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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韩民国成立于1948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以三八线同北朝鲜正式分治。自那以后，韩国社会强人和威权并举，在民主和独裁的道路上反复交替。79年10月总统朴正熙被暗杀，全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军管。12月，军人全斗焕发动政变上台，继续实行朴正熙以来的独裁统治。政治反对人士金大中发表《促进民主化国民宣言》，要求全斗焕下台。

1980年4月，韩国爆发了工人及学生要求民主示威浪潮。 5月，全斗焕政府宣布在汉城取消一切政治活动，禁止集会游行，大学也被勒令停课。15日，数万名大学生在汉城集会，向军政府示威，提出撤销戒严令，恢复国家的民主制度。16日，位于韩国东南部的全罗道光州市也有3万学生集会示威。17日，全斗焕把戒严范围扩大到全国，并拘捕了金大中和抗议学生。金大中出生在全罗道，他在当地的影响非常大。是日，光州国立大学学生和戒严军发生了第一次冲突，军队打死学生数十人、逮捕多人，拉开了“光州事件”的序幕。但是这场民众示威抗议最后被政府军镇压了。

事件之后，全斗焕政府在全国疯狂地镇压民主运动， 5月28日逮捕了几千名参与民主运动的市民，并以‘光州事件的幕后操纵者’的罪名判处金大中死刑。（上诉后改判无期徒刑。）值得一提的是，在军队和民众对抗时，有一个青年站在坦克上，挥舞着国旗，高呼“光州万岁”，但不幸被军人射杀死亡。

纵观古今中外，大凡学生走出课堂上街游行示威，那么一定是那个社会由于政治体系或者政治制度导致社会出现了不正常的状况。发生那种状况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来自于外部力量对一个国家主权的冲击，比如中国的“五四运动”；也可能是政权内部自身的异动，比如韩国的光州事件。但是，不管那些最初的原因来自外部还是内部，学生上街的直接原因一定是由于统治者的无德、无良、无能等等而造成国家纲纪不常。在中国历史上，不管是东汉、北宋太学生的请愿运动，还是25年前的北京64，它们表现得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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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后期，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他们搜刮民脂民膏，强取豪夺，同时又把持官吏选拔大权，滥用亲朋。政治的黑暗，社会的动荡，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公开对时政提出议论和尖锐的批评：或贬抑篡权窃国的外戚宦官，或褒扬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清官廉吏，从而形成了“清议”现象。

据《后汉书·列传》卷43记载，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黄河发大水，数十万户民众受灾，流离失所，而官衙贪腐，盗贼蜂起。朱穆受命担任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刺史前往纠查。朱穆是个刚正不阿的朝廷命官，听说他要来了，冀州官员中有四十多人闻风挂印而逃，有来不及逃又不敢见他的则畏罪自杀，最后被朱缉拿的还有十多个官员。有人举报京城宦官赵忠在老家安平郡用“金缕玉匣”葬父，犯了“僭越”之罪。皇帝身边的一个宦人，居然出手如此奢华阔绰，而且不把封建规制放在眼里，令朱穆大为光火。他命人挖坟剖棺，查实情况后立即逮捕了赵忠的家人，并且禀告恒帝，准备缉拿赵忠。

汉恒帝刘志，汉章帝之曾孙也，其祖、父辈早已被封侯在外而成为旁支，本无可能扶正还朝。但宦官总希望立一个年幼无知的小皇帝，以便继续控制朝政，这样，15岁的刘志才得以从外戚的地位上被挑中进宫，成为东汉第十个皇帝，恒帝把宦官赵忠视为恩人。可是这21岁的皇帝竟不顾自己刚刚颁布要惩治邪恶，彰扬正气的诏令，反而将钦差大臣抓进大牢，判作苦役，法理何在？不错，封建帝王生来就口含天宪，但那也要讲究个连贯性和一致性。一朝天子为个人私利罔顾纲常、出尔反尔加害忠良的卑鄙做法，让京师的太学生们看不下去了。同样性质的情况也发生在北宋末年。

1125年，徽宗宣和七年十月，金太祖下诏伐宋。徽宗提出议和，金人不允。当时驻守（黄）河北的宋军望金即退，以至河南的守军也闻风而逃，黄河两岸竟然没有抵抗，让金军安然渡河，直逼开封。面对危局，徽宗下诏禅让王位给儿子，是为钦宗。1126年靖康元年正月初一，钦宗下《求言诏》，要各方人士直言时政，献计献策，对抗金军。李纲，1112年进士，官至中御史侍。因其力阻迁都，倡言抵抗被钦宗授予尚书右丞，就任亲政行营使，负责整顿防务。

