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人口思想再評價 　　中國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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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口問題包括三個方面,即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身體和文化素質，調節人口年齡、性別、城鄉、地區分布等結構。人口數量不是人口問題的唯一，人口素質問題必將越來越突出。毛澤東人口思想的一個特色是在看到數量問題的同時，看到了素質問題的重要性。我們現在必須在不放鬆控制人口數量的前提下，及早把工作重點轉移到提高人口素質問題上來，以此為中心全面規劃和解決我國的人口問題。

　　一、 毛澤東主張怎樣控制人口

　　 毛澤東是一貫支持控制人口數量的，在馬寅初等之前毛澤東反覆講到了控制人口問題。　　　　　 1956年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中提出：“除了少數民族地區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傳和推廣節制生育，提倡有計劃的生育子女”。中共中央更是在1955年3月就發出了《關於控制人口問題的指示》。在1957年2月的最高國務會議上，馬寅初關於人口問題的主張受到了毛澤東的重視，他才受到鼓舞，在幾個月後發表了新人口論的。

　　 但是毛澤東主張的控制數量不是一味減少人口，而是視實際需要決定是使人口數量減少一些還是增加一些。這充分體現了毛澤東作為哲人考慮問題的特點，不是腐儒所能比的。在1957年3月1日的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說：“人類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時候使他能夠增加一點，有時候使他能夠停頓一下，有時候減少一點，波浪式前進，實現有計劃的生育。”

　　 毛澤東主張節育要得到人民的支持與合作，根據各地區的人口狀況，一步步來，不能急於求成。實行節育是因為人民有這個要求，“農民要求節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節育，城市、農村都有這個要求”，“抓人口問題恐怕也是三年試點，三年推廣，四年普遍實行。……少數民族地區不要去推廣，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廣。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進行試點，逐步推廣，逐步達到普遍計劃生育。……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沒有一個社會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來做，那是不行的。”（《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對於我國人口增加很快的問題，“可以研究有計劃地生育的辦法。……並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毛澤東對於人口數量的認識充滿了辯證法色彩，認為人口數量的增長本身會教育人民認識控制人口的重要性。在1958年1月28日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他說：“人多好還是人少好？我說現在還是人多好，恐怕還要發展一點。你現在要人家節育，但我們一是工具不夠，二是宣傳不夠。農民字都不認識，還有早婚的習慣，你強迫他節育，又不行，他不能控制自己。人類還不能掌握這個勞動力的擴大再生產，幾億人口還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我看要搞到七億人口，就會緊張起來，邵（力子）先生那個道理就會大興。邵先生之道大興之日，是七億人口到八億人口之時。你現在講，他橫直不聽。但是我並不是說不要做宣傳，不要製造工具。要做宣傳，要儘可能做宣傳。我是贊成節育的、並且贊成有計劃地生育的。像日本人一樣能控制。現在人多一些，氣勢旺盛一些。要看到嚴重性，同時也不要那麼很怕。我是不怕的，再多兩億人口，我看問題就解決了。走到極點就會走向反面。現在我看還沒有達到極點。中國地大物博，還有那麼一點田。……人多沒有飯吃怎麼辦？少吃一點。要節省。一方面講節育，一方面要節省，要成為風氣。”毛澤東不僅看到了實行節育的物質條件不足，而且把節省與節育聯繫起來，把艱苦奮鬥提高到人口生產的高度來提倡。

　　 毛澤東之所以不着急嚴格限制人口增長，除了可能出於戰爭兵員的考慮外，與當時中國的生產水平需要人手、勞動力有很大關係。當時中國正在掀起建設高潮，大辦水利、大煉鋼鐵等使領導人感到勞動力匱乏，客觀上也是由於勞動力使用不當導致1958年豐產不豐收、後來出現困難局面的。毛澤東反覆說，“我們靠精耕細作吃飯”（《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國的農業還是靠兩隻手，靠鋤頭和牛耕種”（1970年12月18日會見美國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諾時的談話）。當然，毛澤東對於計劃生育的認識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與時俱進的，到1975年初，他<<關於計劃生育的指示》是“人口非控制不行。”

