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化运动过去与未来前景的开放性思考

纪念中国89民运风波和六四事件无疑是必要的。但25年后的今天，该如何更好地纪念却依然是一个问题。客观地看，对任何重大历史事件而言，其真正的伟大精神、伟大意义反而不见得需要重复性大肆宣扬，因为那已经深入人心。果真需要年复一年不断强调和宣扬的话，如果不是为了洗脑，恐怕就是那“伟大精神”、“伟大意义”值得怀疑。熟悉中国政治者都清楚这一点。纪念六四同理。特别是在万维网这类海外网站，各类信息和见解均可自由发表，广大海外读者对六四早已耳熟能详。如果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后，纪念六四的主流依然限于慷慨激昂于其伟大意义、伟大精神，悲情于六四英雄们的牺牲和流血，在笔者看来，这简直就是另一种悲哀！那些年轻生命的鲜血恐怕真有白流之虞！

笔者虽在前两篇文字中提及六四英雄乃愤青和宜宽容海外学运领袖们两个观点，几年来却始终未曾就这一历史事件动笔作专门讨论。今天，对此不宜轻动的沉重主题提出一些个人思考和建议，主要目的只是抛砖引玉而已。

在今年万维网有关六四的不少新闻和纪念文字中，虽然也看到一些零星的反思，包括卡玛的纪录片《天安门》中受访者就事论事性反思，本人一个最深的感受依然是，作为民运参与者、亲历者和支持者一方，尚缺乏对事件的系统性深刻反思是一个最大缺憾。而年复一年地仍将注意力放在指责政府当年的残酷镇压、事后国内的整肃与禁言、以及至今中共当局坚持不予评反上，虽然不缺乏正义性，却是一个于事无补的最大误区！

很多时候，对一个历史事件的无保留肯定、支持甚或吹捧，远没有直面现实的客观反思更有责任感，更有启发性，更有现实意义。这令笔者想起中共的真正缔造者陈独秀先生。这位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传播者，也是最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深刻反思的人。与中共分道扬镳后，特别在其晚年，他对苏共体制弊端、对斯大林错误的深刻认识要比苏联人和任何其他人都要早很多，也更深入。即使在70余年后的今天看来，依然是好不逊色的真知灼见。对于中国89民运，特别是六四悲剧，学运领袖、民运人士，也包括支持中国民主进步的所有人士，最应该做的事情不是仍然沉浸在该事件的悲情或其伟大中，而是对其作出系统的深刻反思。在此，笔者仅从弄清几个区分的角度，谈几点粗浅看法。

1】政府与民运双方责任的区分

这个区分看似最简单、明显，但在涉及事件演变过程、责任承担、特别是反思与汲取教训等具体问题时，却存在不少混淆不清之处。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一步步演变为一场骇人听闻的大悲剧，应该说双方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无疑，政府的责任更需要明确和清算，但那不是民运一方眼下能够操控的。现实可行的选择是，深刻反思民运方自身的责任与问题。用句套话就是，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以利再“战”！这才是对未来中国民主运动最负责任的态度。

2】整个89民运风波与六四事件的区分

整个89民运是指胡耀邦4月15日逝世后至6月4日晨持续达50天之久、以青年学生为主体、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发生在全国许多地方、最终演变为悲剧的一场全国性民主运动。89民运的前中期理应定性为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海外很多声音有意忽视爱国这个客观特性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学运领袖在与政府对话时表明的观点、游行队伍中出现的诸多横幅、标语和口号，特别是学运代表向各级政府提出的正式书面请愿诉求主要包括反贪腐、反官僚、要民主、希望中国富强起来等，都能说明其爱国属性。而六四事件则可指运动后期（绝食开始后），这场运动演变为通过绝食、提出无法达成的过激条件、拒绝与政府对话等手段要挟政府、甚至试图推翻现政府的非理性事件，直至最后铸成流血悲剧事件，这与爱国民主运动的初衷已经南辕北辙。也正是运动最后阶段的误入岐途造成本可避免的巨大流血牺牲！

3】六四英雄与学运领袖们的区分

六四英雄应该指那些为了这场爱国民主运动的初衷和根本目标献出自己生命的勇士们。他们有充分理由赢得中国人与世界的尊敬。毋容讳言，即使他们在某个阶段和某种程度上，不排除被误导或蒙蔽的因素，但这并不影响他们追求目标的正义性，更无损于他们伟大的理想精神和崇高人格追求。至于并非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学运领袖们，他们都是缺乏社会经历和经验的青年学生。而这场自发的学生运动是中共建政以来唯一一场规模如此宏大的民主运动，完全缺乏事先规划，亦没有前车之鉴，更不存在可预见性，运动在获得工人、新闻界、知识界、文化界及社会各界广泛支持后发展迅猛。现在回头来看，权威性不够的学运领袖们显然亦准备不足，难免表现出缺乏章法和理性、组织管理混乱、更没有对形势的清晰判断，内部不和甚至争权夺利，在与政府对话中进退失据，没有把握住可使运动暂告一段落的最佳时机，等等。这些问题除了遗憾，不应成为指责他们的理由，事后诸葛亮总是容易当的。关于指责柴玲等“期待流血”等问题，在当时的狂热氛围中也并非完全无法理解。至于对柴玲、王丹、乌尔开希等学运领袖全身而退、走避海外、及事后发表不当言论的种种指责和抱怨，笔者在前文中已经有提及一个观点：不仅站在道德山上的指责不必要，站着说话不腰痛的抱怨态度也最好避免，本着自私乃人之天性的达观立场，充分理解他们的不当言行，或许才是成熟的理性态度。这与无原则、不负责任、甚或廉价的宽容与大度没有关系。

