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以毛泽东的名义践踏毛的事业和灵魂?

最近看电视剧《毛泽东》，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一心救国救民，冷静、睿智、执着，遇事总有办法，并起着关键性作用的毛泽东。他不惜一切追求革命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国家富强、民族独立、广大受压迫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新社会。显然，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毛泽东就是以“为人民服务”和让“国家富强”为目标而努力奔走、奋斗的。毛泽东受到苏联革命成功的启示，才发现、遇到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迎合了毛泽东的目标、灵魂与精神，为其实现远大抱负提供了最好的理论与思想指导。

《毛泽东》收视率一路飘红

有人说，电视剧《毛泽东》的很多细节都是虚构的，过于完美，显得不真实。笔者不是历史专家，对此无法辨别。但是，笔者相信其大体应是真实可靠的，至少毛泽东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他投身革命的行为，也无法理解他所取得的辉煌胜果。不仅是毛泽东，相信与毛泽东同事的所有同志、老一辈的革命家们都是如此。是志同道合的理想与目标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用艰苦卓绝的努力和聪明才智在东方世界创造了一个伟大的人类奇迹，他们让中华民族走出了百年屈辱，打造出一个全新的中国。显然，无论电视剧《毛泽东》在细节创作上是否存在虚构，都是没有什么不妥的。其所弘扬的是一种国富民强、平等、解放与进步的思想、信念和精神，这有什么不好和不对吗?况且，那一个电视剧没有夸张或虚构?美国大片的夸张和虚构更多、更玄，咋就没有人指责美国大片对某种价值观的刻意宣传成份呢?

也有人说，该电视剧“创作的目的：一是觉得中国没有精神支柱，继续第二次造神运动，以稳定民心。二是进行逻辑诡辩——毛泽东开天辟地为人民谋幸福，红色江山来之不易，要人民感恩戴德;三是宣传“打江山坐江山”的执政合法性”。对此，笔者非常不能苟同，这明显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问题。客观事实是，现在的中国的确没有了“精神支柱”，社会风气奢华糜烂、纸醉金迷、精神空虚、腐败堕落，13亿的中国人民的确需要重新建立或强化出自己的“精气神”来。电视剧《毛泽东》所展现出的精神思想：建设一个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爱国爱民、平等自由、最广大受压迫阶级获得解放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不正应是我们中国最应有的理想、信念、精神与追求吗?

正如电视剧中毛泽东所说的一句话：“我们一直说革命，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最广泛的受压迫阶级能够翻身解放”。在1949年的开国庆典上，毛泽东留下了一句全世界人民都已听到并永记于心的口号：“人民万岁”。毛泽东穷其不平凡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就是“让最广泛的受压迫阶级能够翻身解放”，就是“为人民服务”。显然，这是毛泽东的事业和灵魂所在。而全世界曾经有五分之三的人民用了近几个世纪时间，无数英雄人民不惜流血牺牲也要去争取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事业，恰恰就是以“让最广泛的受压迫阶级能够翻身得解放”为核心、根本和灵魂的。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和灵魂上的不谋而合，验证了毛泽东的伟大与高尚。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灵魂”，这种“让最广泛的受压迫阶级能够翻身解放”的目标和理想，不应该成为我们中国的目标和理想，不应该去弘扬和光大的吗?

的确，在过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过严重的错误或失误，导致非常严重的灾难和后果，至今仍存在非常重要的不合理之处。但是，社会主义在具体的实践方法、方式、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不等于社会主义的目标和理想也错了吧?社会主义在人类社会还仅仅是个新生事物，总有个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而且，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对过去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克服、解决与扬弃，我们没有理由因为这种扬弃一时没能成功，就放任资本主义的缺点弊端而再也不管不问了吧?同时，失败的原因也不是不可以发现的。失败是成功之母，在改革开放已有36年，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充分发展，资本主义那不可调和、无法改良的矛盾和弊端开始显现之时，我们难道还是不能在克服资本主义弊端上，在掌握充分科学的理论科学与现实需要的基础上，做进一步努力呢?

