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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韓民國成立於1948年，朝鮮戰爭結束後以三八線同北朝鮮正式分治。自那以後，韓國社會強人和威權並舉，在民主和獨裁的道路上反覆交替。79年10月總統朴正熙被暗殺，全國部分地區實行戒嚴、軍管。12月，軍人全斗煥發動政變上台，繼續實行朴正熙以來的獨裁統治。政治反對人士金大中發表《促進民主化國民宣言》，要求全斗煥下台。

1980年4月，韓國爆發了工人及學生要求民主示威浪潮。 5月，全斗煥政府宣布在漢城取消一切政治活動，禁止集會遊行，大學也被勒令停課。15日，數萬名大學生在漢城集會，向軍政府示威，提出撤銷戒嚴令，恢復國家的民主制度。16日，位於韓國東南部的全羅道光州市也有3萬學生集會示威。17日，全斗煥把戒嚴範圍擴大到全國，並拘捕了金大中和抗議學生。金大中出生在全羅道，他在當地的影響非常大。是日，光州國立大學學生和戒嚴軍發生了第一次衝突，軍隊打死學生數十人、逮捕多人，拉開了“光州事件”的序幕。但是這場民眾示威抗議最後被政府軍鎮壓了。

事件之後，全斗煥政府在全國瘋狂地鎮壓民主運動， 5月28日逮捕了幾千名參與民主運動的市民，並以‘光州事件的幕後操縱者’的罪名判處金大中死刑。（上訴後改判無期徒刑。）值得一提的是，在軍隊和民眾對抗時，有一個青年站在坦克上，揮舞着國旗，高呼“光州萬歲”，但不幸被軍人射殺死亡。

縱觀古今中外，大凡學生走出課堂上街遊行示威，那麼一定是那個社會由於政治體系或者政治制度導致社會出現了不正常的狀況。發生那種狀況背後的原因可能是來自於外部力量對一個國家主權的衝擊，比如中國的“五四運動”；也可能是政權內部自身的異動，比如韓國的光州事件。但是，不管那些最初的原因來自外部還是內部，學生上街的直接原因一定是由於統治者的無德、無良、無能等等而造成國家綱紀不常。在中國歷史上，不管是東漢、北宋太學生的請願運動，還是25年前的北京64，它們表現得毫無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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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後期，外戚與宦官交替把持朝政，他們搜刮民脂民膏，強取豪奪，同時又把持官吏選拔大權，濫用親朋。政治的黑暗，社會的動盪，國家命運和個人前途的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知識分子公開對時政提出議論和尖銳的批評：或貶抑篡權竊國的外戚宦官，或褒揚不畏權勢憂國憂民的清官廉吏，從而形成了“清議”現象。

據《後漢書·列傳》卷43記載，桓帝永興元年（公元153年）黃河發大水，數十萬戶民眾受災，流離失所，而官衙貪腐，盜賊蜂起。朱穆受命擔任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刺史前往糾查。朱穆是個剛正不阿的朝廷命官，聽說他要來了，冀州官員中有四十多人聞風掛印而逃，有來不及逃又不敢見他的則畏罪自殺，最後被朱緝拿的還有十多個官員。有人舉報京城宦官趙忠在老家安平郡用“金縷玉匣”葬父，犯了“僭越”之罪。皇帝身邊的一個宦人，居然出手如此奢華闊綽，而且不把封建規制放在眼裡，令朱穆大為光火。他命人挖墳剖棺，查實情況後立即逮捕了趙忠的家人，並且稟告恆帝，準備緝拿趙忠。

漢恆帝劉志，漢章帝之曾孫也，其祖、父輩早已被封侯在外而成為旁支，本無可能扶正還朝。但宦官總希望立一個年幼無知的小皇帝，以便繼續控制朝政，這樣，15歲的劉志才得以從外戚的地位上被挑中進宮，成為東漢第十個皇帝，恆帝把宦官趙忠視為恩人。可是這21歲的皇帝竟不顧自己剛剛頒布要懲治邪惡，彰揚正氣的詔令，反而將欽差大臣抓進大牢，判作苦役，法理何在？不錯，封建帝王生來就口含天憲，但那也要講究個連貫性和一致性。一朝天子為個人私利罔顧綱常、出爾反爾加害忠良的卑鄙做法，讓京師的太學生們看不下去了。同樣性質的情況也發生在北宋末年。

