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贴：从高级白领律师到无家可归 | ||||||||||||||
| 送交者: 求真知 2014年06月21日17:55:10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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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百科：
倪玉兰
倪玉兰（1960年3月24日－），中國北京人，中国维权人士。 简介1978年，倪玉兰考入北京语言学院，就读于中文系，获学士学位。后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來源請求]，获法学学士]]。1986年到2001年期间，倪玉兰曾在中国国际贸易总公司担任法律顾问，在正义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來源請求]。 2002年4月27日上午，倪玉兰因拍摄北京西城区新街口大四条55号强拆现场，而被警察拉到新街口派出所殴打，致其“大小便失禁、多次昏迷”。后 警方以倪玉兰“阻碍办公秩序”为由，要求将其行政拘留10 天。7月3日，西城公安分局以倪玉兰“涉嫌妨害公务罪”向西城检察院提请逮捕。7月10日，西城检察院将案卷退回西城公安分局，当天倪春兰才得以回家，期 间被拘留75天。随后倪玉兰开始上访。9月27日，倪玉兰试图向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反应冤情，被新街口派出所民警刘俊杰、闫修建殴打，致其摔断尾骨，并将其 关押。11月14日，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对倪玉兰提起公诉。11月27日，西城区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判处倪玉兰有期徒刑一年，其律师资格被吊销。法轮功称，狱中，她得到了法轮功狱友的照顾，但因为伤势没有得到救治，此后落下残疾，双腿无法行走，生活已不能自理。[1][2] 2003年7月12日，倪玉兰获释。此后继续上访维权，也继续受到警方的打压，根据她的陈述，2003年10月15日她又被警察李楠等人抓进新街口派出所“非法拘禁”三天共50个小时；从2004年7月27日至2006年3月16日，她失去人身自由长达597天。[2] 2008年4月15日，因倪玉兰家西城区前章胡同19号面临强拆，[3] 后西城区人民检察院认为，因拆迁施工纠纷，倪玉兰“暴力阻碍工人施工”，致使工人“受轻微伤”，此后倪玉兰被民警带至新街口派出所接受调查，倪玉兰“不服 从民警管理，踢打民警肖巍下体，致使其睾丸挫伤，被当场抓获”，而以“妨害公务罪”起诉倪玉兰。而根据倪玉兰的陈述，4月15日她被“塞进汽车后备箱中， 拉到新街口派出所，关押在小黑屋内”，并遭到“多次刑讯、毒打”。倪玉兰的律师胡啸在探视倪玉兰后，告诉记者，“她确实身体非常不方便，可以说一步一步挪 着走，拄着双拐，身体瘦弱，非常苍白。从我看见她从楼下走到我身边的时候，大约有半个小时了。”[4]11月，倪玉兰家被强拆。[3]12月18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判处倪玉兰有期徒刑二年。[5]倪玉兰的另一位辩护律师李方平表 示，法院“突然宣布开审，在没有辩护律师，只有一名家人获准旁听的情况下进行，而公诉方指控倪玉兰打警察的重要证据，现场的录像竟未有当庭播出，所有证人 亦没有出庭接受质询，开庭两日后就迅速作出一审判决，律师多次到法院查阅档案遭拒”。法院拒绝二审开庭，2009年3月，律师收到维持原判的书面通知。[6][7][8]另据媒体报导，倪玉兰被关押后，九个月内一直不获准与家人见面。