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識網）

1957年夏天，由毛澤東策劃和指揮的“反右派鬥爭”，是一場大規模鎮壓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運動採取誘騙方式，號召“大鳴大放”、“言者無罪”。最後一網打盡，使上百萬無辜者淪為家破人亡的專政對象。有人指責他言而無信，大搞陰謀。他卻辯解為“陽謀”。從此，中文大詞典里多了一個新詞彙--“陽謀”。正如孫樂濤先生所言：“權力為了達到一定目的，可以採取各種欺騙手段，可以信誓旦旦，暗下殺手，可以‘釣魚’、‘引蛇出洞’，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當然，這種‘目的’總是被宣稱為利國利民的。”   紅旗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的中共中央黨校、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纂的《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全國共定552877個右派分子。他們中半數以上失去公職，相當多數被送去勞動教養或監督勞動，有些人流離失所，家破人亡。”這55萬多“右派”是根據“改正”時的統計數字。“反右”運動中遭整肅的遠不止這些。據《文摘周刊》2011年3月7日轉摘穆廣仁文：“全國打出右派3178470人”。我不敢相信這個數字。但在正式劃“右派”以外，確有大量被戴上其他“帽子”的人，如“中右”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壞分子”等等。四川省在李井泉的指令下，還在高中學生中開展“反右”運動，被整肅者不叫“右派”，叫“反動學生”，與“右派”相同命運。所以說，“百萬無辜者淪為家破人亡的專政對象”，絕對是一個較為保守的數字。   “右派”並沒有全部“改正”。據說，那些沒有“改正”的“右派”是真正的“右派”。其人數一說是五人，一說是九十多人。即便真的如其所說，即便按後一說法，“反右派”鬥爭的“正確率”，最高也只是百分之0.018；換算成錯誤率，高達百分之99.982。   茆家升   茆家升，安徽全椒縣人，醫生。 “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在的蕪湖地區醫院，在“砸爛城市老爺衛生部”的口號聲中，全體五百多職工分點下放，他來到涇縣浙溪公社馬渡衛生院，當了一名全科醫生。   我那時在縣文化館工作，間或奉命鼓動“文藝創作”。當然，那是“三突出”年代，要像八個樣板戲那樣“創作”。茆醫生也經常應邀參加我們的業餘創作會議。發現他博聞強記，能說會道，反應敏銳，引經據典常滔滔不絕。肚子裡藏有學問，卻不肯動手，終不見他拿出稿子。給他分派任務時，他總是躲躲閃閃，努力搪塞。或者推說業務繁忙，無暇動筆；或者自稱無能，“說說可以，真正動手作文就不行了”。後來才知道，他已經是“老運動員”了。1955年於合肥醫校畢業後在黃山療養院任職。1956年一度任近代史上重臣沈鈞儒老人的保健醫生。1957年反右運動中被批鬥，1958年劃為“右派分子”。他的“右派言論”主要是反對曾希聖的農業“三改”。安徽是多次政治運動重災區，“反右”亦然。當時的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在中央關於劃右派標準之外，又加兩條。一是反對單位領導，二是反對農業“三改”。此後，茆醫生被發配到位於廣德縣境內的門口塘農場勞動改造，開始了長達四年之久的勞役生涯。當時他二十一歲。這個農場全盛時期曾收容過一千五百多名右派。正值“大躍進”年代，“三年大饑荒”奪去了許多人的生命，茆醫生也差點命歸黃泉。“文革”中又再度遭到批鬥，餘悸在心，當然是不願意舞文弄墨再生麻煩了。他參加我們的會議，也就是隔岸觀火，逢場作戲罷了。   後來，蕪湖地區醫院重新開張，下放醫生又陸陸續續回去了。他在傳染科當臨床醫生。我利用一次參加會議的間隙，去探望過一回，就再也沒有見面了。2005年的一天，忽然收到他給我寄來的一本書：《捲地風來--右派小人物記事》（遠方出版社2004年版，茆家升著）。書中寫了包括他本人在內的二十多位小“右派”的悽慘遭遇，令人不忍卒讀。我很高興，他終於又在作文著書了。而且寫的是自己親身經歷，是身邊的諸多難友；再現當年情境，“殷鑑不遠”，是在做好事。後來，我又在一些網站上讀到他的文章；寫得很好，令我敬重。   退休以後，我東奔西走常客居他鄉，與他失去聯繫。多虧“五柳村”幫助，才將他找到；也才知道他下放涇縣十年間的一段坎坷人生。   1969年5月，茆醫生下放涇縣以後，開始了長達十年的鄉村醫生生涯。