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郝柏村一段讲话说抗战

作者 亦言

今年是七七事变七十七周年。由于近期中日关系紧张，大有再度一战之势，抗战历史成为热门话题，媒体上有许多文章、谈话。

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两岸官方的高调纪念。

习近平讲话称卢沟桥事变后，“在此民族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担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呼吁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抵抗日寇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没有提是中共“领导了全民抗战”，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只是“呼吁建立”而非“建立”，比中共过去提法，自是较趋近历史真实。

马英九讲话称“历史的错误或可原谅，历史真相不能遗忘。”这“历史的错误或可原谅”是说日本侵华的“历史错误”或许可以原谅。说“错误”而不说“罪行”，正为“原谅”。其实从“以德报怨”开始，日本这段“历史错误”国民党早已“原谅”了。战犯冈村宁次被判“无罪”，为哪般？

“历史真相不能遗忘”，则主要是指国民党、蒋介石领导抗日的“历史真相”不能遗忘。许多情况下，指责对象是中共。因为既然已经原谅了日本侵华的“历史错误”，那侵华“历史真相”又何须较真！

7月7日，郝柏村在北京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时，就当面向大陆方面人员表达了不满，他说“是蒋委员长领导抗战”，也指责大陆方面未呈现当时历史文献“共赴国难宣言”，对国民党军不公。郝柏村在替《中国抗日战争真相》一书所作序文中写道：“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亦发表‘共赴国难宣言’，然而亘抗战全期，除了平型关战役，以及反扫荡的所谓百团大战外，其抗日战绩不及国军九牛一毛。尤有甚者，在敌后地区的国共摩擦中，国军三个正规军和游击队，均被共军所灭，三个省主席被赶走，共军可谓战绩辉煌。就利用抗战反蒋夺权的战略而言，毛泽东是成功的，但说八年抗战是他领导的，则是百分之百的谎言。”“抗战胜利的主要因素，是中华民族的气节，透过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坚强意志，凝结起来所发挥的精神力量，二者缺一不可。在最艰危的时期，蒋委员长坚持宁败而亡，绝不降而亡，他才是取得最后胜利的唯一领导者。”

这儿就郝柏村所言略作评述。

一、“是蒋委员长领导抗战”

抗战史论述中，一个争议议题是：是谁领导了中国抗战？是中共，还是国民党？或者说，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

以当时政治言，是国民党领导，从历史看，则是国共各自抗战。

说蒋介石领导，是因为它占了那个位。抗战爆发时，中共弱小，国民党则蒋系独大，机运使蒋介石成为公认的国家领袖。在国际上，代表中国发挥积极作用，在国内，主持抗战，维系人心民气。中共无论是陕甘宁边区还是八路军、新四军，名义上都是重庆政府的下属。

抗战期间，中国大致被分为日占区与国统区两个部分。国民党控制领导了国统区与正面战场的抗战，但其领导不及于中共敌后抗日斗争。中共抗战活动主要在敌后。在国统区虽也有一定政治影响力，但谈不上“领导全国抗战”。由于未建立国共共同参与的抗日领导机制，以及国民党的“防共”、“限共”政策，“共同领导”也不成立。国共“各自抗战”，才是历史真实。

正是这种“各自抗战”，才使中共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得以发展壮大自身力量，为战后结束民国乱局奠定了基础。

由于国共曾殊死相争，在宣传上尽力抹黑贬损对方，双方其实一样（如果不说国民党甚于中共的话）。影响至今，还很难真正实事求是。台北的抗战历史论述，又何尝正面叙述中共的敌后抗战？郝柏村竟然跑到北京来指责“对国民党军不公”！当然，抗战已经是历史，我们真切希望北京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能更完整的展示抗日历史，包括蒋介石领导抗战的地位与效应。

二、所谓中共“抗日战绩不及国军九牛一毛”

郝柏村忘记补充一句：“抗战时中共所获外援不及国民党所获的百牛之一毛”！

日寇入侵，国民党“守土有责”，被迫应战，打了许多大仗，也有许多“大捷”。但是，首先，若非日军主动停止进攻，“土”可是一块都没守住。不仅有前期的平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还有后期的豫湘桂千里大溃败。甚至，日本决定投降，广西日军仓皇北撤，国军尾随“收复失地”。由于急于争功，“咬”的太紧，日军不耐，1945年8月12日，尾随攻入全州的国军，被日军一顿暴打，赶了出来。

