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報對600位知青進行訪談的調查

曾經的知青，現在大都是60歲以上的人了，經過40多年生命過程的沉澱，回首青春時期的經歷，現在更多的是冷靜和理智。怎樣解讀青春經歷?

解放日報對600位知青進行訪談的調查

穿越磨難蹉跎 我們與共和國同命運

調查說明

一部電影《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讓70後、80後颳起一股“懷舊潮”。如果說電影中的縱酒放歌是對上世紀90年代大學生活的懷念，那麼最近在全國巡迴舉辦的《與共和國共命運》知青展則是50後、60後對那段知青歲月的致敬。那些曾經見證過 “上山下鄉”的人們，又是怎樣解讀那個生命中至關重要的青春經歷的呢?

中國社會學會方法研究會、上海知識青年歷史文化研究會和上海神州市場調查公司在知青展館內外對當年的600位知青進行了問卷調查。解放日報社會調查中心根據統計數據，結合本調查中心獲得的文案進行研究分析，形成了本份調查報告。

此次調查採用配額抽樣方法，運用問卷面訪方式進行，由復旦、同濟、財大、上外等上海高校部分學生實施。在被訪調查對象中，男性占60.5%，女性占39.5%，59歲以下占13.1%、60-63歲占55.2%、64-67歲占24.3%，68歲以上占7.4%。當年上山下鄉地點在東北、內蒙古、雲貴占49.5%;安徽、江西占21.4%;上海、浙江占12.6%;其他省市的占16.5%。當年上山下鄉的類型中，插隊的占40.5%，集體插隊或國營農場的占24.7%，生產建設民團占31.7%，其他占3.1%。

青春風華，激揚還是幼稚

有一位作家曾這樣說：“青春是用來追憶的，當你懷揣它時，它一文不值，只有將它耗盡後，再回頭看，一切才有意義。”

曾經的知青，現在大都是60歲以上的人了，經過40多年生命過程的沉澱，回首青春時期的經歷，現在更多的是冷靜和理智。知青去農村，上世紀50年代起被倡導，60年代而展開。對當時的知青來說，他們到農村去，是為了消滅“三大差別”，帶有積極的理想主義色彩，邢燕子、侯雋、董加耕等一大批優秀青年，便是他們的典型代表。到了1968年，則是城市裡初中、高中以及中專、技校的畢業生，隨着“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最高指示，毫不例外奔向廣闊天地，當時的說法叫“一片紅”。

調查表明，不管是早期的下鄉，還是以後的“一片紅”，大部分年輕人是比較自覺的。有43.5%受訪者表示，去農村是聽從黨的指示;有18%的受訪者表示，是自覺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有15%的受訪者表示，是迫於環境和形勢的壓力。以後依次為，希望在農村鍛煉自己的能力，改變農村的面貌和隨大流。(見表1)

上山下鄉，砥礪還是磨難

20歲不到的青年人，憑着一腔熱情，來到農村。青山綠水，偶爾居住，是一種享受。但是，當經年累月生活在這裡的時候，那些艱難是難以想象的。北國嚴冬的冰封千里，南國的濕熱百蟲，讓城市的青年極度困苦。即使在上海崇明農場，知青田先生也是感慨良多：“不說農忙時候的搶收搶種了。就說冬天吧，傳統是冬閒。但是，農場冬天要修水利，疏浚河道。天寒地凍，上千人沿河排開，一批人下到河裡，用鐵鍬一鍬一鍬挖泥，一批人用竹簸箕把泥從河床挑到河堤，從日出干到日落。這樣的勞作要持續1個多月。”不過，田先生還是有些驕傲：“那時候，農場的河道，絕不會淤塞，河堤則像石頭砌的一樣齊整。”

極端困苦的生活，極度原始的勞作，極其可憐的收穫也使知青反思。知青卜大華於1968年去陝北插隊，他後來回憶說：“到了陝北，我第一次發現，中國還有這麼落後、貧窮的地方!那些曾為革命灑過鮮血的老紅軍、老農民，仍在吃糠咽菜，看到這些，我流下眼淚!這是我用自己的頭腦思索後得出的結論。”從這層意義上說：知青的艱苦歲月也是思想解放的萌芽。在本次調查中，有75%的受訪者認為知青經歷讓自己接觸到了人民大眾，更深刻地了解到了國家的現狀。

艱苦的生活讓更多人思考。在本次調查中，當問及對知青經歷的整體看法時，有50.5%的受訪者選擇了“辯證對待”;有22%的受訪者認為這段經歷值得肯定;有9.2%的受訪者抱怨知青生活;同樣有9.2%的受訪者認為自己的知青經歷應該否定。以後依次為，應該汲取相關教訓，應該忘卻這段痛苦的經歷。(見表4)

進入新時期，知青們花費了更多的努力追趕時代步伐。他們中的不少人已經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就，成長為社會的中堅。知青經歷磨鍊了他們的意志，讓他們走出青年時代的狂熱，走向成熟和理智。在本次調查中，認同知青經歷“豐富了人生經歷，加深了對生活的思考”的占了81.8%;認為知青經歷對自己事業有所幫助的占了88.1%。