[9]倪玉兰丈夫董继勤将拆迁相关案件通过网上举报中心举报至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10] 2010年4月14日，倪玉兰出狱，当天她接受媒体采访，陈述其在狱中的悲惨状况，“我有拐他们不让我用，扶着凳子也不行，每天让我在地上爬行，每 天还让我到车间去干活，装一次性的筷子，从早到晚不停的干”，“我每天从五层的楼上往下爬，爬到楼下，再爬五百多米到车间，再从楼下爬到楼上，这种每天要 爬四个来回，算起来一天要爬六个小时，正常人每次走十分钟的路，我要爬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天热的时候我是这样爬的，地非常的烫，我的手和腿全都烫出了大血 泡，所有的辅助工具都不让我用”。“每天早晨别人到外面做操，我就到大厅里撅着，就跟文化大革命时知识分子被批斗的时候一样，四肢撑在地上，有的时候我的 腰根本撑不了，她们就弄两个人来监视我，一看不行了，就把我提了起来，出操的人回来后要让他们看我，说谁像我一样不认罪就会遭到同样的惩罚”。“就是我上 厕所他们都不让我上，我上去了，进去了，把裤子扒下来往下蹲，结果他们看到我蹲就强迫把我拖出去，不让我解手，说是队长不让我解，他们从厕所里给我拖出 去，我的牙撞到门板上掉了一半。我经常的被从厕所里拖出去，警官说这就是对你不认罪的惩罚。他们白天不让我们解大手，晚上也不让，因为他们经常在里面，我 们喝不上水，就甭说要刷碗，洗脸，漱口了。”[11] 因为房屋被强拆，倪玉兰和丈夫董继勤先是住与小旅馆，但因收到警方压力，现在两人只得露宿北京街头。[12][13]2010年5月7日，倪玉兰案的二审代理律师刘巍被北京司法局吊销律师证。[14] 2010年6月下旬，《南方人物周刊》报道了倪玉兰的事迹[15]，随后被腾讯、网易[15]等国内主要门户网站转载。 2011年2月11日，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来到倪玉兰临时住所看望她，[16]同年获荷兰人权捍卫者郁金香奖，但无法前去领奖，其女兒欲代母領獎亦遭警攔截。[17] 2012年4月19日，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促请中方释放残疾维权人士倪玉兰夫妇。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认为，骆家辉的有关言论，并不适当。刘为民说， 中国是法治国家，无论甚么人，只要触犯法律，必然要受到法律的惩处。中方坚决反对外国，利用所谓人权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 北京西城区法院，上星期判处倪玉兰入狱两年零八个月，罪名是寻衅滋事和诈骗。她的丈夫董继勤，也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入狱两年。 2012年4月，她再度被以「尋釁滋事」和「詐騙」罪名判刑2年8個月，而她的丈夫也被以「尋釁滋事」罪名判刑2年。[18]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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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玉兰这两月 （ 2012-05-12， 倪玉兰自记）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北京 一 4月14日 星期三 晴 9点30分，我被叫出监舍到谈话室接受了最后的检查，他们把我的双拐拆卸分离，将我放在里面的十二张申诉书和我惨遭虐待的图片搜出不让带出。 我身上穿的衣服包括内衣内裤和袜子全部被脱掉接受严格的检查，直到她们认为确实没有东西藏在衣服里面才让我穿上衣服。经过40分钟的折腾，他们才将我送出 大门。老伴女儿和好朋友来接我，他们跑过来和我拥抱……终于和亲人团聚了。 律师倪玉兰这一天出狱。当晚，她在一家小旅馆洗了一年多来第一个热水澡。