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視野：中國何以治理能力更高？
全球化在極大地推動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同時，也提供了一個檢視不同制度國家治理能力的平台。比竟，檢驗制度的標準之一就是國家治理能力的高下。
2014年雖然尚未過半，但一起接一起的悲劇和鬧劇卻一再令世界震撼和啼笑皆非。3月8號，
發生人類史上最奇異的馬航失聯事件。一架號稱最先進、最安全、載有數百名乘客的民航飛機在無所不在的高科技監控下人間蒸發。比飛機失聯更不可思議的則是馬
來西亞政府的危機應對：信息發布遲緩、混亂，相互矛盾，甚至否定之否定再否定最後再肯定。結果不僅浪費了參與救援國家大量的資源，更浪費了寶貴的救援時
間。也令馬來西亞成為千夫所指。
隨後令世界倍感荒唐的則是越南：總理阮晉勇以無經驗、經濟困難為由鄭重宣布放棄2019年亞運會的主辦權。眾所周知，舉辦大型體育運動會往往是一個國家名利雙收的時機。既能展現自己國家的良好形象，也能推動國內基礎設施的建設，並贏得不菲的旅遊、廣告、門票等收入，所以主辦權的競爭十分激烈。越南也是經歷2005年的申辦失敗之後沒有放棄再度努力才贏得此次舉辦權的，而且也向亞奧理事會交納了一百萬美元保證金。所以現在越南在沒有遇到特殊自然災害的情況下突然宣布放棄，真可謂前無古人。
亞洲主導的儒家
文化一向注重面子，特別是受中國影響極深的周邊國家尤其突出。當年滿清取代明朝，越南和朝鮮都曾以“小中華自居”。所以越南喪失國家信譽之舉（也自然被指
責無視國際責任）背後體現的則是其失敗的經濟和空前的困難。國家經濟淪落到這個程度，政府顯然難辭其咎。更為重要的是，越南政府此前顯然不了解自己的國情
和真正實力（2005年
越南代表就在亞奧理事會代表前信誓旦旦表示有能力承辦），以至於付出巨大成本（不知有多少國家利益輸出和交換）贏得舉辦權，最終卻又不得不名聲掃地的放
棄。只是信譽不存的越南，今後將不知付出多大代價才能重獲國際社會信任：任何想和越南簽訂雙邊條約的國家都需要三思了。不管從哪一個方面看，其根源恐怕都
在政府失能：申辦時打腫臉充胖子，充不下去即毫不負責的棄之而去。
越南近幾年頗為中國自由派學者看好，頻頻發文中國應該以它為榜樣進行政改。只是這一次卻集體失語了。當然也有人讚揚越南政府尊重民意：87%的民眾反對承辦，可是老牌民主國家英國在北京奧運會後也面臨主流民意反對，不也是最終成功的改變民意順利舉辦嗎？2013年6月，酷愛足球的巴西，上百萬民眾走向街頭抗議政府斥巨資舉辦世界盃，巴西政府不也是堅持到底嗎？難道英國和巴西這樣的民主國家也要向越南學習嘍？
如果說越南只是鬧劇，韓國上演的則是又一場慘烈的悲劇。一艘載有4百多人----度假的高中生為主----的遊輪，在近海發生事故後兩小間沉滅。僅一百餘人獲救，其死亡率竟然和一百多年前在遠洋之中撞上冰山的泰坦尼克號不相上下！
災難發生後，船長和船員----許多是臨時工----不顧乘客死活，集體逃生。而在之前，卻下令所有乘客待在船艙內，甚至在客輪開始急劇傾斜30分鐘後，船長及其船員依然無法決定是否該組織乘客撤離，結果錯失寶貴自救時間。趕往現場的船隻和飛機也非專業救援，結果只能眼睜睜的看着船沉沒。根據目前的調查結果，公司為謀利，船嚴重超載（韓國反對派議員Kim Young-rok公布的文件顯示，“歲月號”客輪在沉沒時的載貨量是建議載貨極限的3倍多，即載貨極限987噸，實載3608噸）。而且還有非法更改船艙結構的嫌疑。不僅如此，這艘客輪之所以還能航行，是因為法律做出修改，將船隻的服役壽命從20年延長到30年。
如果說一向以安全著稱的馬航是第一次面對這樣離奇的失聯事件缺乏經驗，哪麼一向號稱第三世界中少有的成功進身為發達國家行列的韓國卻一再發生類似的慘劇。就在沉船事故一個多月前，即2月17日，慶州海洋度假村體育館倒塌，造成100多人死傷----主體又是學生。2012年9月，一座在建跨江大橋垮塌，2人死亡。發生在1994年韓國首爾聖水大橋垮塌事件更造成32人死亡的悲劇。而最嚴重的一起悲劇發生在1995年：首爾一家建造成本低廉的百貨商場倒塌，導致500人死亡、近1000人受傷。就在本文還沒完稿之時，5月2日，首爾又發生200餘人受傷的地鐵相撞事故。事故原因則由於後車沒有與前車維持好一定的安全車距。
