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以毛澤東的名義踐踏毛的事業和靈魂?

最近看電視劇《毛澤東》，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一心救國救民，冷靜、睿智、執着，遇事總有辦法，並起着關鍵性作用的毛澤東。他不惜一切追求革命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建立一個新中國，一個國家富強、民族獨立、廣大受壓迫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新社會。顯然，在接觸馬克思主義之前，毛澤東就是以“為人民服務”和讓“國家富強”為目標而努力奔走、奮鬥的。毛澤東受到蘇聯革命成功的啟示，才發現、遇到了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迎合了毛澤東的目標、靈魂與精神，為其實現遠大抱負提供了最好的理論與思想指導。

《毛澤東》收視率一路飄紅

有人說，電視劇《毛澤東》的很多細節都是虛構的，過於完美，顯得不真實。筆者不是歷史專家，對此無法辨別。但是，筆者相信其大體應是真實可靠的，至少毛澤東應該是這樣的一個人，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他投身革命的行為，也無法理解他所取得的輝煌勝果。不僅是毛澤東，相信與毛澤東同事的所有同志、老一輩的革命家們都是如此。是志同道合的理想與目標讓他們走到了一起，他們用艱苦卓絕的努力和聰明才智在東方世界創造了一個偉大的人類奇蹟，他們讓中華民族走出了百年屈辱，打造出一個全新的中國。顯然，無論電視劇《毛澤東》在細節創作上是否存在虛構，都是沒有什麼不妥的。其所弘揚的是一種國富民強、平等、解放與進步的思想、信念和精神，這有什麼不好和不對嗎?況且，那一個電視劇沒有誇張或虛構?美國大片的誇張和虛構更多、更玄，咋就沒有人指責美國大片對某種價值觀的刻意宣傳成份呢?

也有人說，該電視劇“創作的目的：一是覺得中國沒有精神支柱，繼續第二次造神運動，以穩定民心。二是進行邏輯詭辯——毛澤東開天闢地為人民謀幸福，紅色江山來之不易，要人民感恩戴德;三是宣傳“打江山坐江山”的執政合法性”。對此，筆者非常不能苟同，這明顯是戴着有色眼鏡去看問題。客觀事實是，現在的中國的確沒有了“精神支柱”，社會風氣奢華糜爛、紙醉金迷、精神空虛、腐敗墮落，13億的中國人民的確需要重新建立或強化出自己的“精氣神”來。電視劇《毛澤東》所展現出的精神思想：建設一個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愛國愛民、平等自由、最廣大受壓迫階級獲得解放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不正應是我們中國最應有的理想、信念、精神與追求嗎?

正如電視劇中毛澤東所說的一句話：“我們一直說革命，革命的目的是什麼?就是讓最廣泛的受壓迫階級能夠翻身解放”。在1949年的開國慶典上，毛澤東留下了一句全世界人民都已聽到並永記於心的口號：“人民萬歲”。毛澤東窮其不平凡一生所追求的目標就是“讓最廣泛的受壓迫階級能夠翻身解放”，就是“為人民服務”。顯然，這是毛澤東的事業和靈魂所在。而全世界曾經有五分之三的人民用了近幾個世紀時間，無數英雄人民不惜流血犧牲也要去爭取實現的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事業，恰恰就是以“讓最廣泛的受壓迫階級能夠翻身得解放”為核心、根本和靈魂的。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在思想和靈魂上的不謀而合，驗證了毛澤東的偉大與高尚。毛澤東和馬克思主義的這種“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和靈魂”，這種“讓最廣泛的受壓迫階級能夠翻身解放”的目標和理想，不應該成為我們中國的目標和理想，不應該去弘揚和光大的嗎?

的確，在過去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出現過嚴重的錯誤或失誤，導致非常嚴重的災難和後果，至今仍存在非常重要的不合理之處。但是，社會主義在具體的實踐方法、方式、過程中出現了問題，不等於社會主義的目標和理想也錯了吧?社會主義在人類社會還僅僅是個新生事物，總有個從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過程。而且，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對過去資本主義社會弊端的克服、解決與揚棄，我們沒有理由因為這種揚棄一時沒能成功，就放任資本主義的缺點弊端而再也不管不問了吧?同時，失敗的原因也不是不可以發現的。失敗是成功之母，在改革開放已有36年，資本主義經濟獲得了充分發展，資本主義那不可調和、無法改良的矛盾和弊端開始顯現之時，我們難道還是不能在克服資本主義弊端上，在掌握充分科學的理論科學與現實需要的基礎上，做進一步努力呢?