其次，那些“大捷”，不仅国军伤亡损耗远超日军，而且它们都未能影响战局发展。台儿庄大捷之于徐州会战，万家岭大捷之于武汉会战，昆仑关大捷之于桂南会战，均是如此。它们有当时的政治宣传意义，却缺乏后续的战局发展影响，其军事意义相当有限。蒋介石殷切期盼的“中国斯大林格勒”一直没有出现。

对于抗战时国军作战败绩连连，当时都归之于敌强我弱，无可避免。直到后来国共内战，显示蒋介石的军事指挥能力竟是如此低劣，人们才联想到，抗战时国军的那些败仗，其中有些是否也有蒋介石指挥不当的因素在内。这儿举两个例子：

兰封—花园口会战

徐州会战时，为切断中方退路和阻止一战区援军增援徐州，日军土肥原所部约2万人强渡黄河，成孤军深入之势。此时，陇海线附近中方有6个军12万人，程潜认为“就是吃也能把土肥原吃掉”。蒋介石匆匆飞往郑州，决定亲自指挥歼灭土肥师团。

土肥原开始突围，进攻重点在兰封。兰封守军为蒋介石嫡系桂永清之第二十七军。该军装备精良，甚至有一个德式战车营支援。

1938年5月23日，日军一个加强旅团在飞机、坦克支援之下，向兰封展开攻击。仅两三个小时，日军尚未冲锋，桂永清所部就全线溃退，往兰封以西逃去。邱清泉的装甲战车一溜烟驶离战场，一口气逃到罗王车站。桂永清也跟着西逃，狂奔到罗王车站，说是去收拾残兵败将。怕被追究丢失兰封责任，他于逃跑途中匆匆给第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写下一张字条，令龙师固守兰封。

八十八师亦是“嫡系”。龙慕韩此时手下有一个旅，竟于当日擅自弃守，使日军轻占战略重地兰封。（事后蒋介石下令枪决龙慕韩）。

程潜迅速调整部署，再次围困土肥原。程潜乐观预计，两三天内可望全歼土肥师团。

为解土肥师团之围，5月27日，日军第十六师团开始进攻商丘二线阵地。同日，程潜电令守军黄杰第八军：务须死守商丘，在日军土肥师团被歼前，不得放弃。

5月28日，日军向商丘以西迂回，欲断守军退路。第八军未战而弃守商丘。理由是电台被炸，无法与第一战区联系。黄杰令第一八七师守城3日，军部及第四十师、第二十四师向开封方向撤退。

5月29日，第一战区下达命令，对日军第十四师团改取守势。同日，第一八七师师长彭林生率该师退走，日军占领商丘。

由于蒋介石两个嫡系将领临阵脱逃，中方有计划地投入15万精锐部队，却未能歼灭土肥师团的2万人，亦未能阻其攻势。5月31日，日军进至杞县东。同日，第一战区对围攻土肥原的各军下达撤退命令。“大捷”设想功败垂成，反而使豫东门户大开。日军沿陇海路西进。6月6日，占开封。7日，一部进抵中牟附近。郑州岌岌可危。

日军将沿陇海线、平汉线西进南下。此时国军自徐州撤出的部队基本完好。但国军从统帅到将领畏敌如虎，丧失战斗意志。想象中是重演从淞沪到南京一幕：国军前面跑，日军后面追，从郑州一路追到武汉。看着地图，蒋介石觉着那儿都防不住，甚至无法划下“防线”。当日晚，惊慌失措的蒋介石下令：掘开黄河大堤，以水为兵，挡一阵再说。

6月9日凌晨，经过两天两夜不停挖掘，郑州东北花园口附近黄河大堤被挖开。堤脚下4个村庄，瞬间被冲得踪影全无（人员事先做了疏散）！汹涌黄水居高临下，顺贾鲁河一泻千里。流经决口的河水越流越大，决口也越冲越宽，一个小时后达到10米。到下午1时左右，水势已“似万马奔腾”，“远望一片汪洋”。到晚上8时，“掘口处被水冲开，已达40尺，水深丈余，浪高三尺。”第二天，黄河中上游普降暴雨，水量骤增，声势愈“壮”！花园口决口处被冲大，同时被淤塞的赵口也被大水冲开。