他後來說：“我行醫數十年， 一生平庸， 只有兩個時段還聊可自慰﹕一是我在那家改造右派的農場當右派醫生時， 沒有顧及個人安危， 全力救助素昧平生的難友們， 幫助很多難友擺脫了絕境， 乃至免於餓累而死；另一時段就是十年鄉村醫生生涯了。這裡極度的缺醫少藥和交通閉塞，迫使我在拿起聽筒的同時， 又拿起了手術刀， 當一個實實在在的全科醫生。並且竭盡全力， 把一個小公社衛生院的工作， 推向極致， 做了很多一個鄉村醫院本來做不了的事， 給了廣大貧苦農民醫療上最實在的幫助， 救活了不少幾乎註定要死去的病員。特別是在鄰近公社每年都有一些人死於有機磷農藥中毒的情況下， 這裡一個人也沒死。而當我上調之後， 所有搶救危重病人的工作， 包括各種進腹腔的外、婦科手術， 均結束了， 一切又恢復到一般公社醫院的普通水平。所以有人說我在那裡撐起了一方天， 雖然過譽， 也不全是虛飾之詞。”然而，正當他努力治病救人時，卻落入了人生最低谷。事件是他的第一次婚姻，而導致災難的根源仍是“右派”--雖然已經 “摘帽”，在一些人眼裡，卻依然是“右派”--俗稱“摘帽右派”。   茆醫生不願重提這件事，但我還是想簡要地說一說。為的是記錄那個年代的罪惡與荒誕。   在下放的村落里，他認識了一位下放女知青。或許是因為類似的身份，因為共同的文學愛好，也因為身處異鄉的落寞吧，他們兩情相悅、順理成章地相愛了。然而，這種順乎天理的男情女愛，卻被一些險惡的人認定為“階級鬥爭新動向”。覺得他膽子太大了，太目無＂王法＂了！不嚴厲打擊，怎能顯示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威力？於是這場男婚女嫁和億萬人群千古如斯的普通婚姻， 惹起了軒然大波。先是千方百計阻撓他們進行合法的婚姻登記， 把兩人分別晾在一邊， 弄得他們十分尷尬。 雖然多次央求催促， 有關部門就是不給辦理。什麼理由呢？他們未成年嗎？有病嗎？近親嗎？都不是！“摘帽右派”不准結婚？下放知青不准結婚？違犯哪一條憲法和婚姻法了？也都不是！那為什麼不准婚姻登記呢？   不為什麼， 根據上級指示就是不給辦！   他們先將茆醫生調到外公社水庫工地去， 不讓他倆接觸； 然後給女方施加壓力， 說這個“摘帽右派” 是如何“反黨反社會主義”，要她檢舉茆醫生如何破壞“上山下鄉的偉大革命運動”， 說她是怎樣受矇騙的。只要她檢舉， 就可以給她安排工作。然而他們未能得逞，女知青果斷地回絕了他們的誘供，明確回答是真心相愛， 而且有愛的權利！這些人 碰了一鼻子灰之後， 並不死心， 依然軟磨硬壓不說， 還把她調到一個勞動強度最大的生產隊， 妄圖將她拖垮。他們大造輿論，從縣裡到地區。說他這個“摘帽右派”破壞“上山下鄉”， 老賬新賬一起算，要堅決打擊……   茆醫生瀕臨冤獄門檻。   然而，正直的人畢竟沒有全部淪喪。最終，他們還是結婚了，卻毫不講理地給了茆醫生一個“開除留用”處分，只發給生活費每月三十元。   當時我並不知情。因為那幾年裡，妻子長年患病，直至辭世，困難重重，焦頭爛額。也就無暇顧及別的事情了。   茆醫生很堅強。1979年“右派”改正，他結束十年的鄉村醫生生涯，回到蕪湖地區醫院以後，雖然已經滿身瘡痍、心力交瘁，還是積極應對從生存到發展的重重壓力，百折不撓，步步進取。早在1962年“右派摘帽”後，即攻讀安徽師範大學夜大學中文系，“文革”前本科畢業。下放十年，浪費了最珍貴的青春歲月；而後卻以八年時間，完成了從醫士到醫師到主治醫師再到副主任醫師的職稱晉級。在兢兢業業努力工作、想方設法張羅柴米油鹽的同時，居然有不少的文學作品與學術論文問世。 2004年出版的<<捲地風來-----右派小人物記事>>，被美國哈佛大學丶斯坦福大學丶哥倫比亞大學丶芝加哥大學，及國內、港台諸多大學收藏。   茆醫生是大躍進大饑荒的親歷者丶倖存者，也是研究者。有多篇反映那場災難，評毛，及評述暴力土改和所謂社會主義改造的文章，散見於報刊網絡。   茆醫生還是胡適的追隨者和研究者。曾受聘於台灣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任助理研究員。參加過兩岸學者合作的田野調查，發表過有關生殖崇拜的學術散文。   有人說中國的“右派”多為知識精英，我覺得是正確的。對於其中大多數人來說，這是一個具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及其延伸）群體，無論出身如何，無論行當各異，也無論做人還是做事，相對而言他們總有這樣那樣的過人之處。或許，這就是蒼天對於不公平的公平吧。   曹老師   曹老師，1955年畢業於南陵師範。祖籍績溪縣。他的父親在涇縣城南門老街上開了一家書店，名叫“致知文物館”，賣書，賣雜誌。1957年之前，日子相對寬鬆，全國各地辦了不少刊物雜誌，店裡都有賣。讀初中的日子，一到星期天，我就去店裡泡上幾個小時。尤其喜歡各種刊物，如上海的《萌芽》，浙江的《東海》，江蘇的《雨花》。買不起，就泡在店裡閱讀，店家也不阻止。   我與曹老師相識，是1962年在潘村中學工作期間。那時候，他在潘村小學當教師，“右派”摘帽的當年，恢復教課不久。