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麒元：毛澤東是否懂經濟學?

盧麒元：毛澤東是否懂經濟學

筆者按：三讀此文，潸然淚下。誰說毛澤東不懂經濟學?他不但懂經濟學，若天假時年他會寫出可以傳世的經濟學著作。毛澤東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前無古人，他用二十年時間完成了中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過渡，這已經成為人類經濟發展史的一個驚人的奇蹟。須知，毛澤東打下的經濟基礎，恰恰是建立摩天大樓的恢弘基礎(難以想像的遠見卓識)。沒有毛澤東奠定的經濟基礎框架，就沒有後幾十年的經濟騰飛。要知道，是毛澤東用鐵血構築了大規模工業化的政治基礎(大工業化的生產關係)和文化基礎(全體國民的文化素質)，這是以後高效率發展經濟的必要條件。其他發展中國家沒有中國這麼幸運，他們的政治基礎和文化基礎不利於工業化的進行。的確，實現經濟的跨越式發展是有代價的，生產資料的積累必然擠壓生活資料的積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不夠顯著。然而，這恰恰是毛澤東那一代人的偉大犧牲，也只有毛澤東才能做出如此偉大的犧牲!我們應該對這種犧牲深存敬意，他們用去了全部銅板為共和國大廈奠基。相信，一百年之後，我們的子孫對歷史人物自有公論。不過，做為一個曾經生活在毛澤東時代的孩子，我仍然感到無比的光榮，我有幸經歷一個偉大的時代。毛澤東深知創造價值的理論，毛澤東時代創造的價值由於未能充分交易，並不能在今天統計意義的GDP中充分表達出來(GDP僅僅表達了毛澤東時代資產增殖的極小部分)。為了否定毛澤東，麥迪遜公司等美國學術機構和一部分無恥的中國學人，構造了毛澤東時代的所謂“統計數據”，極大地貶抑了毛澤東時代的偉大貢獻。他們用一把嚴重膨脹的“尺子”，去衡量已經遠去的身影，他們用視覺的渺小來證明自己的“偉大”。偉大，難道是個人資本利得可以衡量的嗎?沒有前人的無私的犧牲和偉大的創造，怎麼會有後人天文數字的資本利得?毛澤東所懂得的政治經濟學，是聖人的經濟學(無私奉獻的經濟學)。這在今天的中國，更顯得彌足珍貴!我們確有責任，重新書寫共和國經濟史，我們應該給予前輩們公允的歷史評價!

鄧力群：和毛澤東一起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毛主席在1958年11月鄭州會議上，在1959年8月廬山會議上，兩次向全黨幹部建議讀書，讀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社會主義部分”。廬山會議以後，毛主席覺得國內、黨內的問題解決了，有條件讀書了。1959年12月上旬，他指定陳伯達、胡繩、田家英和我同他一起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冊“社會主義部分”。那時他在杭州，住在里西湖金沙港南端的劉莊。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澤東與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等一起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劉莊三面傍湖，北面倚山。這座山名叫丁家山，也叫康山，因戊戌變法的領袖康有為曾在這裡隱居而聞名。丁家山是一個四十多米高的小山。山上有三間平房，磚木結構，四壁擺放書櫥，古樸典雅，名為“蕉古山房”，也叫“康莊”。這裡幽靜、清爽，主席喜歡，讀書就在這所平房裡頭。

1959年，毛澤東在杭州與胡繩等一起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毛主席對這次讀書活動親自安排，規定每天下午一起讀書，並吩咐胡繩、田家英和我輪流朗讀，邊讀邊議。我們三個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們倆輪流朗讀，我作記錄。12月10日讀書開始，邊讀邊議，聽毛主席談話，大家也插幾句話。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們的分工，問我：你怎麼不讀?我說：我的口音不標準。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作記錄，就沒說什麼。

在杭州前後25天，除去三個星期天和1960年元旦，實際讀書21天。每天下午讀，一般從四點左右開始，一直到九點左右吃晚飯為止。有時從三點、五點、六點開始讀，到七點、七點半、十點結束。

記得12月19日是個星期六，晚上九點讀書結束，宣布星期日放假一天。胡繩、田家英和我就利用假日到蘇州去逛一逛。當晚出發，夜半到達。星期天白天在蘇州活動了一天，為了不耽誤讀書，星期天又坐夜車，星期一早晨就回到杭州了。

12月26日是毛主席66歲生日，讀書也沒有中斷。只是主席要我們讀書小組的幾個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飯。客人只請了當時在浙江工作的江華及夫人吳仲廉。江華是毛主席在井岡山時期的老戰友。飯後，主席贈送給每人一冊線裝本《毛澤東詩詞集》和他當時寫的兩首詞，作為紀念。