初七，金军打到开封。原以为拿下京城也似探囊取物，不料在李纲的监督下，宋军防卫严密，令孤傲骄横的金兵死伤累累、不得其手而答应”议和”。就在这失利的情况下，金人还是开出割地，赔偿军费，犒劳金军，尊金朝皇帝为“伯父”等蛮横苛刻的要求。朝中主和一派以宰相李邦彦为首，力主全部答应。而李纲则强烈反对，并以挂靴离职施压。钦宗表面答应李纲的主张，而等他才出宫门部署防务，马上遣人带着誓书出城同金人议和。

正月十五，宋军援兵到达，李纲率部主动出城袭击，金人因此要求钦宗追究宋军劫营的责任，而钦宗竟然就此罢免了李纲，还撤销了亲征行营司，再遣使向金军谢罪，并立即交割中山府、太原府、河间府三镇。昏君如宋钦宗，同样也激起了开封学生和市民的愤怒。不幸，历史并没有停留在那里，到了20世纪共产“红朝”，同样的事情再次在京城发生。

49年之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全面倒退，文革十年，经济更到了崩溃的边缘。文革后，中国人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个“领袖”能够毫无阻碍地把国家带入罪恶的深渊？邓小平根据自身的经历和需要，先反对“两个凡是”，再提出改革的设想。虽然他知道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都必须改，但是78年后，他个人的政治地位稳固了，却选择从经济体制改革上着手，而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没有动作。问题是，经济体制改了，政治体制不跟上，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矛盾。

1982年，胡耀邦被摆放到总书记的位置上，而邓小平则在幕后实行指挥和操纵。邓小平是个彻头彻尾的投机分子：当改革遇到障碍时，他会喊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但是当改革威胁到共产党独裁地位时，他又会跳出来大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好像不知道他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中国改革、前进、发展的根本障碍。事实很清楚，只要仍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改革将碰壁，将失败，将是死路一条。凭心而论，胡耀邦在那个非常狭窄的空间里，他做了他能够做到的最好的了。

1986年底，中国各地爆发了学生运动，合肥、武汉、上海、北京、昆明、广州和天津等17个大中城市纷纷出现了学生上街示威游行的情况。那时学生提出“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这实际就是对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声讨。12月8日，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形势做了三点估计：第一，全国当前政治经济形势是好的，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第二，目前在学生当中出了一些问题，但是不影响全局形势。对出现的问题要做具体分析，其中确实有学校管理不善的问题，也说明民主生活方面有问题。要改革，要改善，但不要大惊小怪；第三，要善于引导，学会引导，不要压，不要一下子顶回去，也不要放任自流，推波助澜。但是胡耀邦客观的认知和温和的做法被认为是纵容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7年元旦，几个中共大佬聚集在邓小平家里讨论胡耀邦的政治命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用这凌驾权力框架之外的元老会形式本身就是中国政治制度严重弊端之一。那时，发现保住共产党执政党地位比中国改革发展更为重要时，邓小平就把胡耀邦抛弃了，邓这种做法和当年汉恒帝、宋钦宗如出一辙。如果不是到了非常极端的时候下，学生一般不会上街"干政"。胡耀邦被罢黜，他们还能观望；当胡屈死了，他们忍不下去了。

统治者对社稷安危可以没有察觉，也可以察觉了无动于衷，这是能力问题。但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出而反而是道德、伦理问题，性质完全不同。中国封建社会信奉三纲五常，而中国文化也一直讲究个“仁义礼智信”。可以说，邓小平和恒帝、钦宗一样，都是不仁不义之小人。他们可以不用朱穆，不用李纲，也不用胡耀邦，但是不能在危及他们个人自身利益时，就抛弃是非标准，就不讲仁信道德。几年前还有学生打出“小平你好”的横幅，89年时变成了“该死的不死，不该走的走了”的标语，这就是就对邓小平人品的诅咒和鞭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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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恒帝罪责朱穆的行径引起了太学生们强烈不满。学生领袖刘陶撰写了请愿书，带领几千名同学从学堂出发，一路上高喊着口号来到皇宫门外，要求桓帝撤销对朱刺史的处罚。接着，支持太学生行动的官员们也站出来了，而且越来越多。这些士大夫们和几千名太学生一起呼喊口号，要求皇上小心中官（即宦官）“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东汉皇帝居然接受了学生的请愿，并就此赦免了朱穆。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获得成功的学生运动，时间在宋朝之前的近一千年。

宋钦宗罢免李纲的消息传出之后，京师太学生们也坐不住了。二月初五，几百名学生拥到皇宫宣德门外上书请愿，要求朝廷恢复李纲的原职，惩办李邦彦等奸贼。东京城的市民们听说太学生请愿，不约而同地也来到宣德门前，那里一下子聚集了上万人，也有说几十万人的。其时正逢李邦彦进宫，市民见到这奸贼，纷纷指着他的鼻子骂，有的还从地上捡起瓦片、石头，向李邦彦扔去。有的还拽他的头发，扯他的衣服，拧他的耳朵，向他身上吐唾沫，吓得他钻进了一顶女人乘坐的小轿子，赶快逃进宫去，据说连鞋子掉了一只，他都浑然不觉。李宰相当时名声很不好，他曾自称要"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而被讥讽为"浪子宰相"，如今又带头投降金人，自然会激起人民群众的一致愤恨。