還記得不少學生死於汶川九級地震，不少意見人士窮追不捨背後的“制度人禍”。可是韓國太平情況下就出現如此慘烈的學生死難事故，其背後難道不更應該是“制度人禍”嗎？還需要指出一點的是，當沉船遇難家屬因不滿救援無力而前往總統府抗議也被警察強行阻止。
在韓國船難發生
之前，本人曾將分析中國制度優勢的《中國能贏》贈送巴黎的一位資深台僑領袖。他並不很認同我的分析，過去一向以台灣為例反駁我的觀點。這一次，面對台灣的
亂局，他只好說台灣我們不講了，但可以看看韓國。它是一個成功的例子。結果不久之後，韓國船難發生，一下就把它打入原形。韓國有十萬平方公里，五千萬人
口，大約和中國的安徽省類似，但安徽省何曾像今天的韓國一樣？
當然衡量一個國家的治理能力還是應該放到更長的歷史時間尺度中。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日兩國雖然發展階段不同，但經濟都遇到瓶頸和巨大的困難。結果二十多年過去了，中國跨過一道道難關，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據世界銀行的估計，按購買力平價，2014年，中國就將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反觀日本，則長期陷入停滯之中，一直無力走出困境。2012年，二度成為首相的安倍推出大膽而又冒險的經濟刺激政策，號稱日本的“量化寬鬆”。結果到現在，經濟增長依然乏力，而且儘管日元針對美元貶值20%，日本卻迎來了歷史是前所未有的、高達1120億美元的貿易赤字，比上一年度暴增65%。
如果我們再以一百年做為標尺，哪麼1900年打進北京的八國聯軍，到現在又是何種光景？奧匈帝國早已經土崩瓦解成為歷史。英帝國也在二戰終結，到今天更面臨幾個月後（9月份）蘇格蘭公投獨立進一步解體的命運。除此之外，英國則擁有世界第三大經常賬號赤字稱號。法國和意大利則仍在經濟危機中掙扎----這兩國的第一大財政支出不是教育，不是福利，也不是軍事而是債務利息！法國更在2012年12月被《經濟學人》指為歐洲心臟隨時引爆的定時炸彈。經濟上只有德國一枝獨秀，除了勇於改革之外，也與中國的拉動密切相關(德國對中國的出口幾乎占歐盟對中國出口的一半)。但由於兩次發動世界大戰，已經喪失獨立的政治和軍事國家地位。昔日縱橫世界的英法德三強，到今天全部加起來都趕不上中國的經濟總量。
俄羅斯帝國在一
戰後即崩潰，後來蘇聯一度強大，但隨後再遭解體命運，目前已成為只是依賴能源（或者軍工）出口的二流國家。至於美國，雖然還保持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的頭銜，
但製造業第一大國和全球貿易第一大國以及汽車第一大消費國都已經被中國取代，二戰後外匯第一儲備大國的地位也迅速喪失，現在居牛耳的還是中國。
更重要的是，美國這種借貸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並不可持續-----債務總量已經超過GDP，就如同歐洲借債搞福利的模式不可持續是同樣的命運。雖然美國在資源、科技、創新和人力方面的優勢明顯，但這都無法改變“借貸拉動經濟增長模式”。至於開放的移民社會，究竟是利還是弊，現在還很難下結論。自2012年起，創造這個國家的傳統白人的出生率第一次低於其他族裔，很快拉美裔、非洲裔和穆斯林將成為這個國家的絕對多數，哪時，這個國家賴以興起的文化、價值觀和宗教都不復存在，至少哪時的美國只徒具其名罷了。
除了宏觀，其實我們還可以談一個世人都關心的微觀問題：房地產。雖然國人都對房價高企不滿，但縱觀世界，美國、日本這兩個一流國家，不都是因為房地產泡沫破裂，一個深陷經濟危機，一個深陷停滯嗎？中國的房地產業問題再多，畢竟還沒有到美國和日本的程度。
