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重蹈覆轍的一幕？ 

王康

人不能兩次走進同一條河，但歷史確實可能重蹈覆轍。

從1949年毛澤東宣稱向蘇聯“一邊倒”後，北京就極盡能事全盤蘇化。到1959年中共“十年大慶”，天安門廣場最著名的建築（除天安門這座明清城樓外）全部屬於斯大林偽古典主義，即經過蘇俄改造的拜占庭風格。那些巨大的廊柱、恢宏的台階、寬敞的殿堂，甚至令人依稀看到雅典和羅馬神廟的蹤影（在“第三羅馬”的贗品之一“人民大會堂”里大概只能做“羅馬夢”）。與這些宏偉建築相映襯的則是“新中國”的新文本，用俄式語體書寫的憲法、黨章、社論、標語，以及貫徹到每道細節每根神經的歷史形式，包括各式各樣的審判。

劉少奇、張聞天、彭德懷等人做夢也不曾想到，早在他們屈死30年前在莫斯科上演的“老布爾什維克集體覆滅”的悲劇，會在他們身上重演。差別僅在斯大林喜歡從“第三廳”到克格勃的俄式審判，毛澤東則熱衷讓人民群眾去羞辱他的瀕死同僚。不能說蘇聯發生的一切都會在中國全部重複，畢竟中蘇兩黨在上世紀60年代就分道揚鑣，畢竟蘇聯亡黨亡國已一代人，中國改革開放已持續30多年（如果不算8964事件），但是我們驚訝地發現，中國仍然在亦步亦趨地把蘇聯的昨天當成自己的今天和明天。

近日發生在北京的拘捕五位自由派知識人的事件，幾乎就是50年前發生在莫斯科的審判的再版。連接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兩個時代的，是詩人布羅茨基審判案和作家西尼亞夫斯基、丹尼爾審判案。前者罪名是“寄生蟲”，後者是“誹謗”。現在，這兩次審判案早已大白於天下。在那場從正午持續到天黑的“卡夫卡式”的審判中（審判大廳的入口處懸掛着“寄生蟲布羅茨基審判會”橫幅），年輕的一無所有的詩人在回答審判官時最後說了一句話，令法官、書記員、幾乎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起來：“我不僅不是寄生蟲，而且是一位能給祖國帶來榮譽的詩人。”布羅茨基沒有矢言，23年後（1987）他為俄國摘取了第五枚諾貝爾文學獎桂冠。那些審判者連同他們的笑聲都如煙散去（再用一次括號，蘇俄審判官們哈哈大笑，表明他們沒有徹底拋卻俄羅斯人的幽默和豪氣）。

布羅茨基遭流放後，在蘇聯內外激起了當局始料未及的反響。名不見經傳的小伙子立即在西方成為明星，連長期吹捧斯大林蘇聯的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也致信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米高揚，請求他“出面保護一位非常年輕的人，他已經成為或正在成為一位優秀的人。”一種跟目前發生在北京的案件有關的現象，值得比較一下。在為布羅茨基鳴不平而公開站出來的抗議隊伍前列，是三位女性：大詩人阿赫瑪托娃、著名作家楚科夫斯卡婭和優秀記者維格多洛娃。在她們心中，這名20出頭的猶太詩人，就像她們的弟弟、兒子，他那天生的詩人氣質，善感的夢幻般的眼睛，淺黃色的柔軟的頭髮，羞澀的微笑，長期飄泊流亡的生涯，都喚起了她們深深的同情和憐愛，甚至是她們心中的戀人形象。

在冰冷的專制社會，與龐大帝國對峙着阿赫瑪托娃式的“安魂曲”：

你在黎明時分被帶走。我跟着你

好像一個人在送葬時所做的那樣。

孩子們在黑暗的房子裡哭泣。

蠟燭燃燒，照亮了聖母像……

聖像的冰冷還在你的唇上，一顆死亡的冷汗

正在你的額頭——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個細節，

我要與被殺害的近衛軍的妻子們一起哀泣

傷心欲絕，在克里姆林宮的塔樓下。

我們欣慰地看到，在警察視野外，艾曉明、王瑛、肖國珍、崔衛平……中國的阿赫瑪托娃、楚科夫斯卡婭、維格多洛娃們站了出來。正是母親節、正是第25個天安門母親受難日即將來臨的暮春時節。艾曉明們與阿赫瑪托娃們一樣，吐露的已不是尋常的政治抗議，而是女性的情懷，母愛的悲哀：