黄水泛出后，西股花园口主流，至中牟入贾鲁河，南泛尉氏、扶沟、西华等县，于周口东折入颍河，然后分别注入茨河和沙河，再经安徽太和、阜阳、颍上及正阳关，最后汇入淮河。东股赵口黄水分为两股，一股向东南直奔朱仙镇，与花园口泛水汇合：一股绕开封城堤北面，折向东南，至陈留又分为两支，一支沿铁底河，另一支沿惠济河，先后注入涡河，于安徽怀远汇入淮河。黄、淮合流后涌入洪泽湖、白马湖、高邮湖，再经界首进入运河，南下长江。淮河、洪泽湖沿岸立即变成一片汪洋。河南、安徽、江苏3省44个县市遍地洪水，1250万人受灾，89万人死于非命。其中河南省受害最为严重，21个县市、900多万亩耕地被淹，47万人死亡。花园口决堤成为抗战史上与长沙大火、重庆防空洞惨剧并称的三大惨案之一。

据当时报纸报道“滔滔大水，由中牟、白沙间向南泛滥，水势所至，庐舍荡然，罹难民众，不知凡几。”整个黄泛区由西北至东南，长达400余公里。据国府“行政院善后统计署”统计：“计有河南、安徽、江苏三省44个县、市受灾，3911345人外逃，893303人死亡，经济损失达109176万元”。另有不完全统计，河南民宅被冲毁140余万家，淹没耕地800余万亩，安徽、江苏被淹没1100余万亩，480余万人倾家荡产。上千万人流离失所。

由于黄河水全部从花园口下泄，以致黄河彻底改道。由于没有固定河道，新黄河滚来滚去，在豫、苏、皖三省之间形成了一个长约四百公里，宽10公里到50公里不等，最宽处达80公里的黄泛区(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黄泛区成为地理名词)，以及百亿立方黄河泥沙湮入淮河，所造成的连年灾荒，又不知给人民带来多少苦难！

此时土肥师团先头部队1500人与日军第十六师团3000多人已开始向郑州进犯。从天而降、一望无际的黄河水，使日军官兵进退两难、不知所措。由于陇海铁路已遭破坏，新郑平汉线铁路大桥也被炸毁，且又后勤供应断绝，日军撤退困难重重。突入豫东地区的日军，有来不及逃脱而被洪水淹没，有为伤病所累而被丢弃，还有一部分为国军所歼灭，其他的只好停止追击，集结于黄泛区以东。史料显示，当时被黄河水围困的日军情形相当悲惨。

6月12日之后，日军放弃从平汉线方向进攻武汉的计划，向徐州方向撤退。

花园口破堤是军委会委员长下令，为军事目的，由军队执行的一次军事行动，是兰封——花园口会战的最后一“战”。它掩护国军安全，迫使日军暂停西进，延缓进攻武汉，自具当时军事意义。也仅止于此。对国军而言，它是一份耻辱。

至于以“如果”不决堤，将如何如何，从“战略”层面“发掘”花园口破堤的“历史意义”，是政治（为蒋介石开脱罪责）而非历史。而以“为了抗日，中国人民做出最大的民族牺牲”来称颂，更属无耻。

对蒋介石如此一项“赫赫战功”，台北国民党当局至今仍讳莫如深。其知“耻”乎！

衡阳保卫战

1944年4月，日军开始“一号作战”，国军一路溃败。6月18日，日军占领长沙，向衡阳进犯。20日，日军先后攻占醴陵、株洲、渌口、湘潭等地。国军转向渌水南岸进行抵抗。24日，右路日军南下攻占攸县、安仁、耒阳等地。左路日军南下攻占湘乡，26日再占永丰，遭国军反击，改取守势。中路日军沿粤汉铁路两侧南下，向衡阳市郊突进。衡阳守军是薛岳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6月28日至7月20日，日军两次进攻衡阳，均因守军顽强抗击，日军伤亡惨重，被迫停止攻击。8月3日，日军增调部队后开始对衡阳发起第三次进攻。第十军与日军反复争夺，不断击退其进攻。苦战至8月8日，守军弹尽粮绝，伤亡殆尽，阵地全毁，军长方先觉命令停止抵抗，衡阳被日军占领。