應該說，在全球化時代，中國政府展現了強大的治理能力。其實從歷史上看，中華文明就以高質量的治理能力著稱於世。這也是為什麼中華文明成為人類史上唯一一個五千年間不中斷而且能夠再度復興的文明。
中華文明本質上是一種注重現世、世俗性的文明。整個社會的資源都集中到如何應對現實存在的挑戰。反觀西方，大量的資源被耗費到難以證實或證偽的宗教事務
中。被認為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的牛頓，其一生卻寫作了比自然科學更多的宗教學著述，他亦嘗試去尋找《聖經》中隱藏的消息----當然不會成功。牛頓還試圖從《聖經》中提取出科學的信息，並估計，世界將不會在2060年
前終結。他還堅持認為，由於不穩定性的累積和緩慢增長，必須有神的不斷干預來改良宇宙這個系統。這和萬有引力的偉大發明相對比是多麼大的諷刺。正是宗教的
影響，西方才有上千年停滯的黑暗中世紀。至於從未間斷過的宗教戰爭，更給西方帶來嚴重的災難。十六世紀法國發生八次宗教戰爭，血流成河。十七世紀上半葉波
及全歐洲的三十年宗教戰爭，日耳曼各邦國大約被消滅了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波美拉尼亞被消滅了百分之六十五的人口，西里西亞被消滅了四分之一的人口，其中男性更有將近一半死亡，十分慘烈。
其次便是儒家思想對中國社會的決定性影響。一是政治上的“民為邦本”、“君以民貴”和天命觀，“把負責制的原則帶進了中國政府”（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129頁）。
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歷代重史，更有《資治通鑑》這樣的巨著誕生。二是中國逐步廢除了貴族世襲，倡導“選賢任能”，通過科舉制實行人才的上下自由流動。從而可
以從全國選擇人才。也就是說一國最優秀的人才都進入政府之中。這自然保證政府的運作質量。當然從歷史的角度看，西方貴族世襲，在堵塞平民上升的空間之外，
也迫使他們進入藝術、發明、商業等領域，為日後西方的工業革命創造了條件。三是對教育的重視和普及，“有教無類”，從而為大規模培育人才提供社會條件。
最後一個因素則
是人口龐大的規模。人口規模對中國有三重積極影響。一是對治理能力的要求是幾何級上升的。在這種壓力下，只有創造更優質的治理形態、達到更高的治理能力才
能夠維持社會的發展和運轉。二是在任何一個社會，精英的比率都是相近的，人口規模越大，精英的絕對數越大。而精英的發明則有巨大的溢出效應。比如對勞動工
具的改進可以迅速推廣，政治制度的改進可以令歷代受益。在前現代社會，一個擁有更多精英的社會，自然其創造性和發展能力都會明顯優於其他社會。三是人口規
模決定了中華文明的傳承和修補瑕疵以及改革創新。這一點被2013年11月21日出版的英國《自然》雜誌所證明：法國生物學家梅西.戴瑞克斯等人發現，小組群不能保持完成一項複雜任務的能力或在一項簡單任務上提高其表現能力，大組群則隨着時間的推移在完成這兩類任務的同時還能提高表現能力。
近代之前，在世界各文明眼中，中國的制度模式就是“歷史的終結”。近代以後，中國開始落後。原因固然很多，但和西方近代產生的民主制度相比，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無法從全國選拔最高領導人。二是即使領導人不勝任，也無法定期進行更換。
隨後無論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還是1949年的共產革命，都未能找到解決之道。直到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來臨，整個過程跌宕起伏，歷經一百多年。而自1978年
以後，中國經濟也再度重新起飛，這絕對不是巧合。雖然許多自由派群體對今天中國的制度並不以為然，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個變革是多麼的珍貴和不易。我們
