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重蹈覆辙的一幕？ 

王康

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但历史确实可能重蹈覆辙。

从1949年毛泽东宣称向苏联“一边倒”后，北京就极尽能事全盘苏化。到1959年中共“十年大庆”，天安门广场最著名的建筑（除天安门这座明清城楼外）全部属于斯大林伪古典主义，即经过苏俄改造的拜占庭风格。那些巨大的廊柱、恢宏的台阶、宽敞的殿堂，甚至令人依稀看到雅典和罗马神庙的踪影（在“第三罗马”的赝品之一“人民大会堂”里大概只能做“罗马梦”）。与这些宏伟建筑相映衬的则是“新中国”的新文本，用俄式语体书写的宪法、党章、社论、标语，以及贯彻到每道细节每根神经的历史形式，包括各式各样的审判。

刘少奇、张闻天、彭德怀等人做梦也不曾想到，早在他们屈死30年前在莫斯科上演的“老布尔什维克集体覆灭”的悲剧，会在他们身上重演。差别仅在斯大林喜欢从“第三厅”到克格勃的俄式审判，毛泽东则热衷让人民群众去羞辱他的濒死同僚。不能说苏联发生的一切都会在中国全部重复，毕竟中苏两党在上世纪60年代就分道扬镳，毕竟苏联亡党亡国已一代人，中国改革开放已持续30多年（如果不算8964事件），但是我们惊讶地发现，中国仍然在亦步亦趋地把苏联的昨天当成自己的今天和明天。

近日发生在北京的拘捕五位自由派知识人的事件，几乎就是50年前发生在莫斯科的审判的再版。连接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两个时代的，是诗人布罗茨基审判案和作家西尼亚夫斯基、丹尼尔审判案。前者罪名是“寄生虫”，后者是“诽谤”。现在，这两次审判案早已大白于天下。在那场从正午持续到天黑的“卡夫卡式”的审判中（审判大厅的入口处悬挂着“寄生虫布罗茨基审判会”横幅），年轻的一无所有的诗人在回答审判官时最后说了一句话，令法官、书记员、几乎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我不仅不是寄生虫，而且是一位能给祖国带来荣誉的诗人。”布罗茨基没有矢言，23年后（1987）他为俄国摘取了第五枚诺贝尔文学奖桂冠。那些审判者连同他们的笑声都如烟散去（再用一次括号，苏俄审判官们哈哈大笑，表明他们没有彻底抛却俄罗斯人的幽默和豪气）。

布罗茨基遭流放后，在苏联内外激起了当局始料未及的反响。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立即在西方成为明星，连长期吹捧斯大林苏联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也致信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请求他“出面保护一位非常年轻的人，他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一位优秀的人。”一种跟目前发生在北京的案件有关的现象，值得比较一下。在为布罗茨基鸣不平而公开站出来的抗议队伍前列，是三位女性：大诗人阿赫玛托娃、著名作家楚科夫斯卡娅和优秀记者维格多洛娃。在她们心中，这名20出头的犹太诗人，就像她们的弟弟、儿子，他那天生的诗人气质，善感的梦幻般的眼睛，浅黄色的柔软的头发，羞涩的微笑，长期飘泊流亡的生涯，都唤起了她们深深的同情和怜爱，甚至是她们心中的恋人形象。

在冰冷的专制社会，与庞大帝国对峙着阿赫玛托娃式的“安魂曲”：

你在黎明时分被带走。我跟着你

好像一个人在送葬时所做的那样。

孩子们在黑暗的房子里哭泣。

蜡烛燃烧，照亮了圣母像……

圣像的冰冷还在你的唇上，一颗死亡的冷汗

正在你的额头——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细节，

我要与被杀害的近卫军的妻子们一起哀泣

伤心欲绝，在克里姆林宫的塔楼下。

我们欣慰地看到，在警察视野外，艾晓明、王瑛、肖国珍、崔卫平……中国的阿赫玛托娃、楚科夫斯卡娅、维格多洛娃们站了出来。正是母亲节、正是第25个天安门母亲受难日即将来临的暮春时节。艾晓明们与阿赫玛托娃们一样，吐露的已不是寻常的政治抗议，而是女性的情怀，母爱的悲哀：

