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產生的新執政團隊在上台一年多來左右開弓、“敢做敢為”，本該威望日隆。但是，國內外為他們喝彩的人越來越少、對他們失望以至於絕望的人則越來越多。他們從一度充滿生機的開局迅速陷入危機四伏的困局，根本原因在於，他們不是順勢而為、而是逆勢而動。

    小智在謀、大智在德；天下之大德在於道、當今天下之大道在於憲政民主。世界政治的大潮流、大趨勢是民主化，中國政治的大格局、大趨勢是憲政轉型。中共新執政團隊表面上信心十足、氣定神閒，實際上則因為不諳大勢、方向有誤而氣濁神昏、心浮意亂。他們沒有順應世界潮流、共襄憲政偉業的大智慧，一味玩耍急功近利的小聰明、舊謀略，連世上沒有永久的執政黨、黨國體制已被歷史淘汰這些基本常識和事實都沒有勇氣面對，妄圖通過反腐肅貪和進一步開放經濟來挽救早已在全球範圍內崩塌的共產主義制度。他們如此妄違世道，當然會心勞日拙。面對執政當局的倒行逆施，中國健康力量義無反顧地以公民社會為依託、在黨國秩序的崩壞中重建憲政秩序和道德秩序。黨國執政當局囿於成見、為了一黨一派的私利而變本加厲地打壓公民社會、破壞中國憲政轉型之大局，罪莫大焉！

中國公民社會的迅速成熟

    現代公民社會指的是超越於私人而又獨立於國家權力體系的社會網絡，有兩種存在形態。一種形態是托克維爾所推崇的社會組織網絡，這些自願、自主、自治的組織，服務於豐富多彩的社會目標，諸如聯誼、慈善、環保、行業管理、社區治理、以至於國家政治。另一種形態是哈貝馬斯所心儀的公共空間或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 這是介於私人領域和國家權力系統之間的場所，是獨立自主的社會成員和體制中人都可以自願參加、自主交往、自由辯論的領域，特別是作為“社會公器”的各種公眾媒體。公眾通過在這一領域的交往和辯論而求同存異，形成公共輿論和交往理性,提升公共道德、制約公共權力、辨清社會前進的正確方向。

    中國公民社會的復興和發展，是當代中國社會政治發展最重要的成果。從政權類型和社會形態的角度說，中國1949年後建立起來的是從蘇聯引進的極權主義社會，而且將極權主義推向頂峰。極權主義政權是專制主義統治的頂點，它通過群眾性政黨的控制能力和被勾引而迷狂的大眾的廣泛參與，有效地消滅了一切領域的多元因素，全面實現政治一元、經濟一元和文化一元。在這種全面一元化的極權主義社會，有一個不經公民投票授權而壟斷政治權力、高踞於政府和法律之上的專政黨，黨國一體；有對黨的最高領袖的個人崇拜；軍隊、警察及一切武裝力量屬於執政黨（專政黨）而不是屬於國家；執政黨（專政黨）分裂國民，用政治標準將國民分成人民與敵人，以及其它等級類別，通過包括秘密警察在內的各類警察及線人對全民實行監控，並用國家暴力不斷地對“敵人”進行大規模的清洗，造成普遍的恐懼；黨國實行經濟統制，控制國民的生計；黨國通過對媒體的全面壟斷和控制，鉗制國民的思想；黨國強制全民信仰一個準宗教性質的、以“統一思想”為目標的國家意識形態，並宣稱這個包羅萬象的意識形態包含人類全部真理及完美理想。

    毛澤東自然生命的結束，同時也是黨國極權主義極盛時代的終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演變為政治一元而在經濟、文化和社會領域出現多元因素的後極權主義社會。政治一元繼續延續，殘忍的黨國一如既往地剪滅一切挑戰它的政治組織和信仰組織。但是，信仰崩塌的黨國再也無力全面控制經濟、文化和社會，指令經濟、單位制度、戶口制度等極權主義控制機制日益衰變減弱，於是中國社會出現了經濟半多元、文化半多元和獨立自主的社會個體，私營經濟至少已占據半壁江山，古今中外各種思想文化都占據了一席之地並向官方意識形態提出挑戰，社會個體在國家權力邊界之外確立並不斷擴大其私人空間。正是憑藉半多元的經濟和文化，正是隨着國家吃掉社會、“政社一體”的極權主義社會結構的解體，本來在晚清和民國時期就已相當發達的中國公民社會重現江湖、呼風喚雨。