一些人對宣揚這種精神思想的電視劇《毛澤東》有意見的背後，應該是對中國黨和政府在過去與現實中的表現極端不滿。對此，筆者倒是頗有同感。說實話，筆者對黨和政府在過去和現在的表現也不滿。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和政府沒有建成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毛澤東追求的事業目標沒有實現，勞動人民最後仍然處於一種受苦受難之中。而在改革開放之後，原本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與完善的改革，卻變成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恢復與發展，億萬人民群眾所期望的共產主義目標不但沒有進一步實現，反而越行越遠，幾乎回到了解放前的那種狀態，革命本身似乎都成了無用功、毫無意義了。

是什麼原因導致黨和政府的工作出現問題，讓人民群眾嚴重不滿?無疑，在改革前，是黨和政府沒有準確、科學地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思想，從而沒有實現人民期望的社會主義目標，廣大勞動人民在實質上依然處於一種不自由、不富裕、不平等的狀態。在改革後，黨和政府似乎放棄了人民群眾的這一目標和理想，不再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放在心上，轉而放手搞起資本主義，發展起資本主義經濟來。當今中國，雖然GDP堪稱世界第二，但誰也無法否認問題、困難與危機的存在。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已堪稱世界第一，經濟危機開始定期發生，貧窮與失業現象嚴重，官僚腐敗嚴重，官商勾結欺壓百姓導致民怨沸騰，群體性事件日益嚴重等等。顯然，問題的根源是出在黨和政府的主觀思想上的，是沒有科學、有效地把握和應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思想的結果。在當前中國，只有重新拾起毛澤東的事業，大力宣揚毛澤東這種為人民服務的靈魂和精神，繼續“讓最廣泛的受壓迫階級獲得解放”的共產主義事業，才能解決當前中國面臨的一系列問題，實現國強民富，實現人民希望的人人平等、自由與富裕目標。中國的出路唯有“共同富裕”，因為沒有人會甘願貧窮。而只有在毛澤東的精神與靈魂鼓舞下，科學地執行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理論，才能實現“共同富裕”，中國的問題才能解決。一些不明真相、不懂馬克思主義者把這些問題的根源放在毛澤東和和馬克思主義事業身上，是非常錯誤、幼稚和可悲的。

中國的黨和政府沒有正確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科學，導致過去社會主義實踐失敗的具體表現，就是錯誤地把“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當作實現社會主義的基本方式。這種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的制度在客觀上並沒有實現“讓最廣泛的受壓迫階級獲得解放”的社會主義目標和理想，只是把勞動人民從各種資本家的束縛和壓迫下轉移到了政府官員們的束縛和壓迫之下，勞動人民根本沒有實現任何的自由與解放，甚至還不如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勞動者地位和權利。在這種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的現實生活中，勞動人民寧願去給資本家打工，也不願等待國家官員們那必然不合理、充滿不平等、嚴重官僚腐敗的安排和計劃。這是改革前後的中國社會現實所證明了的事情。

“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並非是毛澤東的理論與發明，而是根源於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簡單設想，由列寧和斯大林具體設計發明的一種制度。毛澤東看到這種經濟制度的不足，但顯然沒有懷疑到這種制度本身，而只是把問題歸結為人的思想政治問題上。毛澤東在其當政的後半期，一改其一貫的按勞分配立場，轉而批判按勞分配的“資產階級法權”性質，試圖爭取實現更高級的“按需分配”，明顯是按勞分配在這種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下執行得效果不好，容易導致私有制重生的結果。

