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近日曾因發文批評王軍濤胡平等人對王炳章落井下石。不料竟有許多人說我失控，說我揭露朋友隱私，說我翻臉比翻書還快。那麼就讓我索性揭露一回，也看看這些人到底是為何如此痛恨王炳章的。

我這篇文章中提到一些王軍濤的艷聞，多數都是王軍濤本人對我反覆說過的。王軍濤在那些年裡，經常對自己的朋友說起這些事情，其用意就是讓朋友傳播他是多麼具有領袖魅力。每當他跟我提起時，我都一再告誡他，我很少聽到別人去傳播你的這些醜聞，你自己就不要四處傳播了。我在過去十多年裡，也一直不去幫助王軍濤造勢。王軍濤卻因為我不幫他傳播艷聞，反倒認為我不夠朋友。現今，鑑於有這許多人都說我跟王軍濤翻臉，那我就滿足王軍濤的虛榮心，盡心幫他傳播一次，希望他能認為我為他盡了朋友之力了。

樓下劉路跟我貼說及我是“動輒揭朋友老底，翻臉比翻書都快。”結論是：劉剛兄是個能做大事的人，但不是個會做人的人。

下面是劉路的原貼：

“老路對劉剛兄尊敬有加，“攻擊辱罵”之說，未免過重” 2011-06-04 07:33:58 [點擊:49]

再怎麼說劉剛兄也是天安門的英雄，中國民主運動的主將，這點是非老路還是分得清的。

老路對劉剛兄的非議主要在策略和做人上，老路堅持認為，劉剛兄雖然是英雄，但不是完人和聖人，劉剛兄惡搞共匪，發動茉莉花革命，老路都支持，但是動輒揭朋友老底，翻臉比翻書都快，老路頗不以為然。

結論：劉剛兄是個能做大事的人，但不是個會做人的人。

下面是我對劉路的回答。

“老路，我對你也是另眼相看，那就請你看看王軍濤是否是我朋友” 2011-06-04 09:50:35 [點擊:15]

我偶爾還是願意回你貼的，畢竟我們還飯醉過。

你說我翻臉比翻書還快。我猜想那是指我針對王軍濤、胡平的批評啦。可他們曾經對王炳章落井下石長達二十多年，說他們是翻臉比翻書還快，那才是更恰當罷？甚至可以說是太不恰當，那是太抬舉他們了。對他們如此惡毒地對自己的戰友落井下石，難道我們永遠保持沉默，甚至是跟他們一起去作惡，才算是會做人嗎？對這樣的人，我從來就不將他們當朋友。他們能對王炳章這樣惡毒，我不相信他們會對別人善良。

我哪裡又揭朋友老底了？我過去沒有揭發這些邪惡，那不過是我給他們時間悔過自新。

既然你說我揭朋友老底，那我就再揭露一些，但我聲明，這不過是在講我自己的案情。

1991年1月30日，我被帶到位於正義路的北京中級法院，讓同我家人見面。共匪只允許我見我的父親，不允許見我的姐姐妹妹和弟弟。他們是被共匪通知可以同我見面，才千里迢迢趕到北京，但卻不被允許見面。

會見期間，我父親告知我，我弟弟劉勇及我在政法大學的女朋友幫我請了個律師。但王軍濤的太太侯曉天（相信王軍濤不是這裡網友，如果是，我將改寫這一段），以及王軍濤的鐵杆朋友劉迪找到我家人，說是要給我請一個更好的律師。我父親跟我要委託書，同意讓劉迪侯曉天幫我另請律師。劉迪號稱是四五英雄，自稱是那個“小平頭”的真身。我當然認為劉迪應該能幫我找到更好的律師啦。於是就口頭答應我父親，同意讓侯曉天和劉迪另幫我請律師。後來，他們給我請的律師叫王耀庭，確實是北京赫赫有名的律師。

沒過幾天，這個王耀庭就帶着助手來到秦城監獄同我會見。他說他們已經閱讀了我的案卷，同時也閱讀了王軍濤陳子明和王丹等相關人員的案卷。他指出我的案卷中都是不簽名不畫押的，所以都不能作數。但說我在1989年7月間的一次審訊中我卻是簽名畫押的，那個筆錄應該作數。