    當代中國公民社會的先驅者們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成立了一批游離於黨國政權體系之外的各種學會、研究會和專業協會，宣告了中國公民社會組織捲土重來。按照中國官方的統計，當今中國登記註冊的社會組織已超過七十萬個。研究中國公民社會的學者們依據問卷調查等數據普遍認為，只有大約十分之一的中國公民社會組織到民政部門正式登記註冊。也就是說，當今中國公民社會組織的總數已達大約七百萬個。

    十分之九的中國公民社會組織沒有到民政部門正式登記註冊，乃是出於政治和法律方面的原因，體現着中國後極權主義社會的無奈和荒唐。黨國為了繼續維持對社會的控制，建立了對社會團體實行“雙重管理”的制度。黨國規定，任何社會團體在獲得民政部門審核登記之前，必須獲得“業務主管部門”（掛靠單位）的審批，而且行政歸口的“業務主管部門”必須是黨政機關或事業單位。由於絕大部分黨政機關或事業單位根本就沒有動力為公民社會組織充當給他們帶來風險的“掛靠單位”，公民社會組織無處掛靠、因而也就無法他們在民政部門正式登記註冊。這樣一來，絕大部分的“社會團體”、特別是遠離體制的草根非政府組織就只好成為“非法組織”。那些不願成為“非法組織”的社會組織，諸如環保組織、公益組織和國際非政府組織在中國成立的機構等，採取變通方式到工商部門登記為“民辦非企業單位”。近年來黨國對“掛靠單位”的要求有所鬆動，但這種鬆動主要局限於公益組織，目的是吸納社會上的人力物力為黨國提供服務、分擔責任，而不是為了公民社會的發展。

    除了“雙重管理”的制度，黨國限制公民社會組織的發展，還有霸位和設禁這兩個相互配合的狠招。霸位和設禁相互配合的一個招數是，在設立特殊“社會團體”的領域，黨國依照法團主義原則禁止同類“社會團體”的存在、消滅競爭對手。比如，中國共產黨取得執政地位之後，就再也不允許以取得政權為目的的反對黨存在；黨國除了在建國時確認的統戰組織民盟、民革、民建、民促、農工民主黨、致公黨、九三學社和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等“八個民主黨派”，就再也不允許建立別的“民主黨派”；黨國在很多重要領域都建立外圍組織，有工會、共青團、婦聯、青聯、工商聯、僑聯、台聯、文聯和殘聯，有對外友協、科協、作協、律協和新聞工作者協會，還有國際貿促會、黃埔同學會、歐美同學會、中國法學會和中國紅十字會，等等，都在各自的領域擁有獨一無二的壟斷地位。中國共產黨以及由黨國建立的各類外圍組織或欽定的各類統戰組織，具有特殊政治和法律地位，都沒有依法到民政部門登記註冊，都不屬於民政部門的管轄範圍。另一個招數是蠻橫禁止某些特定群體建立“社會團體”，例如不允許農民成立農會、不允許農民工成立工會、不允許下崗工人結社、不允許退伍軍人結社。

    這樣一種後極權主義的制度安排，使當代中國公民社會組織沒有正常發展的社會空間，只能處於萌芽狀態而無法興旺發達。儘管這些組織的數量已有幾百萬之多，但都被迫處於散兵游勇、弱小孤立的渙散狀態，特別是無法形成實力雄厚的全國性公民社會組織。黨國消滅政治反對派和具有政治目的的全國性公民社會組織，而又不斷地進行荒唐的循環論證，一方面以黨國專政的特殊性來論證黨國取締替代性政治力量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以沒有替代性政治力量為理由論證黨國專政的永久必要性。從共產黨執政的東歐各國民主化經驗看，現成的替代性政治力量並不是民主化的必要條件，民主政黨及其領導層在民主化的大潮中自然會橫空出世。當然，如果有波蘭的團結工會那樣的全國性公民社會組織，憲政民主轉型會順利得多。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先驅者們前赴後繼、為建立全國性公民社會組織以至於反對黨而付出了慘重代價，由於黨國的殘酷打壓而壯志未酬。

