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志義：“蘇格蘭公投”中的國家理念

最近看到英國FT中文網的一篇文章，《讓蘇格蘭公投成為典範》，作者是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吉迪恩•拉赫曼。他贊成用民主方式來解決國內的民族獨立傾向。文章一開頭，他寫道：“幾年前，我曾徒勞地勸說一位中國外交官：如果台灣民眾希望宣布獨立，就應該允許他們這樣做。當時我提出：‘如果蘇格蘭投票決定獨立，英格蘭不會阻攔。’那位外交官就像是聽到了一句非常明顯的謊言，懷疑地笑道：‘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英格蘭永遠都不會讓蘇格蘭獨立。它會入侵蘇格蘭。’”

但事實上，蘇格蘭已經定於今年九月就是否獨立進行公投。英國當然不希望蘇格蘭獨立，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發表演講，呼籲蘇格蘭人對獨立投反對票，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曾造訪蘇格蘭首府愛丁堡，發表講話警告稱，蘇格蘭獨立後將不能保留英鎊為其法定貨幣。幾天后，歐盟委員會主席若澤•曼努埃爾•巴羅佐表示，獨立後的蘇格蘭要想加入歐盟將“非常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這些，都說明他們反對蘇格蘭獨立，並企圖說服蘇格蘭人不要獨立。但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蘇格蘭即便公投決定獨立，英國也不會對蘇格蘭動武。

吉迪恩•拉赫曼讚賞的正是這種不動武的方式，他認為這是英國品牌的核心價值，即寬容、法治和民主。沒有什麼東西比蘇格蘭公投更能完美體現以上價值觀了。蘇格蘭獨立對英國或蘇格蘭有那些影響？分家也包括要解決各式複雜問題，可能產生很多矛盾。但使用民主和平方式來決定分不分家，吉迪恩•拉赫曼認為能為全世界提供一個文明處理分離主義的典範。也就是說，和平民主的方式高於統一或獨立的是非曲直。

吉迪恩•拉赫曼先生讚頌用和平民主，即文明方式來處理這類問題，是為了避免某種民族情感帶來的流血和暴力衝突。他引用土耳其小說家葉利夫•沙法克的話來支持他的觀點。葉利夫•沙法克曾告訴他，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呼籲蘇格蘭人對獨立投反對票的演講令她感到又驚又喜。她說：“我來自土耳其，在那裡，逾3.5萬人在土耳其人和庫爾德人的衝突中喪生，土耳其政府如今仍未認可庫爾德人接受母語教育的權利。聽到卡梅倫如此平靜地談論蘇格蘭獨立的可能性，我當然感到很驚訝。”

但這不單是一個和平民主的方式問題。實際上牽涉到國家理念。蘇格蘭公投本身就蘊含着對傳統國家理念的顛覆。

1，國家是一種管理區域的設置，還是一種圖騰？

戴維•卡梅倫能如此平靜的對待蘇格蘭獨立（儘管他反對蘇格蘭獨立），是因為在他的潛意識中，國家作為一種圖騰的認識在弱化。傳統意識中的國家，是一種“神”，需要為其奮鬥，為其獻身。忠實於國家是政治家常掛嘴邊的言詞。把國家製造成“神”，是專制者長期宣傳的結果，因為專制者是國家代表的身份，忠實於國家就是忠實於他。現代民主談化專制意識，專制者和專制政權代表國家的說詞，日漸失去市場。領土和範圍則成為國家圖騰的象徵。所以，蘇聯一解體，沒有了蘇聯的領土和範圍，也就沒有了蘇聯作為一個國家的載體，蘇聯這個圖騰消亡。誰不願蘇聯消亡，當然是原蘇聯的掌權者，而不是人民，因為人民有了新的國家。

國家範圍可不可以改變？比如擴大或縮小，分化和重新組合。如果我們把國家作為一種圖騰，作為一種神，當然不能。國家都改變了，圖騰在人心中，便變得支離破碎。如何為其奮鬥，為其獻身？如何愛它，忠實於它？但現代管理理念，國家是通過民眾討論，確立一種契約建立起來的。國家是管理機構，行使管理職能。國家範圍是一種管理區域的設置。國家既是一個管理機構，當然必須服從管理的有效性。管理的有效性主要與管理規則管理方式有關，但在某種特定情況下，也與管理區域的設置有關。如果改變管理區域的設置，即改變國家範圍，有利於提高管理的有效性。國家範圍當然可以改變。