　　 毛澤東是從人類自我管理、破除生育上的無政府主義這個理論高度來認識計劃生育的。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他說“要提倡節育，要有計劃地生育。我看人類是最不會管理自己了。工廠生產布匹、桌椅板凳、鋼鐵有計劃，而人類對於生產人類自己就沒有計劃了,這是無政府主義，無組織無紀律。這樣下去，我看人類是要提前毀掉的。”

　　 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0月9日）中，他又說：“人類在生育上頭完全是無政府狀態，自己不能控制自己。”計劃經濟遭到了許多人的“唾棄”，殊不知計劃生育的道理也是計劃經濟的道理呢。強調組織紀律性的毛澤東也根本沒有反對計劃生育的道理。有些精英鼓吹市場經濟，同時主張嚴格控制農村生育，難道不是反映出他們反人民的面目嗎？

　　 毛澤東對於人多的好處的認識與發動躍進看來是不無關係的。在《介紹一個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中，毛澤東由一個苦戰二年改變了面貌的合作社推斷出，“我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從來也沒有看見人民群眾像現在這樣精神振奮，鬥志昂揚，意氣風發。”從這段話我們也可以看出，毛澤東是讓人民說話、議論的，不是要搞一言堂的。

　　 在怎樣開展計劃生育的設想中，毛澤東已經提出了進行性教育的主張。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0月9日）中，他說：“計劃生育，要公開作教育，無非也是來個大鳴大放、大辯論。我主張中學要上課，要教育怎麼樣生孩子，怎麼樣養孩子，怎麼樣避免生孩子，要生就生，要不生就不要生。”但是性教育近年才作為新鮮事進入中學課堂，誰應該對此負責呢？

　　 在同斯諾的談話（1970年12月18日）中，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沒有人反對節育是表面現象，計劃生育的主要障礙是傳統文化，這使許多人生不出男孩就要一直生下去。他說：“重男輕女。這個風俗要改。我看你們美國可能也是重男輕女，要有一個時間才能改變。”直到今天這一點還是沒有完全改變，也許這與毛澤東要革文化的命是有關係的，不建立新的文化，舊的傳統就打不破。

　　 在人口問題上，毛澤東一貫強調要解放思想，破除對專家的迷信，要樂觀同時要控制。毛澤東冀望人民有文化了，就會自覺控制生育了。在1958年3月23日成都會議上的一次插話中，他說“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來認為耕地太少，其實每人二畝五分地就夠了。宣傳人多，造成悲觀空氣，不對。應看到人多是好事，實際人口七億五到八億時再控制。現在還是人少，很難叫農民節育。少數民族和人口少的地區可不節育，其他地方可試辦節育。一要樂觀，不要悲觀；二要控制。人民有文化了，就會控制了。”他這種人口素質提高有助於控制人口數量的觀點得到了近年來國內外人口學家研究成果的支持。

　　二、 提高人口素質對解決人口數量與結構問題的意義

　　毛澤東解決中國人口問題的思路實際上是以提高人口素質為中心展開的。在醞釀總路線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在插話中提到人口問題時反覆說，到趕上英國時，人民有了文化就會控制生育了；而只有教育發展了，才能趕上英國（《“大躍進”親歷記，第168頁、第193頁》）。毛澤東是現實的理想主義者，考慮人口政策首先照顧人民的感受，同時又找到了引導人民、解決問題的正確方向。

　　 其實馬寅初先生也是把人口數量和質量兩個方面聯繫起來考察的，我們不能認為他只是主張控制人口數量，我們要改變對新人口論的片面認識了。他說：“在一窮二白的中國，資金少，人口多，把人民組織起來，利用它作為一種資源，不是沒有好處的，但不要忘記亦有人多的壞處。人多固然是一個極大的資源，但也是一個極大的負擔。我的新人口論主張保留它的好處，去掉它的壞處；保全這個大資源，但去掉這個大負擔。方法是提高人口的質量，控制人口的數量。”（參見田雪原1991）

　　 國內外許多學者的研究都表明了提高人口素質對於降低生育率、減少人口總量的作用，並且基本上達成了共識。如L.H.

