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識網）

網民何青青在自己的博客里轉貼了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時官方媒體發表的文章《關於毛澤東的那些謠言》（尚不清楚是否與原文標題相同。為方便起見，以下簡稱“謠文”）。閱讀一遍，但見錯訛頗多。自筆者從2013年4月起因不滿關於毛澤東生活的謊言滿天飛，開始發表一些以正視聽的文字以來，就養成了一個不良習慣——每當心情鬱悶之時，就去讀一些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回憶文章，看着他們一本正經地撒謊，說些“粗心”編造的假故事，覺得比聽相聲，看小品還過癮，心緒立即“多雲轉晴”。這次也是一樣，並萌生了對“謠文”進行點評的想法。   關於毛澤東的日常生活，大量謠言和謊言並存。有人揭穿這方面的謠言，筆者舉雙手贊成，因為謠言在本質上違背了歷史真實。但駁斥謠言要本着實事求是的原則，不能為駁斥某一謠言就去編另一套謊言。那樣不僅無助於還原一個真實的毛澤東，反而會帶來更多的混亂。“謠文”便存在這個問題。   下面，筆者逐一將“謠文”謊言之處列出（用楷體字），並予以點評（用宋體字）。孰對，孰錯，請讀者自己判斷。   2013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紀念日。在他老人家離開我們37年後，人們以各種方式紀念他。但是，除了敬仰和追憶，這些年來，也出現了一些以訛傳訛的誤讀。從衣食住行到個人財產，從性情到健康，各種真假難辨的說法在流傳。全國毛澤東紀念館聯誼會秘書長黃建新在接受環球人物雜誌記者採訪時，痛心地說：“這些漫無邊際的造謠誹謗，給主席的名譽帶來非常惡劣的影響。”   衛士周福明，管家吳連登，警衛孟進鴻、王明富，保健醫生王鶴濱……他們跟隨毛澤東多年，在他們眼中，毛澤東不僅是領袖，更是親人。面對流言和誤讀，他們比誰都氣憤、都痛心。在吳連登看來，“之所以謠言四起，還是因為一些人對主席不夠了解。如果大家知道主席平時是怎麼過日子的，這些謠言將不攻自破。”   “這些年，社會上有很多對主席的不實言論。他的子女可能不方便出來回應，但如果我們也保持沉默，就太對不起主席了！我們有生之年，還是要盡力多講一講，還主席一個清白。”在接受環球人物雜誌記者採訪時，他們不約而同地說：“我們不能沉默了，知情者有話要說。”   “我們只講真話，只講對歷史負責的話。”   【點評】文章開宗明義，表示因為“漫無邊際的造謠誹謗，給主席的名譽帶來非常惡劣的影響”，大家很氣憤，因此要還毛澤東一個清白。如何“還這個清白”？多年前學術界就呼籲開放其生活檔案，如今毛澤東去世都快40年了，這批檔案仍塵封在韶山紀念館裡，不對外開放。世人無從了解真相，猜測乃至捕風捉影之說自然不免盛行。周福明、吳連登、孟進鴻、王明富、王鶴濱這些曾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人想為毛辯誣，最應當做的就是促使有關部門及早採取措施，儘快對檔案解禁，一切“造謠誹謗”自然都站不住腳。可惜他們仍然沿用幾十年不變的老套路，以知情人的身份“盡力多講一講”，這當然可以，但前提真實。真的不會因為說的次數少就變成假的，假也不會因為說的次數多變成真的。納粹德國政權的宣傳部長戈倍爾宣揚的“謊言重複一千次就是真理”的信條，在今天的中國恐怕沒人敢公然奉為圭臬了吧。   周福明、吳連登等人說：“我們只講真話，只講對歷史負責的話。”這個態度很好。不過，如今老百姓已經不是毛澤東時代的愚民了，你說什麼就信什麼，也要看你們是怎麼做的。說實話，筆者讀完“謠文”後，“觀其言，察其行”，十分失望。   主席從1949年8月23日便入住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直到1966年8月搬走，他的全部活動幾乎都在菊香書屋的北房紫雲軒進行。主席喜歡那裡的原因之一，是菊香書屋有北京內城的最後一塊耕地，主席覺得整個環境很像他韶山老家。   1966年上半年，中央辦公廳趁主席離京外出考察期間，對紫雲軒進行了一次維修。主席回國後發現園內所有的房子都修葺一新，大為不悅，一段時間後便搬到旁邊游泳池的更衣室，再也不肯回來了。更衣室很狹小，條件差，並不適合作起居室，主席卻說：“太小了怕什麼，只要能擺個床鋪，有張桌子、有把椅子不就可以了嘛。”最後，我們這些工作人員只好將游泳池的小傳達室布置成主席的臥室，將休息大廳改成書房兼會客室。游泳池沒有廚房，飯菜仍在菊香書屋做，再給他端過來。   【點評】“謠文”說“主席從1949年8月23日便入住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直到1966年8月搬走，他的全部活動幾乎都在菊香書屋的北房紫雲軒進行”，只能當笑話看。撇開毛澤東每年頻頻外出，40多次赴杭州，在武漢東湖賓館梅嶺一號最多一次住了半年這些事兒不說，僅在北京，他就有北京新六所一號樓（1949年夏秋修建，常去，1958年以後不再去）、玉泉山一號樓（1953年修建，常去）、中南海游泳池（1955年修建，毛喜歡去住，1966年以後長期居住）、釣魚臺國賓館12號樓（1960年就開始在此約人談話，以後常去）、人民大會堂118廳（1960年代，毛經常在這裡接見外賓，召開政治局會議）。只有密雲水庫石駱駝別墅，筆者判斷大概毛本人可能未去過，但在紫雲軒之外的其他地方活動時間並不少。憑什麼可以一語斷定從1949年8月23日至1966年8月，毛澤東的全部活動幾乎都在菊香書屋的北房紫雲軒進行？   “謠文”說1966年因對紫雲軒“修葺一新”，毛澤東大為不悅搬到游泳池去住，其實這是個流傳甚久的假故事，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張玉鳳也說過類似的話。這個說法在邏輯上經不起推敲。筆者在《〈毛澤東與中南海〉指謬》一文中曾予以反駁，抄錄如下：   毛澤東為什麼要移居游泳池？張玉鳳說是因為未經毛澤東同意而修繕菊香書屋的緣故。但專門負責修繕中南海房屋的田恆貴工程師另有說法。他說自游泳池修好後，毛澤東時常來住。至於1966年正式搬到游泳池的原因，則是“是因那裡的房間都是落地大玻璃窗，比菊香書屋更敞亮”。1957年11月2日跟毛澤東訪問蘇聯的警衛局副局長王敬先發現，毛澤東住的房間都是落地大玻璃窗，他住在這樣的房間裡心情好像特別好，對這樣敞亮的房間很喜歡。從蘇聯回國後，王敬先將他的觀察告訴了周圍的人，於是人們有了毛主席喜歡大玻璃窗的印象。菊香書屋經過這樣的改造後，毛澤東確實比較滿意。   張玉鳳說毛澤東因未經其同意而修繕菊香書屋，因此搬離。這個意思在什麼時候向什麼人說過，筆者不知。筆者知道的事實是：1959年6月，毛澤東在滴水洞口的韶山水庫游泳，對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說：“小舟，咯個地方很安靜，我退休後，在這兒搭個茅棚給我住住好嗎？”1960年5月，毛澤東回長沙，與新任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再次談起韶山有個滴水洞，這個地方很好（參見《毛澤東生活檔案》下卷，第817頁），要讓張平化把滴水洞修起來。1966年6月17日，毛澤東第二次回到故鄉，首次住進張平化為他蓋的滴水洞別墅。毛澤東很滿意，“抬眼望着蔥綠的群山，高興地說：‘這個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錢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壞了’。”（《張耀祠回憶錄——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第86頁）僅僅1個月零1天后，他返回北京，卻對菊香書屋“安上雙層玻璃”這樣的小修繕“大為不悅”，“搬到中南海懷仁堂東側的房子（引者注，即游泳池）里去住了”。毛澤東因不高興而遷居，在中南海可是捅破天的大事，主其事者按理應受到處理。1953年江青自作主張修了玉泉山一號樓小游泳池，毛澤東還讓她寫檢討，並拿出自己5億元（舊幣）稿費替她付賬。奇怪的是，這次卻沒有聽說有哪個人受到批評，也沒有聽說哪個人寫檢討。只要不是智力太差，誰都惦量得出來修繕一下舊宅和建造一座新宅哪個花費更大，誰都清楚哪個是勤儉節約，哪個是鋪張浪費！   毛一開始搬到游泳池的更衣室，那裡很狹小，條件差，毛澤東說：“太小了怕什麼，只要能擺個床鋪，有張桌子、有把椅子不就可以了嘛。”他說沒說過這個話？因是私下閒談，沒有錄音和紀錄，既無從認定其有，也不敢判斷其無。讀者僅看事實：其一，毛澤東並沒有住在狹小的休息室里，有關部門將游泳池小傳達室布置成臥室，將休息大廳改成書房兼會客室。其二，毛入住游泳池後，那裡從此成為禁區。原先，中南海的孩子們還可以去室外游泳池游泳，現在不行了，就連妻子江青想接近戒備森嚴的游泳池也不允許。其三，毛既然搬到游泳池去住了，按理應當把菊香書屋交還給管理機關，另行分配給他人。但毛的東西什物仍然放在菊香書屋，飯菜仍在旁邊的毛家小灶做，每頓端過來。所以毛搬到游泳池並不像多年以來宣傳的那樣光彩——“反對鋪張浪費”。他只是又在中南海占了一處房子。   毛澤東對物質生活的要求簡單至極，但煙癮非常大。有人說，毛澤東的煙是特供他一個人抽的，還有專機負責運輸。對此，生活管理員吳連登予以了澄清。   主席一生對吃、穿、用都沒有講究；家裡也沒有一件擺設，更別說什麼古董玉器了。唯一有要求的，就是煙和茶。茶葉好辦，主席一直喝龍井。但抽煙卻讓我們費盡了心思。主席戰爭年代抽過旱煙，抽過從國民黨那裡繳獲的紙煙和其他雜牌煙。解放後，還抽了幾年“三五”牌香煙，也抽過“中華”、“熊貓”。但1969年，主席開始對雪茄產生興趣。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的會客室召集領導們開會，坐在旁邊的李先念抽着雪茄煙。主席總是眼巴巴地看着他。開會時一般沒人給主席遞煙，李先念那天給了主席一根。主席接過來，說：“先念啊，你抽這麼好的煙，也不告訴我。”   李先念抽的雪茄不是國外進口的，是四川什邡一家煙廠製作的，工藝確實很講究，一般廠子短時間內還學不會。   警衛孟進鴻承擔着給毛澤東找煙的任務。他回憶說：   “文革”開始後，紅衛兵造反、大串連，社會秩序大亂，生產這種雪茄煙的煙廠不能正常運轉了，主席的煙就供應不上了。我接到指令，前往四川，請成都軍區把任務交下去，讓軍區給中央送機要文件的同志把煙帶過來。同時抽這種煙的還有李先念等幾位領導。   主席抽這種雪茄煙遇到兩個問題，一是抽不動，通氣不大順暢，要用細鐵絲扎幾個孔才能吸；二是這種煙一頭粗一頭細，粗的一端供點火，細的一端用嘴吸，但主席忙時拿起來就吸，有時就把粗的一頭放在嘴裡，細的卻不易點着，也不好抽。我們就請捲菸廠的師傅研究對策。為解決抽不動的問題，他們把裡面的葉片搓成了小碎片，外皮仍保留整張不變，這樣吸起來就通暢多了。煙捲好後，把細的一端切掉，保持兩頭一樣粗，成圓柱形，且煙的長度不變，這樣吸哪頭、點哪頭都可以。主席抽了這種改進的雪茄煙後，再也沒說什麼，問題解決了。主席問過煙的價錢，再三叮囑，不要讓煙廠吃虧。   【點評】毛澤東什麼時候開始抽什邡雪茄？筆者在《毛澤東的專供煙——什邡雪茄進京路》（以下簡稱“什邡雪茄”）一文中已有詳細論述。“謠文”中，生活管理員吳連登、警衛孟進鴻的說法卻不一致，相互“打架”。事實真相是，毛澤東很早就知道這種專為中央領導人生產的、由西南局書記李井泉的夫人蕭里親自督辦的雪茄煙。但他真正以抽什邡手工卷制雪茄為主，還是在1968年得了嚴重的哮喘症以後。   民間謠傳“毛澤東的煙是特供他一個人抽的，還有專機負責運輸”，可能有誤，卻也不是空穴來風。因為孟將軍所說的讓成都軍區“給中央送機要文件的同志把煙帶過來”，坐的就是值班飛機，是北京與各大戰略方向機要文件交換的慣行方式。孟自己也說過，毛到南方，想吃一些菜，南方沒有，每天用送文件的飛機捎一小筐菜來。飛機確實不是為送幾條雪茄、一小筐菜專門派出的，但換個人想用飛機“捎”這些東西比登天還難。專門為某個物件派專機的情況也不是沒有。“文革”中，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就讓空軍司令吳法憲派飛機從北京飛赴廣州，偌大的飛機只運輸1件貨物——她的一件小大衣。