宋钦宗在宫里听见外面太学生以及群众闹了起来，知道自己干的事情犯了众怒，连忙派员传旨说：李纲与种师道用兵失利，不得已罢之，等到金人稍退，肯定会让他们复职。这种虚伪的托辞在那个时候根本不起作用，抗议的太学生和群众堵塞了御道，一些人冲进朝堂，拼命敲打那里的"登闻鼓"（有急事上奏时候敲的鼓），把鼓面也打破了，还推倒了宣德门外御街两边的栏杆。打倒投降派、复用李纲、种师道的呼声震天撼地。

开封府知府王时雍赶来，质问太学生为何要要挟天子，要求太学生回去上课，不要干预国事。太学生理直气壮地驳斥他：我们以忠义要挟天子，难道不比那些奸佞之臣要挟天子要好吗？王时雍一时间被问得哑口无言。禁卫军将领王宗濋看事情闹大了没法收拾，恐怕激起民变，进宫奏请宋钦宗答应群众的要求。宋钦宗左右为难，既不能镇压，又怕惹出民变，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派人召李纲进宫，并且派耿南仲当众宣布："圣上已经宣旨要李纲进宫。"宦官朱拱之宣李纲进宫稍微迟缓了一些，被民众剁成了肉酱，随从的几十个宦官也死于愤怒群众的拳打脚踢！

宋史本纪第二十三卷里是这样记述的：“太学诸生陈东等及都民数万人伏阙上书，请复用李纲及种师道，且言李邦彦等疾纲，恐其成功，罢纲正堕金人之计。会邦彦入朝，众数其罪而骂。吴敏传宣，众不退，遂挝登闻鼓，山呼动地。殿帅王宗濋恐生变，奏上勉从之。遣耿南仲号于众曰：“已得旨宣纲矣。”内侍朱拱之宣纲后期，众脔而磔之，并杀内侍数十人。“如果不是史书记载，现今有几个中国人会相信，这样的事情居然发生在中国封建朝代，中国封建帝王居然会对学生、民众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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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到北大发表讲话，他说：五四运动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历史洪流中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青春乐章。 撇开习近平这些根本没有实际意义和内容空话、套话，但是建政后中共一直供奉五四精神并将之联系到他们发源历史和法统则颇让人玩味。

据了解，后来进入中共核心领导的如江泽民，乔石也都曾参加过上海的学生游行，而“77事变”后，姚依林也参加过北京学生要求抗日的群众示威。86年底，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到高校同学生对话，江的说法很荒谬：你们现在还年轻，看不透社会政治的复杂，还是集中精力把书读好，要珍惜现在这种机会，同时他却津津乐道地提及40年代末他是怎样上街同国民党斗争的光荣经历。这里的悖论是，如果80年代的学生年轻，不谙世事，难道40年代的江泽民就成熟世故了吗？同样，为什么1919年学生运动那么值得中共追捧，而89年时的学生却不见容于邓小平了呢？显然，这种选择性褒贬的依据是以学生运动是否危及、动摇共产党的统治。在我看来，不管是五四时期的青年，还是89年的学生，他们上街示威游行的动机、目的都是一致的，是真诚的。

为什么总是学生？从主观上来讲，人在年轻时未经世俗熏染，是非概念单纯执着，在老于世故之前他们往往嫉恶如仇。他们知道，千百年来，中国人进大学读书不容易，整个社会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像他们这样坐在学堂里，所以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感到自己的肩上承载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大学生被社会视作天之骄子，天下兴亡，骄子有责。另外，大学时代处于“初学三年、世无敌手”的人生当口，他们蔑视强权，他们不惧牢狱。从客观上去看，学生住校，一天24小时生活在一起，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校园环境里，一个人、一部分人的热情能够很快地传染给周围的其他同学。一人登高而呼，从者马上云集，这样就显得人多势众 。加上统治者尽量回避和学生这个群体正面冲撞，总是找机会从背后迂回，找几个长胡子的黑手，杀鸡儆猴，这样，参加学生运动而直接受到责罚的机会相对小一些。可是1989年时，中国的学生们则没有那么幸运。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给他们罩上了反革命阴谋的黑影，他们成了要鼓动暴力、推翻政府的政治敌人。他们的热情，他们的良知，他们的正义被共产暴政所亵渎，所歪曲。

学生“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捣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

