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六四問題真的是“久拖未決”嗎？

如果認為六四運動（第二個天安門運動）和四五（第一個天安門運動）一樣地被“中共中央”的一紙決議“平反”，那麼，25年過去了，六四問題——誠如金鐘先生最近所言，的確是“久拖未決”。可是呢？如果說六四問題已經早被中共高層給“解決”了，讀者們意下如何？我以為，反對的人很多。因為無論怎麼說，人們總是期待六四運動應該像四五運動那樣地被“平反”，因此，在等不到這樣的平反時，人們就認為六四問題“久拖未決”。

我在前幾天寫的文章《中共高層與六四》中說道，高層早就解決了六四問題，只是，解決的方式與善良的中國人想象的完全不同罷了。因此，我做出如下判斷：高層解決六四問題的模式和方式是一種非常隱秘的並且可以說是百分之百的陰謀詭計。一方面他們拖，根本就沒有給六四平反的任何誠意；另一方面卻又不時地散布六四將要被平反的虛假信息，從而把一部血淋淋的大屠殺的悲劇在時間中消磨為《等待多戈》的一部喜劇。如果說這也是解決六四問題的一種方式的話，那麼，我就有理由判斷，在六四問題上高層很早就已經尋找到了解決它的方式和模式，並且我又判斷，它是極其陰謀的，也極其有效。至少從現象看，25年一來，中國社會可以說徹底地消滅了類似於六四那樣的政治運動。

2、高層解決六四問題的大概時間

我估計，高層解決六四問題的時間最早時間可能形成於蘇聯解體的1991年前後。其理由是，蘇聯突然解體對高層造成了一種巨大的衝擊，一個強大得“武裝到牙齒”的共產黨蘇聯，在一夜之間“紅旗落地”，政權垮台，江山易色，這不是給中國共產黨一種天大的警告碼？

在上述警告面前，我以為在1989年，那些並不真心擁護鎮壓的高層人物，在此一刻，已經做出了一種在我的分析看來可能是痛心疾首的反思。結果他們可能悟出了這樣的一個道理，如果不是六四時期的開槍殺人，中國共產黨政權甚至有可能同蘇聯政權一同完蛋，甚至被蘇聯完蛋的還要早。我們都記得，在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時，天安門運動正進入膠着狀態，大學生還提出了要見戈爾巴喬夫的要求。因此，我完全有理由判斷：如果不是大規模的屠殺結束了六四運動，那麼，學生運動之後，跟進的市民運動、農民運動不就是可以推翻共產黨在中國的一黨專政嗎？倒過來想，高層許多人突然意識到多虧了大屠殺，要不然用鄧小平的原話講，“我們這些人都要被軟禁起來”。

我不認為上述的反思就非要在幾次高層的秘密會議上達成共識，但是，我完全有理由判斷，如此共識可以在彼此心領神會中達成。顯然易見，鄧小平等人主張的大屠殺，在這裡非但不被高層認為是“錯誤的”（它是“平反”的前提），而且被認為是深謀遠慮的。大屠殺事實上救了中國共產黨的命，這是一種用常識既可以解讀的事實。有這樣的事實存在，你還想共產黨出一紙決議為六四平反嗎？

六四運動和四五運動不同，它以開始就同共產黨政權的“命根子”交織到一塊了。在四五運動中，人民在情感上討厭毛澤東和左毛派，因此，也一邊倒地同情於人民認為是毛的對立面的周恩來、鄧小平為代表的右毛派。因此，當右毛派掌權後，為四五運動平反，給出的是“毛澤東錯誤”和“四人幫陰謀”，於是，把責任推給死人（毛澤東）和失敗者（四人幫），不但方便，而且容易。遇到六四問題，情況徹底變了，被高層的一些人看成是“鄧小平錯誤”的那種東西，在蘇聯解體後，不就是變成了“鄧小平功勞”嗎？在共產黨的歷史中，如果說中共政權“出於槍桿子”，那麼，在1989年，保住政權的，也惟有槍桿子了。中共六四意義在這裡給出的不是鄧小平的“錯誤”，而是他的“功勞”