孟將軍說“主席問過煙的價錢，再三叮囑，不要讓煙廠吃虧”，筆者亦無從斷定毛是不是說過這句話，人們可以看到的只有事實。在“什邡雪茄”一文中，筆者曾就雪茄煙的成本與售價提出質疑，現在看來仍不過時：1971年什邡雪茄煙廠為了解決毛澤東、李先念抽煙的問題，專門派技術工人到北京設立“132小組”。按照吳連登的說法，毛每月吸煙費用是100元，專供煙生產小組共有13人，就算一半人為李先念等中央領導人造煙，另一半人為毛澤東造煙，100元的購煙費平攤到每位工作人員身上，為每月15元左右。這些錢根本支付不了危德純、柏寶英等幹部的工資，支付不了1939年入黨的廚師工資，也難以讓黃炳福、姜躍秀、劉宗貴、范國榮等技術骨幹養家糊口。即使不算原材料的耗費，工作人員的工資也應使什邡雪茄的成本遠遠超出每條9元的價格。該雪茄每盒為0.9元，比當時普通人抽的煙貴好幾倍，但專供煙生產小組賣出去的煙錢仍遠遠不抵花掉的錢。那麼，這些虧損是由誰來填補的？煙廠派出4名頂級技術骨幹到北京工作，掙的錢還夠給他們發工資的，到底吃沒吃虧？

 

另一名警衛王明富也多次負責舞會的安保工作，對內情十分了解。

 

中南海的舞會不是主席一個人的舞會，朱老總、少奇同志、周總理等一些中央領導都會參加。這些領導平時工作特別忙，整天開會、搞調查。辦舞會就是為了給他們一個放鬆精神、愉悅身心的機會。少奇同志和周總理都跳得很好，朱老總就是扭秧歌一樣地走。有時會請一些外面的文工團來參加舞會，每次來人都要做嚴格的審查。我們負責在門口搞警衛，過程費時費力。這時就有人提議，中南海搞個自己的文工隊。於是從各地挑了一些吹拉彈唱的和跳舞的文藝工作者，住在中南海東邊的萬壽殿。舞會上一起唱唱歌、跳跳舞。挑人的標準首先是政治好、思想好、作風好。至於相貌倒是其次，至少我沒見到有美女。

 

後來，因為有人提意見，這個文工隊被解散了。據吳連登回憶，“文革”開始後，因為“破四舊”，舞會也被取消了。

 