　　 有專家對全國城鄉從1970年到2000年普遍推行計劃生育的效果進行了考察，認為70年代國情與民意兼顧的“晚、稀、少”政策創造了生育率下降的奇蹟。80年代由於急與求成，嚴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將提倡與鼓勵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的政策，緊縮成一對夫婦“只能”生育一個孩子，使計劃生育工作在農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導致全國生育水平急劇回升。90年代是在耗用了十年的時間，下大力氣抑制生育率反彈後，控制能力才回到1980年的生育水平，並最終呈現出轉機而有所下降的十年。

　　 在世紀之交，我國開始成為老年型國家。我國還將是老年人口增長最快的國家。我們是在經濟不發達的階段進入老齡化階段的，如何解決這麼多人的養老問題確實需要我們認真思考。有些學者思考問題的着眼點放在老年人的經濟生活來源上。我們認為，撫養與經濟供養並不是真正的問題之所在。我們曾經存在一對父母撫養很高比例的未成年子女及其老人的情況，但是並沒有成為嚴重的問題。1997年的全國老年人口抽樣調查表明，城市老年人再就業的接近1/5，農村則有1/3仍然在自食其力。從這裡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到，為什麼可以認為經濟方面並不是老年保障的主要癥結所在。美國在1930年成為老年型國家，日本在1970年成為老年型國家，1998年發達國家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達到14%，但是並沒有對他們的經濟發展形成障礙。如果社會感到難以負擔這麼多的老年人口，可以通過適當提高退休年齡、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容易地解決經濟問題。香港退休金制度的全部資金都是由私營部門提供的，澳大利亞、英國、荷蘭、美國私營部門為退休金制度提供的資金也分別達到了94%、93%、87%、82%。在這方面，我們應該大有可為。

　　 老齡化真正的問題在於，老年人由於體弱多病，高齡老年人由於生活難以自理，往往需要照料，有時候還需要長期的照料。如果家裡曾經有過臥床多年的老人的話，可能對這個問題有較深的體會。我們必須寄希望於醫學的發展，希望技術的進步有助於解決疾病影響我們生活自理的問題，儘可能縮短我們需要照料的時間。我們希望環境污染得到治理，不至於危害我們的健康。我們還要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希望將來以健康的體魄度過老年生活。我們還可以寄望盡力提高子女的素質,以預期他們成年後能夠獲得比較高的收入，可以在經濟上幫助我們。總之,老齡化問題要靠提高全社會的整體素質得到解決。

　　 農村人口占我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態勢在很長時期內難以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在農村人口中，實行計劃生育的難度比城市大，而且農村人口的素質相對低，所以，要解決我國的人口問題，要有效地控制人口數量、穩定低生育水平，要大力提高人口的素質，關鍵都在農村。而現在農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性很高,讓我們看到了中國的人口問題得到徹底解決的希望。除非孩子自己不願意上學，一般的農民家庭都願意讓孩子上到高中畢業，即使孩子沒有什麼升學的希望。現在許多家長認識到，以後種地沒有文化也不行。沒有高中文憑外出打工、以後找對象都很成問題。所以只要條件允許，現在農民很捨得進行人力資本投資。除了工業、城市的吸收能力外，阻礙農村勞動力轉化的重要因素還有其本身的素質。農村勞動力的正式轉移途徑主要是升學、招工，只有素質比較高的農村人口才能轉移出去。所以，國家迫切需要滿足農民對教育的需求,加大農村人力資本投資的力度，大力提高農村人口的素質。在知識經濟時代，傳統的農業部門也要接受現代技術的武裝，科技素質低以後種地也會不合格。因此，解決農村人口問題迫切需要具有長遠眼光，把着眼點放在提高人口素質上。有的經濟學家認為，人力資本投資是東亞奇蹟的奧秘，對東亞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很高。我國的落後在根本上可以說是教育的落後,