我的这些朋友们，都是最好的中国人；可爱、善良、有美学上的魅力。这样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关押，当局至少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小效果：即像我这样非常惦念和尊敬他们的人，内心充满了压抑和悲伤。这是怎样的世界，不值得留恋和生存。但我们依然被迫活着，由于各种牵挂和责任。像前两天我转发的有关珠峰上的尸体的照片一样，那都是路标，死在向着珠峰的方向。就是这样，义无反顾，让后人来找我们绿色的靴子吧。

请留意，这几句并非为安魂而写的文字，比阿赫玛托娃更悲恸更绝望。到了这个地步，审判官们该掂量掂量，还能硬着心肠涎着脸坐上那把僵硬的椅子、还敢正眼看你的母亲妻子吗？打个不伦不类的比方，薄熙来1，84米，得派两名两米高的警察，才能让这名不走运的本来可望成为他们上司的上司的上司的上司的囚徒显得矮小。对付1，88米的浦志强，是否需要国家篮球队帮忙呢？在从苏联抄袭过来的“国徽”下，除了徇私枉法为非作歹，还有丁点“美学”或正常性可言吗？

我们还满怀敬意地获悉，年高德劭的张思之先生站了出来，以甘愿“连坐”为浦志强担保。佐拉当年为德雷福斯案辩护，正当盛年（55岁），且拥有世界性声誉，法国官府包括总统菲利斯?弗尔都是他的读者，军方高层更有陆军情报局长皮卡尔等人仗义出庭。我们的张思之先生已87岁，深知中国司法的黑暗，置自己的老命于不顾，慨然为“小浦”辩护。这已不是通常的“辩护”，律师界长辈对晚辈的提携，而是父亲般的关怀。

小结一下，警察们对五名知名人士动手，肯定经过仔细估量，包括国内外各种抗议。但他们未必猜想到，首先站出来的是妇女和老人。不难预见，如果五人被起诉判刑，后果将不压于50年前苏联当局面临的窘况。

徐友渔曾师从分析哲学家、维也纳小组成员洪谦和当代分析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达梅特，先后赴哈佛、斯德哥尔摩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习，拥有国际声誉，其谦和儒雅又近于中国传统士大夫。野夫引领中国江湖于澄明正道，其人豪爽温良，其文令无数男女涕泪滂沱，已闻名华文世界并引发世界性注目。两人皆毫无犹疑地应邀担任“刘宾雁良知奖”评委，与巫宁坤、马悦然、余英时、邵燕祥、张思之、鲍彤、蒋彦永、钱理群、郑义、卢跃刚等致力于中国的良知重建。

人们不知道此案如何发展。1965年苏联逮捕作家西尼亚夫斯基、丹尼尔，到1968年以出版地下出版物为罪名，开庭审判加兰斯科夫、金兹伯格、拉什科娃和多勃罗沃利斯基四人，标志“新斯大林主义”——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开端。苏联新统治者决意重走斯大林强硬路线，以公开审判异议人士震慑苏联知识界和西方。与其意图相反，他们的倒行逆施加剧了共产党统治者与苏联社会的矛盾，并且撕裂俄国，为苏联解体种下“祸根”。同时，苏联产生了划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出现了一道清晰可见历史分水岭。

苏俄诗人、作家数次发起反抗，拒绝苏联社会的倒退潮流。当彻底抛弃独裁者和改头换面继承独裁者恐怖遗产的争论陷苏联社会于空前分裂时，阿赫玛托娃写道：

两种俄国人怒目相向

一种是坐过牢的人，

一种是把他们送进牢房的人。

从古拉格群岛深处，传来诗人列夫?奥泽洛夫的声音：

死者说话了。没有句号。

也没有逗号。几乎没有言辞。

从集中营。从隔离室。

从熊熊燃烧的房屋。

死者说话了。教科书。

书信。遗言。日记。

以及那粗糙砖面上，

笔迹歪斜的签名。

生命，当一息尚存，

用铁片在冰冻的茅屋里，

用碎玻璃在墙上，

用鲜血在牢房的地板上，留下签名。

20世纪70年代，面对帝国内部恢复独裁者名誉的威胁，俄国知识界不顾检查制度、强大的对手、伺机发难的报复以及开明派的摇摆，对斯大林主义遗产挑起公开争论，其批判锋芒之尖锐、影响之深远，超过20年代以来苏联国内的任何一场争论。其结果是对斯大林统治的三大事件──集体化、大恐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像揭露了一批令人难忘的材料。