【點評】關於中南海文工隊，王明富的說法與事實相去太遠。筆者曾在《毛澤東的日常生活與特別保障體制》一文中談及這個文藝團體的來歷。事情的原委是這樣：1953年，有關方面考慮到對進入中南海的演員都要進行嚴格政審，而他們的流動性很大，臨時抽調不是個長遠之計，遂以公安部的名義，致電解放軍各兵種和大軍區，抽調演員組建中南海文工團。彭德懷不贊成電文上要求被調者“相貌周正”這類的話，說政治影響不好，毛澤東也批示不贊成成立文工團，此事遂暫時擱置。半年以後，負責領導人保衛工作的羅瑞卿再次提議此事，從全軍陸續調來七八十人，成立中央警衛團領導下的文藝團體。一部分人是器樂演奏員，另一部分人是聲樂、舞蹈演員。但這個文藝團體從來沒有正式命名，當年的演員們回憶起來，都叫它中央警衛團文工隊（參見《在毛澤東身邊》，第227-234頁）。1958年，全軍大精簡，規定只有大軍區級單位才可以保留文工團（參見王凡、東平《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中央警衛團提升為正軍級是很晚的事兒，當時的團長張耀祠才是個副師職幹部，中央警衛團文工隊只好解散。此後，仍沿用過去調各部隊文工團員伴舞的老辦法。空政文工團的舞蹈演員陳惠敏、劉素媛、孟錦雲，海政歌舞團的徐寶鳳等人在一段時間內都成為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固定舞伴。“文革”開始後，從底層到高層，各單位的周末舞會都被作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取消了，唯獨在中南海舉行的舞會照常進行，有時還是化裝舞會，還有著名京劇演員如譚元壽、馬長禮等人的清唱，其名義是讓毛澤東休息休息（參見閻長貴口述，周冉整理《閻長貴：從江青秘書到秦城囚徒》，載《文史參考》2012年第5期）。王明富說他沒有看到美女，可能因為眼眶子高，與別人審美的標準不同，但從全軍各單位抽調來的演員起碼不會個個是歪瓜劣棗吧？文工隊被裁減，是因為1958年全軍大精簡的緣故，與“有人提意見”無關。當年羅瑞卿不顧國防部長彭德懷的反對，從軍隊各單位調人硬把這個文工隊成立了起來。此時他會因為彭有意見而取消文工隊嗎？如果提意見的是比彭地位更高的人，那麼這個人是誰？王明富沒有說。吳連登說“文革”開始後，中南海的舞會取消了。“文革”是什麼時間開始的？一般認為1966年發出“五一六”通知之後。江青的首任機要秘書閻長貴於1967年1月9日經戚本禹推薦，從中央文革小組辦信組調到江青處，1968年1月9日被隔離關押。他說中南海“舞會照常進行，有時還是化裝舞會”，當為親眼所見，因為此前和此後他都無緣進入紅牆深院之內，見到鶯歌燕舞這一幕。這表明直到“文革”開始半年後，中南海舞會仍在照常舉行，什麼時間取消的，還搞不清楚。與之相關的，吳連登還有一件事沒有說，不知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文革”中，舞會被取消了，但毛澤東的一些舞伴照常出入中南海。比如毛澤東保空軍司令吳法憲的態度，就是通過劉素媛轉達的；孟錦雲受到不公正對待，被打發到武漢一家醫院當護士，也是回京城時偶遇當年的文工團同事小麗，被帶進中南海見了毛澤東。毛把她留在自己身邊當護士。與之成鮮明對照的是，毛澤東的大女兒李敏、妻子江青想見毛一面都難上加難。

 

吳連登還記得，前些年，韶山傳出一份菜譜，列着毛澤東在上世紀60年代吃過的西餐，有牛排、羅宋湯、煎大蝦等。後來，這就被人傳成了“毛澤東在困難時期吃西餐，不與人民共甘苦”。

 

這個謠傳造成了惡劣的影響。實際情況是，主席出訪俄羅斯等國後，想了解西方的飲食文化與中國有什麼不同，看哪種飲食比較科學，我們就偶爾把四菜一湯中的一個菜換成西餐。主席說，西方人很有錢，有的東西是好，但對身體沒好處，高油、高蛋白。他的食譜，我們是要參考主席的活動和出訪安排，還有身體和季節情況來確定的，並不是外面捕風捉影的那樣。

 

我們有個習慣，就是把主席的東西都留着。主席去世後，中南海對外開放，經中央辦公廳同意，主席的一些生活用品也給了湖南韶山的毛澤東同志紀念館，其中就有這張西餐單。這張菜單後來不知怎麼被傳了出去，成了“主席在最困難時期還在吃西餐”。

 

也曾有大量文章提出毛澤東頓頓飯都離不開紅燒肉，於是有了“毛氏紅燒肉”一說，一些飯店還打出“毛氏紅燒肉”的招牌。吳連登說，這是對毛澤東飲食的誤解。

 

我們每個月一般安排主席吃兩三次紅燒肉。平時他吃雜糧、青菜比較多，幾乎每天要吃一個紅薯，一個玉米。中南海以前在玉泉山有個地窖，每年會存放這些東西，我就是從那裡買回來的，一年四季不斷。

 

主席的正餐一般是四菜一湯，一個葷菜，一個魚，一個半葷半素，一個全素。每天的食譜、菜品採購都由我來定。他從來不對飯菜發表任何意見，也從來不主動說想吃什麼。有時我們說：“主席，加點菜吧。”他卻說：“吃這個很好了，很多人還吃不飽飯哩。中國不缺我毛澤東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國家的錢，部長們、省長們、村長們都可以拿。”

 

【點評】吳連登說“主席出訪俄羅斯等國後，想了解西方的飲食文化與中國有什麼不同，看哪種飲食比較科學，我們就偶爾把四菜一湯中的一個菜換成西餐。”太不靠譜。毛澤東一生中出訪過幾次？兩次，一次是1949年12月16日離開北京訪問蘇聯，次年3月4日返京；第二次是1957年，毛澤東應邀出席蘇共二十四大及十月革命40周年慶典。吳先生此時在幹什麼？根據《環球人物》2008年7月［下］刊登的劉暢《“平板三輪帶我入中南海”毛澤東的管家吳連登》一文，吳先生自我介紹說，他1958年在鹽城地委招待所當服務員；1959年到北京人民大會堂餐廳當服務員；1961年5月被中南海服務科科長挑中，跟在拉行李的平板三輪車後面走進中南海；1964年國慶節時毛澤東請他到家裡“幫幫忙”，但前幾年的工作是“負責雜務，搞衛生、整理庫房、打水送飯”，直到1968年被正式任命為管理員，才開始管毛澤東的工資和家庭的各項財政開支。那麼，在鹽城招待所當服務員的吳連登是怎樣知道當年毛澤東要“想了解西方的飲食文化與中國有什麼不同，看哪種飲食比較科學”的？如果說吳是1964年10月以後到毛家聽別人說的，或毛親口告訴吳的，就請明白說出來，不要總讓讀者一頭霧水，以為當時吳先生就在毛澤東身邊，正在一起訪問中國人民的“偉大盟國”哩。

 

吳先生這類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還不少。

 

比如，他在《毛澤東健康飲食生活》一書中說，1962年中央召開會議。各省匯報情況時，開會到很晚，我就去問主席要不要給他們弄點飯。主席說：“一人一碗麵條！”我說：“主席你怎麼這麼摳門？人家來開會，你都給人吃不飽飯？”主席說：“我就要讓省委書記嘗一嘗，餓肚子是什麼滋味！他整天吃的好極了，誰也餓不着他，如果他餓了是什麼感覺？他當省委書記挨過餓麼？那老百姓都吃不上飯是什麼感覺？！（第42頁）在吳連登講述的這個故事裡，他對年紀差不多可以當他爺爺的毛澤東說起話來毫無忌諱，一副相互間十分熟稔的樣子。這就怪了，1961年夏吳進入中南海以後，主要是在頤年堂這樣的會議場合服務。他第一次見到毛的時候，“毛主席有個習慣，開會他基本上是第一個到，他要和陸續進來的人有面對面交流的機會。”這天，毛主席來後，吳連登被派去給毛主席上茶。平常業務熟練的他，手抖得厲害，等走到毛主席面前，茶已經灑出了一半。“毛主席有個習慣，凡是第一次見到的人，他都會盯着你看，問你的情況。主席問我：‘你是新來的吧，叫什麼名字？’我說我叫吳連登。主席問我的名字是誰起的，我說是一個和尚。主席笑着說，‘一聽就不是父母給起的，這個名字好’。主席又問我是哪裡人，我說是江蘇鹽城來的。他說，‘噢，咸城來的’。我說‘不對，是鹽城。’主席笑了，‘唉；那不就是咸城嗎？’毛主席這麼幽默，我就沒那麼緊張了。”此後的3年，毛主席接見外賓、開會，吳連登服務過多回，但毛主席再也沒有問過他一句話（《吳連登，給毛主席管家12年》）。以上情節是吳連登在澤園酒家餐廳接受採訪時告訴記者的。但在另外的場合，他又一變口吻，似乎1962年就與毛熟得不行，甚至到了可以沒大沒小、當面埋怨毛“摳門”的地步。同一個人截然相反的兩種說法，哪個是真的，哪個是假的？

 

吳先生說“他的食譜，我們是要參考主席的活動和出訪安排”，純屬夢話。吳是1964年10月以後才到毛家的。一開始是否有安排毛食譜的權力，說不清楚。但毛1957年以後再未出訪過，這個事實誰也否定不了。吳先生非要說毛出訪，究竟到過哪個國家，一個例子也好。

 

吳先生說“主席的正餐一般是四菜一湯，一個葷菜，一個魚，一個半葷半素，一個全素。每天的食譜、菜品採購都由我來定。他從來不對飯菜發表任何意見，也從來不主動說想吃什麼。”

 