在那份審訊筆錄中我曾主動交待說：“北大民主沙龍是我發起的，同王丹無關。北京高自聯是我在我的住處成立的，同吾爾開希無關。北京四二七大遊行是我倡議並組織的，跟其他高自聯成員無關。北京愛國維憲聯席會議是我首先倡議成立的，同陳子明王軍濤無關。”為了證明愛國維憲聯席會議是我首先倡議的，我還具體告訴警察我在人人大酒家飯店同王軍濤首次見面的時間，在1989年4月間去陳子明家的時間，以便他們去向陳子明和王軍濤求證。

我確實是這樣交待了。那是因為我在那一段時間裡了解到王丹被抓捕，就想當然地認為王軍濤陳子明和吾爾開希都可能被抓了，所以就主動為他們承擔這些眾所周知的重大事件，這也是審訊員最最關心的所謂“犯罪事實”。我講的這一切，連那些管教和預審員都知道我是在攪渾水，拖延時間，以便讓他們一時查不出事實真相。但是，那個侯曉天幫我請的王耀庭律師，卻抓住這一點不放，說這一切都是百分之百的事實，是王軍濤和陳子明的案卷里都反覆核實的事實。王耀庭和他的助手反覆勸我承認這些犯罪事實。我問他們是否是被侯曉天請來做王軍濤的律師，是來設局捨車保帥舍卒保車的？王耀庭的助手立即對我大發雷霆，說我不敢好漢做事好漢當。並且說王軍濤和陳子明一直在組織一個學術會議，只是後來有了我參加後，才被我拖入學潮，他們本人一直都無意介入民運。我跟他們講，如果你能確保這些事件都最終由我一人承擔，而不再以這些事件去審判其他人，我一定全部承擔到底。王耀庭跟我說他只能盡力爭取。我立即跟他們說他們是兩個混蛋。我當即拒絕他們繼續給我當辯護律師。

下面鏈接給出了陳子明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八九民運和《經濟學周報》”，文章中介紹了王軍濤的所謂團隊在六四前後的作為，講述他們的團隊是如何在1988年開始就進行這種學術討論，後來又是如何因為有了我的參與，才將他們部分人捲入了天安門運動的風風雨雨。這是他們團隊的很多人在六四後給自己辯護的一致口徑。當然，我相信陳子明是不知道劉迪那些人背後所干的齷齪勾當的。

回到監舍後，我立即讓所長小孔將我的審判長譚京生請來。聽說我要拒絕律師出庭為我辯護，並且拒絕出庭。這立即嚇壞了所長小孔。他馬上通知了譚京生。譚京生第二天就到秦城監獄見我，竟是從未有過的動作迅速。我跟譚京生講，我將拒絕律師辯護，我本人也拒絕出庭，你們自己去審判空氣吧。

譚京生一直低聲下氣地跟我好言相勸，說上級主管對我的審判非常關注。因為在此前我多次說過，一旦我出庭，我就會掀翻桌子，問我叫什麼名字，我就回答叫“莫須有”，以至於我隔壁號的戴熾義王培公等人都一直跟我叫“莫須有”或是“老莫”。審判長譚京生跟我說，上級最關注對我的審判，只要我掀翻桌子，必定對我重判。現在又聽說我不到庭，那就更要對我嚴懲。我要求立即更換律師。譚京生說已經來不及了。他告訴我說，就先讓王耀庭到庭辯護，一旦他說出那些不符合事實的話，他會立即將王耀庭驅逐出法庭。我當時從來未經歷過法庭審判，真想看看王耀庭被法官驅逐出法庭的場面，就答應了譚京生的話，居然被這個譚京生騙了一次。譚京生還有意地出去一會兒，讓他的助手有時間跟我單獨談。他的助手悄悄跟我說，他也是北大畢業生，常參加我主辦的民主沙龍。說極力想幫我。我問他我會判幾年。他告訴我，只要我到庭，別掀翻桌子，就會給我輕判。如果我掀翻桌子，那肯定會判的最重。

