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央視“認罪”到底羞辱誰？

【阿波羅新聞網 2014-05-12 訊】央視認罪，完全是北京因其脆弱而體制性防衛過當。徐友漁等人，在中國的批評者與異見者當中，是最溫和的一派，近年與他共同參與各種活動的人，有段時期高調主張與黨內改革派合作。如果中共當局連這種最溫和的批評都不能容忍，對這種建設性批評人士都要施之以“央視認罪“這種羞辱，其下場如何，利比亞卡扎菲算是不遠之殷鑑。

為了政治恐嚇，讓陷入囹圄之人央視認罪，是北京從去年開始頻頻使用的無恥招術。最近迫使高瑜女士央視“認罪”，還試圖將這種無恥做法施之於徐友漁先生，被其義正辭嚴地拒絕。看到這條消息，不由得為這位昔日的老朋友叫好，同時也想剖析一下，這種無恥招述到底羞辱了誰，對北京政權的命運來說預示了什麼。

*羞辱國民的統治者必被拋棄*

中國歷史悠久，興亡治亂的經驗不少。遠的不說，就以明清兩朝來說，教訓最大者莫過於以下這條：朝廷摧殘子民尤其是士子人格，最終到了朝廷生死存亡之際，朝廷必被臣民棄之如弊履。

中國自古以來，只要不是暴君昏君當道，都還懂得“士可殺而不可辱”之理，只有明太祖朱元璋及毛澤東這兩位農民皇帝特別喜好羞辱士子，朱元璋將廷杖大臣設為制度，毛澤東兩手並重，既貶知識分子為“臭老九”，又對其施之以羞辱性的“思想改造”。

廷杖之刑據說始自隋文帝，元朝皇帝好用此法，但只有朱元璋將“廷杖”制度化，大臣一言觸了龍鱗，無論其品行學問如何見重於當世，朱家皇帝都立馬扒下褲子，在滿朝文武面前公開行刑。這樣做的目的，除了讓遭受廷杖者承受極為殘酷的肉刑之外，更在於羞辱士大夫，讓受刑者承受一種錐心之痛：別太將自己當回事，朝廷用你，有如用條狗，服務得好，賞你一塊骨頭；敢跟皇上說什麼逆耳忠言，讓你顏面喪盡。對旁觀者來說，當然是起“教育作用”。

中國士大夫既有“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仕途意識，也有“士為知己者死”的傳統，即使在視君道為天道的古代，孔子都說過：“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一說法稍晚被春秋戰國時人豫讓發揮為“彼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彼以眾人待我，我以眾人報之”，成為古代讀書人均知的名句。

宋明兩朝傾覆之時的歷史，就是孔子“君禮臣忠”的詮釋。南宋小朝廷被元軍追殺，最後到了山窮水盡之時，宰相陸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殉國者不知凡幾；文天祥寧死不降，留下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為千古傳頌的名句。明朝最後幾年，股肱之臣多有投降者，比如洪承疇、吳三桂等人。崇禎最後煤山上吊時，隨行者只有太監王承恩一人。太子朱慈烺連投奔外祖父周奎，都被拒之門外。幾百年間，同樣面臨朝廷傾覆，為何宋朝大臣死於國事者多，而明朝卻從至親外戚至股肱大臣，紛紛投降做了貳臣？其中有一個原因不可不察，即兩朝對待士大夫的不同態度。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儘管宋朝已經不象唐及以前那樣禮尊士大夫，但比起明朝還是要優渥很多，比如宋太祖立下誓約，將“不誅大臣、言官”作為祖訓立於太廟，當然更不會用廷杖這種方式惡毒羞辱士大夫。也因此，宋朝傾覆之際，多有殉國之臣；而明朝滅亡之際，且不說皇陵被掘、少有殉國者相隨，就連落到農民軍手中的朱家子孫，死得都特別悲慘，比如福王傳說被做成“福祿湯”。