不妨看看台灣，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才通過移植西方的民主制度解決了這一歷史問題。但是二十多年的實踐來看，台灣給出的解決方案並不能算是成功。除了
經濟表現不佳，民主也無法融合社會分歧，相反社會矛盾更加對立。2014年屢屢發生的體制外對抗（占據“立法院”、衝擊“行政院”和“經濟部”、違反《集會遊行法》以“路過”名義包圍台北中正警察一分局、交通高峰時段非法堵路）的社會危機表明，台灣現行的代議制民主形存實亡。
今天的中國，最高領導人不再局限於一家一族一姓，而是長期歷練基礎上的全國性選拔，同時加以任期的限制。從實踐來看，確實優於西方這種定期選舉、空降式產生領導人的模式。
中國體制目前的優勢在於：第一領導人產生的社會成本低，不需要進行全國性動員，也避免了領導人產生過程中對民粹的迎合。美國2012年大選開支近60億美元，正在舉行的印度大選花費高達50億美元，而印度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儘管如此，印度卻歷年都是全球武器進口第一大國。
另外由於是一黨執政，不會像西方一樣因黨派因素排斥人才的使用，避免人才的浪費。
第二可以避免選
出平庸的領導人。中國的邏輯是做的好，才會被進一步選拔，而西方則是不管做的好不好，先選上來再說，干的不好，再選下去而已。也就是說，西方社會在付出重
大成本之後，未必能選出優秀的領導人。而由於任期的限制，必須等四年或八年才能更替。這四年或八年往好的說是浪費時間，往壞的看，則是劣政當道。小布什八
年就把處於巔峰狀態的美國拉到低谷就是一例。陳水扁甚至都拉底了台灣社會的道德底線，取而代之的馬英九又以無能著稱。至於正在進行大選的印度，不僅是平庸
的問題，因為近三分之一的立法委員正受到犯罪起訴，很多是謀殺和強姦重罪。為解決此問題，印度民主創造了人類歷史上一項空前紀錄：2013年印度內閣通過一項《違法議員保護令》，提出被判罪的議員仍然保留議員資格！
第三則是繼續保持了傳統上政治的獨立性和中立性，在面對資本和大眾兩股力量的衝擊下，仍然能夠有效的做出符合長遠利益的決策。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國有企業改革，如果是在西方要麼改不了，要麼改了領導人也一定會下台。2013年的三中全會，令西方社會心羨不已。以致媒體也期待能夠有自己的“三中全會”：不受政黨利益和資本控制，能夠做出有效的重大決策。
最後一點，則是
保持了政策的延續性。中國改革開放可以持續三十多年，並不因領導人的定期更替而“人變政息”。反觀西方，政黨或者領導人的更替，往往導致國內、國外政策的
一百八十度大調整。幾十年過去之後，就會發現國家原來仍然在原地踏步。比如法國右派政黨薩科奇執政時，為應對危機，延長退休年齡、加班收入不徵稅。結果左
派的奧朗德上台之後，又局部將退休年齡改回，同時加班的收入也再度徵稅。改了一圈，又回到原點。
關於西方的制度
模式，在這裡不妨引用海外一位人士在接受法國媒體採訪時說的一段話：“多黨制下，政黨的唯一目標就是讓另一個政黨垮台，從而導致權力鬥爭，進而間接的導致
對國家的損害和政治的不穩定。對我們而言，沒有政黨的民主能夠運作的更好。因為所有的候選人都把精力用於事業而不是權力鬥爭”。這位人士就是獲得哈佛大學
法律博士學位、在西方日益走紅的、所謂流亡藏人的最高行政領導人洛桑森格（《Diplomatie》2013第63期37頁）。
如果我們不因人廢言的話，作為依賴西方支持的一個政治團體負責人，還是要為他對西方民主批評的深刻、坦率和勇氣點讚。不過既然有“無黨民主”，自然也可以
有“一黨民主”、“兩黨民主”和“多黨民主”。客觀而言，在最發達的民主國家最重要的學府培養出來的洛桑森格對民主的務實性認知確實要高於中國的公知們。
應該承認，歷史的慣性是十分強大的。這就是為什麼到今天西方依然占有話語權，也依然試圖用它的話語權來定義、解讀甚至否定中國。但事實是有說服力的，當中國的表現一而再的優於西方之時，話語權的主導權就會易手。以現在的大勢來看，這一天已經不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