據他後來說，早在他勞動改造的時候，就已經聽人說起我了，對我的遭遇很了解，也很同情。而我雖然沒有經歷“反右派”，卻目睹過不少可憐的“右派”生涯。暗暗慶幸自己的同時，也對他們極富同情。兩人又都是單身漢，所以一談即攏。   曹老師是怎樣被打成“右派”的？他的幾段文字較為詳細地記錄了這一過程：   “1957年二三月間，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了關於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重要講話不久，《人民日報》等各大報紙連篇累牘地登載了共產黨決心面向全國”開門整風“的消息。據說是為了糾正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及宗派主義的錯誤思想作風。此時我的心情為之振奮，滿以為這是執政黨為了社會的長足進步，國家的日益富強，更是為全國老百姓創造福祉的一大施政舉措！在這種信念、期盼的鼓盪下，我幾乎每天都要翻閱報紙，關注整風進展情況。五月過半，黨外人士、高級知識分子，特別是各民主黨派的一些領導或撰文，或座談，紛紛給共產黨提意見述建議，言辭還很激烈尖銳。黨中央毛澤東面對這樣的形勢，不但不予解釋，也不以勢壓制，反而還或多或少地表示贊同，默認，甚至鼓勵鳴放。其吸納意見恭謙大度之儀態令人驚喜欽佩！由此我聯想到大唐盛世唐太宗納諫的真誠與明鑑，若與毛主席相比，我以為”唐宗宋祖“真的稍遜一籌。毛主席共產黨無愧英明領袖、人民救星，完全值得舉國信賴。我把共產黨”開門整風“之舉看成和煦而又強勁的東風，它將吹綠神州，給古老中國帶來無限生機！我巴望整風運動在我縣城鄉迅即展開，早見成效。   整風運動果然在全縣逐步開展。縣委縣政府及其所屬機關單位先行一步，八月上旬即進入學習動員階段。文教系統包括城鄉各級各類學校是在九月下旬開始的。那時我在本縣包合區包合中心小學任教。白天全校師生照常上課。晚上七點到九點半是整風學習時段，雷打不動。區政府派來一位姓王的幹部充當主持人，領導開展運動。初始階段學習文件，讀報紙，動員大家積極投入這場政治運動。反覆學習毛澤東提出的”十六字“方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特別強調“不以言定罪”；並說幫助黨整掉不良思想作風，各級領導都會虛心聽取意見和建議，以警戒自己少犯錯誤。我對“十六字”方針確信無疑。因為它是出自“英明領袖”之口，一言九鼎，絕非兒戲。因此我暗下決心，把自己所見所聞、親身經歷、切身體察到的於黨於國家不利的事例或現象“鳴放”出來，以表赤誠之心。十月初進入“鳴放”階段。開始較冷清，沒有多少人發言。主持人用事先準備好的“奇談怪論”來啟發大家，引導大家發言。諸如“外行能否領導內行？”“是黨管學校好還是專家教授治校好？”“一黨執政不如多黨輪流執政好嗎？”主持人宣講時面帶微笑，娓娓道來；時不時用讚許的口吻和欣賞的神情，把話題說得很輕鬆，一點也覺察不出有什麼用心與奸詐；仿佛這些言論與主持人的思想一拍即合，隱約透出某種共鳴。就在這種聲聲誘人、步步迷茫，而又讓聽者昏昏愕愕的氛圍中，幾個和我一樣不諳世事的青年教師（當年我二十歲，任教不足兩年）按捺不住怦怦的心跳，打開話匣“鳴放”起來。我發自內心，暢所欲言，一吐為快，重在真實。今日憶起，覺得當時的我簡直幼稚到不知天高地厚的地步；一個剛步入社會、從教不久的鄉村小學教員，哪有資格高談闊論這類高深莫測的政治問題！但我當時堅信即使說錯也無妨--“言者無罪”嘛。何況我還是個從學校到學校、歷史清白、思想單純的小青年，偉大的黨是會充分理解我一片赤誠之心的。我的“鳴放”內容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我說現在工人比農民好過。農民種田很辛苦，收入低，吃穿都有困難。學生家長是農民的，連孩子的學雜費（一學期還不到兩元錢）都交不起。有不少家長用土法熬製的甘蔗糖抵交學費，我收了不少，味道苦澀，變不出錢來。為了鞏固工農聯盟，政府要設法改善農民生活。二、我說小學教師沒地位，連商店營業員都不如，更不如生產隊長。村里開會，隊長可以隨便指派老師跑腿去買煙。小學教師待遇低，沒人看得起。三、我說現在社會上不論男女老少都在穿蘇聯大花布做的衣褲，花里胡哨，不倫不類。這種大花布好褪色、縮水大，不是什麼好東西；在蘇聯也許是滯銷品，老大哥用來占領我國市場，我國的紡織業怎麼辦？還是防着點好。四、我說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堅持八年抗戰（如今才知道八年抗戰是國民黨領導的），取得最後勝利，又進行三年解放戰爭，解放全中國；其過程中與各民主黨派結成了統一戰線，它們也是功不可沒的。現在黨提出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事實上各民主黨派在基層並無組織系統，長此下去得不到發展，怎樣“共存”？又怎樣“互相監督”？