蒋介石必须承担起支援衡阳的责任。7月27日及8月2日，空军两次空投蒋介石手令予方先觉。第一次保证“余必为弟及全体官兵负责，全力增援与接济”。第二次则告知“各路增援部队今晨已如期到达二塘、贾里坡、陆家岭、七里山预定之线，余必令空军掩护，严督猛进”。

第十军苦守衡阳47天，即使从重庆调兵，也能赶到了！衡阳就近国军有10几个军，蒋介石不停“调兵遣将”，各增援军此去彼来，但一直未能集中优势兵力与日军决战，反被日军各个击破。

到8月7日，日军已攻入衡阳城，双方展开巷战。蒋介石给方先觉的电报竟然是“祝上帝保佑你们”！并且“当天夜晚，三度向上帝祷告”！此前，7月28日，蒋的日记则记“愿主赐我衡阳战事顺利，当在南岳峰顶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

如此最高统帅！

三、“在敌后地区的国共摩擦中，国军三个正规军和游击队，均被共军所灭，三个省主席被赶走，共军可谓战绩辉煌。”

国军打日本不行，连对付土八路也如此窝囊。不过郝柏村也无需沮丧，国军在皖南事变中伏击新四军军部，也“可谓战绩辉煌”。

就当时政治而言，国难当头，同室操戈是为大忌，要被骂“破坏抗战”的。可问题是国共不可能不摩擦。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清党”，要摧毁消灭没有武装的中共。10月，毛泽东率700余人上井冈山，矢志推翻国民党政权。直到1949年决出胜负，两人从未在终极目标上有过模糊动摇。所以就中国历史而言，抗战时期不过是国共相争的一个特殊时期。或者说，日寇入侵，为国共相争设置了一个特殊外部条件，双方都竭力利用这个条件壮大自己，俾便战后摊牌较量。

抗战开始时，中共刚从长征中走出。力量弱小，毛泽东掌权不久，几乎没有任何外援。抗日必须以“生存第一，发展第一”为前提。有缴获，不赔本是其军事行动的第一原则。作为历史，中共所为没有什么可指责的。骂中共“游而不击”，无非是因为中共不肯按国民党的愿望牺牲在日军枪口下而已。

国军节节败退，丢失大片国土。日军人力有限，无从全面占领，许多偏僻的农村山区成无政府状态。共军乘虚而入，建政扩军，占为己有。蒋介石斥为“投机取巧”，深知后果严重。武汉沦陷后，日军停止战略进攻，蒋介石立即提出“限制异党”，剑指中共。派正规军到敌后，任命敌占区省主席，以当时蒋介石，现在郝柏村的想法，有中央政府名义，有抗日旗号，有“政令军令之统一”，中共根据地力量理应乖乖服从收编、遣散。可一切阻碍中共发展壮大的图谋，无论是内部的王明，还是外部的蒋介石，毛泽东都会毫不犹豫地反对抵制。于是乎，国共摩擦成为必然。整体而言，中共处于劣势，它更多地表现为智取与后发制人。“国军三个正规军和游击队，均被共军所灭，三个省主席被赶走”，只说明国民党“技不如人”，怨不得别人。

四、“抗战胜利的主要因素，是中华民族的气节，透过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坚强意志，凝结起来所发挥的精神力量，二者缺一不可。”

蒋介石有“气节”吗？且看这样一幕。

1945年6月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将《雅尔塔协定》相关内容正式通知中国，其中关键是由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作战，消灭日本关东军，中国则应满足苏联要求，放弃外蒙主权。

这一要求的潜台词是：如果你们中国有能力消灭在中国国土上的日军，尤其是关东军，那可以不理会苏联要求。否则，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反正，我们美国军人不会替你们去打关东军。

蒋介石被推到了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第一线，他有这份“气节”吗？

作为中国国家元首，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他几乎不必考虑，即应声明：中国军民将自己打败消灭入侵中国的日本兵，恢复全部领土主权。我们不能以牺牲国家领土主权来换取苏联对日宣战。他甚至应该声明：未经中国政府许可，苏联军队不得进入中国领土。