　　 國家為了解決人口問題也需要在教育上多下些功夫,各級政府應該真正把教育作為關係民族未來前途命運的事業抓起來。

　　三、 發揚毛澤東人口思想，以提高人口素質為中心解決人口問題

　　 隨着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成功實行，我國進入了人口低增長的時期，人口轉變已經完成,如果認為人多還是我國主要的人口問題，事實證明並不盡然。

　　從人口密度上來講，1998年我國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33人，而日本是336人，韓國是470人，英國是245人，德國是236人。從人均可耕地面積上來講，我國是0.08公頃，而日本僅為0.03公頃，韓國也只有0.04公頃。這些國家並不認為人多是其主要的人口問題，有的國家還苦於生育率低和勞動力短缺，他們的有些人口學家因此才鼓吹適度的人口增長對於經濟發展具有推動作用。從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到日本現任有關政府官員也都一再說，只要是人才,就不怕人口多(參見《激盪的百年史》),日本不存在人口多的問題.當然,我們國家的情況還不能允許我們跟隨他們進行樂觀主義的轉向。這是因為我們與他們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我們是因為發展水平不足才把人多當作主要的人口問題的，我國的人口問題並不僅僅是人多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人口素質問題，是勞動力素質低的問題。資料表明：中國男性的成人文盲率為10%，女性為27%，而韓國分別為1%和3%；每千人中科技人員數韓國為2.9人，日本為7人，而中國只有0.6人。因此，結果就是：中國每個農業勞動者與每公頃農業用地所創造的農業附加值分別為193美元與184美元，韓國則為5302美元與6961美元，日本分別為16712美元與12445美元，連泰國都分別達到了554美元與488美元；中國每消耗1千克能源所生產的國內生產總值為0.7美元，韓國為1.8美元，日本為6.1美元，泰國為2.1美元。

　　因此,解決我國的人口問題一方面需要毫不放鬆地大力控制人口增長、降低生育率，一方面更需要大力加強與普及教育，加大對教育的投入，進行人力資本投資。韓國1960年就普及了小學教育，1995年大學入學率達到了55%。1995年我國教育經費都只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3%(1997年這個比例沒有變化)，韓國為3.7%，日本為3.8%，印度也達到了3.5%。教育是會下金蛋的母雞，如果我們不清楚人家為什麼比我們發達，可以先從這兒找找原因！人口問題說到底是發展問題，需要在大力推動經濟與社會發展中得到解決，尤其要高度重視優先發展教育。"一個十億人口的大國,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資源的巨大優勢是任何國家比不了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20頁)。

　　進行教育、醫療投資、保護環境依賴於發展經濟與創新體制。沒有一定的經濟條件，什麼也幹不了，提高人口素質的任務難以提上日程。必須制定合理的糧食價格，使農民能夠自我投資有利於自身素質提高的活動。當然，在經濟發展的條件下，要更好促進人口素質的提高也大有文章可做。例如預算內教育經費的增長能否高於同時期財政收入的增長、優先發展初等教育還是高等教育等。1997年就只有12個省市達到了《教育法》所規定的預算內教育經費增長比例。"我們要千方百計,在別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於犧牲一點速度,把教育問題解決好"(《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75頁)。　　　根據目前的情況及發展趨勢，就計劃生育抓計劃生育越來越難抓了。這一點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深有感觸,所以現在比較強調服務,大力開展生殖健康等工程。人口問題是綜合性、社會性的問題，要解決好人口問題必須跳出局限於計劃生育的舊模式，圍繞提高人口素質、實施科教興國戰略與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來全面規劃並解決將來的人口問題。

　　 在計劃生育取得成功,我們又面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人才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的形勢下,我們對於我國人口問題的認識與對策應該有所轉變。真正重大的問題、問題中的問題歸根到底將日益表現在人口素質問題上。我們必須把解決問題的重心轉移到加強教育上來，大力進行人力資本投資,致力於逐步提高我國人口的綜合素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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