“鳴放”持續了兩三個月。這期間我一直等待觀望，切盼有關上級領導或主持學習的負責同志對我的“鳴放”作出相應反應。然而他們一直是不冷不熱，不置可否，叫人琢磨不透。元旦一過，寒假在即，學校接到縣裡通知：寒假期間全縣中小學教師集中在城關參加“集訓班”，繼續深入開展整風運動。

 

集訓開始，一些人三天兩頭被召去開小會，進進出出，忙得很，神秘而隱蔽。不久，各組大字報紛紛上牆，《揭發xxx反動罪行》、《打倒xxx右派分子》，字裡行間充滿敵意，殺氣騰騰，空氣頓時緊張起來。我預感到大禍就要臨頭了。

 

在這危急時刻，我還幻想領導找我個別談話，進行“面對面”幫助。這樣，我還有申辯理由的一線希望。然而，這都是我一廂情願，天真爛漫的囈語。揭發批判的大火迅猛地燒起來了。在我之前挨批鬥的幾個所謂有歷史問題的老教師，被直呼其名，責令他們站在人群中。他們戰戰兢兢，一聲不吭，垂頭哈腰，任憑大家呼號吼叫。好像早有思想準備，等待這一天到來。我在想：明明說“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怎麼就不要“大辯論”了？一旦輪到我頭上，就是拼死一搏也要堅持說理，不能含糊，一定要明辨出真理來。豈知厄運真的臨頭時，沒等我張口，幾個小丑似的人物走上前來不由分說地掀掉我的黑呢帽，還逼我脫去大衣（當時正值隆冬）。說先要整整我的態度，壓倒我的氣焰。每當我正要說話時，一陣高喊打倒我的口號如潮水般湧來。即便我嘶破喉嚨說什麼，也會被嘈雜的咆哮聲、辱罵聲所湮沒。此時我才如夢初醒：我早就落入他們布下的陷阱，成了囚中困獸，只有挨整挨斗的份，沒有半點申辯的權力。天哪，我一個涉世不深、文化知識淺薄的懵懂青年，豈敢有顛覆共產黨領導的狂妄野心！

 

進入“反擊右派猖狂進攻”的猛烈階段，被呼作“右派分子”的難友們，歷經大會小會多次批鬥之後，被責令書面檢查，交代“犯罪言行”。儘管我的檢查已狠批深挖、自我作賤至極，並按批鬥會上眾口一詞的口徑認定“罪名”，仍嚴詞責令我通宵達旦地交代問題。這種疲勞戰術令我心力交瘁，精神崩潰，不得不以書面形式包攬了所有“罪行”：一、我說農民生活不如工人好，是挑撥工農關係，破壞工農聯盟，攻擊黨的政策，煽動農民與政府的對立情緒。二、我說教師收入低，沒有社會地位，被人看不起，是歪曲黨對知識分子“團結、利用、改造”的方針政策；是惡毒攻擊。三、我說蘇聯用滯銷的大花布占領我國市場，是污衊攻擊偉大的社會主義蘇聯，製造事端挑撥中蘇友好關係。四、我說民主黨派在基層沒有組織系統，長此下去得不到發展，純屬“黨天下”謬論的翻版，破壞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居心險惡，唯恐天下不亂……我以悔罪的語調讀完我的“認罪書”以後，他們面面相覷，暫告平息。主持人宣告我“聽候處理”。從此，這頂“右派帽子”壓彎我的頸脖，緊鎖我的喉舌，碾斷我的脊梁；而我也學會了三緘其口，束手就範，逆來順受。“

 

批鬥過後就是勞役。他們先是挑荷花塘的塘泥，掃大街。可憐的母親怕他想不開尋短見，來幫他掃街，趁機叮囑他”想開點“。監督勞動的人不准他母親來掃，說勞動是為了改造這些人，是不能代替的。正當二月，春寒料峭，塘水冰冷刺骨。他心裡想：這哪裡是改造？明明是受刑啊！

 

後來，被發配到晏公青龍生產隊監督勞動。五月中旬的一天，曹老師被潘村中心小學鍾校長傳喚去核對”認罪材料“，鍾警告他只有認罪悔過，休想抵賴翻案，否則沒有好下場。曹老師默默地看完材料以後，呆了好一會，強捺住心中不平，木訥而無奈地，用顫抖的手簽了名蓋了章。不久即正式定為”右派“，工資也從每月三十七元降至二十三元五角。

 

六月，又被發配到新建的茂林中學參加建校勞動，上山砍伐、搬運樹木。後來學校基建全面竣工，他們又轉到當地潘村藥材培植場，種植草藥。茂林中學的總務主任吳錫堯（後來當副校長），人性未泯，是個好人。他對待”右派“，說話時聲色俱厲，威嚴怕人，行動上卻比較關心他們，不為難他們。勞動中也不給他們下達苛刻的指標，能做多少是多少。他讓”右派“自辦食堂，女”右派“燒鍋。糧食定量雖然不多，卻能免遭別人”揩油“。他們還養了一頭豬。過年的時候，吳主任說：“把這頭豬殺了，全部歸你們。是你們養的，別人不准揩油。”這在當時，就很不簡單了。而到了潘村藥材培植場，就完全不一樣了，等於天天受刑罰。

 

後來又轉到縣城附近官塘文衛口飼養場，上山砍柴；到縣城機關單位掏糞，並把這些糞肥挑回飼養場，往返十多里。勞役期間，正值“大躍進”造成的“三年大饑荒”。三年間，涇縣餓死八萬多人。這時候，曹老師頭腦十分清醒：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變賣一切可以變賣的東西，維持生命。因為他不想餓死，他心裡不服，覺得自己的所謂“右派言論”沒有一句是錯的；他相信總有一天會重見天日，還他清白。再說，父親也被抓進勞改隊了，母親一人帶着三個不滿十歲的弟妹生活，實在太可憐了。為了母親，他也不能死，要努力活下去……

