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昌贵:毛泽东的奢俭之争 | |||
送交者: 不平 2014年07月24日17:48:18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
麻昌贵:毛泽东的奢俭之争 (共识网)
我想高薪的毛泽东在饮食上与普通百姓还是有些不一样的,而且有一定历史了。在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王实味就是因为写文章批评干部待遇上的差别(所谓“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即大灶中灶小灶之别)而丢了小命。
住:简约而居?
“简约而居”是龙剑宇教授对毛泽东在“住”方面的概括。
先看龙剑宇教授在书和文章中的说明:
“毛泽东的其他寓所,在北京,除了菊香书屋、游泳池,还有玉泉山和新六所。玉泉山有温泉,毛泽东偶尔去休憩。新六所在万寿路,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修的六栋小楼的总称,五大书记一人一栋。”(龙剑宇《毛泽东家居》P33)。
“毛泽东到外地视察,没有专为他修的住处”(龙剑宇《毛泽东家居》P33)
“ 唯一专为毛泽东修造,也为毛泽东接受的是他的故乡韶山滴水洞的一号楼”(龙剑宇《毛泽东家居》P34)
“首先不否认,有少数地方是毛泽东专建住处和毛泽东相对专用。”“滴水洞别墅与毛泽东说过退休后要在滴水洞建一所房子有关,所接待的第一位领导人并非毛泽东,而是胡耀邦。” (龙剑宇《驳对毛泽东生活起居的质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05月25日))
这就难怪“卸甲一书生”说龙教授“思维混乱”了。既说“毛泽东到外地视察,没有专为他修的住处”,又说“不否认有少数地方是毛泽东专建住处和毛泽东相对专用”,“唯一专为毛泽东修造,也为毛泽东接受的是他的故乡韶山滴水洞的一号楼”,但“滴水洞别墅所接待的第一位领导人并非毛泽东,而是胡耀邦。” 好像是认为滴水洞别墅因首先接待了胡耀邦,所以也不能算作是为毛泽东专建。
事实上,即便是龙剑宇教授在《毛泽东家居》一书中承认的毛泽东的住处,也就足以说明毛泽东并非“简约而居”了。仅在北京就有菊香书屋、游泳池、玉泉山、新六所四处,其中新六所是“五大书记一人一栋”。大概不能因为先接待胡耀邦而否认韶山滴水洞别墅是为毛泽东专建的事实,加起来就有五处了。
龙剑宇教授在《毛泽东家居》一书中说,1966年8月,毛泽东弃丰泽园而住游泳池,龙教授的原话是:
“如此看来,毛泽东最后的家居其实是在极其简陋的中南海游泳池。这个地方实在太简单,以致我们无从下笔去描绘。”(《毛泽东家居》P35)
我们无缘亲见中南海游泳池的实景,龙教授说“极其简陋”“无从下笔去描绘”,其实还是描绘了一番的:
“整个建筑的中央是游泳池……过了游泳池,一进门有个门厅,里头两边是更衣室、淋浴室,南面是一个大厅,可以用作会客,东南角是一间住房,这就是毛泽东休息的地方……毛主席特别喜欢室内游泳池,一是那里的房间比较高,起码有五六米高,二是房间前面全是大玻璃窗,很有气派,也特别敞亮,相比之下,菊香书屋的房间就感觉有些憋屈。” (《毛泽东家居》P34)
这个“极其简陋”的地方房间层高“有五六米”,“很有气派,也特别敞亮”。众人可知道中南海原来是什么地方?那可是皇室专享的皇家公园!皇家公园都“极其简陋”得“无从下笔去描绘”,龙教授的文笔只能适合描绘偏僻乡村的“奢华”了。
龙教授说,毛泽东住在“极其简陋”游泳池,但游泳池这边没有厨房,还得从原来的住处厨房做饭送过来。看来丰泽园并没有弃让给别家住,毛老人家还继续占着。丰泽园居所如何?龙教授说是“两组四合院式建筑”。(《毛泽东家居》P31)我们都知道,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俩开始在北京安家时也就只住在八道湾的一套四合院。
龙教授又说:“丰泽园曾是周恩来进京后的临时居处。周恩来比较各处房屋,感觉还是菊香书屋综合条件好些,便请毛泽东去住,自己搬到西花厅。” (《毛泽东家居》P32),这又说明丰泽园是中南海里居住条件最好的。
我们再看看一些相关的资料:
1、1959年,河南省一号工程正式启动,叫“5901工程”。“5901工程”就是为党中央和毛主席修建招待所。“三所”主体工程于1962年完工,后经多次改造,形成了今天黄河迎宾馆的样子。
黄河迎宾馆基本上被高大乔木所覆盖,为了毛主席的健康和调节小气候,建设者开掘了一个人工湖,并积土成山,令院内步移景换。宾馆内有各种珍贵植物300余种,不仅有名贵的红花槐、冷杉、香樟、桂花、三角枫等,也有普通的法国梧桐树。上世纪50年代栽植的大法桐,要两人合抱才能搂住……从飞机上看,这里是一片森林。
三所共有接待楼房9幢,1至8号楼为别墅。除了7号楼是警卫楼、9号楼是中央委员住楼外,其他7幢楼按照“毛刘周朱陈林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的顺序,象征着当时的7位常委。