    但是，互聯網的興起打破了這一格局，為中國從後極權主義社會向憲政民主轉型提供了新的路徑。作為公民社會形態之一的公共領域，因為互聯網的興起而獲得不可估量的活力和威力。以“自媒體”為本質特徵的互聯網，成為名副其實的公眾媒體和社會公器，使強力部門對言論的事前審查捉襟見肘、力不從心。互聯網這種媒體工具的普及，也使人類生產和傳播思想和知識的場所發生了大遷移，大學、研究院和學術書刊的壟斷地位被徹底打破。在互聯網這個公共空間，公眾的自願參加、自主交往、自由表達、理性辯論和理性交流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成為當代世界威權主義政權以及殘存的極權主義和後極權主義政權的剋星。

    中國的網民已有六億之眾，成為能夠左右中國政治發展的力量。正是藉助以互聯網為核心的公眾媒體，中國公眾實現了集主體和客體為一身的相互啟蒙。在這種相互激盪的思想啟蒙中，網民們的自由民主思想突飛猛進，反而使那些依附於政權充當衛道士和奴才的“叫獸”和“磚家”們顯得格外無知和無恥。熱心政治的大部分中國網民，已經牢固地確立起人權意識、法治意識、平等意識和公民主權意識。越來越多的網民對未來中國的政治走向形成了共識，認定中國政治發展的目標是憲政民主，認定和平、理性、非暴力是通向憲政民主的途徑。

    問題在於，中國公眾在虛擬世界的公民意識和公民身份，與他們在現實世界中的非公民待遇形成越來越不堪忍受的巨大反差。現代意義上的公民，是擁有國家主權以及及法定權利和義務的國民。公民的前提條件是貨真價實的選民資格，必須能夠通過選舉來產生和變更政府。沒有選民資格這一前提，國民就只能是臣民或子民。如果某黨、某派、某人沒有選民的授權就可以執掌國家政權，如果執掌國家政權的某黨、某派濫用權力胡作非為而又能永久執政，這個國家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民。人們都非常重視公民對政府和官員權力的監督，但必須先有公民的授權和委託，才會有授權者對代理人有效監督。沒有普選制度這一必不可少的授權程序和更換政府程序，政府和官員就不會真正接受監督。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競爭性定期選舉，對政府的“民主監督”純屬空談。這就不難理解，覺醒了的中國網民們正在強烈要求落實他們的公民權利、行使他們的公民權力，使他們的公民意識能夠得到安頓、使國家的政治能夠走上正軌。以互聯網為核心的公眾媒體成為中國全國性公民社會組織的替代物，承載着為憲政轉型大業動員、聯絡和協調集體行動的功能。

    但是，無論是社會組織網絡這一形態，還是以互聯網為核心的公共領域這一形態，當前的中國公民社會遭遇維穩體制，必須戰勝維穩體制才能迎來憲政轉型的曙光。

維穩體制和公民社會的較量

    維穩體制中共後極權主義政權不惜一切代價維護政權穩定的專政體制。這種體制一面將中共的一切工作都納入維護政權穩定的軌道、所有舉措都以是否有利於中共政權的穩定作為首要評判標準，從而排斥實質性的政治改革和進步；一面濫用國家暴力對威脅政權穩定的現實力量和潛在力量進行打壓和控制，從而使中國公民社會無法成長壯大。維穩體制的始作俑者是鄧小平，建立於江澤民主政的十三年間。還在1989年“北京之春”以前，鄧小平就喊出了“穩定壓倒一切”的提法。“六四”之後，特別是蘇聯東歐共產主義政權嘩啦啦土崩瓦解之後，躲過生死劫的中共黨國領導層將政權的穩定視為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1990年3月，已被作為“黨政分開”的改革措施廢除了一年多的中央政法委員會又被恢復起來，總攬全國的治安和司法工作。並且，中共中央於1990年4月發出《關於維護社會穩定加強政法工作的通知》，正式將維穩確定為“全黨和全國人民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將治安工作的重心從打擊刑事犯罪轉為“同敵對分子、敵對勢力之間的鬥爭”。1991年2月，又成立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將宣傳口和政工系統也納入由政法口主導的治安範疇，並逐步建立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辦公室”。至此，維穩體制基本成型，將極權主義專政機制和市場化時代的法制手段結合起來，鮮明地展現後極權主義秩序的特色。1998年，不再有政治強人領頭壓陣的的中共成立了中央維護穩定工作領導小組，以及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維護穩定工作辦公室”。各級“維穩辦”主要從政法口和宣傳口抽調人員組成，在治安工作中凌駕於原有黨政機關之上，按照“將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的原則防範和打擊一切威脅黨國安全的“敵對勢力”。