 

1959年國慶節，涇縣第一批“右派摘帽”，但人數很少。曹老師是1962年第二批“摘帽”的。此後，才得以重返講台。然而，摘了帽子的“右派”還是“右派”。又一個新名詞產生了：摘帽右派。運動一來，這些人依然不得安寧，依然“被運動”，遭批鬥。“文化大革命”足以證明。

 

改革開放以後，大家都好了。老百姓也慢慢開始有尊嚴的生活了。曹老師的兒子成了企業家，為他買了寬敞的新房。老倆口日子過得平平實實，自自在在。

 

朱壽根

 

朱壽根，一名朱石麟，黃田人，小學教師。細算起來，也是轉彎抹角的親戚。他家住在“長房”里，與鳳奶奶家共一個堂屋，一左一右。他家還多一間廂房。廂房很大，裡面掛了“吊屏”--梅蘭竹菊，還擺了“自鳴鐘”，帽筒，板壁上貼了“朱柏廬治家格言”，多了一些書香味。鳳奶奶是我的姑奶奶，我經常去玩；也經常到朱壽根家玩，所以比較熟悉。

 

朱壽根待人和藹，喜歡音樂，經常唱歌；還懂“五線譜”。在那個年代，是被認為很了不起的。他家裡有母親、妻子和女兒。他父親早年在外地經商，日子稱得上小康。也有些田地，“土改”時劃的成分是“小土地出租”。他是獨子，“慣寶寶”。從小聰明調皮，不服羈絆，經常惹點麻煩事。一個夏日的傍晚，他手握一把刻字刀出來玩，不知怎麼就把一位親戚的孩子扎傷了，胸口血流不止，死了。人命關天，闖禍了！賠了人家許多錢。他的奶奶還以自己的壽材將死者厚葬。

 

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後，縣裡招收一批文化人，到宣城輪訓後分配教書。他在其中，分到蔡村當教師。他的妻子蘭英，是個很能幹很賢惠的農村婦女，種菜種地，養雞養豬，操持家務，粗活細活都能幹，似乎比一般非農耕人家要忙一些。

 

1955年，朱壽根腿骨關節發炎，不能走路。學校（當然是通過縣教育部門）送他去合肥治療。並沒有徹底治癒，落下殘疾，需要拄拐杖走路。就讓他回家休養，工資七折。薪金制之前，教師也與機關工作人員一樣拿“工資分”，月收入都不高，折合人民幣總在二十幾元錢。人與人差別不大，上下也就訛錯大約十個“工資分”，每個“工資分”二角錢。打了七折，收入就更低了，影響一家人生活。不久，他要求復職重上講台。“組織上”照顧他，就近安排到黃田中心小學，任低年級教師。

 

一年以後，“反右派”鬥爭開始了，朱壽根被劃為“右派”。

 

如果他依然在家休養，或許就能躲過那場浩劫，這就是宿命。

 

朱壽根的“右派言論”是些什麼呢？不知道，一時無從打聽。我也懶得找人打聽。歷史證明，“鳴放”過哪些“右派言論”，甚至有沒有“右派言論”，都無關重要。只要整人者將你“號”上了，即便沒有“言論”，也照樣可以打成“右派”。現在的人可能不相信，事實確是如此。

 

據我的老師洪先生回憶：榔橋小學教師夏維勝，部隊轉業，共青團員，學校少先隊輔導員。學習中因為提了一條意見，說糧食定量不分大小口，不合理。就說他“反對統購統銷”。他原本不想提意見的，無奈運動組織者反覆動員，還單獨召開團員會議，要他們“帶頭”，“起表率作用”。他信了，就提了這麼一條意見，就成了“右派”，發配到茂林勞役。一天夜裡，他偷偷跑回家，又連夜趕了回去。還是被發覺了，將他逮捕，送去勞改。他在勞改隊裡依然“不守規矩”，又逃跑，被看守開槍打死了。馬渡小學女教師朱金娥，“鳴放”中說了幾句順口溜：“互助組穿棉褲，初級社穿夾褲，高級社穿麻布”。意即一級不如一級。她原本以批判口吻說的，卻說她故意宣揚，“反對合作化”，也成了“右派”。黃田小學教師汪榮貴，籃球打得好，家住榔橋。他在宣城師範讀書的日子，回家時經常到區政府操場打球。一次，D區委路過，不慎被球砸了一下。D區委批評了他們。汪榮貴年輕氣盛，不服批評，站出來與之理論，雙方爭吵起來。據說，1957年汪榮貴分配回來當教師以後，他的“右派”就被“號”上了。不知道是真是假。也許只是老百姓這麼推測。我不敢相信也不敢不相信。那年頭，什麼樣的荒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朱壽根被劃“右派”以後，也是在茂林勞役。“大躍進”開始了，“大饑荒”開始了，腿又殘疾，挺不過折磨與摧殘，不多久便死了。

 

母親也在家裡餓死了。

 

女兒只有七、八歲，一次去唐村外婆家，路上，被人弄去煮吃了--那年月，人吃人不是什麼稀罕事情。

 

孤獨的妻子回到唐村娘家，不久也餓死了。

 

朱壽根一家，就這麼被“滅門”了。

 

朱普安

 

