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偉大”作為一句口號，其最完整的表達為：

　　“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這是“親密戰友”關於“偉大領袖”的語錄，四“偉大”與三“萬歲”連接得堪稱流暢完美，所以在自其面世後，立刻就顯示其權威性，一個字，一個標點符號都是不能改的，四“偉大”的前後次序也不能顛倒。

　　但如此嚴格規範的定式畢竟也有其發展、形成的過程。

　　一、“四個偉大”的雛形：3+1

　　早在1966年6月10日在杭州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就說：“全國各地的學生要去北京，應該贊成，應該免費，到北京去大鬧一場，才高興哪！”

　　毛澤東的這種心態，常人無法理解，過去被譽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氣魄”，現在叫“大折騰”。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後不久，毛澤東決定於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首都各界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

　　那天上午九時半左右，毛澤東、林彪以及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登上了天安門城樓。毛穿上了一套嶄新的草綠色軍裝，頭戴一頂綴有紅五星的新軍帽，在剛結束的中央全會上成為中共中央唯一副主席的林彪也是一身軍裝，搖着“小紅書”緊挨着站在他身邊。

　　十時正，大會開始，在《東方紅》的樂曲聲中，陳伯達宣布會議開始並致詞。陳在致詞中說：“我們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這裡同大家見面。”簡單的一句話，三個頭銜就有了。

　　接着由林彪講話，林彪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們的毛主席，毛主席是‘統帥’。我們在偉大統帥的指揮下------”這樣，林彪又給毛澤東加上了一個“偉大統帥”的頭銜。

　　3+1=4了。其中三個是陳伯達提出的，一個是林彪提出來的。

　　這就是“四個偉大”的雛形。

　　二、“四個偉大”的第一次合成，康生是合成者

　　雖然“3+1”的雛形在8月18日的林、陳講話中已經具備，但在第二天的新聞報導中卻還沒有將它們捏合在一起。

　　到了第三天，即8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毛主席和我們在一起》，這篇社論開頭就說：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

　　毛主席，穿着人民解放軍軍裝，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以及其它同志，在天安門上檢閱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百萬大軍。”【注1】

　　這是經過合成的“四個偉大”第一次面世。

　　第五天，8月22日《人民日報》的“報眼”又刊登了“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的口號。

　　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衛兵時，仍然由林彪講話。林彪在講話中稱毛澤東為“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注2】

　　這以後，“四個偉大”的說法就流行開了。

　　至於“在“四個偉大”中，為什麼將“偉大的導師”排在最前面？據當時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穆欣說：這是康生的“功勞”。穆欣的回憶還有具體細節：“康生還把幾本外語詞典帶到中央文革小組會議室來，翻查、考究、推敲的結果，認為‘偉大的導師’最重要，應放在前面。”【注3】

　　這就是說，進行合成操作的是康生。沒有資料顯示林彪或是陳伯達，或是《人民日報》的編輯參與了具體的合成。

　　穆欣說：“四個偉大”的發明權當屬於林彪與陳伯達和康生“共有”。

　　曾經擔任過江青的秘書與中央文革辦事組組長的閻長貴先生對這一歷史細節特別重視，在他的文章中詳細引述了穆欣的回憶，認為穆欣的看法“這是有道理的，符合歷史實際。”【注4】

　　三、蒯大富與“四個偉大”

　　2009年4月27日，在一次有蒯大富參加的清華校友聚會時，兩位文革時在校內有一定知名度的校友曾經專此將蒯大富喚過來，澄清幾個問題。其中第一個問題就是：林彪的“四個偉大”題詞，是否是你老蒯“擬稿”？

　　蒯大富毫不含糊地回答：林彪的“四個偉大”題詞，確實是我擬稿的。

　　蒯隨即敘述了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67年春末，位於二校門的毛主席塑像即將落成，就想請林彪題詞。在一次中央首長接見時，蒯向葉群講了這個意思，葉群很痛快地答應了。於是蒯就寫了一個條子轉呈林彪，請林彪題寫“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紙條上還寫着“橫寫豎寫都可以”的話。【注5】