一些人对宣扬这种精神思想的电视剧《毛泽东》有意见的背后，应该是对中国党和政府在过去与现实中的表现极端不满。对此，笔者倒是颇有同感。说实话，笔者对党和政府在过去和现在的表现也不满。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和政府没有建成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毛泽东追求的事业目标没有实现，劳动人民最后仍然处于一种受苦受难之中。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原本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的改革，却变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恢复与发展，亿万人民群众所期望的共产主义目标不但没有进一步实现，反而越行越远，几乎回到了解放前的那种状态，革命本身似乎都成了无用功、毫无意义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党和政府的工作出现问题，让人民群众严重不满?无疑，在改革前，是党和政府没有准确、科学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从而没有实现人民期望的社会主义目标，广大劳动人民在实质上依然处于一种不自由、不富裕、不平等的状态。在改革后，党和政府似乎放弃了人民群众的这一目标和理想，不再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放在心上，转而放手搞起资本主义，发展起资本主义经济来。当今中国，虽然GDP堪称世界第二，但谁也无法否认问题、困难与危机的存在。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堪称世界第一，经济危机开始定期发生，贫穷与失业现象严重，官僚腐败严重，官商勾结欺压百姓导致民怨沸腾，群体性事件日益严重等等。显然，问题的根源是出在党和政府的主观思想上的，是没有科学、有效地把握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结果。在当前中国，只有重新拾起毛泽东的事业，大力宣扬毛泽东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灵魂和精神，继续“让最广泛的受压迫阶级获得解放”的共产主义事业，才能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实现国强民富，实现人民希望的人人平等、自由与富裕目标。中国的出路唯有“共同富裕”，因为没有人会甘愿贫穷。而只有在毛泽东的精神与灵魂鼓舞下，科学地执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才能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的问题才能解决。一些不明真相、不懂马克思主义者把这些问题的根源放在毛泽东和和马克思主义事业身上，是非常错误、幼稚和可悲的。

中国的党和政府没有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科学，导致过去社会主义实践失败的具体表现，就是错误地把“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当作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式。这种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制度在客观上并没有实现“让最广泛的受压迫阶级获得解放”的社会主义目标和理想，只是把劳动人民从各种资本家的束缚和压迫下转移到了政府官员们的束缚和压迫之下，劳动人民根本没有实现任何的自由与解放，甚至还不如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者地位和权利。在这种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现实生活中，劳动人民宁愿去给资本家打工，也不愿等待国家官员们那必然不合理、充满不平等、严重官僚腐败的安排和计划。这是改革前后的中国社会现实所证明了的事情。

“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并非是毛泽东的理论与发明，而是根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简单设想，由列宁和斯大林具体设计发明的一种制度。毛泽东看到这种经济制度的不足，但显然没有怀疑到这种制度本身，而只是把问题归结为人的思想政治问题上。毛泽东在其当政的后半期，一改其一贯的按劳分配立场，转而批判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性质，试图争取实现更高级的“按需分配”，明显是按劳分配在这种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下执行得效果不好，容易导致私有制重生的结果。

其实，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与按劳分配的要求和原则是矛盾和冲突的，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制度不可能科学有效的实现按劳分配。正因为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无法很好的实现按劳分配，才导致劳动人民的生产与生活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一些劳动者不得不寻求出卖自己劳动力才能更好生活，这才导致了私有经济容易重生的问题，导致所谓修正主义的问题。问题出在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制度上，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原理和原则上。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制度虽然来源于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但明显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和要求。毛泽东没有看到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这种问题所在，而把出现问题的根源归结于按劳分配上，显然是受到马克思没有明确予以批判和否定的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思想影响的结果。

“全民所有制”的本质与弊端，正如百度百科相关词条中所揭示的：“经济学家们认识到，由国家代替全体劳动者和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占有生产资料，绝不意味着这些生产资料是由国家政权支配和使用(见宋涛主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国家的任何权力，都是通过各级国家行政机构行使的。所有者是所有权的人格化。无论所有者具有何种名义、采取何种形式，权力最终还是要落实于现实的人或人们。脱离人体的手，只是名义上的手(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37页)，权力只有通过人的运用才能成为现实的权力。既然生产资料属于国家，那么，实施这种权力的自然是国家的代表──各级行政官员了。事实也正是如此。国家官员们的确拥有对生产资料支配的权力，这并非由于他们拥有这些生产资料，而是由于他们代表国家行使一定范围的政治权力。他们正是在行政管辖的范围内，在政治权力所能触及到的地方，才具有支配名义上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的权力。在各个社会层次，政治权力都成了所有权的主宰。无论是名义的全民所有制，还是形式的国家所有制，都没有人格化的所有者。只有政治权力可以使某些人成为全民所有制财产的支配者，只要不失去政治权力，就可以行使所有者的权力。现行国家所有制实际上是生产资料政治权力所有制，或者说，是生产资料政治权力行使者支配制。没有人格化的所有者，并且全民所有制财产支配者在行使经济权力的时候，既没有现实所有者的制约，也不受名义所有者──人民的监督;一旦掌握政治权力即可获得在相应范围内支配国家财产的权力，这种权力只受更高政治权力的约束，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的首要特点”。