    在胡錦濤主政的十年間，維穩體製得到進一步鞏固和擴展。實際上，江澤民在換屆交權的時候安排手下的周永康和李長春這哼哈二將在新的領導班子中分管政法和宣傳，保證維穩體制的延續性。在這一時期，維穩體制在人力和財力上都迅猛擴張。各級“維穩辦”的規模不斷擴大，特別是將維穩工作“落實到基層”，普遍建立起“基層信訪綜治維穩中心”，廣泛招納“維穩信息員”和“治安志願者”，維穩隊伍越來越大，開支也越來越大。從2009年起，用於維穩的國內治安開支超過了國防開支。與此同時，維穩對象或“涉穩人員”的範圍也越來越廣。從原初的民運人士，到後來的法輪功和訪民，一直到被御用智囊人員圈定的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絡領袖和弱勢群體（民間戲稱為“新五類分子”）。

    將黨國利益放在首位的維穩體制，顯然與黨國所宣示的“以人為本”、“和諧社會”、“法治國家”、“公平正義”等目標背道而馳。正是在維穩體制的袒護下，中國走上了不公不義的黨國資本主義或權貴資本主義的道路。原來由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提供的政權合法性已經隨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和中國向市場經濟的轉變而瓦解，同時又沒有公民授權這一現代政權合法性基礎，黨國只好轉而依賴“政績合法性”，包括GDP的快速增長和高舉民族主義的旗幟。後極權主義黨國確實有在一定時期內片面追求GDP快速增長的資本，因為它掌握着全國的自然資源、組織資源、以及市場准入的審批權。黨國從國民手中剝奪了全部土地，國民在市場化過程中得花高價向黨國購買土地；黨國可以用地低價或“零地價”吸引外資，也可以用市場准入審批權迫使中外資本家和外國政府就範；黨國可以憑藉對工會的壟斷壓低工資和工作條件、充分發揮財富增長的“低人權優勢”，也可以通過徵地拆遷等更加赤裸的方式掠奪國民的財產；黨國可以憑藉對金融的壟斷廉價吸納國民的存款來“借雞生蛋”，也可以用濫發紙幣等金融手段來侵奪國民的財富；黨國可以鎮壓國民的有效反抗而賴掉經濟增長的“外部性”成本，包括恰當的環保費用和社會福利開支。

    但是，在維穩體制下，GDP的快速增長所帶來的是黨國權貴資本主義，也就是犧牲弱勢群體和生態環境為黨國及黨國權貴積累財富的劣質資本主義。這種劣質資本主義的主要運作規則，不是政府為市場和國民服務，而是市場和國民為政府服務，發展”市場經濟”的目的是為了鞏固黨國政權。由於有維穩體制的保駕護航，黨國權貴以及受黨國權貴卵翼的人群形成“特殊利益集團”，肆無忌憚地對勞工大眾和生態環境進行瘋狂掠奪，造成社會不公、冤獄遍地、生態殘破、資源枯竭，在堆聚GDP的同時貽害無窮。而且，這種竭澤而漁的經濟增長方式（官方也承認這種經濟增長內在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性）已經走到了盡頭，從2012年起開始“下行”，由產能過剩和債務危機引發的房地產崩盤和金融崩潰的風險與日俱增。