關於毛的正餐是“四菜一湯”，還是幾菜幾湯，爭論已久。筆者曾在《毛澤東日常餐飲是“四菜一湯”嗎？》一文列舉史料，對吳先生的說法質疑。這裡不再擬討論，僅引述吳先生自己的一段話：他在當毛澤東生活管理員期間，除了四菜一湯，他每頓還要準備四個小碟。“一碟蒜泥，一碟辣椒。還有兩碟是兩道其他的菜，如果主席吃了，我明天就做給主席吃”（劉暢《平板三輪帶我入中南海》）。如果蒜泥、辣椒不算正式菜品的話，也應當是“六菜一湯”吧，其中兩道為“試吃菜”。

 

吳先生說毛澤東“從來不對飯菜發表任何意見，也從來不主動說想吃什麼”，這話與毛家小灶廚師的說法大相徑庭。在毛家小灶渡過23個春秋寒暑的阿阿福說，毛在晚年喜歡吃“叫化子雞”，高興了就說“來一隻叫化子”（《毛澤東健康飲食生活》，第21頁）。為毛做菜20年的程汝明廚師說，毛吃青菜要加湯，不喜歡干炒，愛吃豬油做出來的菜，每天六七個小菜，基本三天不重樣（同上書，第9頁）。其實吳先生自己也透露說，毛澤東規定“菜是肯定不要化肥農藥的”，提出要吃泥鰍蛋羹、泥鰍豆腐，提出要吃用火燒的老玉米（同上書，第36—41頁）。這也算是“從來不對飯菜發表任何意見，從來不主動說想吃什麼”嗎？

為了避免飯菜在等候中涼得太快，吳連登專門訂做了保溫效果好點的瓷碗。“沒想到近些年市場上開始炒作毛主席的相關文物，還出現了‘毛瓷’的說法。其實主席就是吃飯用了個瓷碗，卻給了民間這麼大的想象空間。”

 

主席原來用的碗是景德鎮的，有一次他說：“我們湖南臨澧，那個地方的瓷器很不錯。”我很快訂了臨澧的瓷器，讓最好的工匠來製作，一個碗重124克，很輕很薄。主席第一次拿到碗的時候很高興：“好啊！鄉情啊！”

 

【點評】吳連登這段輕描淡寫的話，恐怕最令當年懷着一腔忠心把“毛瓷”作為最高任務來完成的那些景德鎮、臨澧的各級領導、科研人員及工匠們心寒。

 

據說1966年1月，汪東興等人從景德鎮取回燒好的瓷器，毛澤東睹物思鄉，說了句“湖南有個醴陵，也產瓷器”，於是湖南省委接待處的肖根如和毛家管理員吳連登拿着中央辦公廳和湖南省委辦公廳的介紹信，幾下醴陵瓷廠，終於試製成功（參見《毛澤東生活檔案》下卷，第755、第714頁）。

 

“7501毛瓷”的誕生，據時任江西省公安廳副廳長黃慶榮回憶，1974年12月，汪東興當面交給自己這項任務：1974年毛主席身體不大好，有較長一段時間住在湖南長沙。12月份，汪東興打電話要我去湖南，布置毛主席到江西的行程及警衛接待工作。在湖南省委警衛接待處，湖南省公安廳高文禮副廳長拿了一個瓷盤給我看，瓷盤上的圖案是毛主席喜歡的紅色梅花，說：“這是給毛主席用的。”我一看就覺得這些瓷器好粗糙，便說：“這個瓷紅不紅白不白的，不怎麼樣。我們江西造出來，肯定比這個好。”汪東興說：“你能行嗎？恐怕也難吧。”我說：“我可以試一試。”——這個被後人稱為傳奇絕作之景德鎮燒瓷事件，就在如此平淡而輕鬆的氣氛下確定了。我從湖南警衛接待處得知，他們從醴陵定製了一些帶梅花圖案的家用餐具瓷器放在長沙毛澤東住處。1974年毛主席到湖南休息，用到這些瓷器時，微微皺了一下眉頭，什麼話也沒有說。長期在他老人家身邊的工作人員憑經驗猜測，肯定是對瓷器不滿意，卻不知具體所指何意。1975年1月份的一個晚上，我專程到景德鎮，找市委書記李克時，與他商談了為毛主席定做家庭餐具一事。我問：“你能做出最高水準嗎？”於是他向我介紹了一些技術上的東西，表示景德鎮完成這項任務沒有問題。我與他反覆商量，此事如果公開打着毛主席的旗號做，肯定要出大事，所以對外必須絕對保密，只能說是給上級領導做的，數量不多，要求很高。全部口頭下達，不留任何文字材料。具體布置落實由李克時去辦。

 

因為下達任務是做家庭餐具瓷器，所以每套並不是按通常那樣以10個為單位，而是以3-5個為單位，供毛主席單獨進餐或與家人共餐時使用，一套的總數大概有40-50件左右吧，具體數目我記不清了，但是絕不是像外面傳說的一套有147件或200多件。李克時找了國家輕工業部直屬的景德鎮陶瓷科技研究所。第一次做出來的畫面有船、河流，無論從構思還是製作品質，一看就覺得不行。我提議，把景德鎮的陶瓷技術高手調集在一起，成立專門班子來研究製作，李克時同意。這樣就推薦了陶研所副所長羅慧蓉（女，共產黨員），經我們兩次政審沒有問題，決定要羅來負責。李克時安排羅到招待所見我。為使氣氛輕鬆一些，我們邊吃晚飯邊談。我問：“你們現成的瓷器我們都覺得不太好用，能否另搞一個品種樣式給我們？”羅說：“可以，我們這裡什麼樣的人才都有，什麼樣的瓷器都做得出來。”我說了基本要求：“用料要最好的，絕對保證衛生安全，做出來要靈巧、好看、樸實、有個性特色，製作工藝要最好的，厚薄一樣，不准有一點泡或一點疵。”羅慧蓉當即表態：“可以辦。但是人手不夠，工作忙不過來。”我笑着說：“人手不夠你可以直接找李書記解決，錢的問題也找李書記。”此後為加強領導，成立了專門領導小組，由我當組長，李克時當副組長。分工：李克時解決資金和人力保障，要什麼給什麼；羅慧蓉在技術製作上負總責。此時使工作走上了軌道，時間已經到了1975年的4、5月份。在此後的兩個多月內，試製組設計了很多種圖案，陶研所推薦出“水點桃花”、“翠竹紅梅”、“雙面繪芙蓉花”三種，造型也搞了好幾種。考慮到毛主席酷愛梅花，“828”招待所1號院毛主席住處客廳里所鋪的手織羊毛地毯中央的圖案就是一片盛開的梅花，於是就選定了“翠竹紅梅”。開始試驗燒制了好多次，花費10多萬元，都沒有成功，也用完了庫存的高嶺土。為此專門到江西撫州地區臨川縣，組織老百姓上山撿了兩天，我記得還付給當地老百姓5000元，湊集了兩卡車高嶺土。拉到景德鎮，發動陶研所全所職工用手工的方法從中挑出兩噸精料。燒了兩窯，因釉下彩達不到要求又報廢了。我立即趕到景德鎮，找羅慧蓉到招待所，請李克時向她單位打個招呼，隨後就把她拉到南昌。一路上我什麼話也沒說，羅以為我要抓她顯得很緊張。直到南昌郊外的“828”招待所，帶她參觀了1號院毛主席來江西住的地方，我告訴她：“叫你們做的瓷器就是這套房子主人用的。到現在為止，你是知道這件事情真相的第三個人，回去以後誰也不准說。”這使羅慧蓉半天說不出話來，既害怕又高興。隨後她向我保證：“一個月完成任務，完成不了你就把我關起來。”此後，羅慧蓉放下了其他工作。全所進入臨戰狀態，認真總結前一段的經驗教訓，集中全力攻關，試了三次，又花了約十多萬元，終於達到設計要求，時間大約是1975年8、9月份。從最後一爐中精挑細撿，好不容易才挑出了最好的10套精品分裝成10個箱子。這10箱瓷器的分配：北京中南海4箱、湖南省警衛接待處2箱、江西“828”（編者註：應為南昌“828”招待所，毛澤東去江西多下榻於該招待所1號院）3箱、×××1箱。試製過程中，每次燒制一窯大約是幾百件，好壞加起來總共約有幾千件。做完以後，我下令：1、人員撤回。2、試製過程中留下的殘次品瓷器全部打碎一個不留。3、銷毀圖紙。後來羅慧蓉專門跑到南昌找我，請求：1、剩下的有些殘次品比其他普通瓷器還要好，全部打掉太可惜了，建議不要全部銷毀，一部分留在陶研所作科研用，一部分發給為此奮戰了幾個月的工作人員作紀念，保證絕對不說來由，也不賣。2、保留一套圖紙。當時，我沒有答應。後來我同意了，但特別強調絕對不準流入到社會上。最後他們究竟留了多少，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一件樣品也沒有拿（《揭秘毛澤東專用瓷：寧可打碎不許流入民間》）。