　　蒯大富寫的條子是在《人民日報》所刊登的口號基礎上去掉了“我們”兩個字，又在第一個“萬歲”後加上了“萬歲！萬萬歲！”五個字及兩個驚嘆號。雖說主要內容是抄來的，但蒯大富畢竟作了增減字。當時的蒯大富已成為造反派的一個標誌性的人物，他的名字已經無人不曉，他在文革初期“打倒劉少奇”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是無人不知。雖然比起林彪來，他仍然是“小不搭拉子”，但他以他自己的名義及《清華井岡山紅衛兵兵團》的名義請林彪題的詞，葉群是欣然同意的。

　　如果沒有蒯大富之請，就很可能沒有林彪後來的題詞。沒有林彪的這一題詞，“四個偉大”的影響也不會有那麼大。所以說蒯大富在“四個偉大”的口號形成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不應忽視。

　　四、“四個偉大”的林彪題詞提前發表

　　既然，林彪題詞原本是應蒯大富之請而專為清華大學毛主席塑像而題的，照道理說應該在塑像落成之日正式發表。當然提前或滯後發表也都是可以的，但至少應該說明這是為清華大學毛主席塑像而題的緣由。

　　然而，林彪題詞的手跡卻正式發表在1967年5月1日《人民日報》第一版毛主席像的下面。

　　5月2日《人民日報》以頭版頭條的位置稱：

　　“我們的副統帥林彪同志為今年‘五一’國際勞動節的題詞，最集中的表達出了億萬人民對毛主席無限熱愛、無限忠誠、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的感情，成為今天整個節日慶祝活動中最響亮的頌歌。”

　　從上述報導中，人們清楚的看出林彪題詞的緣由是為“五一”國際勞動節，根本沒有涉及蒯大富及即將落成的清華大學毛主席塑像。

　　三天后，即1967年5月4日，全國第一座毛澤東巨型塑像在清華大學落成。

　　《清華文革的大事日誌》描繪了那天清華園內的熱鬧景象：

　　彩色繽紛氣球雲集，迎風漫展紅旗林立。林副統帥的題詞：“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刻在雕像上，映着驕陽金光閃閃。上午全校歡慶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塑像落成。【注6】

　　第二天的《人民日報》記載了全國第一座毛主席像落成時的“盛況”：

　　四日，在清華大學，萬眾歡呼，群情沸騰。

　　一座巨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在清華園矗立起來了！

　　這座用鋼筋水泥製作的毛主席塑像，加上底座，高達八點一米，像雄偉的泰山，巍然屹立在清華大學校園中心。毛主席身穿軍大衣，神采奕奕，高舉他老人家那雄勁的手臂，為無限忠於他的革命師生和億萬人民指出前進的方向。

　　通過時間的提前，緣由的變更，林彪題詞的份量加重了，“五一節”的份量加重了，但清華與蒯大富的份量卻降輕了。人們看不出林彪的題詞與清華大學有什麼關係。不明真相、不知就裡的校外群眾甚至會認為蒯大富與清華井岡山紅衛兵只不過是抄用了林彪的“五一題詞”而已。

　　筆者迄今為止沒有發現有任何資料來直接解釋與說明“變化”的原因及過程。

　　筆者初步分析：

　　作出“變化”決策的，只能是林彪本人或者是葉群的主意，即使是葉群的主意也一定會得到林彪的同意。

　　如果是由林彪本人直接指示的話，那麼就與林彪對蒯大富的看法有必然的關係。而林彪對蒯大富是確實有很負面看法的，他曾說過這樣的話：“劉少奇是黨中央的副主席。蒯大富反劉少奇，實際是反黨！”【注7】

　　雖然，林彪說這句話是在題詞之後，但表明了林彪內心對在“打倒劉少奇”的過程中充當中央文革馬前卒的蒯大富的不滿是由來已久了，也表明了林彪對“打倒劉少奇”並不是完全贊成的。

　　如果這個“變化”是出於葉群的主意，那說明在這一點上葉群的眼光頗為“遠大”。葉群充分利用了這個題詞加大對林彪的炒作力度，撈取更大的政治資本，而不想讓蒯大富這個“小不搭拉子”獨擅其美。