显然，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制度的这种客观本质和弊端不符合毛泽东“为人民服务”，“让最广大受压迫阶级获得解放”的灵魂、精神和事业目标。因此，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毛泽东的崇拜与追随者们，完全应该摒弃这种不科学、不合理的共产主义实现方式，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重新挖掘出真正科学有效的共产主义实现方式，才能完成毛泽东未完成的伟大事业，实现其“让最广大受压迫阶级得解放”的理想和目标。

正如笔者在《如何科学、合理、有效地实现共产主义》一文中所论证的，要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必须科学、合理、有效的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首先进入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为此，必须放弃不合理、不正确、不科学的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而实行一种真正按劳分配的集体所有制市场经济才行。只有让劳动者成为自己和自己劳动的主人，才能让劳动者翻身得解放，才能消灭阶级和压迫现象，真正实现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的事业目标。只有首先进入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才有可能进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高级阶段。这个顺序是不能颠倒的，不能本末倒置、缘木求鱼，必须一步一个脚印，踏实、有效的前行才行。

然而，可悲的是，现在中国的主流左派，所谓“毛派”、“毛泽东主义者”基本都在坚守着错误的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共产主义实现方式，宁死也不肯认真、实事求是地反思一下，宁死也不认同按劳分配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他们说：“要想彻底消灭私有制，就必须消灭个人所有制，既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也要消灭生活资料私有制，消灭家庭，这些，必然成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攻坚战。如果左派在这个问题上搞不清楚，势必滑向资本主义，会走向拥护单干、分田到户、股份制政策等假共产主义”;“逐渐消灭生活资料私有制，用公有消费制代替个人消费制。要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消灭一切私有意识形态和私有观念，用公有意识形态和利他主义观念代替旧的利己主义观念。要斗私批修，兴无灭资，消灭产生一切剥削阶级私有制的思想根源”;“使人类完成以追求物质生活为主到以精神生活为主的转变”;“如果用比较具体的共产主义概念来说明未来共产主义状况的话，那就是一切旧的私有制、私有观念、私有上层建筑和私有生活方式消灭后，全部财产归公有，个人以无任何私有物，包括家庭、妻子、儿女。人们可以自由的生活在社会中间：有足够的公共食堂供你吃喝;有足够的衣服供你穿戴;有足够的房子供你休息;有足够的交通工具供你行走，有足够的娱乐场所供你玩乐。每个人都可以游遍全世界，走到那，劳动到那，生活在那;每个人都是主人，每个人都是服务员，大家共同组织自由人联合体，有不同爱好的人组成不同的生活群体，人类真的过上神仙般的日子”。

说实话，我实在不知道这是谁们的“共产主义”。这些人似乎只要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不要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他们固守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方式，绝不向按劳分配的集体所有制市场经济低头。他们也知道他们的这种主张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要求，因此他们公开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而擎起了“毛泽东主义”的旗帜。他们说：“正是依据上述标准，我数次提出当前左派要突出高举毛泽东主义伟大红旗问题。因为马列毛相比，毛泽东思想最接近真正的共产主义”。

我们奇怪，毛泽东在哪篇文章，哪次讲话中表达过这样的共产主义思想?即便毛泽东曾经支持过“大跃进”和“免费大食堂”，对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有过期许，那也仅仅一种探索而已，并未给予任何最终的确定与肯定。当“大跃进”和“免费大食堂”出现问题，毛泽东就及时停止了这种尝试。这证明了这些做法是错误而行不通的，也不是毛泽东确定的思想和主张。但时至今日，中国这些所谓“毛派”却要以毛泽东主义的名义，再次把这些不切实际、虚无缥缈的东西强加给毛泽东，进而强加给人民大众，这是对毛泽东的尊敬还是侮辱?这是在继承毛泽东的思想和事业，还是在践踏毛泽东的灵魂?记得当年韩德强也说自己是毛泽东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再看看当前“毛泽东主义”的流行程度，这一切的背后是不是有着相同的原因、理由和目的呢?值得深思和警惕。