 

時至今日，吳先生作為當事人之一，不肯反思他們繞開中央領導人特別保障體制（其實它本身也是特權產物），以特殊需求的方式下達任務，造成當地人力、物力和財力重大損耗的特權行為；不肯反思他們以“毛澤東餐茶具”的名義定購瓷器給當地領導及科研人員帶來的巨大政治壓力，卻只說了句“主席就是吃飯用了個瓷碗，卻給了民間這麼大的想象空間”，好像代表當時全國最高燒瓷水平、存世量又極少的“7501”瓷被熱捧，全是民間收藏界的錯，與吳先生沒有任何關係，一副清朝內務府奴才的嘴臉！筆者不禁要問，既然就是毛“吃飯用了個瓷碗”，沒什麼大不了的，你去北京雜貨攤上買一摞兒回來就行了，何必非要大老遠地跑到全國最著名的“瓷都”景德鎮去專門定製？順便小聲問一句，醴陵、景德鎮有關方面為研製這些瓷器花費的數十萬經費，你用毛澤東的稿費支付了嗎？

 

現在回想起來，吳連登覺得給毛澤東當“管家”時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主席的工資總不夠用”。“很多人不信，國家主席還這麼緊張？”他甚至聽到一種說法——1961年時，毛澤東一個月的伙食費開支是654.82元，相當於50個普通工人一個月的伙食費。“這都是胡說！”我記得，毛主席原本領取的是國家一級工資，每月610元。1958年之後，國家遇到了困難，他就帶頭把自己的工資從一級降到了三級，404.80元。一直到主席臨終前，這個數目再也沒變過。

 

這404.80元裡面，每月的固定開銷就有200多元：黨費10元；房屋以及全套家具的租金84元；（李敏、李訥）兩個孩子的學費，原來每人15元，後來隨着物價的上漲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有一個姐姐也住在這裡，每月生活費30元；還有冬天的取暖費30多元。

 

除此以外，主席還有幾大開支：

 

一是吃飯，全家人每月在這方面要花100元左右。哪怕是從中南海供應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錢。有時請一些民主黨派的朋友吃飯，比如黃炎培、章士釗等，也是主席自己掏錢。甚至去外地出差，不少人覺得能請主席吃頓飯是莫大的榮幸，但我過後都會把飯錢補上。這是主席的硬規定，沒人敢違反。他說，如果他走到哪裡都付賬，下面的人誰也不敢吃飯不付賬。

 

二是煙和茶，煙每個月要花將近100元，茶要花幾十元。主席在外面開會，我總要帶着茶葉去。如果沒帶，就算是在大民大會堂開會喝一杯茶，臨走前也要付給他們2角錢。

 

江青的工資也是我管，每個月243元，領回來我就記到賬上。主席的賬我叫一號賬，江青的賬我叫二號賬，他們都是各花各的錢，也就是現在說的AA制，這是主席交代的。所有的採購花銷由我來辦，晚上回來記賬，從牙膏、手紙到菜錢，每一樣都要詳細記錄。原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每個月要在這些賬本上簽字，然後定期拿給主席看。

 

記者想了解毛澤東是否有其他方面的補貼收入，吳連登很乾脆地回答：“沒有。”他說，自己和其他工作人員出差、加班倒有補貼，“但主席除了工資，沒有任何一點額外收入，他說他不能開這個頭”。這一點，有時讓吳連登這個“管家”頗感為難。

 

【點評】查中南海畫冊編輯委員會編輯的《平凡與偉大——毛澤東中南海遺物佚事》（西苑出版社出版），確實有1961年7月的賬單影印件，伙食費開支為654.82元。吳先生不能用一句“這都是胡說”就將事實抹煞掉。當然，是當月毛傢伙食費就花了這麼多，還是包含了以前積累下來的舊賬，尚需仔細研究。但當時工人每月伙食費只有10元上下（如3年困難時期，鄧小平到大慶視察，康世恩向他介紹，經濟待遇較好的石油工人每月伙食費也就是11、12元左右），農民更低，他們與毛每月100余元的伙食費相差近10倍，甚至更多是無可辯駁的事實。李敏、李訥每月30元的伙食費也是石油工人的2至3倍。

 

接下來筆者想算一算毛澤東家庭財務帳。吳先生對此說了不少離譜的話，藉此一併釐清。

 

其一，吳說“兩個孩子的學費，原來每人15元，後來隨着物價的上漲提高到每人30元”。吳1964年10月到毛家以後，是否馬上就接管其賬目尚不清楚。他自己說過，一開始只是打掃衛生、管倉庫，1968年才被正式任命為生活管理員。就算他1964年10月開始管賬吧，此時李敏已搬出中南海1年多了，1964年夏天又已大學畢業，有自己的工作和工資，與丈夫共同生活。吳先生此時再說毛家每月要給李敏學費30元沒有任何根據。李訥1965年夏天大學畢業，有自己的工資，此後也不用毛家花錢。吳先生一味哭窮，說“主席的工資總不夠用”，把李敏、李訥都拉來墊被，其實是在掩蓋毛家財務真相。請吳先生說清楚，究竟什麼時候，有哪個人需要毛澤東出錢撫養，什麼時候開始不需要了，不要老是弄得好像直到毛澤東去世，都還養着好多人似的。事實上，1968年吳先生真正開始管理毛家賬本時，財政收支已非常寬裕。“文革”期間，江青與機要秘書楊銀祿閒談時說：“現在孩子都大了，都工作了，我和主席的工資，除了吃飯、穿衣，沒有別的用場”。這到反映了當時毛家財務的實情。

 

其二，吳先生說毛家房屋以及全套家具的租金84元，加上冬天取暖費30多元，等於每月120余元。筆者就按冬季算吧，這筆錢是為菊香書屋付的房租呢，還是為毛在全國各地專有的60余幢別墅付的房租呢？僅以“文革”期間他在北京的住房為例，計有菊香書屋、六所1號樓、玉泉山1號樓、中南海游泳池、釣魚臺12號樓、人民大會堂118廳以及中南海“202”別墅7座房子，120元房租平攤到每處住房上連20元都不到。天下哪有這麼便宜的房租？

其三，吳先生說“全家人每月在這方面（指吃飯）要花100元左右”。這話遠不如李銀橋坦誠。用這種藏着掖着的小伎倆，只能騙騙3歲的孩子。李銀橋說1950年代初為毛定的伙食費就為每日3元，那麼10幾年以後，毛本人的伙食標準竟然下降了，全家才與1950年代初的毛個人伙食大體持平。吳先生每逢碰到毛家的事情講不清時，必定把兩個女兒拉來湊數。說毛家財務支出用度浩大，是因為兩個女兒每月要用60元的伙食費；說毛澤東伙食標準低，是因為包括兩個女兒在內的全家人一起吃飯，拉平了毛的伙食消費水平。其實吳先生到毛家時，早就搬出中南海的李敏已是輕易進不到“海里”來，吃不上毛家小灶的飯；李訥1964年就下鄉參加“四清”，回家吃飯的機會有限，1965年夏天大學畢業後有了工資，即使回家，也多是用自己的工資去食堂打飯；江青自己吃自己的。所以勸吳先生不必兜圈子了，用“全家”說事，乾脆挑明這100元錢就是毛澤東個人的伙食費。

 

其四、說“哪怕是從中南海供應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錢”，這話可能不錯。但中南海供應科的主副食都來自香山、玉泉山、巨山特供基地及北京商業部門的特供商店，吳先生支付“這一棵菜”的錢能夠抵付它的生產成本嗎？要求香山農場種植只有毛澤東愛吃的野菜馬齒莧，每天要產1斤鮮嫩、肥大的，讓香山農場職工為毛在稻田裡捕捉小魚小蝦，“913”林彪出事之夜中央警衛團戰士進入沙河機場為毛打兔子，需要付出多少人力、物力成本？麻煩吳先生告訴我們，人工種植的野菜馬齒莧、小魚小蝦以及警衛戰士打的野兔子的各自價格。

 