美国苏联问题专家斯蒂芬?科恩认为，反斯大林主义持久不衰的根源是新斯大林分子无意中证实的，“他们抱怨苏联公民继续把‘伦理道德问题’置于国家和爱国主义问题上”。历史正义是一种不受权力限制的无形而强有力的“伦理道德”观念，当它成为一种责任感，即整个国家都对过去所发生的一切负有责任的想法时，尤其如此。这一真理已为许多其它历史事例所证实，从废除农奴制以后的美国到希特勒以后的德国。“但俄国人无须远求，只消留意一下本国日益增多的地下出版物，在这些书刊中，对斯大林主义的揭露以及‘以理想和未来的名义’举国清算的观念，在斯大林死后30多年的今天依然令人记忆犹新”。一位历史学家写道：

拿起笔揭露斯大林的本来面目是每个正直人的义务。是对那些死于非命的受害者应尽的义务，是对那些度过茫茫黑夜而幸存的受害者的义务，也是对那些愿意同我们一道前进的人应尽的义务。

当一批地位牢靠显赫的帝国权贵、军界首脑、警方代表人物、工业界巨子和御用文人准备为前独裁者恢复名誉时，布洛茨基、西尼亚斯基和丹尼尔被作为新斯大林主义的第一批受害者受审时，苏联知识界采取了两个意义深远的行动。

以萨哈罗夫、卡波查为首的苏联科学院院士，以瓦连岑、卡塔耶夫、维克多、涅克拉索夫、康斯坦丁?帕乌斯多夫斯基、科尔内?崔科夫斯基、弗拉基米尔?田德里亚科夫为首的苏联作家，以玛娅?普里谢茨夫卡娅、奥列格?叶弗列莫夫、科林、涅缅斯基、英诺肯基、斯莫克图诺夫斯基为首的艺术家等苏联首屈一指的知识分子签名的信件有力地击退了总书记、元帅和克格勃头目们的进攻。

更重要的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从此诞生。新斯大林主义使这一运动增添了许多世界闻名的发言人：安德烈?萨哈罗夫、莉迪娅?丘科夫斯卡娅、罗伊?麦德维杰夫、索尔仁尼琴、彼得?亚基尔、列夫?科佩列夫等。苏联统治者和知识界以及整个苏联社会共同缔造了一道铁则，在帝国与自由精神之间，可能共存于某个时代，帝国总以压倒性力量居于绝对优势，自由如同候鸟，无法在寒冷的大地降落栖息。——然而，一旦解冻，一旦帝国挨到它头重脚轻的年岁，自由就如同阳光一样凌空而下，再也不能阻遏。

现在，轮到中国来面对这一历史铁则了。徐友渔们因为纪念8964而遭受拘捕。25年前，惊醒几乎全体中国人，引领他们走向广场的正是“历史正义”这一无形而强有力的“伦理道德”。它决不会随着岁月流逝、更不会被廉价赎买而消失。跟俄国人民一样，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仍然是健康而强劲的。中国人——包括北京统治者们，应该多少有点较大尺度的眼光。不可一世的苏联没有败于战争，没有毁于一场不可抗御的自然灾难，而是坍塌于一种最不起眼、最柔弱的力量——良心——之上。历史的苦涩和回报总是这样表达：最初只有几个人站出来，心里多少怀着几分犹豫，接待他们的总是蛮横和监狱。接着，英雄气概会在孤独和苦难中来到，同时光临的还有同情、钦佩和赞美。于是，统治者陷入他们特殊的悖论：实施镇压，将造就殉道者和反对派领袖；放任不管，江山难保。历史还没有把昔日的莫斯科统治者和今天的北京权贵训练成理性豁达的执政者。历史只顾望前行，任由颟顸的统治者固执地陷在绝境里，难以自拔。