    由中國公民社會主導的維權運動，正是維穩體制和黨國權貴資本主義的正義抗爭。公民社會的兩翼，都全面投入維權運動。社團組織這一翼致力於行政訴訟、集體上訪、靜坐抗議、遊行示威；公共領域那一翼則通過網絡曝光、網絡呼籲、網絡請願、網絡圍觀來緊密配合。維權運動在暴露體制弊端、傳播自由民主思想、提高公民意識等方面成果顯著。但是，迴避政治議題而專注個案維權和依法維權的維權運動，對被侵權的體制受害者所帶來的結果，往往是雪上加霜、冤上加冤，受到維穩體制更加嚴厲的打壓。正是面對這種冤案堆積如山而無處伸冤、無處討還公道的困局，中國公民社會尋求政治上的突破。劉曉波等異議知識分子發表的《零八憲章》，可以視為中國知識界和走在維權運動前列的維權律師們希望將維權運動納入憲政轉型的軌道，從政治上一攬子解決問題。他們並沒有進行正面的政治挑戰，而是以現有政治法律框架為出發點，呼籲執政當局作為參與變革的關鍵一翼，通過良性的朝野互動實現政治和解與和平轉型。可惜，他們的善良願望換來的仍然是對維權運動的持續打壓和劉曉波的十一年刑期。

    公民社會的維權運動使維穩的成本越來越高，暴力維穩加大社會不公、激化社會矛盾而激起受害民眾的強烈反抗，也造成“越維穩越不穩”的惡性循環。畢竟，官府和權貴的肆意侵權才是關鍵的不穩定因素，通過制度變革來遏止侵權行為、維護民眾的正當權益，才是消除不穩定因素的關鍵所在。妄圖依靠暴力維穩、打壓民眾正當的維權行為來“消除不穩定因素”，顯然是南轅北轍、揚湯止沸。而且，維穩體制幾乎將所有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努力都當成“不穩定因素”而“消滅在萌芽狀態”。維穩體制已經成為中國進步和發展的攔路虎。

    在維穩體制和公民社會對峙陷入僵局的時候。迎來中共十八大的領導層換屆。朝野上下盼望“習李新政”，本來為改弦更張、拋棄維穩體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當時，黨內頑固保守勢力因薄熙來倒台而受到重挫，主導維穩體制而名聲狼藉的“政法王”周永康受薄熙來案的牽連而被邊緣化。維穩體制因為一時群龍無首而出現鬆弛、中央政法委書記不再入常而降格、政治警察處於彷徨觀望之中、公民社會一度特別活躍。習近平接棒柄政之後，提出過“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維權是維穩的基礎、維穩的實質是維權”、“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等一系列動聽的說辭，似乎不負眾望。但是，新的執政當局口惠而實不至，他們在“鐵腕反腐”以安撫人心的同時，憑藉強勢的專政工具更加嚴厲地打擊追求民主法治的公民社會、以政治上的倒退來擊碎世人的善良願望和期待。世人始料莫及的是，新的執政當局不僅無意告別維穩體制，而且變本加厲地強化維穩體制。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深化”的程度有限，更缺乏“全面”的視野，特別是在政治改革這一層面。這一方案中因為有“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新提法而讓很多經濟界人士歡欣鼓舞，但總體方案所走的依舊是在一黨專政和國有經濟占據主導地位的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的老路。中國當下需要的不是專政經濟學，而是憲政經濟學，是利益主體沒有被隨時專政之虞、在憲政框架下所有經濟實體都享有同等國民待遇的經濟學和政治學。中國當下面臨的任務，不是以增強一黨專政為目的改革，而是從一黨專政到憲政民主的轉型；不是在現有體制內部的技術性修補，而是突破現有體制的制度變遷。黨國執政當局由於內在的知識缺陷和認知錯亂，居然未能直面維穩體制與改革進步的尖銳矛盾，在“三個自信”的自欺自慰中陷入抱殘守闕、劃地為牢的死局。

