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建軍節即將到來之際，想起了軍人的“天職”之說。可惜由於當前人類社會，始終處於建立在動物叢林法則基礎上的錯誤社會理論的誤導下，從先天的源頭上，就註定了它根本拿不出任何可以“服人”之理，而只能靠肉體戰爭的“窩裡鬥”手段來“以力服人”了。只是因為凡生物皆有苟且偷安的“天性”，在通過原始野蠻、血腥恐怖的肉體戰爭，暫時達到以力服人目的後。掌權的既得利益一方，就想穩穩噹噹地維持下去，於是就產生了一個跟戰爭對立的新概念--和平。只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沒掌權的另一方，也受利益誘惑之驅使，總是希望趁機以同樣“以力服人”的戰爭手段，將可以獲得各種利益的權力奪過來。如此的周而復始，就成就了一部包括中國在內、由戰爭（常態）--和平（暫態）交替發生的“人類社會發展史”。而“為和平而戰”，卻永遠成為發動下一次戰爭的藉口。這一點早就反映在極富哲理而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之中。比如就可以把“戰爭”理解為『通過戰爭的手段來爭取和平』的簡稱。古今中外的全人類社會，就是在這塊自欺欺人的“和平”牌坊下，無休無止地，打着“和平”的旗號而自相殘殺。而“和平”本身反而成了可望不可即的“地平線”。至少在可以預期的將來，“戰爭”還將會像噩夢般、伴隨着我們，這只要看看當前的國際局勢就知道了。

雖然最近西方人寫了一本引起世人注意的書，把發動戰爭說成是“愚蠢的行為”。可惜他們“身在蠢中不知蠢”，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地，只看到了表象，卻不知道這是叢林法則和西方錯誤社會理論誤導下的必然結果。只要不從理論源頭加以徹底扭轉，就永遠不要想“根治”，最後只能像愛因斯坦所預言的那樣：回到用木棍和石頭進行戰爭的“石器時代”。可惜包括愛因斯坦、和把發動戰爭說成是“愚蠢行為”的作者，受到獸文化的局限或制約，既無條件、也沒有能力來認識或解釋這種社會現象的本質。所以除了事後言之鑿鑿地痛斥其“愚蠢”外，根本拿不出一個可以避免愚蠢的“聰明”辦法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國際社會將一蠢再蠢地繼續下去，直到只剩下木棍和石頭為止。因為每一個國家的領導人都認為自己比別人“聰明”，一定會在戰爭中取勝。而那些統治、決策者們，完全忘記（或者根本不知道）“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的格言，最後犯下了“聰明反被聰明誤”的錯誤，給並不比他們聰明的東西方“事後諸葛亮”們，留下可以被說成是”愚蠢“的把柄。怎麼會變成這樣子的呢？

這完全是因為迄今為止、以西方為馬首是瞻的人類社會。始終還生活在一個由叢林法則和錯誤社會理論形成的語境氛圍中。除了披上了一張“人皮”外，思想和精神，甚至行為規範上，還處在一種叢林狀態之中。其主要特徵就是『遇到困難或問題時，總是企圖通過原始野蠻、血腥恐怖的肉體戰爭手段，來以力服人。甚至不能通過自然科學理論的啟發，聯想到還有一個“以理服人”之說。所以至今還停留在畜牲般“高等動物”的層次上，本質上並無進步』如果以此來認識和解釋當前人類社會出現的一切現象或問題，就不會出現任何難以自圓其說的問題。所以，以經過科學解壓縮後的中國文化，來“有教無類”地啟蒙、教化全人類，讓他們學會接受“以理服人”的習慣，掌握“精神戰爭”的技巧。同時自己也擺脫受高等動物包圍的尷尬困境。這難道不正是中國人和中華民族的“天命”嗎？因為只有中國文化才具備這個能力和條件。

但這絕不是可以異想天開地、一蹴而就。更不能靠誇誇其談的“紙上談兵”，來改造未經啟蒙的高等動物的白日夢，而是一個中國文化的“信仰之夢”。為了這個怎麼形容都不過分、非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莫屬的“天命”，中國人必須抱有“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的決心。包括仿效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故事，通過肉體戰爭的手段，來以毒攻毒地，讓篤信“以力服人”的高等動物們，有一個人性啟蒙的機會，嘗到“不用肉體戰爭也可以解決問題”的甜頭。從而真正走出由叢林法則主導、靠個體競爭和肉體戰爭為主的動物世界，進入以集體分工合作和精神戰爭為主的理性社會，真正活得像個“人樣（而不是猴樣）”。

這才是軍人真正的“天職”。因為作為軍人，他們的社會分工就是打仗（進行肉體戰爭）。但是理論上根據中國文化的境界，這種戰爭的終極目的，不是為了什麼『開疆闢土或保衛祖國、疆土、資源，甚至是礦產、石油等具體利益』而是帶領全人類走出原始野蠻、矇昧無知的動物世界，進入只有人類才有資格並配得上享受的、真正文明社會（詳細闡述，請查閱拙文《論文明》）。

但是這非但不意味着可以靠烏托邦式的“和平”手段、自動進入文明社會；反而主張循序漸進，先從“以力服人”的戰爭手段，逐漸過渡到“以理服人”。這是科學新理論跟印度甘地之類“和平主義”的本質區別之所在。因為我們要面對的現實，是一群只受過獸文化和叢林法則薰陶出來，不乏崇尚豺狼虎豹或蛇蠍思維的高等動物。而文化中關於“東郭先生和中山狼”“農夫與蛇”等寓言故事，給我們的教訓或啟示，就是要清醒地認識到，在沒有完成“階段性進化”、進入真正文明社會之前，這些高等動物仍“非我族類”。所以要恪守“知己知彼”和“以其人之道還治以其人之身（包括肉體戰爭）”的原則，否則必將犯下跟東郭先生或農夫一樣的錯誤、而功虧一簣。這難道不正是中國當前所面臨的現實困境嗎？

其實中國古代，早就有“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之說。通俗地說，就是『凡是不能“以理服人”的道理，總是不能正大光明、理直氣壯地說出來。只能心虛而結結巴巴地躲在權力的後面來傳達。根本構不成“順理成章”的語境氛圍。只能靠哄騙或威逼利誘的手段來“以力服人”。結果除了內外上下都對之以“假大空話”來虛與委蛇外，當然只能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了』這樣的判斷、解釋，不僅適用於中國人和中國社會，也適用於國際社會的外交事務。

所以對中國而言，真正的出路，就是靠中國文化和由中國文化加工出來、有“以力（包括導彈、衛星或其它高科技武器）服人”的肉體戰爭能力的軍隊，來理直氣壯地教化包括中國人自己在內的全人類，同時示範只有人類才配得上並有條件打的“精神戰爭”。最後一起（只能一起、不能個別，否則一定是假冒偽劣的概念）進入人類真正文明的境界。

而『不惜通過戰爭，讓理直的中國，具備、並永遠保持“氣壯”的狀態』就是中國軍人真正的“天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