1125年，徽宗宣和七年十月，金太祖下詔伐宋。徽宗提出議和，金人不允。當時駐守（黃）河北的宋軍望金即退，以至河南的守軍也聞風而逃，黃河兩岸竟然沒有抵抗，讓金軍安然渡河，直逼開封。面對危局，徽宗下詔禪讓王位給兒子，是為欽宗。1126年靖康元年正月初一，欽宗下《求言詔》，要各方人士直言時政，獻計獻策，對抗金軍。李綱，1112年進士，官至中御史侍。因其力阻遷都，倡言抵抗被欽宗授予尚書右丞，就任親政行營使，負責整頓防務。

初七，金軍打到開封。原以為拿下京城也似探囊取物，不料在李綱的監督下，宋軍防衛嚴密，令孤傲驕橫的金兵死傷累累、不得其手而答應”議和”。就在這失利的情況下，金人還是開出割地，賠償軍費，犒勞金軍，尊金朝皇帝為“伯父”等蠻橫苛刻的要求。朝中主和一派以宰相李邦彥為首，力主全部答應。而李綱則強烈反對，並以掛靴離職施壓。欽宗表面答應李綱的主張，而等他才出宮門部署防務，馬上遣人帶着誓書出城同金人議和。

正月十五，宋軍援兵到達，李綱率部主動出城襲擊，金人因此要求欽宗追究宋軍劫營的責任，而欽宗竟然就此罷免了李綱，還撤銷了親征行營司，再遣使向金軍謝罪，並立即交割中山府、太原府、河間府三鎮。昏君如宋欽宗，同樣也激起了開封學生和市民的憤怒。不幸，歷史並沒有停留在那裡，到了20世紀共產“紅朝”，同樣的事情再次在京城發生。

49年之後中國社會政治文化全面倒退，文革十年，經濟更到了崩潰的邊緣。文革後，中國人無法迴避這樣的問題：為什麼一個“領袖”能夠毫無阻礙地把國家帶入罪惡的深淵？鄧小平根據自身的經歷和需要，先反對“兩個凡是”，再提出改革的設想。雖然他知道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都必須改，但是78年後，他個人的政治地位穩固了，卻選擇從經濟體制改革上着手，而政治體制改革遲遲沒有動作。問題是，經濟體制改了，政治體制不跟上，中國社會產生了一系列新的矛盾。

1982年，胡耀邦被擺放到總書記的位置上，而鄧小平則在幕後實行指揮和操縱。鄧小平是個徹頭徹尾的投機分子：當改革遇到障礙時，他會喊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但是當改革威脅到共產黨獨裁地位時，他又會跳出來大講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好像不知道他的“四項基本原則”就是中國改革、前進、發展的根本障礙。事實很清楚，只要仍然“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的改革將碰壁，將失敗，將是死路一條。憑心而論，胡耀邦在那個非常狹窄的空間裡，他做了他能夠做到的最好的了。

1986年底，中國各地爆發了學生運動，合肥、武漢、上海、北京、昆明、廣州和天津等17個大中城市紛紛出現了學生上街示威遊行的情況。那時學生提出“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反官倒，反腐敗”的口號，這實際就是對政治體制改革停滯不前的聲討。12月8日，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對形勢做了三點估計：第一，全國當前政治經濟形勢是好的，是建國以來最好的時期之一；第二，目前在學生當中出了一些問題，但是不影響全局形勢。對出現的問題要做具體分析，其中確實有學校管理不善的問題，也說明民主生活方面有問題。要改革，要改善，但不要大驚小怪；第三，要善於引導，學會引導，不要壓，不要一下子頂回去，也不要放任自流，推波助瀾。但是胡耀邦客觀的認知和溫和的做法被認為是縱容知識分子的資產階級自由化。