8号别墅楼是专门为毛泽东主席准备的工作和休息的地方,房子坐落在高出地面的平台上,四周廊柱环绕,中央正对房门处可拾级而上,两旁的环岛能让车子开到风雨亭下,由于毛主席喜欢游泳,8号楼前还建了一个游泳池……
除此之外,宾馆内的设施也与众不同。特意修建了火车专用线和车站,火车专用线直通毛主席专用的8号楼。在主席楼前,还有一个直升机停机坪,虽然自建成之后从未使用过,但至今仍然处于候命状态。……
他专用的抽水马桶很特别,底下是马桶,上面是办公桌,桌上有报刊、书和文件。……
靖永贵的任务是每天早上给主席送8瓶水、8条毛巾,就餐时给主席端饭。……
当时三所只有100多名工作人员。……(李万卿,《揭开河南“钓鱼台”的神秘面纱》《现代快报》,2006年11月11日第A26版)
2、如果仔细看一看原广州军区司令部动员部部长迟泽厚《广州南湖毛泽东住所工程风波解密之一:汪东兴交待为毛泽东建新居》和《广州南湖毛泽东住所工程风波解密之二:“广州的房子是我叫东兴修的”》(载南方周末,2009年11月12日),相信大家对毛泽东 “住之简约”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在此仅摘录一小部分内容:
经过1万多名部队官兵和几千名工人不分昼夜的苦干,包括南湖和松园新建的5组房子以及省委小岛1号楼、鸡颈坑改建工程在内的“705工程”,终于在1972年6月底全部完工。……
工程使用的主要材料有:钢材8450吨,木材19750立方米,水泥3.4万吨,石料8.97万立方米,沙子5.42万立方米,红砖2500万块。动用步兵、工程兵、汽车兵共28个营、1.2万人,运输汽车458台,各种施工机械71台。此外,在工地和外地还雇请民工3000人。
整个工程经费开支约4000万元。如果考虑到很多物资、材料都按内部价格结算,还有许多物资设备是无偿调拨以及主要是由部队施工(无人工费支出)等因素,这几千万元只不过是实际开支一个零头儿。
工程堪称高速优质。如此庞大的工程,仅用1年稍多一点时间。……主房最大房间面积400多平方米,室内最高处8米,其余房间也在5米上下,一般人进入房内都有一种渺小的感觉。房子的坚固程度主要着眼于应付突发意外情况:外墙可以抗住1发85反坦克炮弹的直瞄射击,屋顶能防口径最大的160迫击炮弹;坑道、隐蔽部能抗住1枚3000磅炸弹直接命中。有人戏言:万一发生大地震,即使房子翻转180度,也保证不会散架。……
1971年8月,毛泽东离京乘火车南下,向一些“诸侯”“吹风”,挖林彪的“墙脚”。8月底,在长沙接见广州军区和粤、桂、湘三省区主要领导人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等人。接见过程中,丁盛曾郑重其事地向毛泽东报告:“主席,给您新修的房子很快就可以入住了,盼望您到广州过冬。”
毛泽东只是简单地说:“好嘛。”并未感到诧异,更没再往下问。这表明毛泽东是知道此事的。……
1972年10月2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把丁盛、任思忠召到北京,研究解决湖南问题……周恩来顺便讲到了南湖房子问题。他说:“主席让我给大家打个招呼。主席说:广州的房子,是我叫东兴负责修的。过去,我在广州白云山有一栋房子(按:即鸡颈坑),但是,以后住了外宾,才叫东兴另外选址再修一栋。房子是按我的要求设计施工的。”
(南湖松园别墅一角 图/迟泽厚。因林彪“9·13”事件,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他始终没来广州。图片来源于《南方周末》)
“4000万元”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1970年末,国家财政收入662.90亿元(见陈如龙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大事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4月,P317);1970年末,贵州省地方财政收入是3.36亿元(见《当代贵州大事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P342);1970年末,贵州省铜仁地区财政收入仅1815万元(见《中共铜仁地区历史大事记》,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P208)。4000万元,相当于贵州省地方财政收入的1∕8,铜仁地区财政收入的两倍多。
毛泽东逝世后其尸身居所更不“简约”: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后所使用的水晶棺,便是以有“水晶之乡”之称的苏州东海水晶为原材料的。这口通过8级地震试验的“水晶棺”如今依旧是我国石英玻璃技术的一大突破。(《毛泽东水晶棺 可抗八级地震》,《老人报》2013年3月13日第A16版)这口水晶棺如果放在汶川,即使大地震后所有学校教学楼都坍塌,它也会安然无恙。
保留毛泽东尸体、特制可抗八级地震的“水晶棺”、修建占地57000多平方米的纪念堂,这不能怪毛泽东,也不能怪全国人民,谁让我们在伟人面前跪着呢?谁让我们只怕钟馗呢?
