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日香港占中全民投票突破70萬人，北京顯然低估了港人嚮往民主政治的熱情，其應對方式有點失據，一是不讓國內報道，採取鴕鳥政策；二是對香港民間公投持激烈批評態度，比如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發文指：“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任何形式的所謂‘公投’均沒有憲制性法律依據，是非法的”。

*北京為何遲遲不定出普選時間表？*

香港此番民間公投實乃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是97“回歸”之後香港人民與北京政權矛盾的總爆發。本文且討論民間公投是否非法。

1997年主權移交後，隨着北京對香港控制日益嚴苛，政治爭議漸多，多數都涉及《香港基本法》架構下香港民主發展的問題。當香港占領中環運動要求普選權的要求日益強烈之時，國務院新聞辦於今年6月10日發布《“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強調作為單一制國家，本源性的權力在中央政府手中，中央授權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但還有很多沒有授予的權力都操持於中央。一些大陸官方學者很不客氣地就此發言說，香港要求普選權，是因為“沒認清自己的地位”，挑戰中央政府。香港人本來就已經對香港大陸化非常鬱憤，這份白皮書的倨傲不僅沒能讓香港人馴服，反而激發其參加公投的熱情。

香港人要求普選權，其實是要求落實《基本法》。《基本法》中第45條及第68條分別闡明，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席要根據“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以普選為目標。香港回歸至今已17年，就算是以蝸牛爬行的速度“循序漸進”，也應該進入普選階段。中央政府但凡有一丁點落實《基本法》的誠意，至少應該給出一個三兩年內實行普選的時間表。但是，北京不僅沒有給出時間表，反而發表了一份咄咄逼人的《白皮書》，原因何在？

中共接手大陸之時，在大陸採取的是打擊、消滅原有社會精英，扶植下層參與新政權；但在接手香港時則採取了完全不同的作法，主要籠絡上層並給予親北京商界人士在大陸的發展（即牟利）機會，通過控制香港精英階層，達成對香港的治理。“回歸”前及初期，香港中下層本來並不關心政治。在中共眼中，他們有飯吃、有工作機會就行，很好對付。

但近十多年以來，香港經濟發生深刻的變化。自70年代以來，香港賴以支撐經濟發展的四大產業當中的電子、製衣與玩具業早就遷往珠三角，只剩下一個珠寶業；原來的轉口貿易中介地位因中國加入WTO而逐漸喪失，只有離岸金融這種灰色業務大發展，以至於香港現在淪為大陸商人、官員的主要洗錢中心。可以說，“回歸”後的十多年就是香港由原來的亞洲“四小龍”之一淪為大陸的經濟附庸，中下層香港居民的就業受到嚴重影響，年青世代普遍感到無出路。也因此，香港民間社會逐漸覺醒，成為中共不得不面對的一支社會力量。現在，香港人懷念港英時代的自由及身為“四小龍”之一的豐裕，對北京的不滿日益增加。以上就是此次公投產生的大背景。

香港人多年來有過多次大規模集會遊行，遠的有1989年支持北京學運和抗議“六四“屠殺的遊行，近有為邵陽異議人士李旺陽冤死的大規模抗議，此外，每年維園都點燃紀念“六四”的燭光。但這一次的抗爭性質不同了，香港人為爭取自己的普選權而表達出獨立於北京的強烈聲音。北京就算不願意立刻回應香港人民的要求，也應該考慮履行《基本法》的承諾，定出實現普選的時間表。在政治博弈中，妥協讓步其實不代表軟弱，而代表一種成熟的政治智慧與政治信心。

來自何清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