其實，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與按勞分配的要求和原則是矛盾和衝突的，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制度不可能科學有效的實現按勞分配。正因為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無法很好的實現按勞分配，才導致勞動人民的生產與生活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一些勞動者不得不尋求出賣自己勞動力才能更好生活，這才導致了私有經濟容易重生的問題，導致所謂修正主義的問題。問題出在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的制度上，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按勞分配原理和原則上。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的制度雖然來源於的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但明顯並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按勞分配的基本原則和要求。毛澤東沒有看到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的這種問題所在，而把出現問題的根源歸結於按勞分配上，顯然是受到馬克思沒有明確予以批判和否定的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高級階段思想影響的結果。

“全民所有制”的本質與弊端，正如百度百科相關詞條中所揭示的：“經濟學家們認識到，由國家代替全體勞動者和整個社會的共同利益占有生產資料，絕不意味着這些生產資料是由國家政權支配和使用(見宋濤主編《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國家的任何權力，都是通過各級國家行政機構行使的。所有者是所有權的人格化。無論所有者具有何種名義、採取何種形式，權力最終還是要落實於現實的人或人們。脫離人體的手，只是名義上的手(列寧《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第137頁)，權力只有通過人的運用才能成為現實的權力。既然生產資料屬於國家，那麼，實施這種權力的自然是國家的代表──各級行政官員了。事實也正是如此。國家官員們的確擁有對生產資料支配的權力，這並非由於他們擁有這些生產資料，而是由於他們代表國家行使一定範圍的政治權力。他們正是在行政管轄的範圍內，在政治權力所能觸及到的地方，才具有支配名義上屬於全體人民的財產的權力。在各個社會層次，政治權力都成了所有權的主宰。無論是名義的全民所有制，還是形式的國家所有制，都沒有人格化的所有者。只有政治權力可以使某些人成為全民所有制財產的支配者，只要不失去政治權力，就可以行使所有者的權力。現行國家所有制實際上是生產資料政治權力所有制，或者說，是生產資料政治權力行使者支配製。沒有人格化的所有者，並且全民所有制財產支配者在行使經濟權力的時候，既沒有現實所有者的制約，也不受名義所有者──人民的監督;一旦掌握政治權力即可獲得在相應範圍內支配國家財產的權力，這種權力只受更高政治權力的約束，是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所有制的首要特點”。

顯然，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制度的這種客觀本質和弊端不符合毛澤東“為人民服務”，“讓最廣大受壓迫階級獲得解放”的靈魂、精神和事業目標。因此，當今中國的社會主義者，毛澤東的崇拜與追隨者們，完全應該摒棄這種不科學、不合理的共產主義實現方式，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為指導，重新挖掘出真正科學有效的共產主義實現方式，才能完成毛澤東未完成的偉大事業，實現其“讓最廣大受壓迫階級得解放”的理想和目標。

正如筆者在《如何科學、合理、有效地實現共產主義》一文中所論證的，要真正實現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必須科學、合理、有效的實現馬克思主義的按勞分配，首先進入馬克思主義所說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為此，必須放棄不合理、不正確、不科學的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而實行一種真正按勞分配的集體所有制市場經濟才行。只有讓勞動者成為自己和自己勞動的主人，才能讓勞動者翻身得解放，才能消滅階級和壓迫現象，真正實現毛澤東和馬克思主義的事業目標。只有首先進入和實現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才有可能進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高級階段。這個順序是不能顛倒的，不能本末倒置、緣木求魚，必須一步一個腳印，踏實、有效的前行才行。

然而，可悲的是，現在中國的主流左派，所謂“毛派”、“毛澤東主義者”基本都在堅守着錯誤的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的共產主義實現方式，寧死也不肯認真、實事求是地反思一下，寧死也不認同按勞分配的必要性與合理性。他們說：“要想徹底消滅私有制，就必須消滅個人所有制，既要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也要消滅生活資料私有制，消滅家庭，這些，必然成為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後攻堅戰。如果左派在這個問題上搞不清楚，勢必滑向資本主義，會走向擁護單幹、分田到戶、股份制政策等假共產主義”;“逐漸消滅生活資料私有制，用公有消費制代替個人消費制。要徹底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逐漸消滅一切私有意識形態和私有觀念，用公有意識形態和利他主義觀念代替舊的利己主義觀念。要鬥私批修，興無滅資，消滅產生一切剝削階級私有制的思想根源”;“使人類完成以追求物質生活為主到以精神生活為主的轉變”;“如果用比較具體的共產主義概念來說明未來共產主義狀況的話，那就是一切舊的私有制、私有觀念、私有上層建築和私有生活方式消滅後，全部財產歸公有，個人以無任何私有物，包括家庭、妻子、兒女。人們可以自由的生活在社會中間：有足夠的公共食堂供你吃喝;有足夠的衣服供你穿戴;有足夠的房子供你休息;有足夠的交通工具供你行走，有足夠的娛樂場所供你玩樂。每個人都可以游遍全世界，走到那，勞動到那，生活在那;每個人都是主人，每個人都是服務員，大家共同組織自由人聯合體，有不同愛好的人組成不同的生活群體，人類真的過上神仙般的日子”。