朱普安，1931年生，居住在黃田芭蕉窩。祖上敦裕堂，系黃田“上四房”。其父朱大兆，以及其兄朱普蔭都是做當鋪出身。當鋪這行當被人稱之為“打夜壺的錫”，意思是除了本行別無用處。“夜壺”就是尿壺，方言。當年，他家住在“大夫第”對面的“桂花樹”，他就是在那裡出生的。父親一次過橋時發“黑頭暈”，栽下河去，傷病久久不得痊癒。聽人說鴉片可治，便開始吸食鴉片；結果成癮，把家產敗得淨光，直落到上無片瓦下無寸土。

 

朱普安九歲喪父，十二歲喪母，只有哥哥與他相依為命。這時候國共內戰，時局極不安寧。他記得：1947年的“小溪事變”，鬧得黃田一帶民不聊生。小溪是黃田鄉一朱姓村落，附近常有共產黨游擊隊出沒。某夜，國民黨52師“老虎隊”，黑衣黑褲，化妝襲擊住在小溪祠堂里的游擊隊。游擊隊被打得懵頭轉向，損失慘重。事後，游擊隊整肅內部，說某朱姓人氏通敵，將其殺害。並以朱訓夫“陪斬”。朱訓夫是李村園保長，“二面通”--國共兩邊都不得罪。“陪斬”並不是真的殺頭，示眾、嚇唬的意思。但常常能把當事人嚇死。

 

“小溪事變”以後，“老虎隊”清鄉，把黃田的老百姓統統趕出村去，大約七天之內全村空無一人。這時候，朱普安已有十六七歲，經人介紹到蕪湖米廠當學徒。

 

米廠老闆曾慶藻，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天主教徒，在廣益中學當過教師。他是中共黨員，以米廠作掩護，開展地下活動。“解放”後曾任上海第三製藥廠副廠長。他的弟弟曾慶梅，五十年代任過安徽省委副書記。

1949年4月蕪湖“解放”。曾慶藻對朱普安說：“你就不要回去了。你的父母都不在了，回去幹什麼？”寫了個條子，介紹他到皖南幹校學習（出來分配工作即副區長）。朱普安跑過去看了看，覺得很不象樣，很不景氣，不滿意，推辭了。曾老闆又叫他當工人，學習織襪。他還是不想干，只想回家。曾老闆給了他五塊“袁大頭”作路費。大約冬至前後，朱普安回到黃田。

 

朱普安有文化，尤其一手毛筆小楷極其工整秀氣，被召到榔橋專門填寫“土地證”。1952年，王桂香在榔橋搞劃鄉建鎮，搞選舉，吸收他參加工作，任榔橋區共和鄉文書。此後輾轉於供銷社與區政府之間，充任文字統計工作。1953年，馬沖蜜奶奶作媒，介紹他到芭蕉窩成親。妻子唐淑貞，種田人家，窮苦得很。丈母娘在朱普祚家當女傭，有食無工。唐淑貞在榔橋烈女廟小學讀過書，我們同過學，有印象。她個子較高一些，年齡也較大一些，讀高年級。

 

1956年，朱普安調縣供銷社，在人事股任幹事。第二年“反右派”，其命運急轉直下。那時候他是青年團員，雖然十分相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倒也不是很張揚，不是很積極，會上也不多說話。雖然在學習會上受到批判，也還沒劃“右派”。不料向上匯報時，所劃的五名“右派”通不過，說少了，不夠指標。上級說：你們供銷社一共八十六個人，按照上面規定的“右派”比例百分之八，八八六十四，六八四十八，帳面上是六點八八，四捨五入，應當拿出七個“右派”來。匯報人說：真拿不出來了。上級說：怎麼拿不出？說明你們思想有問題，要好好學習。一番討價還價，上級說：那就再加一個吧，小數點以後的就不問你們要了。

 

於是，這個再加的“右派”指標，落在了朱普安頭上。

 

經過整理，朱普安的“右派言論”主要三條：一，破壞統購統銷--朱普安在縣社三人同住一間房。一天，家裡寄來“保價信”，同室有人問寄什麼好東西來了？普安說：“布票。六尺布票，叫我做棉襖，可是不夠，買了面子沒得里子。”二，破壞國家關係--1956年，陳毅外長陪同駐華使節上黃山，路過涇縣，外國人在縣城拍照，拍了不少陰暗面的東西。有人議論，說不應該。普安卻說：“好的東西要給人家看，不好的東西也要給人家看。”三，對黨沒感情--有人動員朱普安入黨，他回答：“我還沒考慮。我對這個東西沒多大興趣。”都是平時不經意間說的話，學習會上被人檢舉，扣上了各種各樣的“帽子”。

 

當年劃“右派”是“以言定罪”，也有三種情況：一，你確實“鳴放”了，不管是主動“鳴放”還是在人家誘導下“鳴放”，都是你的“右派言論”。二，你沒有“鳴放”，別人檢舉了你平時的言論，也是“右派言論”。三，既沒有學習期間的“鳴放”言論，也檢舉不出平時的言論，但“號”上你了，那是不須要什麼理由的，隨便造幾條即可。是可謂“莫須有言論”。朱普安的同事，組導股副股長惠朗秋，當過保長，國民黨時期稅務局幹過事，系留用人員；兒子又去了台灣。他長期在外出差，平時謹慎得很，沒有什麼言論。通知他回單位以後，不到三天就打了“右派”。

 

