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時候跟同學討論，我說你們覺得自己跟政治沒有關係，但是我想說你的出身，比如你生在農村還是城市，你是‘官二代’還是‘富二代’，這是政治。因為它決定了你是不是能夠得到公平的機會和平等的權利。”這是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郭於華在世紀文景主辦的一次對談活動上的發言。

去年引進中國的一部德國電影《漢娜?阿倫特》備受關注。今年4月，北京世紀文景推出漢娜?阿倫特經典著作《反抗“平庸之惡”》一書。在當下中國，為什麼阿倫特及其著作又火了？5月11日下午，在北京雨楓書館復興門百盛店，世紀文景邀請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郭於華、萬聖書園創始人劉蘇里對談“無‘思’的時代——今天我們為什麼讀阿倫特”。

以下是郭於華的談話摘錄，供未到現場的夥伴分享：

認識阿倫特是從讀她的經典之作《極權主義的起源》開始的。

“無‘思’的時代——我們為什麼讀漢娜?阿倫特”，好像一下觸動到心裡很迫切想表達的地方，是個非常解渴的標題。

“不思考是通往邪惡之路”

阿倫特是一個哲學家，也是一個思想家，但她的觀點又跟她作為受到迫害的猶太人的經歷密切聯繫在一起。大家比較熟悉《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艾希曼這個人，是一個極大惡的形象，實際上它背後強調的是個人在體制中作為體制的一個環節，一個齒輪，阿倫特並不是想說誰的責任更大，或者說用體制之惡遮蔽個人之惡，她重在探討集體的罪惡和個人責任之間的關係。在她看來，這樣一種極權之下，所有人都會面臨的難題。政治參與的自由和逃避政治的自由都被取消了，這個時候個人應該如何做。

阿倫特把這個東西歸結到不思考，思維的匱乏。她所說的思維是一種人的自我反思。在她看來，思維有特別重要的幾個作用，一個是，思維的作用是揭露一切未經審問明辨之意見的偏頗，這些偏頗是沒有經過深思，沒有經過思考的。這是思維最重要的作用。第二個，她說思維活動還能醞釀出良知，也就是說你能夠去分辨善惡，能夠分辨是非。當然還有第三個層面，思維還能保持人的道德完整性。

阿倫特等於把惡之平庸性跟思維的匱乏，不思考、不反思聯繫在一起。借用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在哈耶克看來，計劃經濟是通往奴役之路，我想說，不思考是通往邪惡之路，這是我對惡的一個理解。

“思考的能力和思考的主動性是形成極權體制的最大阻礙”

大家知道阿倫特所研究的極權體制，極權主義體制本身就是一部製造惡的機器，他想要把所有人變成機器上的齒輪，這個機器運轉起來，在絞殺人們的生命和思想。聯繫我們社會的現實，咱們這用的不是齒輪，是螺絲釘。大家都知道，每個人都變成上面的螺絲釘，這個螺絲釘實際上就是一個機器的部件，它怎麼可能有自己的主張見解，有自己的思考？而且這個螺絲釘非常地自覺。這個過程當中阻礙你成為齒輪成為螺絲釘的唯一障礙就是思考。或者說，思考的能力和思考的主動性是形成極權體制的最大阻礙，這是我的理解。

在極權體制下，個人是什麼樣的狀態？今天我們從一個社會現實的角度出發也不可迴避這樣的問題。說到今天中國社會轉型的困境，很多人會問，到底是人性的問題，制度的問題，還是文化的問題？在制度、文化和人性這三者之間，大家其實有很多爭論。因為不乏文化決定論者，很多人會說今天中國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我們的文化傳統當中就缺少憲政、民主、自由主義的因素。

阿倫特說過，如果是一個專制政體，它會剝奪人民的權利，限制自由，但它不可能完全控制人們的思考、記憶、表達，也不可能完全控制住私人生活領域和相對的社會空間。但是極權主義不同，極權主義是把所有的地方，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私人生活領域的全部要占領。

“意識形態教育對人的心智、頭腦是根本性摧毀”

意識形態教育對於人的心智、頭腦是根本性摧毀，如果說這是惡的話，也是最大的惡之一。我早年寫過一篇小雜文，自己掛網上了，叫《叼着屎橛打滴溜，給個麻花都不換》，恰恰說的就是這種現象。我們把它叫做意識形態的灌輸，我們也叫它做狼奶，其實我們在座的，包括我這一代人，幾代人都是喝狼奶長大的。我們相信單靠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就打走了日本人。我們不相信抗日戰爭當中主戰場一直是國軍在做戰，這種歷史的顛倒比比皆是。我給學生講課的時候，我也提到中國罪大惡極的四大惡霸地主已經進入到我們的教科書，進入到歷史書，進入到影視文學作品。大家知道都是誰？劉文彩、周扒皮、南霸天、黃世仁。

南霸天、黃世仁這兩位是比較純文學形象，也可能有一點點現實原形，基本上是虛構出來的。而周扒皮和劉文彩確有其人。我問同學，如果今天我跟你說，劉文彩根本不是宣傳的那樣，他根本不是那樣一個又弄水牢，又弄收租院，破壞貧下中農的人，周扒皮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地主，只是一個富農，半夜雞叫這事通通沒有發生過，你們能相信嗎？所有的同學搖頭。

