結果在“反革命”的泥潭裡越陷越深，從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直到死刑。我對張志新的心情太能理解了。一九七九年發表《誰之罪？》之後，常有人問我：“你這篇文章是怎麼寫出來的？”我說：“這是我醞釀了十年才寫出來的。”

專案人員不僅要我交代自己的“議論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言論，還說我是井岡山兵團“議論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總後台。

最早進駐北大的軍宣隊是六十三軍（四五八七部隊）派出的，負責人劉信是該軍政治部副主任。他帶來的政治部宣傳處的一位副處長楊順德，是他抓“反革命”的得力助手。這位楊處長是個獐頭鼠目的“武大郎”。他找我談話，說：“你們井岡山兵團有四十多個反革命小集團，每條線都通到你這裡。你們的大印，我們都拿到了。……”要我交代與“四十多個反革命小集團”的“聯絡圖”。我一聽，差一點笑出聲來。這是“土八路”辦案，以為“反革命小集”必有“大印”。拿到“大印”，顯然是謊言。

井岡山兵團中有“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青年共產主義學會”、“馬列著作學習小組”等的小團體。後來弄清楚，凡是“毛主席著作學習小組”，都是擁護毛、堅持文革的正統派；凡是“馬列著作學習小組”都是“議論無產階級司令部”、懷疑文化大革命的異端分子。這些“馬列著作學習小組”常常向我請教理論問題，還到我家借閱書刊。在軍宣隊的高壓之下，不少人把我牽扯出來，所以我成了“總後台”。事後，井岡山兵團的人們笑稱我是“總後”。

我被關了四個多月之後，忽一日，南閣人來人往，步履匆匆，好像出了什麼事。專案組對我說：

“回家吧。”我一時沒反應過來，問：“回哪個家？”

“回你自己的家。”

“隔離審查不是還沒有做結論嗎？我怎麼能回家？”

“軍宣隊犯錯誤了，誰給你做結論？”

回家後才知道，在這四個多月里，北大出了大問題。住“牛棚”的和像我這樣單獨關禁閉的達九百多人，超過當時在校人數的百分之十。自殺的接二連三，每有自殺，就刷一條大標語：“XXX畏罪自殺，死有餘辜！”人死了也不放過。這樣的大標語，人們數了四十多條。直到翦伯贊夫婦自殺，驚動了上面，派人到北大調查，發現“清理階級隊伍擴大化”。一九六九年三月，八三四一部隊（中央警衛團）進校，取代四五八七部隊。從此，北大號稱“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抓的點”。

我確實是他們要抓的“反革命”，這一次混在九百多人的“擴大化”隊伍里溜號了。但第二年，開展“一打三反”運動，揪“五一六”，我又成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我在北大是老“運動員”。一九八二年離開北大的時候，得了一個群眾評語：“打而不倒，批而不臭。”

轉自《明報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