我的這些朋友們，都是最好的中國人；可愛、善良、有美學上的魅力。這樣的人一個接一個地被關押，當局至少達到了這樣的一個小效果：即像我這樣非常惦念和尊敬他們的人，內心充滿了壓抑和悲傷。這是怎樣的世界，不值得留戀和生存。但我們依然被迫活着，由於各種牽掛和責任。像前兩天我轉發的有關珠峰上的屍體的照片一樣，那都是路標，死在向着珠峰的方向。就是這樣，義無反顧，讓後人來找我們綠色的靴子吧。

請留意，這幾句並非為安魂而寫的文字，比阿赫瑪托娃更悲慟更絕望。到了這個地步，審判官們該掂量掂量，還能硬着心腸涎着臉坐上那把僵硬的椅子、還敢正眼看你的母親妻子嗎？打個不倫不類的比方，薄熙來1，84米，得派兩名兩米高的警察，才能讓這名不走運的本來可望成為他們上司的上司的上司的上司的囚徒顯得矮小。對付1，88米的浦志強，是否需要國家籃球隊幫忙呢？在從蘇聯抄襲過來的“國徽”下，除了徇私枉法為非作歹，還有丁點“美學”或正常性可言嗎？

我們還滿懷敬意地獲悉，年高德劭的張思之先生站了出來，以甘願“連坐”為浦志強擔保。佐拉當年為德雷福斯案辯護，正當盛年（55歲），且擁有世界性聲譽，法國官府包括總統菲利斯?弗爾都是他的讀者，軍方高層更有陸軍情報局長皮卡爾等人仗義出庭。我們的張思之先生已87歲，深知中國司法的黑暗，置自己的老命於不顧，慨然為“小浦”辯護。這已不是通常的“辯護”，律師界長輩對晚輩的提攜，而是父親般的關懷。

小結一下，警察們對五名知名人士動手，肯定經過仔細估量，包括國內外各種抗議。但他們未必猜想到，首先站出來的是婦女和老人。不難預見，如果五人被起訴判刑，後果將不壓於50年前蘇聯當局面臨的窘況。

徐友漁曾師從分析哲學家、維也納小組成員洪謙和當代分析哲學的重要代表人物——達梅特，先後赴哈佛、斯德哥爾摩大學和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講習，擁有國際聲譽，其謙和儒雅又近於中國傳統士大夫。野夫引領中國江湖于澄明正道，其人豪爽溫良，其文令無數男女涕淚滂沱，已聞名華文世界並引發世界性注目。兩人皆毫無猶疑地應邀擔任“劉賓雁良知獎”評委，與巫寧坤、馬悅然、余英時、邵燕祥、張思之、鮑彤、蔣彥永、錢理群、鄭義、盧躍剛等致力於中國的良知重建。

人們不知道此案如何發展。1965年蘇聯逮捕作家西尼亞夫斯基、丹尼爾，到1968年以出版地下出版物為罪名，開庭審判加蘭斯科夫、金茲伯格、拉什科娃和多勃羅沃利斯基四人，標誌“新斯大林主義”——勃列日涅夫時代的開端。蘇聯新統治者決意重走斯大林強硬路線，以公開審判異議人士震懾蘇聯知識界和西方。與其意圖相反，他們的倒行逆施加劇了共產黨統治者與蘇聯社會的矛盾，並且撕裂俄國，為蘇聯解體種下“禍根”。同時，蘇聯產生了劃時代的“持不同政見運動”，出現了一道清晰可見歷史分水嶺。

蘇俄詩人、作家數次發起反抗，拒絕蘇聯社會的倒退潮流。當徹底拋棄獨裁者和改頭換面繼承獨裁者恐怖遺產的爭論陷蘇聯社會於空前分裂時，阿赫瑪托娃寫道：

兩種俄國人怒目相向

一種是坐過牢的人，

一種是把他們送進牢房的人。

從古拉格群島深處，傳來詩人列夫?奧澤洛夫的聲音：

死者說話了。沒有句號。

也沒有逗號。幾乎沒有言辭。

從集中營。從隔離室。

從熊熊燃燒的房屋。

死者說話了。教科書。

書信。遺言。日記。

以及那粗糙磚面上，

筆跡歪斜的簽名。

生命，當一息尚存，

用鐵片在冰凍的茅屋裡，

用碎玻璃在牆上，

用鮮血在牢房的地板上，留下簽名。

20世紀70年代，面對帝國內部恢復獨裁者名譽的威脅，俄國知識界不顧檢查制度、強大的對手、伺機發難的報復以及開明派的搖擺，對斯大林主義遺產挑起公開爭論，其批判鋒芒之尖銳、影響之深遠，超過20年代以來蘇聯國內的任何一場爭論。其結果是對斯大林統治的三大事件──集體化、大恐怖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真像揭露了一批令人難忘的材料。