說實話，我實在不知道這是誰們的“共產主義”。這些人似乎只要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不要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他們固守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方式，絕不向按勞分配的集體所有制市場經濟低頭。他們也知道他們的這種主張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要求，因此他們公開拋棄了馬克思主義，而擎起了“毛澤東主義”的旗幟。他們說：“正是依據上述標準，我數次提出當前左派要突出高舉毛澤東主義偉大紅旗問題。因為馬列毛相比，毛澤東思想最接近真正的共產主義”。

我們奇怪，毛澤東在哪篇文章，哪次講話中表達過這樣的共產主義思想?即便毛澤東曾經支持過“大躍進”和“免費大食堂”，對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高級階段有過期許，那也僅僅一種探索而已，並未給予任何最終的確定與肯定。當“大躍進”和“免費大食堂”出現問題，毛澤東就及時停止了這種嘗試。這證明了這些做法是錯誤而行不通的，也不是毛澤東確定的思想和主張。但時至今日，中國這些所謂“毛派”卻要以毛澤東主義的名義，再次把這些不切實際、虛無縹緲的東西強加給毛澤東，進而強加給人民大眾，這是對毛澤東的尊敬還是侮辱?這是在繼承毛澤東的思想和事業，還是在踐踏毛澤東的靈魂?記得當年韓德強也說自己是毛澤東主義者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再看看當前“毛澤東主義”的流行程度，這一切的背後是不是有着相同的原因、理由和目的呢?值得深思和警惕。

這種“毛澤東主義的共產主義”，的確比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聽起來更好。但是，似乎純粹只是空想而沒有任何的理論與現實依據。“一切舊的私有制、私有觀念、私有上層建築和私有生活方式消滅後，全部財產歸公有，個人以無任何私有物，包括家庭、妻子、兒女”，——這是基於怎樣的一種科學理論與現實需要呢?有任何的可能性嗎?顯然，就像“共產共妻”的胡說八道一樣，這些人在刻意歪曲着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家庭、私有制的一些論述。而其實，就像要消滅“勞動”一樣，馬克思說要消滅的“勞動”，實際只是“僱傭勞動”，而非一般的勞動;馬克思、恩格斯說要消滅家庭、夫妻和子女等，只是要消滅不合理的、隸屬性的家庭和夫妻、子女關係，而要建立一種合理基礎上的家庭和夫妻、子女等關係。包括私有制、商品和貨幣等等，馬克思、恩格斯說要消滅的這些事物，其實都是特指資本主義的社會和生產關係，並且是要建立起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和生產關係的。對任何事物都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都是有一個特定、具體的環境、條件與表現形式的。“一刀切”的做法，只會壞事，而不會成事。表現得更革命、更徹底，不見的就是真革命。對於這種所謂“毛澤東主義的共產主義”，只有幾個詞可以形容：臆想、無知和宗教。

奇怪的是，他們也知道：“要實現這些目標，還存在階段性問題，不可能一下子實現，要分許多步驟”。但是，無論怎樣，他們就是不喜歡馬克思主義的按勞分配，寧願無法實現他們的“共產主義”，也堅決不要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堅決不要按勞分配，堅決不讓勞動者擁有自己的企業生產，不讓勞動者成為自己和自己勞動的主人，不讓勞動者有自己的私有財產、消費資料。他們說：“事實很清楚，中國的真正前途是搞貨真價實的社會主義，退一步講，也要搞德國式的社會資本主義”。在他們看來，只有全民所有制是公有制，集體所有制不是公有制。他們寧可要德國的“社會資本主義”，也不要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不要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