发生在北京的事件，与发生在莫斯科的事件连接着一条隐约的线条：当越来越多本来可以成为既得利益者的男女，不再认同权力和财富的“神圣联盟”，反而蔑视这种联盟；当以身试法的男女不再孤单、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们自动站到他们的行列，与他们并肩挽手时，自由的曙光就不再停滞在遥不可及的地平线后面，而以光速飞奔了。

布洛茨基、西尼亚斯基和丹尼尔审判案后，苏俄帝国继续维持了20余年。北京正在重演当年莫斯科丢人现眼的一幕，人们无法知道权贵们如何收场。历史已没有多达兴趣听取那种重复了无数次的宫廷叙事，某某派系如何如何，又一番权力较量云云。对被统治者而言，专制统治者就是一个集团，无甚分别。中国人曾经无所鉴别、无所选择地听信那套“体谅领导人难处，为国家大局着想”的说辞，一次又一次以被统治者的身份为统治者着想而受骗上当。时至今日，除极端愚劣和奴性难消者外，恐怕没有多少中国人不动动脑子，对正在北京上演的一幕得出自己的结论。无论如何，联系到诡谲多变的中国政局，公开拘捕五名著名人士，很可能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的预演。历史怀着越来越有限的耐心拭目以待。

有一点不妨奉告，所有重蹈覆辙者都会遵循一种强大的逻辑：在坑坑洼洼的旧痕里跌跌撞撞，很难走到尽头。——除非他们还有点出息和自信，还能够迷途知返，改道更辙。

2014，5，12

曹长青：六四悲剧和知识份子的责任

今天回首六四这场运动，如果说它失败的话，至少有两个层次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共产党的残暴镇压，中共调动了野战部队，屠杀平民。另一个原因，由于中国知识份子没有传播个人权利、个体自由、结束共产统治的根本价值，所以学生运动的主调还是爱国主义等，因而没能留下自由主义的精神遗产。

对第一个层次原因的探讨，已经非常清楚。事后人们得知，当时中国的掌权者邓小平已做出这样的决定，宁可杀二十万人，也要保证共产党继续统治二十年，认为〝值得〞。因此共产党大开杀戒，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惨遭杀害。

从另一个角度看八九民运，它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思想遗产。当时学生主导的这场运动，主要口号是反贪腐，爱国，改革，而鲜少提出个人自由，个体权利等自由主义的价值，更不要说没有鲜明地提出〝结束共产专制〞、全国普选、人民享有政治选择权的民主要求。

学生们的这种思想状态，情有可原，因为当时中国大多数知识份子的思想水平，还局限在支持党内改革派（而不是完全否定共产党）的框架内，学生们从本国知识份子那里，得不到真正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

一个人不能同时坐在两把椅子上

今天，原东欧和苏联的共产专制全部被结束，人民获得了自由。但在中国，仍是共产党统治。这其中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就是两地的主要知识份子的思想水平有很大的不同。原东欧和苏联的知识份子，很早就从根本上否定共产主义，而中国的知识份子，则热衷支持党内改革派，仍在肯定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这一点，相当影响和决定天安门运动的诉求水准。

例如在南斯拉夫，早在五十年代，持不同政见的知识份子吉拉斯就反省共产主义的制度问题，他的专著《新阶级》明确指出，共产党已成为巧取豪夺、欺压人民的新（特权）阶级。即使在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新思维〞改革被世界瞩目时，吉拉斯仍对《纽约时报》斩钉截铁地说：〝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还有其他人，都认为他们能够改革共产主义。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共产主义是无法改革的。〞共产党的唯一出路是退出历史舞台。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知识份子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也是这种必须结束共产统治的思路。索尔仁尼琴写出〝让我们别靠谎言过日子〞的文章，指出共产主义就是谎言加暴力，知识份子应该做的，是去撕破共产谎言；而没有谎言的伪装，暴力没法统治下去。

萨哈罗夫则提出〝一个人不能同时坐在两把椅子上〞，要么附和共产谎言，要么起来反抗，传播真实。萨哈罗夫选择的是跟共产党〝决裂〞，在《纽约时报》发表了被研究者称为〝苏联极权制度的判决书〞，呼吁建立一个没有共产教条的民主社会。索尔仁尼琴当时激动地评价说，〝在苏联那成堆成堆的腐败、重私利、毫无原则的知识份子中〞，萨哈罗夫的出现是〝一个奇迹〞。