1987年元旦，幾個中共大佬聚集在鄧小平家裡討論胡耀邦的政治命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用這凌駕權力框架之外的元老會形式本身就是中國政治制度嚴重弊端之一。那時，發現保住共產黨執政黨地位比中國改革發展更為重要時，鄧小平就把胡耀邦拋棄了，鄧這種做法和當年漢恆帝、宋欽宗如出一轍。如果不是到了非常極端的時候下，學生一般不會上街"干政"。胡耀邦被罷黜，他們還能觀望；當胡屈死了，他們忍不下去了。

統治者對社稷安危可以沒有察覺，也可以察覺了無動於衷，這是能力問題。但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出而反而是道德、倫理問題，性質完全不同。中國封建社會信奉三綱五常，而中國文化也一直講究個“仁義禮智信”。可以說，鄧小平和恆帝、欽宗一樣，都是不仁不義之小人。他們可以不用朱穆，不用李綱，也不用胡耀邦，但是不能在危及他們個人自身利益時，就拋棄是非標準，就不講仁信道德。幾年前還有學生打出“小平你好”的橫幅，89年時變成了“該死的不死，不該走的走了”的標語，這就是就對鄧小平人品的詛咒和鞭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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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恆帝罪責朱穆的行徑引起了太學生們強烈不滿。學生領袖劉陶撰寫了請願書，帶領幾千名同學從學堂出發，一路上高喊着口號來到皇宮門外，要求桓帝撤銷對朱刺史的處罰。接着，支持太學生行動的官員們也站出來了，而且越來越多。這些士大夫們和幾千名太學生一起呼喊口號，要求皇上小心中官（即宦官）“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讓人感到意外的是，東漢皇帝居然接受了學生的請願，並就此赦免了朱穆。這大概是中國歷史上有記載的第一次獲得成功的學生運動，時間在宋朝之前的近一千年。

宋欽宗罷免李綱的消息傳出之後，京師太學生們也坐不住了。二月初五，幾百名學生擁到皇宮宣德門外上書請願，要求朝廷恢復李綱的原職，懲辦李邦彥等奸賊。東京城的市民們聽說太學生請願，不約而同地也來到宣德門前，那裡一下子聚集了上萬人，也有說幾十萬人的。其時正逢李邦彥進宮，市民見到這奸賊，紛紛指着他的鼻子罵，有的還從地上撿起瓦片、石頭，向李邦彥扔去。有的還拽他的頭髮，扯他的衣服，擰他的耳朵，向他身上吐唾沫，嚇得他鑽進了一頂女人乘坐的小轎子，趕快逃進宮去，據說連鞋子掉了一隻，他都渾然不覺。李宰相當時名聲很不好，他曾自稱要"賞盡天下花、踢盡天下球、做盡天下官"而被譏諷為"浪子宰相"，如今又帶頭投降金人，自然會激起人民群眾的一致憤恨。

宋欽宗在宮裡聽見外面太學生以及群眾鬧了起來，知道自己幹的事情犯了眾怒，連忙派員傳旨說：李綱與种師道用兵失利，不得已罷之，等到金人稍退，肯定會讓他們復職。這種虛偽的託辭在那個時候根本不起作用，抗議的太學生和群眾堵塞了御道，一些人衝進朝堂，拼命敲打那裡的"登聞鼓"（有急事上奏時候敲的鼓），把鼓面也打破了，還推倒了宣德門外御街兩邊的欄杆。打倒投降派、復用李綱、种師道的呼聲震天撼地。

開封府知府王時雍趕來，質問太學生為何要要挾天子，要求太學生回去上課，不要干預國事。太學生理直氣壯地駁斥他：我們以忠義要挾天子，難道不比那些奸佞之臣要挾天子要好嗎？王時雍一時間被問得啞口無言。禁衛軍將領王宗濋看事情鬧大了沒法收拾，恐怕激起民變，進宮奏請宋欽宗答應群眾的要求。宋欽宗左右為難，既不能鎮壓，又怕惹出民變，沒有別的辦法，只好派人召李綱進宮，並且派耿南仲當眾宣布："聖上已經宣旨要李綱進宮。"宦官朱拱之宣李綱進宮稍微遲緩了一些，被民眾剁成了肉醬，隨從的幾十個宦官也死於憤怒群眾的拳打腳踢！