2008年12月18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判处她有期徒刑两年，刑期从被羁押的2008年4月15日算起。 那一天，按照倪玉兰的说法，西城公安分局新街口派出所纠集一群人，没有任何手续，闯入她家强拆，倪玉兰架着双拐与他们理论，结果被警察拖入警车踢打，后又被抓进派出所。 公检方的版本则是，倪玉兰暴力阻碍工人施工，致使尤德林、李鸿桥受轻微伤，被民警传唤至新街口派出所接受调查，当日11时许，在新街口派出所第三谈话室内，倪玉兰不服从民警管理，踢打民警肖巍下体，致使其睾丸挫伤，被当场抓获。 北京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的接处警记录显示，在倪家所在的前章胡同19号，“我所民警及巡逻车均在现场，无打人现象”。倪玉兰的丈夫董继勤据此认为，说倪“殴打他人”是诬陷。 在独立导演何杨的纪录片《应急避难场所》里，倪玉兰对着镜头说：“到了派出所以后，他们把我关进小黑屋，先让保安揍了我一顿，一会谁进来就踢 我一脚，踹我一脚，把我从地上扔到沙发，又从沙发扔到角落里。我要求上厕所，他们就让我爬着去，不然就是违反派出所的管理规定。”
二
倪玉兰住了一天就搬出来了，120块一晚太贵。他们找到另一家小旅馆，公共卫生间，50元/天，房间大概有6平米。 4月17日 星期六 阴 今天是我获释的第四天。前两天片警找老董说，监狱已将我释放的信函发送到了西城区政府部门，至今他们没有对我的居住和生活有任何说法。 他们早就无家可归了。2008年11月，倪家的房子被彻底铲平，现在，那里立着围墙和塔吊。这些天，来访的多是一些老朋友，说得更明确些，是老访友。 1986年，倪玉兰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毕业，分配在中央某单位，同时在正义律师事务所兼职。1994年，她又被安排到中国国际贸易总公司做 法律顾问。从2001年开始，倪玉兰代理了一些敏感的案子。“(案子)谁都不敢碰，受害者找到我父亲，他是解放前的老律师，他说，我支不动别人，还支不动 我女儿吗？父亲的话，我能不听吗？”她说。 于是家里其他亲戚给她打电话，别跟政府作对。大家都害怕和她联系，不然就会被“调查”。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2002年，这个城市已经“拆”出了一个自我维权的群体。这一年的4月27日，西城区新街口四条55号强制拆迁现场，很多拆迁户前去声援业主，倪玉兰举着相机也在其中。 后来她被指控对现场工作人员和民警施行暴力，以妨害公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倪玉兰则说，她的左腿就是那时被打得肌肉萎缩，从而再无法正常行走。
三 4月20日 星期二 阴 今天是我获释后的第七天。老朋友见面百感交集，热泪盈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人们在探讨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正当维权依法反映问题，却要被判刑，被劳教，被拘留。有些人因长年上访得不到解决，将自己的感言写成对联，上联是天灾千方百计治理，下联是人祸千方百计遮盖。 22日起，事情变得有点奇怪。小旅馆的老板开始让他们反复换房，一会儿说这间屋子是服务员住的，隔天又说另一间屋子已经租出去了。26日，董继勤看见两个警察走进了传达室。 4月28日 星期三 晴，大风5-6级 今天是我获释的第十五天。我和老伴在旅馆小屋住了14天，从22号这天起我们就没安宁过。上午我们就搬离了。老伴顶着五六级的大风推着轮椅徒 步走到市政府小花园。在这里我看到了两年未见面的老朋友张，她给我送来了被褥。下午我们到南河沿皇城根遗址公园避风。今天是我和老伴开始流浪生涯的第一 天。 他们在路上捡到一个红色的编织袋，拉链有点坏了，但是还可以装东西。这样，他们的家当就增加到了一个、两个、三个编织袋。遗址公园里有半下沉的广场，那里风稍微小一点，也有太阳，他们就呆在里面。 