美國蘇聯問題專家斯蒂芬?科恩認為，反斯大林主義持久不衰的根源是新斯大林分子無意中證實的，“他們抱怨蘇聯公民繼續把‘倫理道德問題’置於國家和愛國主義問題上”。歷史正義是一種不受權力限制的無形而強有力的“倫理道德”觀念，當它成為一種責任感，即整個國家都對過去所發生的一切負有責任的想法時，尤其如此。這一真理已為許多其它歷史事例所證實，從廢除農奴制以後的美國到希特勒以後的德國。“但俄國人無須遠求，只消留意一下本國日益增多的地下出版物，在這些書刊中，對斯大林主義的揭露以及‘以理想和未來的名義’舉國清算的觀念，在斯大林死後30多年的今天依然令人記憶猶新”。一位歷史學家寫道：

拿起筆揭露斯大林的本來面目是每個正直人的義務。是對那些死於非命的受害者應盡的義務，是對那些度過茫茫黑夜而倖存的受害者的義務，也是對那些願意同我們一道前進的人應盡的義務。

當一批地位牢靠顯赫的帝國權貴、軍界首腦、警方代表人物、工業界巨子和御用文人準備為前獨裁者恢復名譽時，布洛茨基、西尼亞斯基和丹尼爾被作為新斯大林主義的第一批受害者受審時，蘇聯知識界採取了兩個意義深遠的行動。

以薩哈羅夫、卡波查為首的蘇聯科學院院士，以瓦連岑、卡塔耶夫、維克多、涅克拉索夫、康斯坦丁?帕烏斯多夫斯基、科爾內?崔科夫斯基、弗拉基米爾?田德里亞科夫為首的蘇聯作家，以瑪婭?普里謝茨夫卡婭、奧列格?葉弗列莫夫、科林、涅緬斯基、英諾肯基、斯莫克圖諾夫斯基為首的藝術家等蘇聯首屈一指的知識分子簽名的信件有力地擊退了總書記、元帥和克格勃頭目們的進攻。

更重要的是，蘇聯持不同政見運動從此誕生。新斯大林主義使這一運動增添了許多世界聞名的發言人：安德烈?薩哈羅夫、莉迪婭?丘科夫斯卡婭、羅伊?麥德維傑夫、索爾仁尼琴、彼得?亞基爾、列夫?科佩列夫等。蘇聯統治者和知識界以及整個蘇聯社會共同締造了一道鐵則，在帝國與自由精神之間，可能共存於某個時代，帝國總以壓倒性力量居於絕對優勢，自由如同候鳥，無法在寒冷的大地降落棲息。——然而，一旦解凍，一旦帝國挨到它頭重腳輕的年歲，自由就如同陽光一樣凌空而下，再也不能阻遏。

現在，輪到中國來面對這一歷史鐵則了。徐友漁們因為紀念8964而遭受拘捕。25年前，驚醒幾乎全體中國人，引領他們走向廣場的正是“歷史正義”這一無形而強有力的“倫理道德”。它決不會隨着歲月流逝、更不會被廉價贖買而消失。跟俄國人民一樣，中國人的歷史記憶仍然是健康而強勁的。中國人——包括北京統治者們，應該多少有點較大尺度的眼光。不可一世的蘇聯沒有敗於戰爭，沒有毀於一場不可抗禦的自然災難，而是坍塌於一種最不起眼、最柔弱的力量——良心——之上。歷史的苦澀和回報總是這樣表達：最初只有幾個人站出來，心裡多少懷着幾分猶豫，接待他們的總是蠻橫和監獄。接着，英雄氣概會在孤獨和苦難中來到，同時光臨的還有同情、欽佩和讚美。於是，統治者陷入他們特殊的悖論：實施鎮壓，將造就殉道者和反對派領袖；放任不管，江山難保。歷史還沒有把昔日的莫斯科統治者和今天的北京權貴訓練成理性豁達的執政者。歷史只顧望前行，任由顢頇的統治者固執地陷在絕境裡，難以自拔。