我们都知道早在1956年,毛泽东便带头在死后火化的倡议事(书)上签字,我们违背了毛老人家的志愿,在他死后两小时内给他开膛破肚,取出内脏,用冲洗液洗全身血管,然后注入福尔马林和凝固剂。如果毛泽东死后有知,他会原谅我们吗?我想如果他老人家能重新站起来,他一定会把违背其遗愿的人打成现行反革命,发动群众批斗他们,把他们打翻在地,然后再踏上一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行:轻车简从?
据吉米《毛泽东在专列上》一文中叙述:
从1949年3月25日党中央从西柏坡迁至北京,毛泽东乘火车“进京赶考”,到1975年毛泽东最后一次南巡,26年风云变幻中,无论出国访问还是在国内视察,他大多乘坐铁路专列。铁道部专运处至今保存着详尽的乘务记录。数据表明,毛泽东曾72次乘坐专列,共在专列上工作和生活了2148天,累计起来有5年10个月零23天的时间。(吉米《毛泽东在专列上》,《交通与运输》,2009年第3期)
铁道部专运处副处长、原毛泽东专列的列车长程岳泉说:1958年至1975年,几乎每年毛泽东都乘专列外出视察,一般是春、秋各一次。最长的是1974年那次,差两天不到9个月;最短的是1970年到庐山“整风”那次,29天。(才铁军《毛泽东专列的故事》载《海内与海外》1996年8期) 龙剑宇教授在《毛泽东家居》第40页说:“毛泽东的‘节用’体现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住、行、食、衣和所有物品的使用上。”根据句义,我们把毛在“行”方面概括为“轻车简从”,与龙剑宇教授的“节用”同义。
为保护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安全,为毛泽东配专车、专列、专机是必要的。1949年中共建政后,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为保障领袖安全,建议毛泽东主席尽量不要乘坐飞机。(席志刚,《中国专机师揭秘》,《凤凰周刊》2010年28期)
问题是,毛几乎每年的专列出巡是否都有必要?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根据《毛泽东家居》和有关资料的叙述,毛泽东出行还是颇为兴师动众的:
铁路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列车又具有很强的时间性,一趟列车如果不按规定时间行驶,势必造成其他列车延误,秩序错乱。而毛泽东的专列一开,可以想见的是,这一条铁路就成了专线,沿途所有的火车都得靠边稍息。又因为毛泽东的专列具有最高级别的保密制度,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停,开到什么地方,要见什么人,要办什么事,只有毛泽东一人掌握。因此,专列一开,整个铁道线都要叫停,清场,拉窗帘,待避……如此一来,必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社会主义的晚点”似在情理之中了。(见孙贵颂《毛泽东的专列》,载《杂文月刊》 2010年05期 )
“主席乘坐的专列,由三组列车构成。前面是先锋车,驻有一个警卫连,并装有安全测试的仪器设施,探测范围达四周60米。后面则是押道车,也驻有武装警卫,置有无线电通讯设施。”(《1971:惊心动魄的毛泽东南巡--毛泽东金华区段专列副司机华春南亲历记》党史博采2004年第4期)
毛泽东的专机有主机和副机两架,主机为8025号,机长胡萍。还有一架里--2作为副机,机长时念堂,任务是一旦主机故障,即让毛泽东坐副机。副机载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先飞,为主机开道,提供气象与航行资料。……1956年5月3日,毛泽东飞往广州,这一天禁空,国内所有飞机一律停飞,沿途的气象、导航设备都在全力保障。(《毛泽东家居》P332-333)
毛泽东专列是“防弹、防核辐射的,有一个警卫连前后护卫”;“第一节行李车厢里还载有北京带来的、斯大林送的‘吉斯’小轿车”。(《毛泽东家居》,P336)
2014年4月8日,北京电视台“科教”频道《北京记忆 :流动的中南海--毛主席专列》,邀请了曾担任毛泽东警卫队长的陈长江和服务员王爱梅作客回忆。据陈长江回忆,原毛泽东专列警卫最多时有200多人,后来有100人(前30人,后30人,中间40人)
1959年3月8日妇女节,毛泽东与专列女服务员合影,照片上共有30人(7男23女)(王爱梅回忆,葛爱琴整理《毛泽东在“流动在中南海”》,《中华儿女》·海外版,1994年第3期,)