回城之際，興奮還是嘆息

1973年，知青在農村的情況開始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毛澤東主席當時對一封知青家長的信作出批示：“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1978年10月，雲南景洪農場教師、上海知青丁惠民等人給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寫了一封公開信，希望在中央幫助下返城。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知青回城從雲南開始，當時任農林部副部長、農墾總局局長的趙凡，受中央派遣到雲南調查國營農場的知青問題，當時他的另一個身份是國務院知青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趙凡到昆明後，連夜到農墾局了解情況，然後和各層級的同志開會，成立解決知青問題的領導小組。經過調查研究，趙凡和時任雲南省委書記的安平生給中央打電報：在自願的情況下，願意留在農場的歡迎，好好搞建設。不願意留下來的都走，分四批兩年完成。

自此，波瀾壯闊的知青上山下鄉潮，轉化為知青回城潮。1980年，中央書記處決定從這一年暑假起，應屆畢業生不再上山下鄉，上山下鄉運動就此終結。

但是，一部分知青回城之後不久，發現名為“知識青年”的他們，並沒有多少可用的知識。著名作家張賢亮說，這些知青離開家庭，荒廢學業，到農村滾了一身泥，再回到城裡的時候一無所有。

而在本次調查中，對“知青經歷給您一生帶來什麼遺憾”這一問題，有49.3%的受訪者認為，知青經歷帶來的最大遺憾是失去了正常讀書學習的機會;有17.3%的受訪者認為，背井離鄉失去親人關愛和家庭溫暖;17.3%的受訪者認為，失去了正常的青春體驗。以後依次為過分勞作損害健康，特殊經歷損傷心靈等。(見表2)

知識青年的學歷按照今天標準來看並不算“高”，他們大多只接受了初中或高中教育就離開了學校，在隨後的十年中荒疏了學業。上海知青葉辛提到：“我們這代人中出現了知青作家群，出了幾個全國有名的知青作家，但是在我們這代人中幾乎沒有出優秀的化學家、物理學家、醫學家……自然科學的很多東西必須要循序漸進。”

國家個人，命運與否相連

1700萬知青從中國的大城市、中型城市湧進廣闊的農村，場面可謂波瀾壯闊，這是一段令個人和國家都難忘的歲月，它掀動了整個社會，觸及了無數家庭，但這一代人的命運，始終和國家的命運緊緊相連。

受訪者范先生異常平靜：“首先，知青上山下鄉，不能脫離特定的歷史背景，尤其是計劃經濟的背景來看待知青上山下鄉的問題。其次，‘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鄉是國家勞動力調配工作的重要一環。旨在為無法在城市升學就業的青年開闢新的就業道路。最後發展為‘一片紅’，具有明顯的延續性。無論是主動要求去的，還是被動下鄉的。都是當時的形勢使然。大約2000萬知青在這樣的形勢下去了農村這個廣闊天地。”

在被問及您認為知青經歷對自己事業發展是否有幫助時，有24.8%和53.3%的受訪者回答獲益匪淺和有所收穫，有5.9%和9.9%的受訪者回答幫助很小或沒有幫助，只有6.1%的受訪者認為自己的知青經歷阻礙事業發展。(見表3)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場運動，對這一代人正確地認識自己，正確地認識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正確地認識這個偉大的民族和國家的未來，都有很大的幫助;同時，對於廣大中國農村而言，大批知青的到來，縮小了城鄉“三大差別”。在此後近20年內，知青們成為了鄉村民辦教師、“赤腳醫生”、農業技術人員等，是農村發展的帶頭人。他們的到來不僅增加了農業勞動力，也在短時間內向原本封閉落後的農村傳播了先進的知識與思想觀念，為後來政府執行農村政策起到了重要的啟蒙和鋪墊作用。而且，這種社會支援方式與平衡發展的觀念，使廣大城市青年對中國鄉村產生了深厚的情感聯繫。在本次調查中，有70.2%的受訪對象認為，上山下鄉的地點是自己的“第二故鄉”。

受訪者顧女士說：“我們這一代人，一起下鄉，一起回城，都和國家的形勢緊密相連。和任何一個時代的人一樣，我們中有的人，經過磨難，事業有成。有的人成了政治家，有的成了企業家，有的成了教授專家。不過，大多數人是普通市民。我現在退休了，退休工資不高。由於過去讀書少，個人發展機會也不多。而我的孩子就不一樣了，事業有成，我也感覺不錯。”

上海知青葉辛說道：“回憶這段難忘的歲月，對我個人來說，第一，在上山下鄉的日子裡，我思考了我們這一代知青的命運……第二，插隊生活教會我用農民的眼光看待都市、省城、上海，這是我人生經歷中最大的一筆財富。正是在這些日子裡，我思考了上山下鄉知青這一代人的命運，了解到中國農民的生活是怎樣的……我覺得這段經歷非常珍貴，影響了我的世界觀、價值觀。第三，因為經歷過上山下鄉，我由衷地感覺到，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人開始聰明起來，靈活起來，選擇了一條比較正確的道路……所以我覺得這30年是中華民族，或者說是我經歷的60年中最好的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