發生在北京的事件，與發生在莫斯科的事件連接着一條隱約的線條：當越來越多本來可以成為既得利益者的男女，不再認同權力和財富的“神聖聯盟”，反而蔑視這種聯盟；當以身試法的男女不再孤單、相識和不相識的人們自動站到他們的行列，與他們並肩挽手時，自由的曙光就不再停滯在遙不可及的地平線後面，而以光速飛奔了。

布洛茨基、西尼亞斯基和丹尼爾審判案後，蘇俄帝國繼續維持了20餘年。北京正在重演當年莫斯科丟人現眼的一幕，人們無法知道權貴們如何收場。歷史已沒有多達興趣聽取那種重複了無數次的宮廷敘事，某某派系如何如何，又一番權力較量云云。對被統治者而言，專制統治者就是一個集團，無甚分別。中國人曾經無所鑑別、無所選擇地聽信那套“體諒領導人難處，為國家大局着想”的說辭，一次又一次以被統治者的身份為統治者着想而受騙上當。時至今日，除極端愚劣和奴性難消者外，恐怕沒有多少中國人不動動腦子，對正在北京上演的一幕得出自己的結論。無論如何，聯繫到詭譎多變的中國政局，公開拘捕五名著名人士，很可能是一場蓄謀已久的陰謀的預演。歷史懷着越來越有限的耐心拭目以待。

有一點不妨奉告，所有重蹈覆轍者都會遵循一種強大的邏輯：在坑坑窪窪的舊痕里跌跌撞撞，很難走到盡頭。——除非他們還有點出息和自信，還能夠迷途知返，改道更轍。

2014，5，12

曹長青：六四悲劇和知識份子的責任

今天回首六四這場運動，如果說它失敗的話，至少有兩個層次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共產黨的殘暴鎮壓，中共調動了野戰部隊，屠殺平民。另一個原因，由於中國知識份子沒有傳播個人權利、個體自由、結束共產統治的根本價值，所以學生運動的主調還是愛國主義等，因而沒能留下自由主義的精神遺產。

對第一個層次原因的探討，已經非常清楚。事後人們得知，當時中國的掌權者鄧小平已做出這樣的決定，寧可殺二十萬人，也要保證共產黨繼續統治二十年，認為〝值得〞。因此共產黨大開殺戒，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慘遭殺害。

從另一個角度看八九民運，它幾乎沒有留下什麼思想遺產。當時學生主導的這場運動，主要口號是反貪腐，愛國，改革，而鮮少提出個人自由，個體權利等自由主義的價值，更不要說沒有鮮明地提出〝結束共產專制〞、全國普選、人民享有政治選擇權的民主要求。

學生們的這種思想狀態，情有可原，因為當時中國大多數知識份子的思想水平，還局限在支持黨內改革派（而不是完全否定共產黨）的框架內，學生們從本國知識份子那裡，得不到真正自由主義的思想資源。

一個人不能同時坐在兩把椅子上

今天，原東歐和蘇聯的共產專制全部被結束，人民獲得了自由。但在中國，仍是共產黨統治。這其中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就是兩地的主要知識份子的思想水平有很大的不同。原東歐和蘇聯的知識份子，很早就從根本上否定共產主義，而中國的知識份子，則熱衷支持黨內改革派，仍在肯定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這一點，相當影響和決定天安門運動的訴求水準。

例如在南斯拉夫，早在五十年代，持不同政見的知識份子吉拉斯就反省共產主義的制度問題，他的專著《新階級》明確指出，共產黨已成為巧取豪奪、欺壓人民的新（特權）階級。即使在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所謂〝新思維〞改革被世界矚目時，吉拉斯仍對《紐約時報》斬釘截鐵地說：〝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還有其他人，都認為他們能夠改革共產主義。但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共產主義是無法改革的。〞共產黨的唯一出路是退出歷史舞台。

蘇聯的持不同政見知識份子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等，也是這種必須結束共產統治的思路。索爾仁尼琴寫出〝讓我們別靠謊言過日子〞的文章，指出共產主義就是謊言加暴力，知識份子應該做的，是去撕破共產謊言；而沒有謊言的偽裝，暴力沒法統治下去。

薩哈羅夫則提出〝一個人不能同時坐在兩把椅子上〞，要麼附和共產謊言，要麼起來反抗，傳播真實。薩哈羅夫選擇的是跟共產黨〝決裂〞，在《紐約時報》發表了被研究者稱為〝蘇聯極權制度的判決書〞，呼籲建立一個沒有共產教條的民主社會。索爾仁尼琴當時激動地評價說，〝在蘇聯那成堆成堆的腐敗、重私利、毫無原則的知識份子中〞，薩哈羅夫的出現是〝一個奇蹟〞。