1969年9月23日,毛泽东带头席地而坐,与专列乘务员们在专列前合影,从照片上看专列乘务员共52人。(才铁军《毛泽东专列的故事》载《海内.与海外》1996年8期)
从上面的资料看来,毛泽东专列上的警卫员、乘务员等在不同时期人数不尽相同,后来大概稳定在150人左右。
因为毛泽东身份特殊,其身边工作人员工作之辛苦可想而知:
据毛泽东专列司机华春南回忆:“(在杭州)我们司乘人员与厨师、警卫人员一起吃住在车上,中断与外界一切联系,短则一周几天,长则几周、个把月乃至半年,一步也不能离车,直到再一次把专列开到城站,主席上车离开杭州为止。”(文楚《1971:我为毛泽东主席开专列》,载《文史博览》2002年第6期)
特别是那些有家室的工作人员,要忍受长达数月的与家人离别之苦。
不光如此,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得围绕毛泽东的行止和作息时间转。我们都知道毛有晚上工作的习惯,所以不管白天黑夜,凌晨以前还是以后,只要他要召见谁,谁都必须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芦荻给晚年的毛泽东讲古诗古文,往往都是深夜凌晨以后;在专列上想开会了,与会领导都必须从四面八方赶到专列上来。1958年11月,通过《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间题的决议》的著名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就是在专列上开始举行的。(才铁军《毛泽东专列的故事》载《海内.与海外》1996年8期)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毛泽东就在专列上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期整整7天。就连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代表大会,开幕式都定在下午三点举行,据说是要等毛泽东睡醒了才能开始。(见孙贵颂《毛泽东的专列》,载《杂文月刊》 2010年05期 )
前副总理纪登奎之子纪坡民回忆:当时中央领导人的作息时间差不多都是“黑白颠倒”。这大约是顺着毛主席的工作习惯,基本上中央领导人都是这个习惯,到华国锋的时候才变。“最苦的是中央办公厅,夜里陪主席熬夜,白天还得上班啊。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跟我说过,他那十几年一天都是上四个班。”……(张海林《纪坡民忆中南海往事》,《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26期)。
1965年11月12日至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5进上海,6住杭州,历时8个多月长达249天;最后一此出巡,1974年7月17日至1975年4月14日,历时270天(以因公出差计,当有出差补助)。特别是前一次出巡,途经华北、华南、华东和中南10个省、市。出巡期间一直在办公,或接见外宾,或召集会议,或批阅文件,或审阅新华社电讯稿。只要他一个电话或电报,被召的人就得乘专机到他的住处向他汇报工作或听他安排工作。特别是他住在滴水洞的11天,每天都有一架飞机准时把周恩来上报的文件运来(丁洁琼,《钱嗣杰:我做主席摄影师》,《文摘报》2014年01月25日06版)。
这种传统没有被毛泽东的继任者们继承。
乐:偶尔跳舞。
先看孟锦云:
有一本书叫做《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作者郭金荣),讲孟锦云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的。书中这样写道:“那时候后(1959年),中南海的首长们,经常性的娱乐活动就是跳舞。几乎每周一两次,一般安排在周三和周六。”孟锦云,12岁考入空政歌舞团。1963年4月的一天(请注意:这是1958年“中南海文工团”解散了之后),14岁孟锦云去中南海“出任务”(陪首长跳舞)从此结识了毛泽东,与毛泽东结下了特别的情谊(郭金荣《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1月,P2)。14岁的孟锦云是否未成年少女?这是个国人至今无法解决的课题。
再看左大玢:
1959年(左大玢才16岁--笔者),左大玢在湘剧界已小有名气。一天,她突然接到通知,要她们到湖南省交际处(现在的长沙市湘江宾馆)演《生死牌》。左大玢猜想一定有重要的领导人来了。果然,当她登台表演时,发现了台下竟有毛泽东!……
戏刚演完,又开舞会。那时左大玢还不会跳舞,她打算卸完妆早点回家。这时有人悄悄告诉她:“毛主席可能会来跳舞。”她一听,马上改变主意,直奔舞厅。这是她平生第一次进舞厅,心里不由得有些紧张。刚坐下一会儿,一位女同志走过来问她:“你是演王玉环的吧?”左大玢点了点头。这位女同志又说:“毛主席看了你的戏很高兴,等会儿你陪他跳舞吧。”能当面见到毛主席,这当然是做梦都想的好事!可是,左大玢不会跳舞,她怕在毛泽东面前出丑,因此有点儿犹豫不决。这位女同志好像看透了她的心事,说:“你还不会跳吧?没关系,我找个人教你,很容易学的。”
教左大玢跳舞的是毛泽东的卫士,姓封。这人很和善,而且很有耐心。左大玢跟着他在舞池转了几圈,慢慢地就摸到了门道。要她陪毛泽东跳舞的女同志,是大名鼎鼎的摄影师侯波。两个人正跳着,侯波笑着走过来问:“学会了吗?”不等左大玢回答,就拉着左大玢往舞厅的一侧走。一站定,天啊,她发觉自己就站在身材魁梧的毛泽东面前!左大玢激动不已,手足无措。毛泽东笑着说:“娃娃,跳舞可不能老站着,得动,这也是一种体育锻炼。”左大玢扑哧一声笑了,然后随着毛泽东跳起来,但她一直低着头,不敢看毛泽东。一曲舞跳下来,左大玢出了一身大汗。
此后,毛泽东每次来湖南,左大玢都被派去给毛泽东唱戏或陪他跳舞、聊天,渐渐地与毛泽东就熟悉起来,见到毛泽东时再也不紧张了。……
每次毛泽东来湖南,工作之余举行舞会时,毛泽东第一个请跳舞的一般都是省委书记的夫人,第二第三个分别是湘剧院著名表演艺术家彭俐侬和刘春泉,第四个就是左大玢。警卫员们和当时的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怕跳得太多会累着毛泽东,便悄悄地给左大玢布置了一个任务:“主席很喜欢你,你就在主席跳了几支舞后,陪着他到走廊上的沙发上休息会儿。”(黄禹康,《“观世音”与毛泽东的忘年交》,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3年09月07日)
除了跳舞之外,应该偶尔还看看电影。
《纪坡民忆中南海往事》一文中说:
日常娱乐能数得上算是不定期地看电影。1971年中国已与很多国家建交,一些外国大使馆有电影胶卷,“我们的外交部就跟他们商量,借来看,叫过路片,因为国内只有八个样板戏,没什么电影可看。”纪坡民说,影片都是没有翻译的,外交部就派人现场边看边翻译给大家听。
看电影的时候一般是中央领导人开会到晚上12点多,忙完休息时就支摊儿放电影。“中央内部有几个小电影摊子,基本上是军队一摊,‘四人帮’一摊;国务院这一摊,是李先念张罗着,主要是邓小平、吴德、陈锡联,还有我爸,”纪坡民说,“主席、林彪、叶帅、王洪文家里可放电影,有小电影院,他们不来。”……(张海林,《纪坡民忆中南海往事》,载于《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26期)
为了表现毛泽东的善良,龙剑宇教授在书中还写了一个毛泽东“为鸟请命”的故事(《毛泽东家居》P29-30):
几名警卫干部打鸟归来,毛泽东看见那些鸟羽毛上沾满鲜血,甚至有一滴血被甩出来滴落到毛泽东脚下。毛泽东神色显出悲戚,退了半步,突然说:“拿走,拿开!我不看。”毛泽东责问:“它们也是生命么。麻雀也是有生命的么!它们活的高高兴兴你们就忍心把它们都打死了?招你们了惹你们了?”“今后任何人不许打,什么首长不首长,告诉他们,我说的,任何人不许打!”
这“为鸟请命”的故事说得笃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几乎可以出家修行了,但又与后来毛泽东亲自指挥的“除四害”运动相抵牾。对此龙剑宇教授的解释是:“他(毛泽东)这次没有阻止打鸟。”结果让亿万麻雀死于非命,毛泽东仅负劝阻不力的责任(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从3月到11月上旬,8个月的时间中全国捕杀麻雀19.6亿只!见雷颐《“麻雀”有故事》《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
其实,从龙剑宇教授的书中了解到毛泽东的真实材料有多少,这是次要的,但我们从龙教授的书中至少可以找到毛泽东鄙视知识分子的某些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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