那時秦城監獄的袁大同等人多次暗示我要被判15年。我被定的是陰謀顛覆政府，那時的刑法規定陰謀顛覆政府的最低刑期是十年，基本刑期是無期徒刑。我問譚京生的助手，我如果到庭，能判我幾年。他不便說，讓我自己猜測。當我猜到五六年時，他終於點頭。我一直都以為中共不判我死刑我就大賺特賺了，沒想到他們打算判我五六年。這幫傻冒。我居然有些手舞足蹈興高采烈了。看我五六年出去後如何跟你們算賬。

這時，譚京生從門外進來了，一進來就跟我說：“怎麼樣？這個交易划算吧？”我跟譚京生說，那你們可要說話算數。他說只要我幫他度過這道難關，他一定說話算數。他還建議我屆時要有悔罪表現，他會更加輕判。我問他該如何悔罪。他給我舉了包遵信作例子，說我如果能象包遵信那樣在法庭痛哭流涕，他就當庭釋放我。我跟譚京生說，我這人一向不流眼淚，能否給我在法庭準備幾瓶眼藥水，屆時我就能讓我的眼淚像北京天安門廣場那樣血流成河。譚京生知道我是戲弄他，他就最後又補充一句說，只要我能夠到庭，在法庭上能回答我的真實姓名，不說我叫“莫須有”或者是“吳罪”，他就一定說話算數。隨後就匆匆夾着尾巴夾走人了。

1991年2月10日，我被帶到法庭進行所謂公開審理。審理過程中王耀庭律師居然用大部分時間指控是我發起成立了“北京愛國維憲聯繫會議”，並向法庭出示陳子明和王軍濤的供詞。陳子明的供詞是這樣的：

審訊員問：“是否有人向你提議過成立‘北京愛國維憲聯繫會議’?”

陳子明答：“沒有。”

審訊員問：“劉剛在1989年4月向你提出建議了嗎？”

陳子明答：“如果是有，那也就是劉剛了。”

我當即反駁，“這是點名問供。根據中國刑事訴訟法，這個證據無效。”

審判長譚京生制止了我的發言。

隨後，檢察官又出示了謝小慶，鄭棣等人的供詞。謝小慶和鄭棣都是王軍濤的鐵杆哥們。

對這些人的供詞，我都無意指責。我這裡只是指出中共法庭的虛偽。更有侯曉天、王耀庭、和劉迪等人的無恥。

我原以為法庭會給我一張桌子來讓我掀翻。可是那天我被帶上法庭時，我才發現，哪裡有什麼桌子啊，我是被幾個武警一路駕着，直接給送到一個木籠子裡，哪裡還有什麼東西讓我去踢呀。譚京生也沒有給我預備眼藥水，我也就沒有當場淚流成河。

1991年2月12日對我進行宣判，果真判我了六年，這是中共準備給我的最低刑期。第二天的人民日報還發表新聞說我有認罪悔罪表現。我拿到判決書後，立即寫了一篇抗議書和起訴書，控告北京中級法院、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對我造謠污衊，說我有認罪悔罪表現，這就是對我的最大誹謗。我要求他們對我公開道歉，為我全面恢復名譽。我當時就將我的抗議書和控告書交給所長小孔，讓他幫我轉交法庭，這一次，竟是無人理會我的控告書。我就想，還有二審開庭審判，屆時我一定當眾大罵共產黨無恥，並當庭朗讀我的控告書。

可二審時，我才發現，那二審居然就是在秦城監獄的一個監舍里舉行。只有一名高法法官，一名女書記員。另有兩個武警時時刻刻緊緊夾住我，這哪裡是什麼開庭審理啊。甚至提我出去之前，我都不知道是二審開庭，我都沒來得及帶上我的控告書。還沒等那個法官開始給我念二審判決書，我就開始高聲背誦我的起訴書，抗議中共對我進行非法審判，抗議新華社人民日報對我造謠誹謗。那個審判長給我念二審判決時，我不時大罵他們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是中共倒行逆施，必將受到歷史的審判。法官念判決的聲音肯定是沒有我背誦起訴書的聲音高。