其实蒋介石也明白，反正日本败局已定，即使他不答应，关东军也一定会被消灭，无非多一点波折而已。

可是，蒋介石可以不担心关东军问题。却必须担心如果惹恼了苏联，苏联竟去帮助中共，那可怎么得了。他屈服了。答应了苏方全部要求，同时提出自己的交换条件：不要帮助中共！

基本上，蒋介石没有“气节”可言。

在抗战史论述中，一个屡起争议的议题是：蒋介石对抗日的态度，是坚定还是动摇？肯定者可以历数自1928年济南惨案、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其在日记中和讲演中的种种激愤言辞，可以例举蒋指挥“一·二八”抗战、长城抗战、绥远抗战，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起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领导全国军民顽强抵抗日本侵略的种种业绩；而否定者也可以指陈蒋当年如何“取不抵抗主义”，先后主导签下屈辱的“塘沽”“何梅”“秦土”等协定，甚至可以举证其直至抗战期间仍不放弃对日媾和幻想，不断与日本秘密接触谈判，寻求妥协的种种事实。

这些全都是事实，又全都发生在同一人身上，而矛盾若斯。它反映了面临民族危亡，中国人民被迫以血肉之驱去抵抗日本疯狂侵略的历史关头，蒋家王朝与中华民族在根本利益上的既大体一致，又时有不同的历史真实。

笔者曾做过论证，蒋介石的南京政权就是蒋家王朝。日寇大举入侵，既危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危害蒋介石的王朝利益。但这两种危害有时并不一致。

当国家利益与王朝利益一致时，从“七·七”事变到武汉沦陷，蒋介石是坚定的抗日派。

《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须臾，权起更衣，鲁肃随于权后。权知肃意，乃执肃手而言曰：“卿欲如何？”肃曰：“恰才众人所言，深误将军。众人皆可降曹操，惟将军不可降曹操。”权曰：“何以言之？”肃曰：“如肃等降操，当以肃还乡党，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降操，欲安所归乎？位不过封侯，车不过一乘，骑不过一匹，从不过数人，岂得南面称孤哉！众人之意，各自为己，不可听也。将军宜早定大计。

汪精卫投敌，“第二把交椅”换成“第一把交椅”，蒋介石若也“和平”，独裁者就变成儿皇帝！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称：

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北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昔日的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一席话把道理讲得相当透彻。“北平若可变成昔日的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如再“让外”，蒋家王朝即使求偏安也不可得。蒋介石退无可退。

“九·一八”以来，中国人民抗日意识日益高涨。再要“不抵抗”，国民党政权将难以立足。而中共坚决主战，更将得到人民支持。解密后的德国档案显示,蒋介石曾对热衷“调停”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说: “假如同意日本的要求，国民政府就会被舆论浪潮所冲倒。中国会发生革命。”“结果就是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这段话既表明他之“坚决抗战”的被迫因素，也包含他对日本的怨怼：我一再退让，你们还如此苦苦相逼，真要让共产党得势了，对你们也没好处！

当国家利益与王朝利益不完全一致时，蒋介石是动摇派。

日本占领武汉以后，由于兵力物资上的困难，停止了战略性进攻。战事压力相对减轻，而蒋介石所寄望的国际干预并未出现。汪精卫已打出“和平”旗帜。中共在敌后发展壮大，又使他“心腹之患”忧虑日益强烈。

国家利益要求坚持抗战到底，王朝利益则希望尽快结束战事，转向反共。

在1939年1月21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对抗战到底的“底”作了说明：

我们要解释“到底”两字的意义，先要检讨这回抗战起头是在什么地方，才可以得到结论。我们这次抗战是起于卢沟桥事变。凡是一种战争，要有目的，要有限度的。如果随便瞎撞，会使国家民族自趋灭亡。我们这次抗战的目的，当然是要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和日本开始谈判，假使能够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可以开始谈判，以外交的方法，解决东北问题…若在卢沟桥事以前的状态没有恢复，即与日本谈判，便是我们最大的失败。……这是我抵抗的机会，也是我们不能不抵抗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无论如何只有和他拼命。…若恢复了平津，我门再不以外交政治的方法与日本谈判，也是自趋灭亡之道。