當一國之內，地區之間，族群之間，矛盾衝突不斷，流血事件不斷，說明國家現有範圍，即管理區域的設置不一定合理。通過和平民主的方式，對國家實行重新組合，就是解決這種衝突的方式之一。國家範圍當然需要穩定，但並非一點都不可變化，如果經濟文化產生變化，國家管理當然也要隨之變化，管理的變化主要是管理規則和管理方式的變化，但也不排斥當管理規則方式變化無法消彌矛盾，適應新的經濟文化形勢時，可以實行國家的重新組合。重新組合可以是一種分離的方向，如近代的民族獨立，也可以是一種統一的方向，如歐盟的建立。但這種變化一定不能是專制統治集團之間爭奪控制範圍帶來的變化，而應是人民自由的選擇。

海南曾由廣東管，後來認為獨立成為一個省更有利於經濟發展，因而有了海南省。國家與省其實都是一種管理區域的設置，省可以變化，國為什麼不可變化？蘇聯解體，分解為多個國家，對經濟發展，人民幸福，民主自由的確立，民族矛盾的消解等等，有好處還是有壞處，這個可以去研究。根據這種研究，你可以說解體好，也可以說解體不好。但我們現在說蘇聯亡國，並不是基於這種認識，而是把國當作一種僵化的神，來頂禮膜拜。一旦消亡，便如喪考妣。

2，作為社會體的領土是不是“國家利益”？

英國人沒有對蘇格蘭公投獨立大驚小怪，是他們沒有把所謂的“領土完整”等等看作是國家利益。把領土看作國家利益，同樣是皇帝或專制統治者長期宣傳出來的。以前的皇帝，“開韁闢土”是大大的功績，丟失國土則是一種恥辱。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他把土地和居住於此土地上的人民都看作是他家的。得之是家業擴大，失之被謂“敗家子”。久而久之，便變成一種國家榮譽或恥辱。這一觀念，根深蒂固。不但深入到政治家的靈魂，而且深入到普通民眾的靈魂。

如果我們把土地看作是一種資源，一個國家土地多一些，資源多一些，對全體人民有利，確屬國家利益。但這是指無人居住的土地。有人居住的土地，土地的主人就是居住於此的人。這塊土地就不是一種資源，而是一個社會體。現在世界上，除南極北極外，幾乎沒有無人居住的土地，所以我們現在說的“領土”，大多是指一個社會體。這個社會體歸這個國家還是那個國家，應該是居住於此土地上人民的選擇權利，如何是這個或那個國家的“國家利益”？

領土有爭議可不可以談判？如果是無人居住的土地（包括海洋），當然可以而且需要。但有人居住的土地，能不問一問居於此的人民，看看他們的意願並尊重他們的意願？沒有這樣一種“問一問人民”的民主程序，由政治家來決定這塊有人居住的土地屬於這個國家還是那個國家，領土談判就只是政治家的交易。比如香港，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是一個社會體。它曾割於英國，當時並沒有問過香港人，後來還回中國，也沒有問過香港人。香港就成了政治家或國家間交易和討價還價的物品。我們能把香港看成是一種物品，而不是一個活生生的，有着自身權利的社會體嗎？

李鴻章簽割地條約，被認為是賣國。他賣的是誰的國？當然是滿清朝廷的“國”，與中國大多數的老百姓，有何干係？所以並不是什麼出賣國家利益。但他仍有罪。他的罪，不是割地，而是他沒有問過被割地上的人民，是否願意接受外國人的管理。同樣，外國人獲得這塊土地，也不是他可不可以能不能獲得這塊土地，而是他沒有問過這塊地上的人民，願不願意接受他們的管理。顯然，所謂的領土談判，實際上是對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實施管理的權力交易。現代民主理念，一個社會體如何管理，由誰管理，應由這個社會體的人民來決定，國家和國家的代表政治家無權決定。所以，作為一個社會體的領土，既不是國家利益，也不能在排除這個社會體參與的情況下，進行國家談判。

民主化市場化全球化正在緩慢而又深刻地改變國家觀念。世界的發展趨勢是多樣性與統一性的同時發展。多樣性是自由發展的必然結果，多體現在文化上，統一性則是經濟一體化的必然要求，多體現在規則上。世界發展是文化多樣性與規則一致性的發展，其表現是自治的廣泛發展和國家間實質性（非文化性）管理規則的趨同。這種發展正在從國內和國際兩個方面削弱和衝擊國家觀念。（參見我的《愛國賣國疑系列文章一至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