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吳言的大做: 嚴復與唐德剛的歷史三峽論一文, 頗受啟發. 美國教授布魯斯·塔克曼的團隊發展階段模型（Forming，Storming，Norming and Performing）會更加清晰看到我們的處境。該理論將一個組織或團隊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標準中譯為： 組建期（Forming）、激盪期（Storming）、規範期（Norming）、執行期（Performing）。如此看來，我們由帝制轉化為民治的階段尚處於組建期（Forming）與激盪期（Storming）中間的反覆過程中。比如辛亥革命後中國組建了亞洲第一的共和體制，但水土不服，進入動盪，被迫重新回到中央集權的帝制，無論當時的國民黨還是今天的共產黨都是希望“一個主義、一個政黨與一個領袖”，我們仍處於Forming的前期，並可以預見到即使再創建了“民治”的體制，也會有相當多、相當大和相當長的Srorming動盪期。2040年是否可以找到大多數中國人有共識的新體制是一個大問號？如果2140年中國大陸可以轉型成功並穩定，應該也不算一個太悲觀的估計。

嚴復（1854.1.8—1921.10.27），福建侯官人。他可能是最讓後人們看不懂的近代名人。他青年學軍事，後來從事西學翻譯；早年慷慨激昂，晚年卻持重保守。福建船政學堂和英國皇家海軍學院畢業的嚴復曾在中國自製的揚武號巡洋艦服役，艦長為英國人。1871年該艦巡遊黃海和日本各口岸，當時日本才剛開始籌備海軍，大清帝國的巡洋艦初到長崎、橫濱，日本萬巷人空觀看。想來當時的嚴復也是意氣風發，為洋務運動以來的成就自豪吧。誰料到二十四年後的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橫掃號稱亞洲第一的北洋水師， 曾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的嚴復“嘗中夜起而大哭，嗟乎，誰其知之”。因為他知道中國的落後已經不是“船堅炮利”，而是政治制度和思想觀念的問題，他開始將原來的業餘愛好變成主業，致力於翻譯和演繹西方名著，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天演論》。嚴復根據自己對西方社會考察和哲學研究所得，敏銳地選擇了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在兩年前（即1893）發表的《進化與倫理》，以最快的速度翻譯奉獻給國人。《天演論》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觀點，喚起國人救亡圖存，“自強保種”。一時間如狂飈突起，震醒國人。梁啓超、魯迅和毛澤東等人都坦言《天演論》對他們的巨大影響，胡適還將自己的名字由胡洪改為胡適，字適之。即使康有為這位狷狂的維新領袖也不得不承認他“為中國西學第一人”。

從此，“救亡”成為中國百年近代史最強的主旋律之一。可是嚴復並不贊成共和體制，他認為君主立憲最適合當時的中國。

中國的發展是推翻了皇帝, 陷入血腥的軍閥混戰, 以後是兩岸分治, 個人獨裁, 一黨專制. 一路跌跌撞撞走來, 憑心而論, 每一步都是進步. 只是至今沒有形成完善的制度. 真正的原因就是水土不服. 憲政是什麼? 民主是什麼? 沒有幾個人真正懂得, 只要說自己追求民主, 或是民主了, 就成了正義的化身, 對落後的對方, 可以五馬分屍, 然後再燒成灰都不解恨. 但是對如何當皇帝, 實行“一個主義、一個政黨與一個領袖”的專制制度, 都瞭如指掌.

如果當時推翻了滿清皇帝, 然後虛設一個皇帝. 像英國或日本那樣, 名義上最高統治者是女皇或天皇, 實際領導人沒有最高頭銜, 只是得到皇帝的授權, 臨時管理着中國, 民眾能夠接受, 野心家也會收斂一些, 中國發展會平穩一些, 或許會像英國或日本一樣, 避免了動亂, 今日中國可能會更強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