这是蒋介石对他的抗战之“底”的权威论述。

“我们这次抗战是起于卢沟桥事变。”这就是说，“九·一八”之后，东北人民的抗战，长城、热河的抗战，“一·二八”抗战，统统都不算抗战。

“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就是承认秦土、何梅、塘沽、淞沪等几个“停战协定”继续有效。首先就是承认日本对东北的占领有效。对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民众来说，蒋介石的“底”，形同叛卖。蒋似乎想顾及，说是“若恢复了平津，我们再不以外交的方法与日本谈判，也是自趋灭亡之道”，只是一堆语无伦次。

如果中国军民奋勇抗战，打败日本，反攻收复武汉、上海、徐州、北平，那自然就能一鼓作气收复热、察、东北。蒋介石何须如此设“底”？蒋介石此“底”，是说给日本人听的：“听着，只要你们同意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那我们就可停战言和。”显然，这比起收复东北来，条件低多了，容易为日本接受。蒋是在向日本“诱和”。

与这个“底”同时出炉的是《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蒋介石才把东北也装到这个“底”中去。

当国家利益与王朝利益相矛盾时，蒋介石会为了王朝利益而背弃国家利益，是妥协派。

虽说一些史论把蒋介石抗战期间不断与日本秘密接触谈判，强调为谋略应用。其实相当长一段时间，蒋介石真是希望在“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条件下，与日本议和。然后腾出手来，收拾中共。从后来国民党终于败于中共看来，蒋介石此“底”自属“先见之明”，无奈日本冥顽不灵，定要扶汪倒蒋！而同意放弃外蒙主权，只为换取苏联答应不支持中共，为最重大事例。

五、“在最艰危的时期，蒋委员长坚持宁败而亡，绝不降而亡，他才是取得最后胜利的唯一领导者。”

首先，重庆政府虽然在国际上代表中国，但不等于就是中国。败也罢，降也罢，中国都不会亡，因为中国一定会有人进行反抗。蒋介石都说了：“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蒋介石坚持抗战虽应肯定，其实是他的本分，没有什么好特别称道的。郝柏村把它提升到中国不“亡”的高度，活脱一副蒋家奴才相！

其次，中国抗战胜利直接联系于美军对日作战的胜利。所以不能单独说中国“战胜了日本侵略者”，正确说法应是“中国坚持抗战八年，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共同努力下，取得最终完全胜利。”由此也就能得出不存在中国的“取得最后胜利的唯一领导者”，有没有蒋介石，美国同样会打败日本，中国也同样会是战胜国。

六、大视野看抗战

当把八年抗战放到1927年到1949年之间的国共相争历史背景上上去考察时，就会发现，1937年到1945年之间的中国历史，重点其实不是抗战，而是抗战条件下的国共力量逆向消长。由此决定了战后中国的历史进程。

八年抗战，蒋介石身当其位，领导指挥正面战场抗战，取得一定军事成就，顺势实现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被称“四强”之一。这些成就使其声望在战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另一方面，到抗战结束，国民党表面上辉煌强盛，实质上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

蒋家王朝支柱，除军事系统黄埔系和党务系统CC系外、行政方面便是孔、宋外戚。即使古代帝王，如此重用外戚的也少见。

无疑，西安事变使蒋介石深切感受到危难时刻，还是亲戚可靠。蒋介石藉“战时”建立独裁体制。正是他的独裁权力使外戚势力得以长期身居高位，执掌行政财经大权。而独裁体制又使政权内部监察司法机构形同虚设。没有蒋介石首肯，谁都无法触碰这些“皇亲国戚”。同时，由于抗战环境，国难当头，使国内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愿意号召组织民众起来反抗国民党统治。

如此内外条件为贪腐提供了绝佳发育环境。重庆政权几乎在毫无阻力情况下，快速沉沦腐化。

中共方面，抗战环境使中共得以摆脱内战困扰。抗战期间，国共局部内战其实并未完全停止，有时还打的挺凶。但抗战环境使影响全局的内战终于没有发生。日军军事前线大致把国共隔离开来，使中共得以在敌后大力发展自身武装力量与根据地，积聚起能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最低限度实力。尤其是从1941年到1944年，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使中共比较完全地摆脱莫斯科影响，成为有自己革命理论的“中国的”共产党，使全党集合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成为一个有坚定信仰，思想统一，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政党，得以在战后推翻蒋家王朝，终结民国乱世。

大视野看抗战，才能更深切地理解中国抗战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