1958年，農曆臘月廾幾，朱普安和別的“右派”一道，奉命打撈荷花塘里的魚，供縣委食堂過年。他們被令赤腳短褲，進入齊大腿深的塘水作業，冷得發抖，渾身“篩糠”，凍僵了，實在吃不消。突然，他被看管他們的人喊上岸，叫他回供銷社“核對材料”。待他急沖沖趕回、推開辦公室的門，胡傳厚已經備好了火盆與開水，叫他立馬泡腳；又遞上一碗白酒叫他喝了下去；焐上棉被取暖。待緩過氣來，問及核對材料事，原來是胡傳厚做好事--知道他凍得吃不消，連忙寫個條子：“朱普安速來供銷社核對材料”，派人送了過去。當時，“反右派”緊鑼密鼓，壓倒一切，核對材料是大事，誰都不敢怠慢。胡傳厚溪頭人，與朱普安一起在榔橋區工作，後來又一起調供銷社，朱在幹部股，胡在物價股。朱普安被劃“右派”以後，接替他工作的正是胡傳厚。胡傳厚敢於冒險關照“右派”朋友，十分難得。令他感恩戴德，終生難忘。

 

正月初六，朱普安到景星鄉陳家生產隊勞役。“五風”開始冒頭，生產上興起瞎指揮。鄉長吳之新跟“風”頗緊，正月底稻種即下了田。因為氣溫過低，秧田四周圍起簟墊避風，並在田埂上燒炭火盆取暖，說是“人定勝天”。結果把簟墊都燒了。朱普安參加婦女組幹活，刨草皮，燒灰積肥。夜裡點汽燈幹活，說是“大干快上”。晚飯後他們全部坐在田埂上等候，見幹部來了，就點汽燈幹活，做樣子；檢查的人來看，統計勞動力出勤多少，多少男的多少女的多少兒童。檢查的人走遠了，大夥就將鋤頭把子墊屁股坐下，關了汽燈，坐等到十點鐘回家。

 

幹了三、四個月，朱普安被令回到單位核對材料，一共104張稿紙。遂定性為“右派”，撤職降薪，開除團籍，在單位打雜。下半年被派到蕪湖煉鐵。起初他在“坩堝組”，專門做坩堝。“高爐組”的人最苦。爐高8米，無任何防護措施。他親眼看見高爐的煤煙衝出來，把人沖得往後一倒，被他人拖起就跑。在大壟坊地委黨校煉鐵的時候，五天五夜不准進宿舍，不准睡覺。人們疲憊不堪，抬礦石的時候一歇下來，往牆上一靠就能睡着。那時候有句響亮的口號：一切為“鋼鐵元帥”讓路。因此吃的好，一天四餐，殺豬宰牛（正是大饑荒之前，“吃飯不要錢”的日子，極短暫）。

 

煉了三個多月的鐵，停了，“鋼鐵元帥”悄悄地下了馬。但仍然說“成就輝煌”。

 

朱普安回到涇縣，已經是1959年。次年“摘帽”後至食品公司上班。

 

汪國勝

 

汪國勝，1955年南陵師範畢業。先後在茂林小學、孤峰小學當教師。1957年冬天“反右派”的時候還不滿十八周歲。他先是“積極分子”，後來不是了，但也沒有遭到批判鬥爭。回到孤峰小學以後，卻被宣布為“右派”。據說是因為“右派”數額不夠，“指標”完不成，而“補”到他頭上的。說他有三條“右派言論”：一、說糧食不夠吃。年輕人飯量大，吃不飽。二、說知識分子“改造”二字對年輕人不合適。因為年輕人都是黨培養的，身上沒有舊的東西，談不上改造。三、說皮鞋價格貴了；說百貨公司出售爛蘋果--攻擊黨的價格政策。

 

汪國勝說：這一屆南師的涇縣學生大約五十人，有十人劃成“右派”（不含“中右”與遭批判者）。此後，他便開始了一生中最艱難最無助最黑暗最沒有尊嚴的生涯。

 

他在學校勞動改造。1959年調到城關小學，上午教課，下午勞動。說是上課，其實是凌辱：預備鈴響過，學生們就坐在教室里唱歌：“反右派，反右派，右派分子真正壞……”在這樣的歌聲中走進教室，一定是萬箭穿心吧。學生不喊“起立”，不喊“老師好”，而是直呼其名。都是學校布置的。對學生說他是“右派”，不要喊他“老師”，但講課要聽。

 

1960年，汪國勝到官塘文衛口飼養場勞動，一共四十多名“右派”。場長章長富是個狠人，極左。一年之間，這裡就死了兩個人。一個姓左，是我一位同學的父親，另一個姓戴，都只有四十多歲。主要因為飢餓，因為缺醫少藥，因為不把人當人。有個“右派”潘祥國，機伶得很，發現住地閣樓上藏有幾百斤紅豆種子，便夥同汪國勝一共四個人去偷來煮吃。後來被發覺了，但沒人承認，也就不了了之。八月中秋，食堂加餐，做了一些糍粑。他們四個人半夜間從地壟中鑽進廚房去偷。第二天被發覺了，場長章長富把他們四個人綁在樹上，用牛鞭抽打，渾身血淋。中午沒人的時候，他們掙脫繩索，從後山跑往縣城，找到宣傳部告狀。鮑福忠部長倒是不錯，叫人到食堂買了飯給他們吃。還派人將他們送了回去。因為宣傳部的干預，這件事情也就沒再追究。四個人還在養羊場偷過兩隻羊，殺吃了，謊稱夜裡“狼來了”。有時候派他們到縣城買米，他們就在路上抓生米吃……