上丁家山那所平房只能步行。12月30日下雨，毛主席依然拄着手杖登上丁家山讀書。這天從下午六點讀到晚上十點，讀了20頁，是讀得最多的一天。

1960年1月3日是星期天，照常讀書。

《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自第20章起至第36章結束，共17章。在杭州這段時間，讀完了第32章，第33章開了個頭。我每天下午作記錄，當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就整理一遍。梅行幫助我一起整理。離開杭州前，將已讀部分的談話記錄整理成冊，加上了一個標題：《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筆記》。經胡繩、田家英看過，做了個別文字改動。1月4日，我們隨主席離開杭州，去上海準備參加1月7日至17日在那裡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5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車上，把第33章讀完。我即把整理好的記錄交給中央辦公廳，請他們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在上海會議期間，大家知道毛主席領着幾個人在讀書，也聽說主席發表了很多議論，都想知道主席發表了些什麼議論。各個組紛紛要求傳達。我所在的那個組有朱總司令、小平同志。我問：主席沒說讓我們傳達，可以傳達嗎?小平同志說：可以，可以。於是我就按整理的記錄一段一段地詳細傳達，用了兩三個半天。胡繩、田家英和陳伯達在他們所在的小組裡也傳達了。

胡喬木在上海聽我傳達毛主席的談話後，覺得主席對《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否定太多，肯定太少。他問我，記錄整理是不是還有漏掉的?是不是還有沒有整理進去的?我說有。毛主席讀書很認真。一邊聽朗讀，一邊看書本，還不時在一些提法下面劃橫道，或者在旁邊劃豎道，打記號。當時我坐在主席身旁，也跟着他在我讀的那本書上照樣劃，從頭至尾都這樣做。有的段落，毛主席劃了以後接着就發表議論，或長或短。我把毛主席的這些議論記錄在自己的筆記本上。有些段落，毛主席沒有發表議論，只是說“對”、“好”、“正確”、“贊成”、“同意”，或者“不對”、“不正確”、“不贊成”、“不同意”，或者只是一兩句話。這類肯定或否定的評語，我就記在自己讀的那本教科書上。也有的段落，毛主席劃了道道，既沒有議論，也沒有說對還是不對。這些沒有整理到談話記錄中去，沒有傳達。

喬木把我的那本書拿去翻了一遍，對我說，他自己聽傳達後的印象不準確，我傳達的也不全面。他說：你那本書上有跟着主席劃了槓的地方，有主席簡要的旁批。這些內容記錄裡面沒有整理進去。整理的談話內容，批評教科書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書的是多數，批評的是少數。只有把這兩部分合起來，才能夠全面地完整地反映主席讀書的見解。

上海會議後，毛主席又帶我們到廣州，在白雲山把餘下的部分，第34章至第36章，還有結束語，全部讀完了。這時已是1960年2月9日。

廣州的這段讀書活動，陶鑄、胡喬木都參加了。

毛主席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的談話和批註，涉及兩大問題：一個是蘇聯42年的歷史和現實，一個是新中國10年的歷史和現實。他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問題，發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見。當然，受當時國內經驗和個人認識的局限，有些觀點也未必妥當。但無疑的，毛主席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的談話和批註，是毛澤東思想的組成部分，是一份寶貴的精神遺產。談話和批註的內容十分豐富，在這裡，我舉一些例子，以一斑而窺全豹，可以看出毛主席思想的深邃和見解的精闢。

例如，毛主席結合蘇聯和中國的經驗講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他說：“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是一切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共同規律。斯大林把這個規律具體化為優先發展重工業。斯大林的缺點是過分強調了重工業的優先增長，結果在計劃中把農業忽略了。我們把這個規律具體化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工農業同時並舉。我們實行的幾個同時並舉，以工農業同時並舉為最重要。”

毛主席在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問題上批評教科書的觀點。他說：“教科書說，世界社會主義體系‘沒有一個參與國強迫對方接受他所不要的商品’，‘不會有任何歧視和不等價交換’。不是那麼一回事。事實上有賣肉帶骨頭的貿易，這是一種政治性的貿易。”他又說：“在國與國的關繫上，我們主張，各國儘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賴外援為原則。自己儘可能獨立地搞，凡是自己能辦的，必須儘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實在不能辦的才不辦。特別是農業，更應當搞好。吃飯靠外國，危險得很，打起仗來，更加危險。他們和我們相反，不提倡各國儘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產能靠其他國家供應來滿足需要的產品’。似乎想用經濟力量來控制別的國家。”

再如，毛主席論述社會主義民主和人民的權利問題，指出：“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他說：“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首先就是勞動者有沒有權利來克服各種敵對勢力和它們的影響的問題。像報紙刊物、廣播、電影這類東西，掌握在誰手裡，由誰來發議論，都是屬於權利的問題。人民內部有各個派別，有黨派性。一切國家機關、一切部隊、一切企業、一切文化教育事業掌握在哪一派手裡，對於保證人民的權利問題，關係極大。掌握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手裡，絕大多數人民的權利就有保證了;掌握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裡，它們就可能變質，人民的權利就不能保證。總之，人民必須自己管理上層建築，不管理上層建築是不行的。”

