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龌龊的新左派

与其说新左派们有什么“无比宏伟的事业”，还不如说在他们的眼中有的只是利益。从去年年初他们在那份臭名昭著的反战签名声明中所发出的竭斯底里般的嚎叫，到之后的孙志刚事件、李思怡事件等一系列人权事件中他们所表现出的异常冷漠和缄默，善良的人们不难看出新左派们其实是一群精于理性盘算的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对美国等国际资本主义的谩骂和批判，固然符合他们一惯秉持的对西方民主、自由和市场经济仇视的理念，但新左派们之所以敢对美国破口大骂，而对自己身边屡屡发生的底层民众权利遭受侵害事件三缄其口，根本原因还是他们在心底充分权衡了利弊，因为前者没有任何风险和利益的损害，而后者却很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实实在在的风险和利益的损害。主张平等、关心底层民众的疾苦和反美一样，均是新左派们口口声声标榜的理念。然而，反美的理念却经常被新左派们付诸于行动和文字，而发生在平民之中的一连串人权个案，却从来激不起新左派们丝毫的关注。他们对底层民众的所谓关心，原来竟是那样的笼统和抽象。从新左派们口是心非、言行大相径庭的表现中，人们看到的是他们在被利益和专制挤压下的畸变和分裂的人格。

相反，那些被新左派们指责为“为资产阶级利益代言、站在广大劳苦大众利益对立面”的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却在捍卫底层民众的人权和利益方面，可以说是奔走呼号、殚精竭虑。从贫困的农民家庭艰难走出来的大学生孙志刚，在政府的收容“救治站”里被无端地打死，是自由知识分子率先站出来为他呐喊；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吸毒女李桂芳之女李思怡因警察的渎职而在家里被活活地饿死，是自由知识分子在为她小小的冤魂呐喊；从不喜欢与官场权贵勾结而深受农民兄弟拥戴的农民企业家孙大午深陷囹圄，又是自由知识分子在为他呐喊；为广大拆迁户打官司而被罗织“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刑的律师郑恩宠，还是自由知识分子在为他呐喊。如果有人把刚刚过去的2003年称为“新民权运动元年”（秋风语）的话；那么，推动这一“新民权运动”发轫和发展的，无疑是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

面对2003年的孙志刚案、孙大午案、李思怡案、黄静案、罗永忠案、杜导斌案、郑恩宠案等一个一个的人权案例，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确实表现出了极大的道德勇气。在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任不寐先生。任先生为李思怡事件撰写的系列文章和发起的接力绝食行动，在中文互联网上所激起的强大声浪，应该是2003年公民网络维权运动的一个亮点和高潮。任先生所写的发自心灵深处的哀悼小思怡的文字，读起来感人至泣，使人震撼。人们从他的文章中不仅读到了对专制和极权制度不同凡响的深刻揭露和批判，更看到了一个基督徒对人、尤其是对低层弱势民众真挚的爱、同情和关怀。这种丝毫不搀杂个人私利、且需要冒着一定风险的爱、同情和关怀，体现出了任不寐先生——一个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健全而又高尚的人品和人格。这种令人敬佩的人品和人格，我们在那些“识时务”的新左派们身上却根本找不到。

尽管，新左派们号称最关心底层人民的命运，但他们决不会为如李思怡这样一个卑微的小生命的饿死而“夜不能寐”、且“浪费笔墨”，他们会瑟缩在他们的书斋里，心安理得地继续他们“高雅”的学术研究、撰写他们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去年的美伊战争爆发前后，我们看到了新左派“教父”级人物何新勤奋地出笼了一篇又一篇抨击美国“霸权主义”的“宏文”，然而，孙志刚案、李思怡案等人权案例在中文互联网上被炒得沸沸扬扬，却不见了何新等新左派们的综影。2003年公民维权，他们竟没有片言只语。何新们的勤奋和才华到那里去了？难道他们的勤奋和才华只会用到抨击美国的“霸权主义”吗？何新们的同情心又到那里去了？难道他们同情的对象只会是遥远的战火中的伊拉克儿童而永远不会是本国的小思怡吗？其实，道德麻木和道德敏感混同于一身，折射出了新左派们人格的分裂。而这种人格分裂，正是他们对利益的仔细掂量和对风险的竭力回避。以理性算计取代道德认知的灾民理性，可以说在新左派们的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难怪任不寐先生在一篇论何新文章中，曾直呼“灾民何新”。

如果说，作为“新民权运动元年”的2003年将载入史册的话；那么，新左派们在这一页厚重的历史中，并没有留下些许的值得后人记忆的有价值的痕迹。而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在孙志刚事件、李思怡事件等一系列人权案中的奔走呼号和摇旗呐喊，使得他们再一次无愧于历史、无愧于自由卫士的称号。我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左派们虚伪的面孔将逐渐被民众所识破，而自由知识分子连同他们的理念将会赢得越来越多的民众的认同和尊敬。自由主义的理念，一定会开辟一个新的时代。未来，一定是属于自由知识分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