    這就可以理解他們何以會一面高唱“全面深化改革”、一面強化維穩體制。“紅二代”主導的執政當局在摧殘公民社會時表現出驚人的蠻橫和瘋狂，似乎表明他們寧可面對無序的暴力，也不願接受有序的競爭。對於溫和理性地追求自由民主的民間精英和民間意見領袖，諸如名學者徐友漁、名記者高瑜、名商人王功權、名律師許志永、丁家喜、浦志強等，連周永康都網開一面（也許是因為有溫家寶等人的制約）。這些人士有擔當、有修養、有學問、有思想、有能力，是國家和社會真正的“正能量”，在正常國家都會被當成國士重點扶持。但是，新的執政當局從2013年3月以來有計劃、有步驟地在全國範圍內大舉清網捕人，幾乎將公開採取政治行動的民間意見領袖一網打盡，對國家和社會的正能量造成嚴重的摧殘。從2013年3月起，執政當局在全國同時行動，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和 “尋釁滋事罪”等罪名拘捕為配合新一屆中央領導的反腐新舉措而到政府辦公樓或商場門前打出“公民要求官員公布財產” 橫幅的“新公民運動”成員以及發起“新公民運動”但並沒有上街舉牌的許志永、王功權等人，並重判丁家喜、李思華、李蔚、劉萍、魏忠平、許志永、袁東、張寶成、趙常青等主要領袖。劉萍和魏忠平的刑期最長，達六年半。與此同時，對網絡自由民主言論的打擊也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當局明確地將互聯網確定為“輿論鬥爭的主戰場”，為“意識形態安全和政權安全”而全面出擊，隨意拘捕和封殺網絡大V、隨意以刪帖封號等方式升級對博客和微博等新媒體的管制。同時升級的還有對信仰自由和自由知識分子的打擊。浙江等地以強拆教堂、強拆十字架等新的方式打擊基督教；知識界的憲政主張受到惡毒攻擊和全面封殺；夏業良、張雪忠、伊力哈木等一批敢言學者被逼離大學講壇或被拘捕；高瑜、向南夫等媒體人被當局以涉嫌“泄露國家機密罪”和“ 編造不實信息”等罪名拘捕；律師浦志強和學者徐友漁、郝建等人在家中聚會紀念“六四”25周年也被當局荒唐地以“尋釁滋事罪”拘捕。

    執政當局在對公民社會的打擊中隨意濫用“尋釁滋事罪”等刑事罪名進行政治迫害，對來之不易的法治成果的蹂躪特別令人擔憂。執政當局不是運用法律來伸張正義，而是濫用法律來陷害忠良與無辜，如此無恥地玷污法律，對中國法治事業的打擊實在太大了。改革開放以來，為了告別文化大革命那樣無法無天的奇災異難、也為了發展市場經濟和在全球化進程中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與尊重，中國從西方移植一系列符合當代人類文明標準的法律、在法治的道路上取得了引人矚目的進步。1997年中共十五大甚至正式提出建立“法治國家”的目標，使得追求中國自由民主目標的部分人士曾經期待通過“法治先行”的路徑實現中國的憲政轉型。

    按照聯合國的定義，法治指的是法律至上的治理原則和制度，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立法和執法程序公正、法律符合國際人權準則等三個組成部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指的是所有個人和包括國家在內的實體在法律上的平等，都受制於法律；立法和執法程序公正指的是立法必須公開透明、符合程序，執法必須一視同仁，司法必須獨立；法律符合國際人權準則指的是不能制定違反國際人權準則的法律。根據聯合國的法治定義，法治在實現憲政民主的國家才能落實，除了歷史上曾是英屬殖民地的新加坡和香港這兩個特例。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沒有憲政民主，“政府守法”就沒有制度上的保障，法治與專政無法兼容。按照黨國制度創始人列寧的經典定義，專政就是不受法律制約的權力。既然共產黨具有“領導一切”（當然也包括領導法律）的“法定地位”，共產黨專政下的“以法治國”，歸根結底只能是黨國利用法律管治國民的“法制”，而不是人人平等、政府權力受法律嚴格限制的“法治”。當代中國的法律體系，為了便於黨國專政而保留了很多惡法，但更多的是保護國民正當權益的良法。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第三十五條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六條規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從法律的角度說，中國民眾爭取憲法和其它法律明文規定的正當權益、捍衛公平正義，理應受到法律的充分保護。但是，當公民社會追求的法治觸動一黨專政的底線、形成對一黨專政的挑戰的時候，黨國便在法治的道路上大步倒退、不惜公然踐踏自己制定的法律，這體現着後極權主義黨國的體制邏輯。要改變這種體制邏輯，執政當局必須同意和接受憲政轉型。

