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否真的了解中國的迷思

將近二十年前，山哥擁有一批日本學友，發現他們其中多數曾去中國旅遊，其中還有打算去中國留學的。當時感嘆日本人對中國興趣很大，遠比歐美澳更加了解中國。

在學習中日甲午戰爭史時，我們也都知道日本戰勝中國與它戰前對中國大量的情報工作有關。相反由於中國清政府上下輕視倭寇小日本，低估日本明治維新後的戰爭意志與能力，因此招致慘痛失敗。

但甲午戰爭改變了中日兩國發展進程的同時，也極大地改變了兩國心理。日本從崇敬中國變為鄙視，中國則100餘年來都願意以日本為師。

中日地位互換也極大地影響了雙方領導人思考兩國關係時的思維方式。對於日本方面而言，對中國的輕視導致了他們不少戰略誤判，比較重大的就有三次。

一． 日本侵華陷入持久戰泥潭

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後，中國國共雙方領導人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清醒地估計到了中日戰爭必然是持久戰。可是日本方面中高層都以為中國不堪一擊，侵華戰爭可以在3-6個月內結束。

關於日本侵華的所謂《田中奏摺》（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比先征服中國），現在多數嚴肅的史家都認為證據不足，很可能子無虛有。日本通過甲午戰爭掠奪了大片國土和賠款，日本人食髓知味，以為民國像清朝一樣，一旦被打敗，必然割地賠款。事實上，中國政壇也確實不乏汪精衛式的軟骨頭。但民智已開的中國政治主流是不惜與日本血戰到底。

日本人因對華戰略誤判陷入長期戰爭泥潭後，資源不足的島國日本隨後為了贏得戰勝不惜通過與美英荷的戰爭來掠奪戰略物質，結果招致了滅頂之災。

二． 佐藤政權輕視中國導致外交失敗

美國自六十年代末陷入越南戰爭泥潭後，導致了這個國家二戰後最大的危機。尼克松上台後開啟了脫身之道：聯中制蘇。因為美國在越南不只是與越共作戰，越共的背後是已經分裂的中蘇兩國的大力支持。

應該說，尼克松的眼光是深邃的。他的《1999，不戰而勝》解答了他和基辛格作出歷史抉擇的前因後果。

不過，與尼克松同時的日本首相佐藤榮作卻沒有這樣的政治眼光。他在七十年代初中國外交不斷進步的年月依然頑固拒絕與大陸中國政府交往。結果當尼克松基辛格對中國進行歷史性訪問發生時，佐藤還蒙在鼓裡，實實在在地被盟友美國實行了一場蓋頂外交。

佐藤的誤判和老美的背棄，使日本政府陷入空前的混亂與外交大失敗危機。佐藤政權被迫迅速垮台，親中的田中角榮登上歷史舞台。

三． 六四後率先解除對華經濟制裁併加大援華力度

1989年6.4事件發生後，日本加入了西方各國對中國經濟制裁。中國經濟一時陷入谷底。

1990年，日本出於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的考慮，不顧美國等西方集團的反對，率先解除對華制裁，恢復第三批對華日元貸款，啟動對華高技術出口，並在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上反對全面制裁中國。此後，日本首相海部俊樹1991年8月訪華，率先改善與中國的關係。日本帶頭解除對華制裁，反對全面制裁中國，率先改善對華關係的行動，使美國不得不於1993年放寬對華高技術出口管制，改變對華強硬立場，減輕了美國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的壓力。

日本作出此番動作，可能與老一代日本政客對日本侵華戰爭中罪行的內疚有關，也與日本長期輕視中國發展潛力不無關係。1992年後中國進入高速發展期，到2005年後，中國趕超日本經貿的勢頭十分明顯時，日本朝野開始後悔，決定取消對華援助。

日本政客在中共北京屠城後不久迅速轉向支持中共政權，清楚表明日本人標榜的所謂“價值觀外交”實在貽笑天下。如此沒有原則性的國家在國際戰略中打錯算盤，也在所難免了。

日本對華戰略除了三大政治失誤，經濟策略上也有許多誤判。

比如日本對華援助以政府擔保的低息貸款為主，因為日本深知愛面子的中國政府即使經濟項目失敗，也不會賴掉政府國際欠債；日本大企業對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缺乏信心，坐視投資中國製造業的良機白白丟失。以汽車製造業為例，德國大眾在1980年代初就大舉投資中國大陸，而日本當時滿足於賣車給中國，直到90年代後期才開始在中國投資設廠，這時已經遠遠落後於德國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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