但是時代究竟是變化了，1989年之後，高層對於槍桿子保命、保權的事情不再可以公開地張揚了，於是，統治者的技巧卻又教會他們，用不時地、周期性地放出“平反六四之風”的做法，來暗示高層在六四問題上的“鬆動”，似乎六四問題也可以平反。其意思不外是說：不是不平反，而是時間未到。可進一步想：什麼才是“到時間”了呢？鬼才知道。

3、關乎六四平反的兩個方面

如果存在着六四平反的可能，那麼，我認為有兩個方面的問題值得注意：一是共產黨高層的路線鬥爭問題；二是人民運動的合法性問題。

就第一個問題講，除趙紫陽一個人外，其他在六四前後被批為“錯誤者”（包括因死亡引發六四運動的胡耀邦本人），也都可以說是被平反了，如胡啟立、閻明復等一幫跟着趙紫陽跑的人，除被“罷官”外，沒有人受到像“四人幫”那樣的法律制裁，就說趙紫陽本人吧，他除了被“軟禁”到死，也沒有受到過分的傷害啊！從習近平上台前後，官方媒體大量報道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如何在胡耀邦受到批判時，勇敢而又公開支持胡耀邦的消息中，人們也可以做出如下的判斷，胡耀邦、趙紫陽這樣的人，在六四以前好像是處於一種“開明”、“進步”的狀態中，所以，一種在過去的平反模式中，可以收穫到的那種效果：好人遭殃——事實上也已經收到了，是用了一種“不是平反的平反”模式。特別是在今年，中國和日本衝突加劇之際，習近平派胡耀邦的長子胡德平作為他的特使訪日一事，也給社會傳達了一種信息：開明派人物的後代好像並沒有坐冷板凳，照樣活躍在政治舞台上。

這樣，在高層應對六四的模式中，過去那一套簡單的平反模式已經被拋棄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為複雜、更隱蔽、更具有陰謀詭計成分的新模式。那就是大屠殺保命、保權的隱秘共識，在高層小圈子內秘而不宣，與此相應的是，卻在六四問題上，不時出現一些解禁，就依着那些被解禁的東西的出現，聰明人就可以猜測：平反六四的時機好像快到了。總之，一種吃不到口裡的食物，總是在人的眼前來回地晃蕩，把你的胃口吊得高高的。

本文做作一種假設：如果高層用傳統的平反模式來平反六四，也就是說，高層解決了“久拖未決”的問題，會出現什麼情況呢？這就牽扯到，我說的第二個問題，即人民運動的合法性問題了。眾所周知，在1989年《4•26社論》發表之後，大學生的訴求圍繞它發生了明顯而尖銳的和官方的對立：學生運動是“一場社會動亂”還“愛國的民主運動”？是非法的，還是合法的？與之相應的是，高自聯這樣的自治組織是非法的，還是合法的？人民與政府對話的權利受不受保障？如果受保障，那麼，人民在認為“李鵬政府”犯錯誤後，要求“李鵬政府下台”，這樣的訴求不就是完全合法的了嗎？因此，平反在這裡，必然要被看成是承認人民運動的合法權利。因此，平反的結果是新的高自聯又出冒來了，由它領導和組織的大學生運動又興起來了；又，如果高自聯是合法的，那麼，在全國各地大中城市產生了的“工自聯”不就是也合法了嗎？那時還沒有冒出頭的“農自聯”（農民自治聯合會）不也是要生產嗎？在這裡，我假設六四被平反之後，人民不要求用法律的方式來懲治六四殺人犯，僅僅是這些訴求就已經把共產黨專政的命根子給刨了。

