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鳥籠民主”會有前途嗎？

蘆笛

最近敬愛的胡總總算三年的媳婦熬出了頭，如同光緒爺般親政了，立刻就驚動一眾忠黨愛國同志，或頌“和平轉移政權”之難能可貴，或寄大的希望於明君，八字還沒見一撇就歌頌偉大光榮正確，甚至為此侮辱糾纏膽敢質疑者，以致老蘆走了好幾天還在後面追罵不已，當真是讓人納悶哪兒來的這股子藥力。

這種種反應，其實只反映了中國人的悲哀。因為對國事乃至自己的命運毫無支配力，於是只能“奚我後，後來其蘇”（“等待吾王前來征服咱們這地方，吾王來了，咱們也就解放了”）。這調子據說是從成湯時代就唱起來的，一直唱了四千年，至今還是咱們的主旋律。光是這個事實，就足以讓人心碎。

更令人心碎的是咱們頌聖的標準越來越低，居然連“和平移交政權”都歌頌起來了。這一不是傳統社會的改朝換代，二不是台灣式的國民黨和平下台，到底有什麼了不起的？過去傳統社會只要不是改朝換代，又何時不是“和平移交政權”？就連改朝換代也可以是“和平移交政權”，魏禪晉、後周禪宋、大清遜位不都是這樣的麼？

連黨天下內部傳棒沒有大打出手、殃及國民，咱們都得大喜過望，“我們放聲來歌唱，戰士永遠忠於黨”，只說明了咱們這個社會倒退了多遠，而人民的希望又被我黨壓到了多低多可憐的程度！

這當然不是人民而是我黨的恥辱。別說積極分子們，就連老蘆自己，又何嘗不在內心深處寄大的希望於明君？這理由我已經反覆說過多次了：我黨是唯一能夠給中國社會帶來進步的政治勢力。任何社會進步要想發生，不說得由我黨推動，起碼得由他們默認才能成為現實。

正因為此，我才特別注意胡溫“新政”的施政綱領，結果不出所料，我黨一路提拔上去的積極分子，其思維方式早在５０年代即已定型，絕對沒有足夠的智力和膽魄，去大刀闊斧地實行真正必要的社會改革。

這必要的社會改革我已經在舊帖中反覆講了，那便是分兩步走，第一步先把中國建設為真正的資本主義法治國家，為最終實行民主奠定基礎，第二步才是學習日本、台灣、南韓等國經驗，在一個擁擠的東方社會中嘗試實行民主。如果胡溫能在當國期間作到了第一步，那就是共黨開國以來最大的民族英雄。

做到第一步的關鍵措施我也指出了，那便是逐步回到“解放”前去，在政治上逐步放開思想統治和輿論管制，實行輿論獨立和司法獨立，在經濟上逐漸完成公平廉潔的私有化，打擊抑制官僚資產階級，學習日本和台灣經驗，鼓勵扶植民間私有的中小企業，慎重解決三農問題，實行公平廉潔的土地私有化，並立法保證個體農戶的權益不被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侵奪，等等。如果基本做到了這些，則中國就有望變成不民主但仍然擁有相當程度的自由、平等、均富的開明專制國家，如此才有實行民主的前提。

但目前跡象提示，胡溫“新政”要搞的並不是這一套。他們一面口口聲聲“科學治國，民主治國，法律治國”，一面又斬釘截鐵地斷言“歷史已經證明西方式民主在中國行不通”。

這才是天大笑話。如同科學一樣，民主本是西方人發明的。敢問世上除了“西方式民主”，還能有什麼別的“民主”？這提法豈不是和“西方式科學”一樣荒唐？你要不搞民主，fine，那就乾脆別提什麼“民主治國”行了，何必自暴其短，向天下人顯示自己的無知與????？

那麼，什麼是“新政”心目中的“民主”呢？答曰：“鳥籠民主”。

所謂“鳥籠經濟”乃是冒充經濟學家的經濟官員陳雲的禍國發明。那意思是，個體經濟必須是計劃經濟籠子裡關着的鳥，它勉強能飛，但只能在那籠子裡撲騰。如今看來，胡溫要搞的“民主治國”也就是這一套，說白了也就是“民主治黨”。在我黨心目中，兩者從來是一件事，所以鬧出這文字笑話來也不是偶然的。