　　對於這個“變化”，清華大學師生同樣也是十分敏感的，對清華文革進程也產生了微妙的影響。

　　蒯大富的同班王同學回憶說：“這個題詞，確是蒯向林彪提出的。”“在修建中，就聽蒯不止一次的說林副主席答應給題詞。”“到了五一前，又聽說，不宜說是給一個組織提的，登到報上全國用。說是給一個學校題的不太好。”“那天題詞到了清華，在西大操場向同學展示，我參加了。我們排成一排，一位舉着題詞左右走讓大家看，我不認識他，不知道他的名字。去年我問過蒯，這個原字哪裡去了？假如在，就值錢了。蒯說，後來也就不知道哪裡去了。”

　　前述，如將“四個偉大”比作一項“專利”，作為“專利權”擁有者的林彪當然也是“專利”受惠者。當億萬軍民在對“偉大領袖”頂禮膜拜之際，這位“造神運動”的大祭司也同樣享用了億萬軍民“身體健康”、“永遠健康”的祝詞。

　　那麼，此項“專利”有沒有審批同意者呢？

　　有的，他就是毛澤東。

　　早在“四個偉大”還處於“3+1”的雛形階段時就已經得到了毛澤東的“口憲”御批。

　　筆者注意到在吳法憲的回憶中有這樣的相關敘述，在1966年8月18日大會開始前，負責大會保衛工作的吳法憲看到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的休息室里和林彪、周恩來、陳伯達一起審閱和修改大會的講話稿。

　　這個歷史細節告訴我們：“四個偉大”中的“三個偉大”與“一個偉大”是毛澤東當時審閱時就已經分別同意了的。

　　在“四個偉大”流行的五年多時間內，毛澤東耳聽目睹了無數次，他早就用他的“微笑”在全國軍民面前表明了他的態度。雖然間或也有不滿的發作表演，但都是在內部極小的範圍內，只有極少數的人與聞，毛澤東既不強調，也不重申，更不連續。

　　“四個偉大”面世三個多月後，1966年12月2日，毛澤東在審閱周恩來報送的文件中，親自將“四個偉大”刪去，但卻沒有任何文字上的“批示”及語言上的“指示”。當然，憑周恩來的精明與細緻，他不可能不注意到這個細節。但他能有什麼具體動作呢？他也只能當作是偉大領袖的“偉大謙虛”了。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接見阿爾巴尼亞的卡博、巴盧庫時說：“又給我封了好幾個官，什麼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我就不高興。但是，有什麼辦法！他們到處這麼搞。”這樣一次對外講話的記錄稿，當然會有多一些的高層人知悉，但他們又能怎樣想呢？

　　喔！又一次的“偉大謙虛”！我們怎麼辦？只能該怎樣喊還得怎樣喊！

　　1967年7-9月，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時對隨行的楊成武說：“我現在很不喜歡‘四個偉大’，討嫌！”這一次，毛澤東將自己對“四個偉大”的不滿情緒宣泄得既濃郁又清晰。既然是惹你“討嫌”了，那你就下個命令不就得了嗎？也沒有。事涉“偉大領袖”，又涉“親密戰友”，天大的事，你又沒有一個正式的“最高指示”，誰敢造次啊？

　　其實在那一段時間裡，毛澤東的心態就是既要表現“討嫌”，又不加以阻止，先就讓這件事糊裡糊塗的混下去，真要挑明態度還得尋找另外的時機。

　　1968年八屆十二中全會後，對劉少奇已經作了“叛徒、內奸、工賊”的決議，文化大革命取得了“階段性的偉大勝利”。於是毛澤東反對“個人崇拜”的態度才在枝節上有所明朗。有一次，他交待周恩來把人民大會堂所掛的語錄牌統統摘下來。當周照辦以後，毛還故意當着林彪的面說：這些王八蛋的東西沒有了。【注12】

　　在1970年8月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毛林分歧已經呈現在與會的黨國要人面前。會後，毛澤東選擇了一個微妙的時機將他對“四個偉大”的不滿進一步公開表示。

　　12月18日，毛澤東在他的書房裡接待了他的美國老朋友埃德加·斯諾，多次談到關於“個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的話題。