當然，在平反之時如果有一個人高呼：“懲治六四罪犯分子，法不容罪！”那麼，他會一呼百應的；如果官方遲遲不動，那麼，第二六四運動就會在一夜之間興起，試想，現在活着的這些高層人物中哪一個可以左右得了形勢呢？

我進一步假設，在平反六四時，高層可以把李鵬交了出去，作為替罪羊（毛都做過替罪羊，何況李鵬乎），讓人民審判，可是呢？六四問題不僅僅是李鵬個人的問題，它是1989年的“中國政府”問題，可見，受到審判的應該是“李鵬政府”，如果這樣的話，那麼，朱鎔基政府、溫家寶政府和今天的李克強政府不都是這一條線上的螞蚱嗎？誰個可以逃脫呢？

說道這裡，我講一句大家不愛的話，就是在六四之後，中國人民政治水平、法律覺悟之提高，在客觀上也造成了高層沒有膽量來平反六四的結果。在第一個天安門事件被平反後，社會層面沒有我上面敘述的各種反映出現，大家都安然地上班工作，沒有發生政治上哪怕一點的得寸進尺現象。所以，在六四問題上，高層不會讓給人民“一寸”的真正原因是，怕人民得寸進尺。尋找的中國人，你看他們軟弱得跟麵條一樣，可是，一旦鬧起來，可是了不得的啊！六四運動中的大學生，北京市民不就是例子嗎？習近平可能和我們普通人一樣滴知道，第二個六四運動如果來了，共產黨專政也就壽終正寢了。因此，現在他們的唯一做法是不給它開哪怕針尖那樣大的口子。

堅決不給人民運動平反的這種高層決心是和他們要把六四之後的所有人民政治運動“扼殺在萌芽狀態”的政策和方針聯繫到一起的。為做到這一點，他們“不惜使用”一切方法和手段。於是，六四時期的鄧小平所作所為，他們不得不複製之，哪怕他們本人對之缺乏敬意。

4、雙管齊下：政治統治權和經濟奴役權

“黨內資產階級”這個詞是毛澤東發明的，當時，這個古怪的東西出現時，許多人都想不通，試想，黨如果是某一個階級的代表的話，黨內怎麼會出現一個階級呢？共產黨據說是無產階級的代表，可是“資產階級”怎麼會出現在“共產黨內”呢？那時，人們只是從邏輯的角度議論毛的這一“英明論斷”，卻忽視這個在當時本身並不“英明”的詞彙里包含了一些而後非常嚴峻的經濟事實：共產黨在掠奪社會財富和國家資源方面，正在形成新的階級組合。而後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高層通過所謂的“經濟體制改革”，使毛澤東生前所說的“黨內資產階級”給活脫脫地顯現出來了。儘管目前一些公共知識分子把叫它“權貴階級”或者“官僚資產階級”，我看也不過是把貓叫了個咪，其實都是一個東西。

這樣共產黨就有了兩手，一手是政治的統治，一手是經濟的統治，政權+金錢，雙管齊下，人民就被統治得服服帖帖了。

讓人“發家致富”的政策，在六四後，鄧小平的大肆推行下，變成了讓人掙錢，掙錢多的人統治掙錢少的人，掙錢少的人統治沒有錢的人，於就產生了“以錢洗血”的“新政策”。到今天為止，我們中國人已經看清楚了一件實事：在六四之後於一夜之間爆發起來的“黨內資產階級”統治着中國。用官方網上的話換成另一種表述：“0.5%的人統治社會財富的60-70%”。過去，我們在前毛澤東時代因為受到了毛的“階級論”的愚弄，所有沒有可能在新統治的階級中發現出那種可以用社會科學方式整理出來的有關階級的因素，更看不見階級性在六四之後的高層政策中的支持力度。

1989年六四時期，對於使用軍隊解決學生問題的人，在高層里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是在六四後，“以錢洗血”的政策造成了共產黨內的統治階級經濟利益上的一致，於是，階級利益的驅動使在六四鎮壓中持異議的人，很快就修正了自己的觀點，內心裡生出了“誰叫大學生和市民鬧事”的另外一種心理。這樣一來，六四時面臨分歧的共產黨高層又出現了一種外人看不見的整合。