後來，那個審判長跟我閒聊，說他是曾經審判過四人幫，還沒見到有我這樣大罵他的，沒見過象我這樣藐視法庭的。

他的那個女助手，正挺着大肚子，跟我說她是政法大學畢業，認識我女朋友，還說她審完我之後就回家生孩子了。問我是否有話要跟我女朋友說。我說我跟我女朋友的要講的話就是跟她要講的話，只是希望她不要在此利用職權對我進行不良引誘，不要再給我安上個流氓強姦罪。我讓她儘早回家抱孩子去，不要再助紂為虐。

中共幾次對我進行審訊時，幾乎總要找一個美女來做助手。我剛被抓住時，第一次在北京看守所K字樓提審，也是一個美女當助理，那個美女還特意去給我從食堂買來了兩菜一飯讓我吃。我一口都不吃。她勸我趕緊吃，以後我就沒有機會吃到這樣的飯菜了。我跟她說我吃不到美味佳餚畢竟還有窩頭，但是絕對沒有時間再欣賞象她這樣的美女啦。我寧願省下欣賞美食的時間來欣賞美女。

我在1996年來到美國，我一見到王軍濤的面，就跟王軍濤核實劉迪侯曉天給我請的王耀庭律師的事情。王軍濤跟我說他不知此事。並且他知道侯曉天在那期間跟劉迪同居。王軍濤還說，他在北京的眾多好友包括畢誼民、謝小慶等人都跟王軍濤反覆說，只要他不跟侯曉天離婚，他們就不會認王軍濤這個朋友。王軍濤還津津樂道的是，說自己的太太認了眾多美國乾爹，沒有放過任何一個乾爹，有幾個乾爹都被攪得妻離子散。有一女士還是美國著名華人領袖，也在前幾年同那位乾爹離婚，那乾爹就退休去上海安度晚年了。這都是我親眼所見。

王軍濤還講述他老婆在北師大讀書時就多次被公安局拘留，每次都是因為賣淫，每次5元人民幣，還不如現在五毛一天掙得多。王軍濤還多次點過一些人的名字，說這些人給他帶綠帽子，他最咬牙切齒的一個人就是王炳章，說王炳章居然什麼人都敢去碰。這也是許多人譴責王炳章的一個最最不能拿到檯面上的理由。

我剛到美國時，原準備進哈佛學政治或到MIT學經濟。錄取通知都接到了。王軍濤夫婦和陳孝京夫婦就在波士頓租住一個房子的一層，有兩室一廳，還有一個裝垃圾的工具房。他們計劃是他們倆對夫婦各住一室，將廳隔成兩個，她們兩家個擁有一個，讓我住那個偏房。房租共1000美金，他們倆對夫婦每家出350美金，我出300美金。有一位哈佛大學圖書館長美國女士陪我去看過那所房子，立即跟我說這不公平，讓我另找房子。剛好，我又接到哥倫比亞大學的通知，我立即就到哥倫比亞大學讀書，離開了那個是非之地。

後來我曾回到波士頓，了解到那個原準備租給我的偏房被出租給一個印度人。那個印度人經常對人說起，他不知道他同屋的四個中國男女誰跟誰是夫妻。後來，倆對夫妻全離了。陳孝京賈莉夫妻曾經是我北大同學。在他們跟侯曉天的那段經歷被人知道後，從此就失蹤了，大概都去了加拿大。

侯曉天當着我們眾多人的面，就讓陳孝京給她按摩捶背，還當眾說：“我第一眼見到陳孝京，就想跟他上床。”

起初，侯曉天總是讓賈莉去跟蹤王軍濤，說王軍濤跟哈佛一位比王軍濤小十八歲的中國學生鬼混。賈莉確實去跟蹤多次，證實了侯曉天的話。但賈莉也最終也發現他自己的老公在自己家裡也睡在別人床上。於是，兩個女人攤牌。侯小姐竟跟賈莉說，賈莉不配跟陳孝京睡。如果她實在是想要找人睡，她可以幫忙找人。這都是賈莉跟我親口所言。說要將王軍濤夫婦的醜事張揚出去。我一直勸賈莉不要去聲張，搬出去就算了。