其五，吳連登說“自己和其他工作人員出差、加班倒有補貼，但主席除了工資，沒有任何一點額外收入”。這話純屬是藏起西瓜說芝麻！毛澤東確有一大筆額外收入——稿費，數量之巨令人咋舌，使其一躍而成毛澤東時代的大陸首富。毛的選集、文集、單行本收錄的他用於指導黨政活動的文章，其實是其日常工作的連帶“產品”。當時全體中央黨政領導人只有他一人出版文集，並且依靠政治權力以巨大的發行量推向全國甚至海外，這種情況是他一個人獨有的。因此他拿這筆稿費是否合理需要打個問號的。不像他的詩詞，屬個人創作，拿稿費的理由反而更充足些（當然也同樣無法避免政治因素的巨大影響）。毛澤東稿費的數量，按吳連登所說毛去世時有124萬，相當於毛本人3069個月（計255年）的工資。這筆錢由他任意支配，想給誰給誰。他還會在意什麼出差、加班補貼這種芝麻小事嗎？不是一個層次上的問題，請不要放在一起來討論。

 

1974年，經毛澤東批示，工作人員共從稿費中取出3.2萬元，分成4份，交給賀子珍、江青、李敏、李訥，作為生活補貼之用。這或許是唯一一次拿稿費補貼家用。吳連登向記者講述了整件事情的經過。

 

這件事的起因，是李訥在1972年生下兒子效芝後，要靠每月幾十元的工資維持家庭生活，還要請保姆、買奶粉，生活非常困難。實在沒有其他辦法了，她找到張耀祠求助。張耀祠覺得李訥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寫了張條子請主席批准。主席後來也動了情，說：“不要批了，你說該給多少錢？”張耀祠說：“這回李訥開銷小不了，給個幾千塊吧。”主席這才同意從稿費中支取8000元給她。

 

當時，我擔心李訥萬一用過了頭，再開口要就難了，所以以她的名義往銀行存了5000元，把剩下的3000元交給她本人。李訥當時感激得連聲說“謝謝”。之後，出於對親屬的一視同仁，主席又分別給了賀子珍、江青、李敏各8000元。

 

【點評】“謠文”說1974年毛各分8000元給賀、江及李敏、李訥，這與特會室會計鄭長秋的說法並不同（《毛主席一生清廉：毛澤東家庭財產真相》）。事情的起因是1972年李訥生了孩子，家裡開支增加，生活困難，請求幫助。若拖了兩年之後毛澤東才批准分錢，已失去救急解困的意義了。“1974年說”無疑是錯誤的。

 

吳說“這或許是唯一一次拿稿費補貼家用”。吳可能忘了，自己剛剛說過家裡的錢不夠花時，找毛要求用稿費補貼的事。《毛澤東生活檔案》也披露，每年毛用於補貼家用的稿費不到1萬元。吳連登在很多地方說話自相矛盾，這就是一例。毛家人從稿費里分錢，並不止這一次。下文中王明富說3年困難時期，“當時，江青住在釣魚臺，有一次她來中南海說要看看衛生，警衛只好放行。結果江青直接來到豐澤園，向主席要3萬元錢買照相機和膠捲”。這是把1973年江青向毛澤東要3萬元錢的事兒混記到3年困難時期了。那時江青還住在中南海，豐澤園就是她的家，用不着打着檢查衛生的旗號進去。江住釣魚臺是“文革”開始以後的事兒。她1973年要錢，是去的游泳池。不過，江青多次向毛索要稿費這件事到“確實有”。

 

從1970年開始，繁重的工作令毛澤東的身體情況急轉直下，肺炎、心血管疾病纏上了他，但他每天都在病痛的折磨中堅持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至今回憶起來，周福明仍十分心疼。

 

主席特別難受的時候，坐那看書，臉上的汗就直往外冒，這說明他心臟或者哪裡已經很不舒服了。我們就問他：“主席，是不是讓大夫給您看看？”他說：“不用，沒事，看看電影。”我們工作人員就趕快架機器。美國有個電影叫《出水芙蓉》，主席非常喜歡那個片子。這樣一轉移了注意力，他就可以喝口水、抽口煙，跟邊上的人聊聊天了，身體也舒服些。

 

【點評】對一件事只說這一面，不說那一面，是一些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慣用的手法。毛澤東用看電影來轉移對病痛的注意力，無可非議。但講述這些事時不能對電影的來歷閉口不談。筆者在《毛澤東看電影》一文中曾介紹過這些影片的來路，大體情況如下：

 

一是“過路片”。1974年毛澤東因患有白內障，醫生和秘書都希望他減少看書看報看文件。毛澤東晚年脾氣大，限制看報紙看書就會非常不高興，會罵人。身邊工作人員因此建議他多看一些電影。華國鋒考慮到毛澤東已經看過很多外國電影，就叫文化部分管電影的劉慶棠副部長想辦法弄一些香港影片回來，看看毛澤東喜不喜歡。劉慶棠帶着華國鋒的條子，到廣東找到當時的廣州軍區政委、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韋國清。華國鋒的條子上並沒有說明是毛澤東要看香港電影，只是寫着：“劉慶棠分管電影，他要看一些香港的電影，希望韋國清同志幫忙解決。”韋國清看了條子，不相信是劉慶棠要電影，就試探着問：“是不是你看？你看要華國鋒批示？是毛主席要看吧？”劉慶棠說：“你說是誰看就誰看吧。”當時大陸和香港沒有文化交流渠道，韋國清一時也沒有門路，只好把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叫到廣州來商量。正好，梁威林的一個朋友是香港大律師，也是香港邵氏電影公司老闆邵逸夫的好朋友。梁威林就通過這位律師向邵氏電影公司借影片。大律師帶着劉慶棠開列的毛澤東喜歡看的電影清單，到邵氏電影公司的片庫里挑影片。當時李小龍的電影在世界上已經引起轟動，劉慶棠知道李小龍電影在當時很風行，特別交代李小龍的影片也要借幾部，借片的錢由文化部出。大律師說不要錢，但他對新華社香港分社一下要看這麼多影片感到非常奇怪，問為什麼看這麼多片？梁威林說，是大陸文化部的人要看。邵逸夫當時吃了一驚，以為大陸要批判他的電影。律師朋友安慰他說：“怕什麼啊，現在尼克松都到了北京，你為什麼不能夠以電影為紐帶，和北京搞好關係呢？新加坡的李光耀不是一邊和台灣聯繫，一邊和北京聯繫嗎？”最終，邵逸夫接受了律師朋友的建議，同意把影片借給大陸。當時借到的李小龍主演的電影有三部：《精武門》、《猛龍過江》、《唐山大兄》。影片從香港到北京，一路快件，誰都不准攔。到北京後，劉慶棠先看，看完馬上送給毛澤東看，每次來文化部取影片，都由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親自出馬，來文化部取影片(《劉慶棠回憶毛澤東愛看李小龍電影》，《古今故事報》1120期)。

 

二是“文集內片”。“文集內片”簡稱“內片”，是專為病重的毛澤東拍攝的娛樂性影片。毛澤東曾指示要搞傳統劇目的錄音、錄像，拍電影。1974年他在長沙養病時，中央電視台特意派出電視轉播車，為他播放當地演員演出的傳統劇目。1976年中央電視台再次派人南下為身在北京的毛澤東錄製傳統劇目。中央電視台編導黃海記得，大約從5月份開始，北京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要大戲，只錄小戲，不要悲劇，只錄喜劇。此後他們錄製的節目以短小的花鼓戲為主，如《討學錢》、《醜人計》、《扯蘿蔔菜》之類（黃海《為晚年毛澤東一個人辦的電視台》，《鐘山風雨》，2006年第1期）。在長沙錄好的節目，第二天由專機運回北京，用投影電視放給毛澤東看，可以算是一種特殊的“電影”吧。

 

與此同時，由文化部長于會泳主持，在北京與上海各成立一個“文集內片”組，正式開始拍攝電影。京、滬兩地攝製組的活動都嚴格保密，參加對象儘可能少，知情範圍儘可能小。因為毛澤東交辦的這件事與江青十幾年來打倒一切所謂“封資修”電影戲劇的做法完全相反。頂着不辦，在毛澤東那裡交代不過去，於是以“給中央負責同志作調查研究”、“給今後文藝革命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留下寶貴資料”的名義，在嚴格管控下悄然進行。

 

著名京劇演員、上海“文集內片”組總負責人齊英才回憶道：“1975年深秋，天氣特別陰冷。一天上午，當時上海市文化局負責人孟波同志突然來到我家，很神秘地對我說：‘老齊，咱們倆有些事要馬上去北京。’他這沒來由的話，把我弄得如墜雲霧，不着邊際。那時，我剛被宣布解放，雖然說是讓我和陸漢文、胡冠時等同志負責上海京劇團（即現在的上海京劇院）黨委工作，但我是心有餘悸，處處小心，大事小事都請示，生怕再被靠邊批鬥。出于謹慎，我問：‘是什麼事情？’孟波不露聲色地說：‘到了北京就知道了。’他秘而不宣。我更加要刨根問底：‘你不說清楚，我就不去！’他犯了急：‘嗨，你這個人真死心眼，告訴你，是搞傳統戲的事。’一聽說是搞傳統戲，我急忙搖頭說：‘個事情我不能去，打死我也不去。’孟波見我如此認真，便朝我面前湊了湊，輕聲說：‘你放心，這是中央最高領導要看，不會有問題。’他特別強調‘最高領導’，使我感到有了幾分安全感，於是便點了點頭。孟波見我同意，便交代了第二天去北京的事宜，留下機票後告辭了。”第二天在飛機上，孟波才趴在耳朵邊上悄悄說“是毛主席要看”。