　　毛：現在就不同了，崇拜得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比如什麼“四個偉大”，“GreatTeacher，GreatLeader，GreatSupremeCommander，GreatHelmsman”（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

　　斯：過去是不是有必要這樣搞啊？

　　毛：過去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必要，要降溫了。

　　……

 　　斯：對於人們所說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須由一位個人把國家的力量人格化。在這個時期，在文化革命中間，必須由毛澤東和他的教導來作為這一切的標誌，直至鬥爭的終止。

　　毛：這是為了反對劉少奇。過去是為了反對蔣介石，後來是為了反對劉少奇。

　　1971年5月31日，經毛澤東本人審定和批准，中共中央將這次談話紀要作為正式文件印發到“黨的基層支部，口頭傳達至全體黨員”。【注13】

　　毛澤東選擇了這樣的時機，用了這樣的方式，讓全國人民知道他對“四個偉大”討嫌了，也就是向全國人民表示他對“親密戰友”討嫌了。

　　話說到這種份上，林彪的末日也就快到了。

　　七、結語

 　　一、筆者認為毛澤東對林彪的討嫌並不是由對“四個偉大”的討嫌引起的；相反，毛澤東對“四個偉大”的討嫌卻是由對林彪的討嫌引起的。

　　二、毛澤東需要“個人崇拜”的原因：

　　1、享受精神上的愉悅。誠如陳毅在詩《手莫伸》中所寫：“頌歌盈耳神仙樂，愛河飲盡飢若渴。”

　　2、政治鬥爭中的工具。

　　為了打倒劉少奇，所以他不僅容許個人崇拜，而且要製造個人崇拜，所以他批准並長期容忍了“四個偉大”。 

　　前者是常人之人性之弱點；後者是“偉人”之所以不同於“常人”之處。

　　三、毛澤東對“個人崇拜”降溫的原因

　　1、九大開過了，劉少奇打倒了，林彪式的“個人崇拜”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2、毛澤東一向主張“不斷革命論”與“革命階段論”，他曾這樣說：“我們的革命是一個接一個的。”【注14】眼下，劉少奇已經打倒了，面對軍方勢力的日益坐大，林彪已成尾大不掉之勢，他勢必要對林彪下手。於是，新的革命階段來到了，新的革命目標也已經鎖定了。

　　林彪是靠鼓吹“個人崇拜”起家的，對林彪式的“個人崇拜”降溫，就是對這個新目標的“釜底抽薪”。

　　從這個意義上講，當年“升溫”是政治鬥爭的需要，如今“降溫”也是政治鬥爭的需要。

　　四、當年毛對“個人崇拜”的“降溫”，僅僅是針對林彪式的“個人崇拜”。搞掉林彪後，“個人崇拜”以新的形式繼續在中國大地上肆虐無忌。終毛之世，不可盈絕，忽忽至今。

　　注釋：

　　【注1】：閻長貴、王廣宇著《問史求信集》紅旗出版社2009年10月北京第2版56頁。以下簡稱為“閻書”。

　　【注2】：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七十五）“支持‘紅衛兵運動’”

　　【注3】：閻書57頁。

　　【注4】：閻書57頁。

　　【注5】：見於清華校友網2010年1月27日 

　　【注6】：原蜀有、邱心偉主編《清華文革親歷史料實錄大事日誌》173頁。

　　【注7】：林彪秘書張雲生回憶：在1967年8月（正值首都紅衛兵“揪劉火線”在中南海西門外“安營紮寨”掀起“打倒劉少奇”高潮中），一天秘書張雲生給林彪講一份中央文革關於清華大學造反派學生領袖蒯大富的材料時，“林彪隨口說了這麼幾句令我當時頗為驚奇的話。”

　　【注8】：以上均見於清華校友網2010年1月27日前後

　　【注9】：孫維藩著：《清華文革親歷孫維藩日記》164頁。

　　【注10】：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21人起草委員會也起波瀾（6）”

　　【注11】：閻書55-58頁。

　　【注12】：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七十八）“林彪事件”

　　【注13】：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五章《周旋在文革營壘的內鬥之中》第三節：“毛、林交惡的根由”

　　【注14】：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1958年1月。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9—3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