为什么邓小平没有古代封建帝王的气度、胆量采取退让、妥协的办法去处理学生运动？

公元153年时汉恒帝21岁，小皇帝才做了6年；公元1126年宋钦宗26岁，登基才半个月，他们人生阅历、执政经验远远无法和邓小平相提并论。但是中国封建帝王的统治权力基础来自于他们的血统，皇帝是天的儿子，是替天行道，他们的龙袍不会因为处理某个单一事件的成败好坏而损坏。而共产党是一个暴力集团，他们打破了“君权神授”的封建传统和概念，靠玩弄民主的口号扎下了脚跟，打下江山后，却不兑现他们许给中国人的诺言，这样，他们把他们唯一的政治正当性的民主基础抛弃了。他们统治中国的权力不具有封建皇朝那样的法统，但是他们却又想拥有帝王般的独裁权力，他们不讲民主了，那么邓小平就只能行使暴力。

64时期，邓小平头脑里只有一个信念：（在学生运动前面）不能退！因为退了第一步就有第二步，还有第三步。从某种意义上，邓小平看到了那盘棋会怎么下。89年时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前，广场其实就是一个棋盘，一盘要求民主之棋。邓小平清楚地知道，在民主这盘棋上，共产党赢不了。学生要反腐，能让他们反吗？权力要受制约，让人民来制约？言论、新闻自由，那党的欺骗和谎言如何继续生存？直接选举？共产党将失去一党独裁的机会。邓小平宁可让这个国家被权力集团成员侵蚀，也不愿意让他们自己受到监督，否则哪里来的没有退路那一说？64镇压对继续维护中共统治集团来说也许是正当的，因为那给了他们继续统治下去的时间和机会。但是从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角度上去看，从目前比25年前严重的多得多的恶性贪腐来看，邓小平凶残地扼杀了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他就是一个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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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州事件和天安门事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處：事件同样是由学生运动引起，同样有着追求民主自由的诉求，也同样被军队镇压而落幕，当局亦极力防止人们提起相关事件。但两者之间的不同也是非常明显。前者经过韩国社会、民众17年的努力而彻底正名，相关责任者受到了惩罚，而25年之后，北京64的冤魂却仍然没有得到抚慰，仍然不能安宁。

具体来看，争得1988年汉城奥运会举办权客观上推进了韩国民主化进程，为“5.18”正名带去了契机。光州事件后，韩国政治反对派极力推动改宪运动， 1987年6月，有百万人走上汉城街头。在内外压力下，军队已经无法再压制民主运动，卢泰愚政府珍惜举办奥运将给韩国这个民族带来振兴的机会，并且也愿意改变世人对军人政府的政治形象从而接受宪改方案，采用总统 直接选举制度。这样，南朝鲜的独裁统治开始松动并且终于结束了。1993年选举上台的金泳三为韩国首位文人总统，他承诺为光州518事件的受害者建立国家公墓。1996年2月28日，全斗焕、卢泰愚两位前总统被起诉，8月法庭判决他们有罪，经上诉后最终判决全斗焕无期徒刑，卢泰愚17年有期徒刑。1997年，金泳三签署特别法令，为光州事件正名，为死难者家属支付赔偿金，并把5月18日指定为“国家纪念日”。

反观25年来的中国，从江泽民经胡锦涛到习近平，领导人已经换了三茬，但是64镇压的过程、后果和真相仍然还被封锁着，当时的决策者中还没有一个人受到惩罚。人们本来以为，随着当事人退出历史舞台，若干年之后，共产党最高统治核心成员会比较容易客观处理那个事件，给人们，给历史一个交待，现在看来我们错了。

习近平父亲文革时受过政治迫害，他自己也因为文革耽误了读书长知识的机会，可是今天，学者徐友渔等仍然因为参加64研讨会被冠以“寻衅滋事”而遭拘捕。事情很清楚，不管中共领导人有没有学识，有没有现代法治意识，他们代表的首先是中共党的利益。试想，如果金泳三是卢泰愚在暗室黑箱里指定或者隔代指定，他会有愿望义务责任去把全斗焕，卢泰愚送上法庭吗？反过来，如果中国的宪法仍然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怎么会把权利还给人民？如果人民只有玩（民族）魂做（强国）梦的机会，共产党怎么会主动去纠查64？习近平的统治地位不是人民给的，他不可能把顾全、恢复中国普通人的政治权益、福祉当作他的根本责任。说到底，中国现在这些党魁巨头，他们宁愿一代一代愧对中国人民，也绝对不会去做他们那个独裁政党的“罪人”。

从韩国光州事件处理的全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共产党自己不会主动去纠正天安门事件，而民众也应该把眼光从64这个单一事件上移开，像韩国那样，放到推动、促进修改中国现行宪法上去。在这方面，要求共产党从宪法中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应该是一个最容易突破口子，也是最直接的途径，因为“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本身根本就是违宪的条文。

5-13-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