为共产党寻找永久的墓地

和他们同时代的东欧持不同政见知识份子哈维尔、昆德拉也是这样，从整体上否定共产主义。昆德拉提出，人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必须戳穿谎言，恢复记忆。真正知识份子质疑共产党的每一个问题，〝就像一把刀，会划破铁幕〞，让人们看到藏在后面的丑陋。

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大声疾呼，要勇敢地喊出〝皇帝没有新衣〞，使共产谎言的〝外壳四分五裂〞。哈维尔非常赞赏那些喊出〝皇帝光着身子〞的勇者，在〝一个完全麻木不仁和道德沦丧的社会从事的堂吉坷德式的政治活动。〞

正是这种一步到位，完全否定共产主义，喊出共产党没有〝新衣〞，才给了人们新的视角，促使了民众的觉醒。所以当历史机会来临时，原苏联和东欧人民才不是像中国知识人那样在共产党中寻找〝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派，而是为共产党寻找永久的墓地。

刘宾雁至死寻找〝善良的狼〞

而在八九民运的时代，在中国知识界占主导的声音，是支持邓小平等改革派。很多言论具影响力的知识份子，像刘宾雁等，本身都是共产党员。刘的代表作《第二种忠诚》，不管强调了几种，最后还是要忠诚共产党。所谓跟党内坏人做斗争，是为了党的健康，实现更好的社会主义。刘宾雁后来在美国流亡近二十年，去世之前，还在〝寻找共产党〞，并忿忿不平地说：难道社会主义就该这样在中国失败了？他不认为，也不甘心。

以《第二种忠诚》为代表的中国知识份子，向中国人传递的仍然是这样的信号：共产党是可以改变的（变好的）；狼是可以变成善良的。六四事件所以有那么多平民遇难，就和中国知识份子这种对〝狼〞的本性认识不清有相当的关系。即使屠杀前夜，天安门广场的知识份子还在喊〝我们没有敌人〞，在美国的民运领袖主张〝和共产党朝野良性互动〞。最后当枪弹打到身上，还以为是橡皮子弹。天安门学生在中国知识份子的〝寻找善良的狼〞的幻想引导下，完全不知道，更不清楚，这个世界绝没有善良的狼，只要是狼，本质都是吃人的；必须结束狼的世界，才有羊生存的可能。

不仅挑战皇帝，更否定整个朝廷

原东欧和苏联的知识份子，就没有去寻找善良的狼，而是告诉善良的人民，共产党就是狼，必须结束吃人的制度。索尔仁尼琴说，〝当然这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对身体来说，这是困难的选择，但对灵魂来说，这是唯一的选择。〞但正是这些智慧而勇敢的知识份子喊出〝皇帝光着身子〞，使人民有了重新审视〝皇帝新衣〞的视角，一下子明白那是虚假的，是谎言，因此当机会来临时，他们行动的诉求才是在结束整个〝皇帝新衣〞制度这样的水平上，而不是去呼唤和拥戴另一个穿上一点衣服的好皇帝。

中国的刘宾雁们追求和欣赏的是做〝忠臣〞，拒绝和厌恶的是〝奸臣〞。而萨哈罗夫和哈维尔们，则是既不做奸臣，也不做忠臣，不做任何臣民，他们要做的是自由人。他们跳出什么党内改革派、保守派的思路，站在捍卫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高度，不仅挑战皇帝，更否定整个朝廷。东欧和俄国人民，没有付出像中国天安门屠杀那样的惨烈代价，但他们结束了共产专制，获得了自由！

六四屠杀不久，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马克?赛尔顿很快发现了这种不同，他的结论，可能今天仍值得中国人深思：

〝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遵循古老的谏诤和对朝廷滥用权威进行有原则的抗议传统，┅┅跟1989年东欧发生的很多运动比较起来，中国学生尽管向党对权力的垄断提出挑战，却很少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东德的运动则使不同公民社会的结合跟党和国家对立起来，终于导致推翻了共产党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