    中國最高當局有“紅色江山合格接班人”的底氣，敢做敢為；也不乏建功立業的勇氣，銳意改革。但是，他們沒有正確理念的支撐、沒有正確的改革方向。他們冥頑地認為公民社會的自主自治和真正的民主法治，一定會使中國天下大亂，因而他們狂妄地對抗普世價值或現代文明最基本的理念。思想之混亂，莫此為甚。他們時下打壓香港民主化進程的愚頑舉措，最清楚不過地地表明他們心靈深處對民主法治的莫名恐懼和排斥。香港的公民社會本在黨國的維穩半徑之外，因而高度發達。黨國領導層在抵制國人的民主化訴求時，往往以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條件不足為藉口。香港的經濟、文化和教育發達到這樣的高度，黨國執政當局除了胡攪蠻纏，實在沒有抵制香港民主化的任何藉口。筆者在多年以前就發表《全面推進香港民主化，以為內地彩排》，建議對港人的民主化訴求順水推舟，使香港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先行一步、為內地的民主化樹立樣板。其實，接納香港公民社會的意見，一國兩制的框架之下，嚴格按照國際標準選舉特首，確實順理成章。在制度上把香港當成中國和國際接軌的橋頭堡、開創中國憲政轉型之新局，何樂而不為？

結論

    當今世界，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所有領域都維持一元化的極權主義政權只剩下北朝鮮金氏王朝（古巴最近已在經濟和文化領域發生了一些變化），為人類文明所唾棄；經濟多元、文化多元、政治半多元的威權主義政權還在困擾亞、非、拉諸多國家；經濟半多元、文化半多元、政治一元的後極權主義政權在中國、越南、老撾等幾個國家苟延殘喘；經濟多元、文化多元、政治多元的憲政民主政權如日中天、眾望所歸。中國從後極權主義社會向憲政民主轉型，刻不容緩。

    中國本來是在世界第一波民主化浪潮中就已經建立起憲政民主的國家，後來不幸誤入“以俄為師”的迷途，竟然在世界第二波民主化浪潮中逆歷史潮流而動、以黨國體制這一形式復辟專制統治，並且在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頑固抗拒民主化而成為當今世界專制政治的大本營。這不僅是當今中國人的奇恥大辱，如此奇恥大辱也使曾經創造中華民族燦爛文明的古聖先賢和創建中華民國的志士仁人連帶受辱。環顧全球，民主化的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隨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土崩瓦解以及民主化浪潮在阿拉伯世界的推進，民主國家的數量已經激增到聯合國成員國的三分之二，在世界前二十名經濟大國（G20）中，唯有中國的政府是沒有通過大選來獲得政權合法性。沒有人能夠擋住中國和世界民主化的大潮，中國脫離時代的進步、在黨國體制的岔道上已經受難太多太久，任何延長這種體制的行為都是天怒人怨的彌天大罪，與專政體制切割決裂而立即回歸人類文明的主流正脈，才符合君子之道。

    當列寧還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他批判過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但是，列寧創立的極權主義黨國體制，思想和心理基礎恰恰是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黨國領導們堅持列寧主義、對已經被歷史淘汰的蘇聯帝國一往情深，也就是堅持以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治國。如果他們不皈依自由主義、認同普世價值，勢必害人害己、被歷史無情淘汰，成為後極權主義的殉葬品。

    小智在謀，大智在德，天下之大德在於道，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公天下乃憲政民主。正像憲政學者蔡定劍所指出的那樣，實現憲政民主是當代中國人的歷史使命，中國公民社會和體制內健康力量正在聯手完成這一歷史使命，為了中國人的尊嚴，也為了世界的安寧。

馮崇義（教授），縱覽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