这儿是应急避难场所，“我认为这就是救助一些生活没有着落的人的，”倪玉兰说，“而且这里离市政府近，要有个什么事儿交材料也方便。” 天慢慢黑了。一个保安指点他们，五四大街地下通道那里风更小一点。平日，那里总是有流浪汉呆坐、徘徊。他们在那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下午，“特别无助”的倪玉兰让老伴给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打电话，对方说正在开会，“你去找你们区政府吧。”
四 皇城根在北京的内城，有北京市民路过，问他们：你们是外地来北京看病的吗？倪玉兰对他们说：不是，我们是北京的，拆迁无家可归了。“赶上(拆迁)那个时候的人一听就明白了，”她说，“也有没赶上的，有人就问：北京还有这事儿？” 2002年，倪玉兰被吊销了律师执照。2003年出狱后，她腿脚不便，就在家里接待访民和维权者。“我们是为了寻求一个真理，我们走法律途径，没有任何过错。” 她让他们熟记宪法第四十一条：“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她教他们写材料，告诉他们要简单明了，不要啰啰嗦嗦，“不然别人不爱听”，也不要写那些过激的话，有基本事实和证据就好了。 她还帮助他们联系媒体，安排他们接受记者采访。 5月2日 星期日 晴 31度 早晨勤带我去洗澡，换衣服。这两天天气变化太大，前几天还出奇的冷，这两天就热得难以忍受。 5月6日 星期四 晴 王买了草莓来看望我。晚上他们又给我送来了饭菜。郝买了鸡蛋煮熟后给我送来了。 5月8日 星期六 阴 大风 下午高老太给我买来了衣服和食物。衣服的颜色特好看，这是我两年多以来第一次穿这么好看的衣服。傍晚贝贝(倪的独女)来看我，得知夜晚有雨，就将所有的东西搬到地下通道。夜里下的雨相当大，多亏我们及时搬到这里避雨。今天白天的风比较大，不知道为什么患上感冒。 5月13日 星期四 晴 王和叶来看我。王给我炖了一碗羊蝎子，叶买了四瓶绿茶。 他们和她在一起。
五 通过朋友介绍，何杨从5月上旬起开始跟拍倪玉兰，那时候她就像一个被遗忘的死角，“她是西城的，东城的警察大概也不愿意惹麻烦吧。” 他拍了10天，原本以为这只是一个惨烈的故事，但是倪玉兰让他感到意外。“遭受了这样的苦难，大多数人都会变得激愤、偏执，甚至自暴自弃，但是倪玉兰仍然这么平和，她似乎有消化苦难的能力，或者说，她是站在苦难之上的。” 1960年出生的她说，从小受到的是关于崇拜的教育，“随着教育和经济的增长，我慢慢地对崇拜有了另一种看法，我改崇拜法律了。我什么时候都要跟他们讲理讲法，虽然你讲法，他说你跟政府作对，你讲理，他说你扰乱公共秩序。这两年，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刚强了。” 她第二次出狱的时候，还是带出了一样东西，他们没检查出来。那是写在卫生巾上的《认罪悔罪书》，第一句话是，“我是被称为罪犯的倪玉兰。” 在讲述到最痛苦的经历时，她的表情也没什么变化，好像在叙述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情。然而她却偷偷在公共厕所里哭泣——两年的牢狱生涯让她的表 达能力直线下降，为了重新流利地说话，她朗读报纸，但总是不停地念错。灯光也成了可怕的东西，监舍永远是一排白晃晃的日光灯，现在，她在日光下能看见的 字，在灯光下就看不清楚。
六 除了访友，还有别的“小人物”愿意伸出一只手来。一个小保安，准备辞职不干了，临走前去看倪玉兰，给她买了只大鸡腿。“外地街坊”买菜回来， 就塞给她西红柿和咸鸭蛋，“我多买了点，给你带过来。”一个老头，住在胡同里，小心翼翼地问她：我们家烙的鸡蛋饼，吃不完了，你要吗？倪玉兰接过饭盒，饼 码得整整齐齐，“我就知道是他专门去买给我的，怕我不肯要，才这么说。” 5月15日 星期六 晴 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个人。一连几天都在那里鬼头鬼脑地探寻，我们给他拍了正面照。他抽的是大中华香烟，留下一堆烟蒂。