宋史本紀第二十三卷里是這樣記述的：“太學諸生陳東等及都民數萬人伏闕上書，請復用李綱及种師道，且言李邦彥等疾綱，恐其成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會邦彥入朝，眾數其罪而罵。吳敏傳宣，眾不退，遂撾登聞鼓，山呼動地。殿帥王宗濋恐生變，奏上勉從之。遣耿南仲號於眾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眾臠而磔之，並殺內侍數十人。“如果不是史書記載，現今有幾個中國人會相信，這樣的事情居然發生在中國封建朝代，中國封建帝王居然會對學生、民眾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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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4日，習近平到北大發表講話，他說：五四運動形成了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推動了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五四運動以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在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歷史洪流中譜寫了一曲曲感天動地的青春樂章。 撇開習近平這些根本沒有實際意義和內容空話、套話，但是建政後中共一直供奉五四精神並將之聯繫到他們發源歷史和法統則頗讓人玩味。

據了解，後來進入中共核心領導的如江澤民，喬石也都曾參加過上海的學生遊行，而“77事變”後，姚依林也參加過北京學生要求抗日的群眾示威。86年底，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到高校同學生對話，江的說法很荒謬：你們現在還年輕，看不透社會政治的複雜，還是集中精力把書讀好，要珍惜現在這種機會，同時他卻津津樂道地提及40年代末他是怎樣上街同國民黨鬥爭的光榮經歷。這裡的悖論是，如果80年代的學生年輕，不諳世事，難道40年代的江澤民就成熟世故了嗎？同樣，為什麼1919年學生運動那麼值得中共追捧，而89年時的學生卻不見容於鄧小平了呢？顯然，這種選擇性褒貶的依據是以學生運動是否危及、動搖共產黨的統治。在我看來，不管是五四時期的青年，還是89年的學生，他們上街示威遊行的動機、目的都是一致的，是真誠的。

為什麼總是學生？從主觀上來講，人在年輕時未經世俗薰染，是非概念單純執着，在老於世故之前他們往往嫉惡如仇。他們知道，千百年來，中國人進大學讀書不容易，整個社會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夠像他們這樣坐在學堂里，所以自覺或者不自覺地感到自己的肩上承載着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大學生被社會視作天之驕子，天下興亡，驕子有責。另外，大學時代處於“初學三年、世無敵手”的人生當口，他們蔑視強權，他們不懼牢獄。從客觀上去看，學生住校，一天24小時生活在一起，在一個相對封閉的校園環境裡，一個人、一部分人的熱情能夠很快地傳染給周圍的其他同學。一人登高而呼，從者馬上雲集，這樣就顯得人多勢眾 。加上統治者儘量迴避和學生這個群體正面衝撞，總是找機會從背後迂迴，找幾個長鬍子的黑手，殺雞儆猴，這樣，參加學生運動而直接受到責罰的機會相對小一些。可是1989年時，中國的學生們則沒有那麼幸運。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給他們罩上了反革命陰謀的黑影，他們成了要鼓動暴力、推翻政府的政治敵人。他們的熱情，他們的良知，他們的正義被共產暴政所褻瀆，所歪曲。

學生“不是為了在中國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程，也不是有些不滿發發牢騷。他們打着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搗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

為什麼鄧小平沒有古代封建帝王的氣度、膽量採取退讓、妥協的辦法去處理學生運動？

公元153年時漢恆帝21歲，小皇帝才做了6年；公元1126年宋欽宗26歲，登基才半個月，他們人生閱歷、執政經驗遠遠無法和鄧小平相提並論。但是中國封建帝王的統治權力基礎來自於他們的血統，皇帝是天的兒子，是替天行道，他們的龍袍不會因為處理某個單一事件的成敗好壞而損壞。而共產黨是一個暴力集團，他們打破了“君權神授”的封建傳統和概念，靠玩弄民主的口號紮下了腳跟，打下江山後，卻不兌現他們許給中國人的諾言，這樣，他們把他們唯一的政治正當性的民主基礎拋棄了。他們統治中國的權力不具有封建皇朝那樣的法統，但是他們卻又想擁有帝王般的獨裁權力，他們不講民主了，那麼鄧小平就只能行使暴力。