又如，毛主席從批評《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缺點談到科學著作的問題，非常精闢。他說：“教科書對問題不是從分析入手，總是從規律、原則、定義出發，這是馬克思主義從來反對的方法。”“這本書雖然有些地方也承認矛盾，但不過是附帶地提起。說明問題不從分析矛盾出發，是這本書的一個特點，一個最大的缺點。當作一門科學，應當從分析矛盾出發，否則就不能成其為科學。”“分工合作，集體寫書，可以是一種方法。看起來，這本書是幾個人分工寫的，你寫你的，我寫我的，缺少統一，缺少集中。因此，同樣的話反覆多次講，而且常常前後互相矛盾，自己跟自己打架，沒有一個完整的科學的體系。要寫一本科學的書，最好的方法，是以一個人為主，帶幾個助手。像馬克思寫《資本論》、列寧寫《帝國主義論》那樣，才是完整、嚴密、系統的科學著作。”他又指出：“規律存在於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應當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中來發現和證明規律。不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下手，規律是說不清楚的。”他還批評說：“教科書的寫法，不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沒有說服力，沒有吸引力，讀起來沒有興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寫文章、沒有實際經驗的書生寫的。這本書說的是書生的話，不是革命家的話。他們做實際工作的人沒有概括能力，不善於運用概念、邏輯這一套東西;而做理論工作的人又沒有實際經驗，不懂得經濟實踐。兩種人，兩方面——理論和實踐沒有結合起來。”他認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生產關係，但是，政治經濟學和唯物史觀難得分家。不涉及上層建築方面的問題，經濟基礎即生產關係的問題不容易說得清楚。”他指出：“沒有哲學家頭腦的作家，要寫出好的政治經濟學來是不可能的。馬克思能夠寫出《資本論》，列寧能夠寫出《帝國主義論》，因為他們同時是哲學家，有哲學家的頭腦，有辯證法這個武器。”

在讀書過程中，毛主席還不時對一些人物和著作進行評論，臧否褒貶，精彩紛呈。他說：“屈原如果繼續做官，他的文章就沒有了。正是因為開除‘官籍’、‘下放勞動’，才有可能接近社會生活，才有可能產生像《離騷》這樣好的文學作品。”他又說：“三國時吳國的張昭，是一個經學家，在吳國是一個讀書多、有學問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時候，就動搖，就主和。周瑜讀書比他少，呂蒙是老粗，這些人就主戰。魯肅是個讀書人，當時也主戰。可見，光是從讀書不讀書、有沒有文化來判斷問題，是不行的。”主席還談到《紅樓夢》，說：“《紅樓夢》裡有這樣的話：‘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在蓬窗上。’這段話說明了在封建社會裡，社會關係的興衰變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潰。”“《紅樓夢》中就可以看出家長制度是在不斷分裂中。賈璉是賈赦的兒子，不聽賈赦的話。王夫人把鳳姐籠絡過去，可是鳳姐想各種辦法來積攢自己的私房。榮國府的最高家長是賈母，可是賈赦、賈政各人有各人的打算。”

春節以後，我們回到北京。我到公安部黨組傳達了毛主席在上海和廣州讀書的談話內容。隨後，我同梅行把主席在廣州讀書的談話記錄整理了一遍。至此，毛主席讀政治經濟學的談話記錄整理全了。

在廣州讀書期間，周總理向毛主席報告，說讀了主席關於教科書的談話，認為很好。他想組織國務院各個部委的負責同志一起讀書，一起學習毛主席談話記錄。主席表示同意。總理把送給他的那本談話記錄交給胡繩，要胡繩編一選本，印發給國務院各部委、全國各省、直轄市、自治區。

胡繩編的那個選本印發以後，中央各部門、國務院各部委都組織領導同志讀書和學習毛主席的談話記錄。大約在1960年三、四月間，陸定一組織宣傳文教部門的負責同志讀書，要我去傳達。除了傳達整理出來的內容外，我還補充了一些沒有整理進那個本子裡面的內容。與會同志有的做了詳細筆記。

接着，在中央黨校向全國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參加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編寫組的全體同志又作了一次詳細傳達。由於毛主席在讀書過程中說蘇聯科學院“這本教科書有嚴重缺點，有原則錯誤，這本書的架子也不太高明”，對寫出一本較為成熟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有所期望，所以，國內也着手編寫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在毛主席的帶動下，讀政治經濟學在黨內蔚然成風。

我有幸聆聽毛主席的談話，數十多年來，魂牽夢繞，一直為整理、編輯、出版毛主席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做工作，沒有放下。我感到，毛主席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和批註，飽含着他獨創性的理論成果，主要是政治經濟學，同時也涉及哲學、科學社會主義以及歷史科學等諸多學科。我認為，1959年至1960年毛主席先後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科學院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的談話和批註，是繼《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之後，毛主席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規律的又一次重要探索。結合蘇聯42年的歷史和現實，新中國10年的歷史和現實，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問題，發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啟迪後人的卓越見解。它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應該結合1959年以後的實踐和現實的情況進行檢驗，看毛主席那時講的這一套，哪些講得對，哪些講錯了，哪些站得住，哪些站不住，給我們揭示了哪些問題，提供了哪些見解，可以給我們啟示，值得長期思索、考慮，實踐、探索。同時，他聯繫歷史和現實，總結經驗教訓、探索執政規律的方法，也值得我們學習、繼承和發揚。

(本文原載《黨的文獻》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