“鳥籠民主”的具體措施似乎也可以看出點端倪來了，那就是，在黨外厲行鐵腕統治，加強思想統治和輿論管理，鎮壓異議人士，而在黨內則放鬆控制，適度增加黨內言論自由、擴大上層決策的諮詢範圍，提高施政的透明度。

這其間最重要的一個具體措施，便是把黨代會變成“人民代表大會”那樣的常設機構。地方各級黨魁，以後都得由這常設的地方黨代會名義上選出，再報經中央批准，才能正式就職。在執政期間，還得在名義上受黨代會的監督和制約，並須及時向之述職。

這大概就是胡溫能做到的最大限度的“政改”。換言之，他們的努力方向，就是“內松外緊”，放鬆對黨的控制，但加強對人民的控制，希望以實現黨內民主保持黨的活力，避免墮入“腐敗周期律”，而以加強對人民的鐵腕控制來維持政權的穩定。

從理論上來說，這似乎也是一種對“中國式民主”的摸索。

我在答“戰爭與和平”網友的帖子裡介紹過，平民政治在西方也是上世紀才全面鋪開的。此前英國實行的其實也是某種程度上的“鳥籠民主”，也就是以財產、教育程度、甚至性別來限制公民資格。國民必須有一定的財產和文化程度，才能獲得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到了上世紀初，這套作法才逐漸被打破，最後進化為全民民主，如今國民無論財產、教育、性別、種族如何，到了１６歲就自動成為公民。

在我看來，以限制公民資格來搞有限民主，確實是一種搞“窮民主”的聰明辦法，使國家在中產階級成為社會中堅前就能實行民主治國，既能享受民主制度的優越性，又能避免南斯拉夫式災難，國家政權被暴民劫持，全國陷於戰亂，甚至演出種族滅絕的慘劇來。

因此，從這個角度上來看，我黨要推行的“黨內民主”，似乎也是一種模擬，只是他們太無知，意識不到這點而已。

可惜在我看來，這終將是畫虎不成反類犬。

須知英國式的“鳥籠民主”雖然限制了民主的範圍，但它卻體現了民主的真義，那就是“相反相成，共存共榮”，始終使用了兩黨政治那種聰明設計。民主制度的優越性，全在於“反對”。就是這“反對”使得權力得到制約和抗衡，使得政權保持了廉潔，使得決策具有合理性，使得國家保持了勃勃生機。

可惜國人卻死也悟不出這點來。在咱們的字典里，“反對”就意味着“搗亂”、“推翻”、“打倒”、“消滅”、“批倒批臭，讓他永世不得翻身”，而“執政”就意味着堅決徹底全部乾淨地壓倒消滅政敵。

這傳統其實不是從我黨開始的，當年袁大總統就為這反對派的存在傷夠了腦筋，他覺得國民黨是搗亂分子，專門掣肘，讓他無法專心治國。他特別反感“黨派內閣”的主張，認為全國應該統一思想，“心往一處想，力往一處使”才對，為此提出了針鋒相對的“人材內閣”的主張。在他看來，執政就是個“舉才任能”的問題。有人處處掣肘，國家還怎麼能治理好？

這其實就是敬愛的胡總那“歷史證明，西方式民主在中國行不通”偉大發現的由來，他其實也沒怎麼錯。民主在中國行不通，首先是因為統治者不容旁人反對，決不會與反對者共存共榮。

不幸的是，既然如此，那黨內民主也就絕對行不通。其實一黨執政也可以實行民主。日本自民黨包攬內閣幾十年，人家不也是民主國家麼？但那有個本質區別，人家黨外有黨，黨內有派。黨內各派輪流坐樁，在某種程度上也實行了西方式的相反相成。

所以，要實行真正的黨內民主，前提是必須容忍黨內有合法的反對派。兩派各自在黨內拉幫結派，費厄潑賴，公平角逐政治局那黨內內閣。敢問我黨可有那膽識這麼幹？

再樂觀的挺胡志士恐怕也不敢說這話吧？但如果做不到這點，還有什麼“民主”可言？沒有對抗，就絕對不會有清除腐敗的壓力。胡溫想靠實行“沒有對抗的黨內民主”來保持黨的廉潔，“拒腐蝕，永不沾”，完全是緣木求魚。

所以，說來說去還是那句話：“新政”收拾不了我黨那腐爛怪物，能立竿見影的，還是加強對人民的控制。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