王軍濤的確有許多好朋友。我還在中國逃亡時，就見幾位王軍濤好朋友的老婆，跟王軍濤打國際長途電話時一講能講幾個小時，都是講什麼他們有朝一日到了一起就買一個四人大床或八人大床，讓他們幾對夫妻同床共眠。我當時聽到還只當他們是開玩笑。後來一位這樣講的太太還真來到了美國，也進入哈佛新聞學院。那個女人後來一直說中國男人如何不夠給力，就四處找美國黑人。她將黑人請到家裡，說是給黑人教中文，讓自己的先生給他們燒飯。後來先生才發現他的太太在用實際行動給黑人傳授床上中文用語。他們最後離婚了。女的帶着孩子跟一個黑人去了芝加哥。那位先生跟我抱怨起這件事情時，我就跟他說，你不是很盼望你們在四人大床上同枕共眠麼？能說出這種話的女人就能幹出這種事來，你自己是想希望成為四人中的一人才縱容自己老婆那樣無恥的，只是發現你最終被人從床上踹下去，你才去譴責這種女人。

這樣的女人也終將遭到報應。那個女人跟黑人到了芝加哥不久，就親眼目睹自己的老媽葬身車下。

真是讓我震驚，我們那個年代，怎麼造就了這樣一些無恥的男男女女。

我當初被逮捕之前，在1989年6月5日前後，王軍濤讓小畢、謝小慶等人送我跟王丹、張倫、包遵信等人出逃。那時王軍濤才開始顯露英雄本色。此前，他對六四的貢獻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將來等我有時間再一一細數王軍濤是如何給自己貼上六四黑手的。

我跟張倫及王丹先是被藏在昌平政法大學，北京農機大學等地。六月六日，我們被接到小畢家裡。我跟軍濤私下裡建議將王丹等學生跟我們這些長鬍子的人分開，以免一旦被抓住時，防止中共造謠說是我們在背後控制王丹，利用學生運動，讓學生感到是上當受騙。這樣至少會減少王丹等人的罪名。同時，我也警告王軍濤，王丹年齡小，不象我們經歷過世面，一旦被抓捕，難免交待出重要機密。王軍濤跟我說，沒有關係，對王丹這樣的學生，到時嚇唬嚇唬他，或者不老實的時候，就教訓教訓他，看他如何泄密。並說他會給他寫封信來嚇唬他。

此後，我跟王丹及包遵信被轉到房山竇店，那裡是小畢等人剛剛租下的農房，正準備在那裡投資建廠，外人很少知道，十分安全。在那裡我們住了幾天。小畢後來曾親手交給我兩封王軍濤的密信。給我的密信中說，一旦王丹不服從指揮，就立即就地正法。給王丹的信中記得開頭幾句是：“王，一切行動服從剛指揮，如有不從，軍法處置。”

那是我第一次見到王軍濤的字。看上去歪歪扭扭，就像是小學一年級寫的字。我正懷疑這是否是王軍濤的親筆。王丹立即湊過來想看信。我立即將兩封信撕碎，並扔進農村特有的廁所的糞池裡，讓王軍濤的的那些歪歪斜斜的字及所謂軍令都同糞坑裡的臭蛆為伍。

王丹當然感覺很不高興。他隨後就跟我提出要回北京。我勸他再等等，如果明天不來人接我們，我就送他回北京。

後來小畢又送來一個自稱是體改所的人，好像是叫李小明。他剃光頭，神五神六的。反覆說服我們要儘快跟他一道回北京。被我拒絕。晚上，光頭李小明失蹤了。我立即帶包遵信和王丹到附近的農民家裡去看電視。天一亮，小畢又來了，我向他詢問李小明的身份底細。小畢跟我說，他當時就不讓王軍濤送李小明到這個秘密據點來，可王軍濤就是亂來，王軍濤本人以前也不認識那個李小明。聽小畢說到這裡，我讓小畢立即送我們轉移，否則，我們將步行轉移。此後，小畢就將我們都送走了，而且按我的要求，將我本人單獨送到一個秘密據點。

大概是在三年前，我才將王軍濤當年給我的那份手諭跟王丹說了，那也就成為一段歷史笑話了。關於王軍濤，我還有許多不得不說的話。我希望他們能真正反省自己，這樣才能成為中國民主運動的真正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