在事實和歷史真相的重新呈現之後，大家知道說的不虛，知道告訴大家的是一個真實的事情，大多數同學還是能夠接受。我一直跟同學說，已經過去的歷史你如果真的想要了解它的真相，你可以去看書，現在資訊這麼發達，只要你想知道，你一定能夠知道。其實很大的原因在於有些人不想知道，因為顛覆自己以往的一直以來的認知，是一件痛苦的事。我認為，跟人性弱點有關的是我們對思維有一種惰性，我們不願意重新思考一些事，這些事我們覺得很麻煩，又讓我自己不痛快，這是人性當中的弱點和惰性。

“逃離政治，這是絕對做不到的”

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分析當時反對猶太人的浪潮，以至最後導致種族大屠殺。阿倫特發現一個現象，她說反猶主義的高潮什麼時候達到頂峰？在猶太人喪失了政治權利，也喪失了政治參與意識，不願意參與政治，逐漸退出公共領域的時候，他們除了擁有巨大的財富之外，其他方面很邊緣了，這個時候人們對猶太人的仇視更容易被調動起來。一方面，是不是跟人性中最黑暗的部分有關，再一個也跟猶太人當時退出政治領域、退出公共領域、意味着他們放棄了很多權利有關。阿倫特有一個非常突出的觀點，她認為，政治是作為人最重要的屬性，人是作為政治的動物存在的，要參與政治生活。政治性和公共性在阿倫特那經常是同時被使用，她說人只有作為政治的人，才要生活在政治共同體當中。

我們的社會中，沒有多少人對政治感興趣，今天依然是如此。商人都在說“在商言商”，學者該做什麼專業做什麼專業，藝術家該怎麼表達怎麼弄，大家都跟政治沒什麼關係。在中國社會中，大家逃離政治，特別厭惡政治，覺得政治只是政治家的權力鬥爭，我們恨不得離得遠遠的。造成這樣一種情況可能有歷史原因，我們經歷過那樣極端的時代，政治覆蓋到一切生活、社會、文化、思想領域。我們從歷史當中得到過教訓，大家就會選擇遠離政治。

逃離政治，這是絕對做不到的。在今天我們看到很多的現象都是跟政治有關的。政治和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有關，跟我們的生命立場有關。因為你是一個人，你是一個社會性的動物，生活在社會之中。你不可能是魯賓遜，你要跟人發生各種各樣的社會交往，社會關係，你自己有個人的權利，有自由獨立的精神。

我有時候跟同學討論，我說你們覺得自己跟政治沒有關係，但是我想說你的出身，比如你生在農村還是城市，你是“官二代”還是“富二代”，這是政治。因為它決定了你是不是能夠得到公平的機會和平等的權利。你住在什麼樣的房子裡，你是住在公房裡面，還是住在近乎於棚戶區一樣的出租房裡面，還是住在今天有可能被徵地拆掉的房子裡面，這當然是政治。你吃什麼樣的東西，你的食品安全有沒有保證，這難道不是政治嗎?這當然是政治。

“自己先把自己作為公民來對待”

無“思”的時代最主要的根源依然是極權主義需要的統治基礎，阿倫特把它叫做缺乏自我權利意識的無結構群眾，這是極權統治的基礎。

大家可以理解一下，無自我權利意識，不知道自己有什麼樣的權利，不知道自己有什麼樣的基本人權、政治權利，比如選舉權，社會權利，比如能夠平等地享受到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的權利。乃至於自己有思考的自由，有表達的自由的權利都不知道，我想，阿倫特想強調的是一盤散沙狀或者原子化的群眾。其實“無思”狀態是這種體製造就出來的一種現實。

阿倫特幾乎沒有涉及極權統治經濟基礎的問題，不能不算是一個缺失，我想也可以理解。阿倫特本人更着重從哲學思想、人性的層面去討論極權主義，確實沒有在經濟層面有一個充分的，甚至沒有提到。但實際上，這個問題今天中國已經面對了，今天中國發生很多群體性事件，相當多的都發生在關於土地、關於房產，其實這個背後已經把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呈現出來了。

城市土地和農村的土地的國有化或者集體化，涉及到剛才基本的問題，如果不落實到個人的頭上，它是模糊的，不確定的。如果產權界限清楚的、明確，現狀就會很不一樣。

我們常常說正常社會有三個東西比較均衡，這個社會才能正常運轉——權力、資本和社會。現在來看，這三種力量不太均衡。

對於現狀，我們不去考慮絕望還是不絕望，悲觀還是樂觀。我的想法就是，現在從自己開始，自己先把自己作為公民來對待，那就是懂法律，有理性，知道自己有什麼權利，而且儘自己最大努力保護自己個人的權利。

我們有權利追求我們的幸福，我們普通人的幸福，我們同時還要過有尊嚴的生活。

我們還要強調常識的重要性，常識性的東西在這個社會中變得不正常，變得要受到限制，受制約的時候，我們就需要像阿倫特那樣積極地思考，積極地參與公共事務，進入政治世界，這也是我們進行行動表達乃至抗爭的一個最重要的動力來源。

演講人簡介：

郭於華：1956年生於北京。1990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獲博士學位；2000-2001年於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做博士後研究。1990-2000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人員；2000年至今任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人類學、農村社會學、民間文化與信仰等。著有《死的困擾與生的執著——中國民間喪葬儀禮與傳統生死觀》、《在鄉野中閱讀生命》、《儀式與社會變遷》（主編）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