習近平、薄熙來、李克強等人，都是六四事件的目睹者，我不知道他們當時的內心是怎樣看待鎮壓的（此一方面資料完全沒有）？只是，我就那時獲得的有限信息而言，被稱為紅二代的人大都同情學生運動，反對鎮壓，因此，由此推理，到這一代人掌權時，給六四平反，可以說水到渠成。可事實剛剛相反，這些上台後，連人民紀念一下六四的事情也給禁死了。前幾年，天安門母親每年都搞紀念，今年已經不行了。過去幾年，許多城市的紀念活動雖然規模不大，可是持續發生，沒有過間斷過，今年一下子給禁死了！這裡，一一一種階級的既得利益是決定性的因素。人也可能是好人，可是在這個已經壞透了的階級裡面，他們也就給變壞了哩！如果說共產黨垮台後，這個階級中的人有可能逃脫不了法律的審判，那麼，對此的模糊意識，無意間又強化了他們作為一個階級的勾結。

5、在六四問題上，誰是輸家？誰是贏家

在六四25周年之際，高層怕得要死，簡直是“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用金光鴻的話說：“六四將臨，我們人人都是敏感人士”。就表面看，這好像是共產黨的強大，其實它心虛得很。中國有一句古話，叫“仁義之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今天的情況就是這樣。共產黨已經是處於守勢了，只以至於別人打一個噴嚏它都認為是對它的詛咒。人民總是處於攻勢，今天進攻失敗了，還有明天；明天失敗了，還有後天。從六四發生的那一顆起，人民已經經受得了失敗的痛苦了。今年的《重回天安門運動》中引用《v字仇殺隊》的話非常好：“我們只要贏一次，他們就永遠輸了。”

在六四問題上真正的輸家是共產黨，它徹底地輸掉了執政的合法性，犯下了屠殺人民的滔天大罪。以至於任何的挽救措施都不能夠徹底扭轉失敗的結局。正因為如此，高層在六四後採取的各種後續措施，充其量是掩蓋罪行而已。倒目前為止，他們已經變成為未來歷史審判台上的後補者了！用中國老電影之的一句台詞講：“別看你現在跑的歡，就怕將來拉清單！”


在六四問題上，大學生們是問心無愧的，知識分子是問心無愧的，參與抗暴的北京市民是問心無愧的，所有支持學生運動、支持市民抗暴的中國人都是問心無愧的，甚至包括趙紫陽——這個當時的總書記也是問心無愧的，唯獨那一小撮人是心懷鬼胎的。中國人講究天地良心，在六四問題上特別如此。如果錯在人民一方，或者學生一方，我想情況也許另當別論，只是當人民堂堂正正地、光明正大地、合理合法地爭取自己的權利（此權利是共產黨革命所要“最終賦予”人民的，也是共和國憲法明文列舉的），有什麼過錯呢？六四發生時，我從部隊轉業到地方不到2年，在和部隊上那幾個正在服役的戰友們談起此事，他們中的人，無不眼裡滴血，說：“人民軍隊屠殺人民——這簡直是天大的悲劇和天大的犯罪啊！如果不是親眼看見，誰能夠相信呢？”

六四發生後的前幾年，幾乎所有人都相信中共政權在殺人之後會很快垮台，誰相信它還能統治25年呢？可是呢？事實是它又活了25年。這樣的事情好嗎？我看非也，時間逾長，要拉的“清單”上的罪行就積累得逾多，最後，真正地要變成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這樣的事情將要殃及民族和國家，民族和國家為此可能要遭受非常大的劫難！

寫到這裡，我估計《重回天安門》運動和《六月飄雪》的策劃，有可能失敗了，可是，贏“一次”的機會反倒因此而增多了一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