2点到4点多钟一直都在那里。 短暂的不被打扰的日子结束了。 21日晚，睡得太熟，早晨起来，她发现雨伞不见了。隔了一天，她和老伴去附近东来顺的后面躲雨，回来发现老伴的自行车也不见了。 怕继续丢东西，他们决定轮流睡觉。倪玉兰觉得，这是有人故意让她生活得不方便，“他们就想让我们报案，一报案就可以借机把我们轰走了，我们就忍着不报。” 5月26日 星期三 晴 晚上8点多钟，来了两个警察。他们嘀咕一会儿就走了，不一会儿又回来直接向我们问：是倪大姐吗？我说是，你们是谁。他们说，我们是市局的。其中一个高个警察，自称姓王，给我们摄像，他们摄完像就要走。我说，再呆一会儿吧。另一个姓江的警察说，我别再招(惹)你们啦！ 5月27日凌晨起，先是西城的警察把他们带回区内，中午送回。从这天起到6月4日，东城的警察和他们玩起了例行公事的猫鼠游戏：警察来一次，他们就得收一次帐篷，站到路边，待其离开。 5月30日 星期四 今天是我们流浪街头的第33天。几天没有睡觉了，感觉特无力。下午天气不太好，小雨由小变大，一阵接一阵地下个没完。晚上以为不会再下，谁知比下午厉害得多。早晨起来，帐篷四周的被子全部湿了，衣服也湿了。
七 何杨拍了10天，剪了7天，6月1日成片，6月5日传到网上。他开机两天，从自己的机器上监测到下载人数超过了两万，“后来种子散布出去，就没法统计了。” 6月6日 星期日 晴 早晨一位女网友给我送来一束鲜花，她走后不久又来了一位小网友，他只比贝贝大一岁，他在这里和我长时间地交谈。他很可爱，走时偷偷在报纸下给我放了200元钱，他走后我才发现。 6月10日 星期四 阴转晴 今天是我们流落街头的第44天。一位外地网友发来短信说：“倪律师，祝您身体早日康复，我有机会来北京的话一定来看您。” 下午有3位人民大学的学生来看望我，买了桃子、香蕉、西瓜、雨伞。晚上6点半多，网友小袁看望我，给我捐款，教我如何使用微博 。 也有一个胖子，装成有过上访经历的网友来套话，被一位访民识破。“你别在我们面前说敏感词的坏话，”倪玉兰告诉他，“我们还指着敏感词给我们解决问题呢！”
八
网友第一次行动是15日。14日晚11点，东华门派出所一警官强行将倪玉兰夫妇的包裹装车，并将人带入警局。倪通过短信和微博求助，8名网友赶来要人。15日凌晨4时，派出所放人。 随后部分微博用户发出消息，号召大家6月16日端午节晚上和倪玉兰共度佳节，品粽消夏。为了让倪玉兰能准时出席，他们甚至在15日打了一个掩护，让她突然“消失”一晚——实际上她被护送去了崇文区的一家宾馆。 16日将近晚上7点的时候，网友们在五四大街的地下通道见到了倪玉兰夫妇，大家正在握手寒暄时，“警察呼啦一下就下来了。” 他们对网友拍照、录像，“我们也对他们拍照、录像，互拍。”网友张大军说。2009年，他就曾与网友前往湖北大厦抗议邓玉娇事件，“我记得那一天也是端午节，来了10个人。而今年，只是发了个消息，就来了将近30个人。” 在口头传唤后，警察推着倪玉兰坐的轮椅开始往派出所跑，网友们步步尾随，而后在东华门派出所形成“围观”阵势。 倪玉兰人在派出所里，接受警察询问：“你上网吗？你发推特吗？”他们不让她用电话，“现在外面那么多人，待会儿你又给我弄好多人来！” 派出所外，网友们唱起了国际歌。接近晚上11点，张大军等网友在警察的“护送”下有序撤离，在空旷的王府井大街，响起了这样的口号：倪玉兰，回家！ 倪玉兰次日凌晨1点被警方送回了西城，住进一家宾馆，临走时警察对她说：“你别在网上骂我们！好话也别说。” 回忆这一段时间，她惯常平静的神色不见了，开始笑起来。 张大军认为，最近一年兴起的这种新的抗议形式，不针对宏大事情，而是具体事件，把网络的众声喧哗变成了实际的行动，“我们围观警察，也被别人围观，这是对公民权利的申张。” 何杨原来拍的是人类学纪录片，拍完《应急避难场所》后，他发现“很多恐惧其实是多余的”，他说自己要继续放弃恐惧直面苦难，不过，“真正让我放下心来的正是倪玉兰的平静，如果她一天到晚害怕，我想我也会害怕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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