64時期，鄧小平頭腦里只有一個信念：（在學生運動前面）不能退！因為退了第一步就有第二步，還有第三步。從某種意義上，鄧小平看到了那盤棋會怎麼下。89年時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前，廣場其實就是一個棋盤，一盤要求民主之棋。鄧小平清楚地知道，在民主這盤棋上，共產黨贏不了。學生要反腐，能讓他們反嗎？權力要受制約，讓人民來制約？言論、新聞自由，那黨的欺騙和謊言如何繼續生存？直接選舉？共產黨將失去一黨獨裁的機會。鄧小平寧可讓這個國家被權力集團成員侵蝕，也不願意讓他們自己受到監督，否則哪裡來的沒有退路那一說？64鎮壓對繼續維護中共統治集團來說也許是正當的，因為那給了他們繼續統治下去的時間和機會。但是從中國社會健康發展的角度上去看，從目前比25年前嚴重的多得多的惡性貪腐來看，鄧小平兇殘地扼殺了中國民主化的進程，他就是一個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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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州事件和天安門事件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事件同樣是由學生運動引起，同樣有着追求民主自由的訴求，也同樣被軍隊鎮壓而落幕，當局亦極力防止人們提起相關事件。但兩者之間的不同也是非常明顯。前者經過韓國社會、民眾17年的努力而徹底正名，相關責任者受到了懲罰，而25年之後，北京64的冤魂卻仍然沒有得到撫慰，仍然不能安寧。

具體來看，爭得1988年漢城奧運會舉辦權客觀上推進了韓國民主化進程，為“5.18”正名帶去了契機。光州事件後，韓國政治反對派極力推動改憲運動， 1987年6月，有百萬人走上漢城街頭。在內外壓力下，軍隊已經無法再壓制民主運動，盧泰愚政府珍惜舉辦奧運將給韓國這個民族帶來振興的機會，並且也願意改變世人對軍人政府的政治形象從而接受憲改方案，採用總統 直接選舉制度。這樣，南朝鮮的獨裁統治開始鬆動並且終於結束了。1993年選舉上台的金泳三為韓國首位文人總統，他承諾為光州518事件的受害者建立國家公墓。1996年2月28日，全斗煥、盧泰愚兩位前總統被起訴，8月法庭判決他們有罪，經上訴後最終判決全斗煥無期徒刑，盧泰愚17年有期徒刑。1997年，金泳三簽署特別法令，為光州事件正名，為死難者家屬支付賠償金，並把5月18日指定為“國家紀念日”。

反觀25年來的中國，從江澤民經胡錦濤到習近平，領導人已經換了三茬，但是64鎮壓的過程、後果和真相仍然還被封鎖着，當時的決策者中還沒有一個人受到懲罰。人們本來以為，隨着當事人退出歷史舞台，若干年之後，共產黨最高統治核心成員會比較容易客觀處理那個事件，給人們，給歷史一個交待，現在看來我們錯了。

習近平父親文革時受過政治迫害，他自己也因為文革耽誤了讀書長知識的機會，可是今天，學者徐友漁等仍然因為參加64研討會被冠以“尋釁滋事”而遭拘捕。事情很清楚，不管中共領導人有沒有學識，有沒有現代法治意識，他們代表的首先是中共黨的利益。試想，如果金泳三是盧泰愚在暗室黑箱裡指定或者隔代指定，他會有願望義務責任去把全斗煥，盧泰愚送上法庭嗎？反過來，如果中國的憲法仍然在“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怎麼會把權利還給人民？如果人民只有玩（民族）魂做（強國）夢的機會，共產黨怎麼會主動去糾查64？習近平的統治地位不是人民給的，他不可能把顧全、恢復中國普通人的政治權益、福祉當作他的根本責任。說到底，中國現在這些黨魁巨頭，他們寧願一代一代愧對中國人民，也絕對不會去做他們那個獨裁政黨的“罪人”。

從韓國光州事件處理的全過程我們可以看出，共產黨自己不會主動去糾正天安門事件，而民眾也應該把眼光從64這個單一事件上移開，像韓國那樣，放到推動、促進修改中國現行憲法上去。在這方面，要求共產黨從憲法中取消“四項基本原則”應該是一個最容易突破口子，也是最直接的途徑，因為“堅持共產黨的領導”這本身根本就是違憲的條文。

5-13-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