 

上海“內片”攝製組正式成立與開拍是在1976年5月初，地點選在泰興路文藝俱樂部（也叫麗都花園，即現在的上海市政協）。齊英才說：“這是一座花園式的別墅庭院，門口有大鐵門，院子裡很寬敞，有游泳池、辦公樓、會議廳、放映廳等，大門一關，即與外界隔絕，確是一個理想的拍攝點。按照拍攝計劃，各路人員很快進入拍攝點，成立由我擔任組長、上海電影製片廠副廠長齊聞韶為副組長的領導小組。”（齊英才《“文化大革命”中秘密拍攝傳統戲始末》，《炎黃春秋》1992年第2期）。由於參加拍攝的人員都按照樣板團的伙食標準，免費供應中、晚兩餐，待遇頗為誘人。

 

時任上海科學教育電影製片廠導演的作家葉永烈說，上海“內片”攝製組內部又分兩個組。他負責的那一組趕拍過《馴獸》和京劇唱腔音樂。另一個組負責拍攝京劇“舊戲——才子佳人戲”，這在當時是不可思議的（《奢侈：拍給毛澤東一個人看的電影》）。由於“內片”的要求是質量高，速度快，限時限刻完成。在任務下達之後，必須在半個月以至一星期完成影片——這在當時簡直是不可想像的速度！素有“手腳快”導演之譽的葉永烈因此被選中領導一個組50多名工作人員，他自己寫劇本，自己導演，從1976年5月接受任務，到9月9日毛澤東去世，短短4個多月中，完成了9部影片(葉永烈《我為毛澤東拍“內片”》)。整個上海“內片”攝製組完成的影片更多達20餘部。片子送審通過後，只准印4個拷貝，一個送中央，一個送國務院文化部，一個送釣魚臺，一個送中央電影局資料庫（齊英才《“文化大革命”中秘密拍攝傳統戲始末》，《炎黃春秋》1992年第2期）。

向海外租（借）片，專門為毛澤東拍攝影片，其人力、物力和財力的耗費巨大，不知道吳連登先生支付了這些費用沒有？

 

（周福明回憶說）還有一回讓我印象深刻。豐澤園菊香書屋的北邊，沿着中海有一條馬路，常有汽車經過。每次主席睡覺，我就偷偷通知警衛值班室立個小牌子，禁止車輛通行。一次，主席問：“我睡覺，你幹什麼去？”我隨口答：“去通知警衛值班室。”主席警覺起來：“我睡覺告訴他們幹什麼？”我只得講真話。“多此一舉！”主席嚴厲地批評道，“以後再不許你去。這是干擾群眾！”

 

【點評】講故事掐頭去尾，也是一些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喜歡用的手法。周福明說毛批評了禁止他睡覺時住房附近通過汽車的話，卻沒有講後來怎麼樣了。其實，毛睡覺時，這條馬路除非有像徐特立那樣個別年事已高的老革命乘坐外，一直不允許汽車通過，已成了規矩，從未取消。為了讓毛睡好覺，1951年1月6日成立的一中隊一分隊（又稱內衛班）戰士考慮到“毛主席一般是白天休息，晚上工作，這是從戰爭年代養成的習慣，改不了。但白天又很難靜下來。那時，中南海麻雀成群，一中隊的同志想了好些辦法保持毛主席睡覺時周圍的安靜。一個戰士建議說：“鏟草除根，搗毀麻雀窩。”經過幾天時間的努力，附近所有的麻雀窩都不在了。麻雀失去了家園，不知道遷徙到什麼地方去了。但中南海仍有不少鳥兒在叫。後來用土塊打鳥，土塊打上去，土散鳥飛，又沒有響聲，覺得這個辦法最好。“（《張耀祠回憶毛澤東》，第6頁）。可見批評歸批評，操作歸操作，對特權行使並無絲毫影響，但只要毛說過一些不搞特權的話，便要大肆頌揚，儘管最終的結果滿不是那麼回事。

 

（王明富說）3年自然災害時期，毛主席是不吃肉的，看到帶點兒葷腥的湯，他也會不高興。

 

【點評】說毛澤東3年困難時期不吃肉，是近些年來流行甚廣，卻又沒有一點根據的謊言。關於毛澤東多長時間不吃肉，有“7個月說”和“3年說”兩種。

 

“7個月說”出自衛士李銀橋和封耀松。

 

據李銀橋回憶：“1960年是最困難的一年。毛澤東7個月沒吃一口肉。常常是一盤馬齒莧（一種野菜）便充一餐飯；一盤子炒菠菜就支撐着工作一天。我替他按摩時，他腳背踝部的肌膚按下去就是一個坑，久久不能平復。這是浮腫。周恩來一次又一次來勸說：‘主席，吃口豬肉吧，為全黨全國人民吃一口吧！’毛澤東搖頭：‘你不是也不吃嗎？大家都不吃。’宋慶齡特意從上海趕來，親自帶給毛澤東一網兜螃蟹。毛澤東對宋慶齡始終保持着特殊的尊敬，所以收下了螃蟹。然而，宋慶齡一走，毛澤東便將螃蟹轉送了警衛戰士。”（權延赤《走下神壇的毛澤東》，第58頁。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

 

但封耀松認為自己才是12月26日的值班衛士。他回憶：“封耀松回憶說，1960年12月26日生日那天，他走進毛澤東的臥室，看見毛澤東正倚枕看文件。“半年多來，封耀松幫他按摩時，他腳背和小腿的肌膚失去了彈性，按下去一個坑，久久不能平復。這是浮腫。老人家已經六七個月不肯吃一口肉。青黃不接的季節，他二十多天不吃一粒糧，常常是一盤子馬齒莧（一種野菜）便充一餐飯，一盤子炒菠菜，便能支撐着工作一天”。毛澤東在封耀松的照顧下起了床，起床後卻不吃不喝，一支接一支吸煙。煙灰缸快滿了，他才張口向值班衛士封耀松交待：“小封，你去把子龍、銀橋、高智、敬先。林克和東興同志叫來。今天在我這裡吃飯。”下午，我們7個人同毛澤東圍在一張飯桌上吃飯。沒有酒，沒有肉，只是油和鹽多一些（《領袖為他找對象——毛澤東與封耀松》，載李家驥、楊慶旺編著：《毛澤東與他的衛士們》第707頁—708頁）。當天到底是誰為毛澤東按摩，是個懸案。但說毛在過生日時已六七個月不肯吃一口肉，肯定不是事實（下面還要說），說毛得了浮腫病，更是公然撒謊。從1954年秋天起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了12年，並經常陪毛澤東一起吃飯的秘書林克為此專門打電話詢問了當時的毛澤東保健醫生和護士長。大家一致表示：“根本沒有這種事，如果我們使毛澤東得浮腫病，那我們就犯了大錯誤，是嚴重的失職，中央也不會允許”（《訪林克：讀書伴隨了毛澤東一生》）。

 

贊成毛7個月不吃肉的有張子劍《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7日不吃米飯、7個月不吃肉》（人民網，2012年5月4日）一文，明確地說3年困難時期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帶頭不吃肉。“1959年到1962年，是共和國歷史上被稱為‘三年困難’的時期。面對工農業生產跌入谷底導致的生活資料匱乏和饑饉的嚴酷現實，最難過的莫過於為了以最快的速度使國家強盛富庶而發出大躍進號召的毛澤東本人了。他對全體工作人員宣布：‘我們要實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

 

持3年說的有毛澤東警衛員易以祿。他說：“那時傳聞毛主席三年不吃肉是事實，當時，給主席做飯的有兩名廚師，姓韓的負責做菜，姓李的負責做飯，每餐就着兩盤素菜和一碟小辣椒用餐。”（《警衛回憶：毛主席三年不吃肉江青脾氣暴私心重》，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0年3月3日）

 

2010年第1期的《文史月刊》，刊登了署名蔣益文的《毛澤東在三年困難時期不吃一口肉》文章，同樣也稱毛澤東在1959—1960三年困難時期沒有吃肉。

 

如今王明富再次重申了這個說法。

 