毛澤東的“思想改造”，其惡毒殘忍更是超越了朱元璋。說起來雖然沒有將人肉體消滅，但把諸多無辜之人流放至莽荒之地，讓其為了最低限度的生存而苦苦掙扎求存，並被迫承認有罪的漫長“學習改造”過程，簡直就是一種精神凌遲。對與一同革命的老戰友，毛也極不人道，劉少奇、彭德懷等人的遭遇可作為佐證。毛澤東得到的報應是：他死後幾十天，其妻侄盡入牢獄，而密室策劃者就是他的大內總管汪東興等親信。

*君視民如草芥，民視君為寇讎*

能夠被施以“央視認罪”者，在統治者眼中，當然還是“人物”，有社會聲譽可毀之，對民眾有教育意義可挖掘之。“文革”時槍殺林昭，政府居然還不忘向家屬收取五分錢子彈費。如今先後讓好幾位中國人先後“央視認罪”，占用了黃金時段，居然沒讓“認罪者”交付那每分鐘價值幾萬幾十萬的廣告費，真要算是主子對國民施以“浩蕩洪恩”了。

我一直在觀察，這個在所有機構前均冠以“人民”二字的本朝政府，與人民究竟是何種關係。中國古代有句名言，“國有三寶，曰土地，政事，人民”。古代思想家都懂得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是相互依存的關係。孟子除了著名的“民貴君輕論”之外，更是將君臣關係視為一種雙向的義務責任關係：“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唐太宗李世民則將統治者與人民之間的關係視為“舟水”關係，水可載舟，水可覆舟。歷代王朝末年的農民反叛，基本上是統治者竭澤而漁的結果。

中國歷史上有個朝代，統治集團內部的君臣關係及其與人民的關係，均可與本朝相類比，那就是清朝。清朝始終嚴守滿漢分際，視漢臣與漢人為家奴，認為天下就是八旗的天下，漢人只是繳納賦稅的供養者，漢臣只是為皇家及勛貴服務的高級奴隸。即使到了清末，這一觀念一直未改，慈禧那句“寧贈友邦，不與家奴”就是這一觀念的表述。到了不得不準備立憲之時，成立的也是皇族內閣——這與本朝紅二代認為中國是其父輩革命掙下的“紅色江山”；在外援上很大方，對本國民眾很吝嗇都很相似。

清廷既是這樣對待家奴，家奴們在心裡也視朝廷為外人，於是先有孫中山借朱元璋北伐檄文中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調動漢人的民族感情，參與推翻滿清王朝的大業。

以上事例，是想說明，只要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不是一個利益共同體，統治者就不會尊重被統治者（包括本統治集團的政治失敗者）的人格、財產，想剝奪就隨時剝奪；人格、財產本是人類立身之本，既然都可能隨時被褫奪，被統治者除了在高壓與利誘之下的順從之外，內心也不會尊重統治集團的規章律令及一切說教。如今的中國統治集團，除了視土地為斂財之源以外，政事只剩下維穩與斂財；人民只剩下納稅功能。那些不能納稅的貧困人口，基本上被當作“負資產”看待；各種為了爭取權利的反抗者（包括徐友漁等在家裡私人聚會紀念六四）都成為“尋釁滋事”。其實，1989年“六四事件”，藉助於當時外國記者的現場報導與各種錄相，早已天下皆知，目前除了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之外，連特別行政區香港每年都在舉辦各種大規模紀念活動。這種情況下，北京當局強迫徐友漁“央視認罪”，除了自暴其愚其蠻之外，羞辱不了徐友漁，只能羞辱統治者自身，說明北京當局除了想掩蓋這段根本無法掩蓋的血腥歷史之外，自絕於文明世界。

央視認罪，完全是北京因其脆弱而體制性防衛過當。徐友漁等人，在中國的批評者與異見者當中，是最溫和的一派，近年與他共同參與各種活動的人，有段時期高調主張與黨內改革派合作。如果中共當局連這種最溫和的批評都不能容忍，對這種建設性批評人士都要施之以“央視認罪“這種羞辱，其下場如何，利比亞卡扎菲算是不遠之殷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