為共產黨尋找永久的墓地

和他們同時代的東歐持不同政見知識份子哈維爾、昆德拉也是這樣，從整體上否定共產主義。昆德拉提出，人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必須戳穿謊言，恢復記憶。真正知識份子質疑共產黨的每一個問題，〝就像一把刀，會劃破鐵幕〞，讓人們看到藏在後面的醜陋。

哈維爾在《無權者的權力》中大聲疾呼，要勇敢地喊出〝皇帝沒有新衣〞，使共產謊言的〝外殼四分五裂〞。哈維爾非常讚賞那些喊出〝皇帝光着身子〞的勇者，在〝一個完全麻木不仁和道德淪喪的社會從事的堂吉坷德式的政治活動。〞

正是這種一步到位，完全否定共產主義，喊出共產黨沒有〝新衣〞，才給了人們新的視角，促使了民眾的覺醒。所以當歷史機會來臨時，原蘇聯和東歐人民才不是像中國知識人那樣在共產黨中尋找〝胡耀邦、趙紫陽〞等改革派，而是為共產黨尋找永久的墓地。

劉賓雁至死尋找〝善良的狼〞

而在八九民運的時代，在中國知識界占主導的聲音，是支持鄧小平等改革派。很多言論具影響力的知識份子，像劉賓雁等，本身都是共產黨員。劉的代表作《第二種忠誠》，不管強調了幾種，最後還是要忠誠共產黨。所謂跟黨內壞人做鬥爭，是為了黨的健康，實現更好的社會主義。劉賓雁後來在美國流亡近二十年，去世之前，還在〝尋找共產黨〞，並忿忿不平地說：難道社會主義就該這樣在中國失敗了？他不認為，也不甘心。

以《第二種忠誠》為代表的中國知識份子，向中國人傳遞的仍然是這樣的信號：共產黨是可以改變的（變好的）；狼是可以變成善良的。六四事件所以有那麼多平民遇難，就和中國知識份子這種對〝狼〞的本性認識不清有相當的關係。即使屠殺前夜，天安門廣場的知識份子還在喊〝我們沒有敵人〞，在美國的民運領袖主張〝和共產黨朝野良性互動〞。最後當槍彈打到身上，還以為是橡皮子彈。天安門學生在中國知識份子的〝尋找善良的狼〞的幻想引導下，完全不知道，更不清楚，這個世界絕沒有善良的狼，只要是狼，本質都是吃人的；必須結束狼的世界，才有羊生存的可能。

不僅挑戰皇帝，更否定整個朝廷

原東歐和蘇聯的知識份子，就沒有去尋找善良的狼，而是告訴善良的人民，共產黨就是狼，必須結束吃人的制度。索爾仁尼琴說，〝當然這不是一條容易的道路，┅┅對身體來說，這是困難的選擇，但對靈魂來說，這是唯一的選擇。〞但正是這些智慧而勇敢的知識份子喊出〝皇帝光着身子〞，使人民有了重新審視〝皇帝新衣〞的視角，一下子明白那是虛假的，是謊言，因此當機會來臨時，他們行動的訴求才是在結束整個〝皇帝新衣〞制度這樣的水平上，而不是去呼喚和擁戴另一個穿上一點衣服的好皇帝。

中國的劉賓雁們追求和欣賞的是做〝忠臣〞，拒絕和厭惡的是〝奸臣〞。而薩哈羅夫和哈維爾們，則是既不做奸臣，也不做忠臣，不做任何臣民，他們要做的是自由人。他們跳出什麼黨內改革派、保守派的思路，站在捍衛個人權利的自由主義高度，不僅挑戰皇帝，更否定整個朝廷。東歐和俄國人民，沒有付出像中國天安門屠殺那樣的慘烈代價，但他們結束了共產專制，獲得了自由！

六四屠殺不久，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教授馬克?賽爾頓很快發現了這種不同，他的結論，可能今天仍值得中國人深思：

〝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遵循古老的諫諍和對朝廷濫用權威進行有原則的抗議傳統，┅┅跟1989年東歐發生的很多運動比較起來，中國學生儘管向黨對權力的壟斷提出挑戰，卻很少質疑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而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東德的運動則使不同公民社會的結合跟黨和國家對立起來，終於導致推翻了共產黨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