哪個說法是真的？最好讓事實說話。以下是1959年至1961年毛澤東的部分菜譜：

 

1959年

 

上半年，對於毛澤東來說不是吃不吃肉的問題，而是出於健康的考慮，如何調整膳食結構，允許吃多少肉的問題。1950年代中期，保健醫生徐濤曾針對毛的不健康飲食習慣，建議限食肉、動物內臟和雞蛋。1957年6月起李志綏做毛的保健醫生後，改變了這一規定，決定“飲食不再禁食雞蛋、動物內臟等（包括肚子、肝子、腰子等）”，毛的餐桌上“食物中未加特殊限制，目前食用油均為豬油”（《歷史的真實》）。1959年5月專家為毛會診後，認為對健康不利，開始重新執行徐濤在任時的限食規定。6月，毛澤東到湖北、湖南巡察，當地為他提供湘菜系列菜品中，肉類、雞蛋及動物內臟等又多了起來。

 

6月23日，毛到武漢的第一餐，有炒空心菜，牛奶、酪炸；下午武漢省委書記王任重陪等8人陪毛澤東在船上就餐，主菜有燒邊魚、炒莧菜、辣子雞、炒肚腰、炒茄片、燜牛肉、紅白湯；小菜有烤辣子、炒苦瓜、醬口條；主食有米飯、包子、饅頭（《毛澤東保健飲食生活》第121頁）。

 

24日，毛澤東與王任重共進晚餐。7道菜：“炒鱔片、燒蘿蔔、炒馬齒莧、炒雞蛋、肉片湯、鐵板里幾、炒海帶”（《毛澤東遺物事典？別具一格的馬齒莧菜譜》）；主食有發糕、米飯、稀飯（《毛澤東保健飲食生活》第119頁）。

 

午後，王陪毛澤東乘專列抵達長沙，在船上由湖南省委接待吃晚餐。主菜有安東子雞、炒牛百葉、燒狗肉、燒牛筋、清湯水魚、炒苦瓜、炒小白菜、炒木耳菜；小菜有炸臭乾子、炒小魚、蒸臘肉、炸鰍魚；主食有米飯、稀飯（《毛澤東保健飲食生活》第119頁）。

 

25日午後、羅瑞卿、周小舟、王任重陪毛澤東去故鄉韶山。主菜為燒邊魚、拌茄子、炒木耳菜、排骨湯；小菜為煎雞蛋、醬豆腐；主食為米飯、稀飯、發糕。下午6時多到韶山，住在專門為毛澤東蓋的房子松山一號，就餐，主菜有辣子雞、炒臘肉、燉羊肉、燒水魚、蒸青魚、燒空心菜、燒豆腐；小菜有煎苦瓜、炒辣椒；主食為米飯、稀飯（《毛澤東保健飲食生活》第120頁）。

 

26日，毛澤東早上第一頓飯，主菜有炒空心菜、炒臘肉、煎荷包蛋；主食有牛奶酪炸。第二頓飯主菜有雞蛋、花生米、小香腸；主食有蒸餃、米飯、牛奶、稀飯。晚上宴請鄉親，共安排8桌，按菜單的記錄，涼菜有香腸、鹹蛋、滷味；熱菜有雜燴、木耳炒雞、回鍋肉、炒雞雜、燒鮮魚、燒絲瓜、炒豆角、排骨等（《毛澤東保健飲食生活》第136頁），不計涼菜，僅熱菜已達8個。從《毛澤東保健飲食生活》書中所附模糊不清的菜單影印件來看，主副食及飲料不下50項。

 

27日是毛澤東離開韶山，行前一頓飯的主菜有紅燒雞塊、辣油雞、粉條肉絲、炒莧菜、燒茄子、鰍魚湯；小菜有松花火腿、小魚、炒苦瓜；主食有米飯、饅頭、馬蹄卷（《毛澤東保健飲食生活》第136頁）。

 

29日，毛澤東上廬山，住進宋美齡當年的別墅“美廬”。會議的飲食保障很充分，除了毛澤東等領導人個人廚師及江西本地的廚師外，著名的上海錦江飯店也派了廚師去服務。“會議期間，燒了幾十年回鍋肉的川菜泰斗楊平章，按川菜的規格，用豬腱肉燒回鍋肉”（《廚師憶1960年毛澤東讚揚其廚藝：肘子很好吃嘛》）。期間，毛澤東還請越南領導人胡志明和其他人吃飯。會議結束時，江西省委領導請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吃飯，上了毛愛吃的興國米粉肉、萍鄉辣椒、九江胖頭魚煮豆腐等，喝了贛南產的冬酒（《毛澤東在廬山》，第215頁）。

 

8月28日，毛澤東長女李敏結婚。毛澤東在頤年堂準備了三桌酒席（《毛澤東遺物事典？高麗參浸泡的茅台酒》）。據李敏回憶，“每桌八個菜。除了雞鴨魚肉和幾個素菜外，沒有別的（李敏《毛澤東女兒已經徹底平民化》，載《我的父輩》）。

 

12月26日，毛的生日宴有奶油魚頭、扒羊肉、干邊豆角、炒瓢兒菜、小乾魚、炒醃芥菜；主食有紅豆米飯（《毛澤東遺物事典？平常無奇的生日菜譜》）。

 

1960年

 

3月，毛澤東在上海為工作人員沈同舉辦婚宴酒席。

 

當年春節後從上海錦江飯店調到中南海服務科工作的廚師蘇林發說，7月，毛澤東家裡請客，“主席說：‘吃來吃去就這幾個菜，是不是今天弄幾個新花樣出來？’當時毛主席並不知道大廚房來了個上海廚師。於是從上海錦江飯店新調來的廚師蘇林發被派去掌勺。蘇林發回憶說：“那天我做了兩隻特色菜，一個是冰糖肘子，一個是烙草(青)魚。毛主席吃得很開心，吃完後他問侍衛：‘今天的菜是誰做的？肘子很好吃的嘛，魚也很有特色。’侍衛說：‘是服務科調來的上海錦江飯店小廚師做的。’毛主席笑了。我從豐澤園出來時，毛主席把我叫住，與我照了張合影照”（《廚師憶1960年毛澤東讚揚其廚藝：肘子很好吃嘛》）。

 

當年9、10月間，毛澤東宣布不吃肉。一直延續到次年4月，時間約為7個月左右。

 

1961年

 

9月23日，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在武漢受到毛澤東的接見並共進晚餐，涼菜有花籃紅魚籽、釀鴿子、法式涼蝦、烤豬排、麻豆牛肉、什錦色拉；熱菜有燙片鴨子、鐵板扒桂魚、牛肉扒、炒豆苗（《毛澤東保健飲食生活》第13頁）。

 

12月26日毛的生日餐，小吃有臘肉、苦瓜、鹹蛋松花、蒜黃肉絲；冷盤有桂花鴨子、洋火腿、黃瓜、烤夫、糖醋白菜、陳皮牛肉、蚧肉；熱菜有燒扁魚、麵條雞、粉蒸肉、燒芥菜、雞油豆角；主食有煎年糕、壽糕、麵條（《毛澤東保健飲食生活》第111頁）。

 

3年間，只要吃過一次肉，就不能說不吃肉，何況這麼多次。順便說一句，即使在不吃肉的7個月中，毛澤東也以常規或變相的形式吃過肉。筆者在《毛澤東三年困難時期不吃肉的真相》一文中得出的結論是：1.毛澤東“不吃肉”的時間為1960年9、10月份到1961年4月份。2.毛澤東宣布“不吃肉”，並非飲食習慣發生了變化，而是為了表示與民眾同甘共苦。3.毛澤東宣布“不吃肉”，可能僅僅是指豬肉，而非牛羊肉。作為這段經歷意想不到的副產品，一向不喜愛牛羊肉的毛澤東，從此喜歡上了用西餐和中餐方法烹製的牛羊肉菜品。4.毛澤東在“不吃肉”期間，並未出現營養不足的現象。他可以吃到花樣繁多、用豬油烹製的各種素食、蔬菜及麻雀、小蝦、野味等其本人並不反對的肉食品，偶爾還吃了紅燒肉和肉包子。想進一步了解這方面的情況，可參看這篇文章。

 

筆者認為，以上“謠文”暴露出來的各種謬誤，如果因被採訪者年事已高，記錯記混了，尚可原諒，不算是造謠，但必須更正。如果仍然不糾謬誤，一次又一次拿這些謊話來忽悠老百姓，就屬惡意為之了；為了維護所謂某個人的形象，有意編造、裁剪和誤讀相關問題，更應當從道德上予以譴責。一個社會，無論允許謊言還是謠言肆意橫行，都是極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