4】89民运的伟大意义和精神与六四事件的沉痛教训及负面影响的区分

对于前者，评论者有数不胜数的压倒性发挥和阐述，在此无必要再重复。对于后者，则未见足够阐述。笔者也就不揣浅陋，试就这场运动的负面影响试列举几点。

—— 首先，至今不清楚有多少年轻的生命无为牺牲，官方曾说几十人，有人估计上百人或更多。对于此类恶性悲剧，国内外在现实和历史两个层面都不可能放下，更带来包括一代人的思想纠结和“天安门母亲”现象等多方面严重后遗症。

—— 其次，就现状而言，六四悲剧导致此前民主运动的既有成果和广泛影响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在中国大地刚刚培育起来的一股民主暖流即刻遭遇寒流！民主运动进入最艰难时期，政治体制改革与思想自由的幼芽被无情掐掉。而贪腐、官官相护、社会不公等学生们诉求解决的严重社会问题不仅没有改善，而且变本加厉，愈演愈烈。

—— 第三，中国政府正在改善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西方发达国家一致对中国实施制裁，国际地位陷于孤立。经济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遭受严重打击，几近被逆转，直至1992年邓南巡讲话后才有所改观。

—— 第四，直接导致中共高层中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下台或失势，保守派则趁机重新获得主动权，并得以影响大局。

—— 第五，中共因此彻底改变了对民主运动的认识，再加苏东巨变的警钟，令中共产生前所未有的执政危机感。从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等诸多领域的防范，到国家机器的强化（如建立武警部队），维稳成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这导致六四之后25年来，中国再无任何民主运动的不可思议现实。但这亦从一个角度说明，中共在反思六四，接受教训方面是相当有效、且异常迅速的。远比民运一方做得要好！

5】89民运诉求中的现实理性部分与非现实过激部分的区分

显然，在运动前中期通过宣言、请愿书等提出的诉求主要部分都是相当理性的，如反贪腐、反官僚、解决社会不公等更是切中时弊的正确主张。学生特别强调的爱国拥党基调和希望祖国富强的根本目标更与中国政府的大目标完全一致！而要求“四大”式的民主、重新评价胡耀邦等要求，虽算不上很现实，但同样不能说不理性。但是，开始绝食进入运动后期，特别是遭受政府宣布戒严刺激之后，部分学运领袖逐渐失去理性思考，在广场上和与政府对话过程中提出了一些过激的、当时无法实现的苛刻要求，实质上，此时的民主运动已经演变为通过“绑架”学生爱国热情，试图要挟政府、甚至推翻政府的非理性行为（如要李鹏下台）。

6】最后，25年前后“两个中国”的区分

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中国过去25年所发生的经济与社会巨变，也包括渐进式政治改革的有限进步，尽管仍然差强人意。如基层管理者和区内人大代表直选的起步、树立各级人大在立法、审批和监督等方面的权威、强化各级政协的参政议政作用、推进法治建设、以及政府治理的法规化，特别是集体领导制的确立与终身制的彻底废除是一项关键性进步。换句话讲，今日中国已经不是25年前的那个中国！更进一步，放眼全球，世界也不再是25年前的那个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国家集团之间的冷战对垒，早已如柏林墙一般仅存在于记忆中；中印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与美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走下坡路是两个同样明显的大趋势；在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亲密的朋友戈尔巴乔夫同志新思维的运作下，有70余年历史的世界社会主义旗舰苏联轰然垮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中国的社会主义亦仅剩下名称；更引人注目的最新演变是，几乎所有试图实现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均陷入混乱无法自拔，这包括伊拉克、阿富汗在美军枪炮下的民主，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通过“茉莉花革命”追求“阿拉伯之春”的国家。

有鉴于此，所有有志于中国民主化运动者首先应该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是：面对这一切巨变，“在野”民主运动力量还应该是25年前的那张旧面孔吗？！他们更应该进一步系统反思的深层问题还包括，但不限于：

—— 89爱国民主运动主要诉求有多少已经被政府吸收，或正在实行、实现中？

—— 国际民主运动（如“阿拉伯之春”）的混乱现实带给中国民运何种启示？

—— 符合中国国情的、具备现实可操作性的民主化道路究竟是什么？

—— 中国式民主与法治进程真的不存在任何乐观前景吗？

—— 中国式发展道路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现实选择？

—— 在新形势下，中国民众对民主的基本态度和对民主道路的期待有哪些变化？

—— 应该如何从中国25年巨变的负面发展中寻找新的切入点？

—— 民主运动是否还能维持25前的基本目标和策略？

—— 某种方式的与政府和解就不可能是一个现实选项吗？

无疑，这些都是中国民运中坚们无法回避、必须认真交好答卷的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