他們知道，認可馬克思主義的按勞分配原則，必然就得認可馬克思、恩格斯曾經說過的“個人所有制”。因此，他們特別反對這種勞動者的“個人所有制”。他們說：“這種所有制和生活資料個人所有制相結合，恰恰是剝削階級私有制的溫床和土壤。所以，要想徹底消滅私有制，就必須消滅個人所有制，既要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也要消滅生活資料私有制，消滅家庭”。其實，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最後一個階級社會，剝削階級私有制的產生是以僱傭勞動為基礎的，沒有僱傭勞動就沒有剝削階級私有制。因此，勞動者個人私有制、生活資料的私有制並不天然、必然地等於和導致剝削階級私有制。只要可以避免僱傭勞動，就可以在生活資料私有制的基礎上避免剝削階級私有制。因此，實現共產主義，消滅剝削和壓迫的私有制，無需以消滅勞動者的個性和私有財產為代價。

馬克思、恩格斯等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明確指出：“我們絕不打算消滅這種供直接生命再生產用的勞動產品的個人占有，這種占有並不會留下任何剩餘的東西使人們有可能支配別人的勞動。我們要消滅的只是這種占有的可憐性質，在這種占有下，工人們僅僅為增殖資本而活，並且只有統治階級的利益需要他們生活的時候才能生活”。在《所謂原始積累》中，馬克思也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第一個否定。但是資本主義生產由於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私有制”。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資本主義的占有方式，即產品起初奴役生產者而後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讓位於那種以現代生產資料的本性為基礎的產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會直接占有，作為維持和擴大生產的資料，另一方面由個人直接占有，作為生活和享樂資料”。

但是，在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制度下，生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卻是必然會導致剝削階級的私有制的。因為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無法實現按勞分配，從而就無法滿足廣大勞動者的生產與生活需要，進而就使勞動者產生出賣自己勞動力的需要。這樣，生活資料的私有制與出賣自己勞動力者相結合，就形成資本主義的剝削階級私有制。但顯然，這反映的是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制度的不合理，而不是生活資料私有制的不合理。任何的個人都必然是一種個性的存在，都是自由、自主、自在的。而個人這一切的前提，就是生活資料的個性化。個性化的生活資料只能是生活資料的私有制。

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證明了這一切。過去社會主義國家的失敗，就是在生活資料的私有制無法消除的前提下，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無法實現按勞分配，從而無法滿足勞動者的生產與生活需要，迫使勞動者再度出賣自己勞動力，與生活資料的私有制相結合，才導致了剝削階級私有制的重生。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制度對勞動者來說，其實不是一種解放，而是一種新的奴役和桎梏。這種奴役，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工人們僅僅為增殖資本而活，並且只有統治階級的利益需要他們生活的時候才能生活”，只不過資本是國家的，統治階級是官僚階級而已。種種理論與現實都已充分表明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的錯誤，是社會主義國家垮台失敗的根源，是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和目標的最大阻礙，是勞動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最大障礙，也是資本主義復辟的罪魁禍首。以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為基礎的所謂“毛澤東主義的共產主義”根本是違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要求的，純粹是依靠臆想編造出來的謊言。然而，當今中國的所謂左派，對此偏偏就視而不見，偏要把這種錯誤的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綁架到人民期望的共產主義身上，進而強加給人民大眾。

毛澤東以其畢生的精力，追求着國家的富強與勞動人民的解放，這是他的靈魂與精神所在，是他所有努力的目標，所有思想的歸宿，所有情感的寄託。然而，回看當今中國，我們不得不扼腕嘆息，這是怎樣一種殘酷的現實啊：毛澤東辛苦一生打來下的人民江山，現在已變回了原來的顏色;而埋葬他的事業、踐踏他的靈魂的人，卻不是他的敵人，而是他的同事和追隨者，是那些在嘴巴上無時不刻地高喊“毛主席萬歲”的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