这种“毛泽东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确比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听起来更好。但是，似乎纯粹只是空想而没有任何的理论与现实依据。“一切旧的私有制、私有观念、私有上层建筑和私有生活方式消灭后，全部财产归公有，个人以无任何私有物，包括家庭、妻子、儿女”，——这是基于怎样的一种科学理论与现实需要呢?有任何的可能性吗?显然，就像“共产共妻”的胡说八道一样，这些人在刻意歪曲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家庭、私有制的一些论述。而其实，就像要消灭“劳动”一样，马克思说要消灭的“劳动”，实际只是“雇佣劳动”，而非一般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说要消灭家庭、夫妻和子女等，只是要消灭不合理的、隶属性的家庭和夫妻、子女关系，而要建立一种合理基础上的家庭和夫妻、子女等关系。包括私有制、商品和货币等等，马克思、恩格斯说要消灭的这些事物，其实都是特指资本主义的社会和生产关系，并且是要建立起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和生产关系的。对任何事物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都是有一个特定、具体的环境、条件与表现形式的。“一刀切”的做法，只会坏事，而不会成事。表现得更革命、更彻底，不见的就是真革命。对于这种所谓“毛泽东主义的共产主义”，只有几个词可以形容：臆想、无知和宗教。

奇怪的是，他们也知道：“要实现这些目标，还存在阶段性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实现，要分许多步骤”。但是，无论怎样，他们就是不喜欢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宁愿无法实现他们的“共产主义”，也坚决不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坚决不要按劳分配，坚决不让劳动者拥有自己的企业生产，不让劳动者成为自己和自己劳动的主人，不让劳动者有自己的私有财产、消费资料。他们说：“事实很清楚，中国的真正前途是搞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退一步讲，也要搞德国式的社会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只有全民所有制是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不是公有制。他们宁可要德国的“社会资本主义”，也不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不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

他们知道，认可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必然就得认可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的“个人所有制”。因此，他们特别反对这种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他们说：“这种所有制和生活资料个人所有制相结合，恰恰是剥削阶级私有制的温床和土壤。所以，要想彻底消灭私有制，就必须消灭个人所有制，既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也要消灭生活资料私有制，消灭家庭”。其实，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最后一个阶级社会，剥削阶级私有制的产生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剥削阶级私有制。因此，劳动者个人私有制、生活资料的私有制并不天然、必然地等于和导致剥削阶级私有制。只要可以避免雇佣劳动，就可以在生活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避免剥削阶级私有制。因此，实现共产主义，消灭剥削和压迫的私有制，无需以消灭劳动者的个性和私有财产为代价。

马克思、恩格斯等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我们绝不打算消灭这种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使人们有可能支配别人的劳动。我们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的可怜性质，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们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并且只有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们生活的时候才能生活”。在《所谓原始积累》中，马克思也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第一个否定。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私有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资料”。

但是，在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制度下，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却是必然会导致剥削阶级的私有制的。因为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无法实现按劳分配，从而就无法满足广大劳动者的生产与生活需要，进而就使劳动者产生出卖自己劳动力的需要。这样，生活资料的私有制与出卖自己劳动力者相结合，就形成资本主义的剥削阶级私有制。但显然，这反映的是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制度的不合理，而不是生活资料私有制的不合理。任何的个人都必然是一种个性的存在，都是自由、自主、自在的。而个人这一切的前提，就是生活资料的个性化。个性化的生活资料只能是生活资料的私有制。

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证明了这一切。过去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就是在生活资料的私有制无法消除的前提下，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无法实现按劳分配，从而无法满足劳动者的生产与生活需要，迫使劳动者再度出卖自己劳动力，与生活资料的私有制相结合，才导致了剥削阶级私有制的重生。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制度对劳动者来说，其实不是一种解放，而是一种新的奴役和桎梏。这种奴役，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工人们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并且只有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们生活的时候才能生活”，只不过资本是国家的，统治阶级是官僚阶级而已。种种理论与现实都已充分表明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错误，是社会主义国家垮台失败的根源，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和目标的最大阻碍，是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最大障碍，也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罪魁祸首。以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所谓“毛泽东主义的共产主义”根本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要求的，纯粹是依靠臆想编造出来的谎言。然而，当今中国的所谓左派，对此偏偏就视而不见，偏要把这种错误的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绑架到人民期望的共产主义身上，进而强加给人民大众。

毛泽东以其毕生的精力，追求着国家的富强与劳动人民的解放，这是他的灵魂与精神所在，是他所有努力的目标，所有思想的归宿，所有情感的寄托。然而，回看当今中国，我们不得不扼腕叹息，这是怎样一种残酷的现实啊：毛泽东辛苦一生打来下的人民江山，现在已变回了原来的颜色;而埋葬他的事业、践踏他的灵魂的人，却不是他的敌人，而是他的同事和追随者，是那些在嘴巴上无时不刻地高喊“毛主席万岁”的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