 

此後，汪國勝又調到“文衛口基建辦公室”勞動，就是建造電影院；又調到茂林藥材培植場。場長王壽南，是個好人。茂林中學同藥材場連在一起，校長吳錫堯也是個好人，能通情達理地對待他們；勸他們想開些，看透些。1962年，又調他到厚岸小學搞“勤工儉學”，因為太遠太偏僻（在涇縣最西南邊，離城一百多里），遂擅自離崗。依仗着自己年輕有力氣，到南街拉板車。南街的板車隊有一定規模，不少倒了霉的知識分子都在裡面幹活。他們被打成各種各樣的“分子”，什麼都沒有了，只能憑力氣在生存線上苦苦掙扎。

 

正是這段日子，他認識了後來成為妻子的一位姑娘，是火柴廠女工。姑娘很年輕，比汪國勝小九歲。她仿佛中了邪，全然不顧家人反對，潑了命地要嫁給他。一個拉板車賣苦力的“右派”，有什麼好呢？往後還要不要政治前途？姑娘卻不管這些，口口聲聲說他人好。1968年，他們結婚了。說起這件事，汪國勝至今還是感恩戴德，念念不忘妻子的真情。在那種鼓勵背叛、鼓勵鬥爭、鼓勵忘恩負義的年代，一個十八歲的女孩子，了不起啊！

 

然而不久，官方號召街道居民到農村落戶。其中一句口號是“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南街居委會主任，外號“小腳奶奶”，是個典型的“馬列主義老太”，挨家挨戶上門動員，不遺餘力。說：“小汪呀，農村好！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可以養兩頭豬，養許多雞……比城裡好！”--農村如此之好，她的家人怎麼不去呢？說是動員，其實就是強迫。對於不願下鄉的人，他們就沒收戶口本與糧本，不再供應糧食，逼人下去。那是1969年初，農曆臘月二十二，街道上用大卡車把他一家（包括妻子和抱在手上的大女兒）送到黃村公社九義大隊銘坑生產隊。那天下雪，很冷。當地老百姓還是很好的，紛紛趕來幫他們搬東西，也有人送這送那。居住的房屋只有一間，很差，四面冒風，凍得不能入睡。大雪紛飛，天寒地凍，背井離鄉，舉目無親。不難想象，這一家三口當時處在一個什麼樣的困境之中！生產隊長還算不錯，後來替他們換了一間屋，稍好一些。

 

村里多是桐城人，喜愛黃梅戲，成立了業餘劇團，要求汪國勝給他們排戲，記工分。汪國勝並沒當過導演，也沒排過戲。但畢竟是城裡人，見的世面多一些，就答應下來。也不知道他是怎麼排戲的，演出以後居然大受歡迎。別的村子也來請，轟動黃村。因此，人們覺得他有本事，不要他參加勞動，專門做些輕巧事情。

 

1971年，“9.13”林彪事件以後，風聲緊起來了。對“四類分子”的管制也更嚴了，汪國勝的日子不好過，只能老老實實參加勞動。又不會農活，日子十分艱難。於是他提出還是出去拉板車，每個月交三十元錢給生產隊，隊裡給他記三十個工（實際上每個工值只有0.25元）。於是，他又回到南街拉板車。而妻子則帶着女兒在農村勞動。

 

汪國勝路子廣人緣熟，拉板車的生意不差。拉磚、拉瓦、拉石灰、拉水泥，一天能掙二三十元錢，最多的一次，一個小時掙了九十幾元。後來，村里人眼紅，不讓他單幹，將他安在大隊磚瓦廠，做磚，是個力氣活，一天也可以記三、四個工。村里人還是眼紅，硬要他回鄉務農。不久，全國學習小靳莊，大隊又抽調他去排戲，這一回排的都是京戲，《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紅燈記》……小靳莊是江青的“點”，排的是八個“樣板戲”。快要去縣城會演的時候，問題來了：他這個“導演”因為是“右派”，不能上台。怎麼辦？大隊連忙央求公社給縣公安局報告，說這個人改造得非常好，摘了“帽子”，就可以上台了。

不久，小學增設初中班，又將他抽去當民辦教師。為了養家糊口，正當年輕的汪國勝拼命地幹活。學校離家三四里路，教學之餘，他每天中午從學校挑一擔糞到生產隊，晚上放學又挑一擔，隊裡給他記上幾個工。

 

1978年，汪國勝“右派”改正，恢復工作，安排在太元中學。後來，妻子與女兒都回來了，開始了穩定的生活。1984年又調到城關二小，任教導主任，分了房子，直到退休。

 

高大魁梧的汪國勝，將一身力氣，連同他的青春歲月，消耗在被“改造”之中。

 

所幸挺過來了。

 

不是人人都能挺過來的。

 

王秀岩

 

王秀岩，赤灘人，1925年生。父親在赤灘街上開雜貨店。生意做得很大，店號“義記和”。有田有地有權勢，“土改”時毫無疑問地劃了“地主”。

 

“解放”前涇縣不通公路，行旅多為徒步，俗稱“起旱”。少數宦紳富商則坐轎代步。貨物運輸主要依託青弋江航道，木帆船運載為主，上行至縣西小河口，下行至蕪湖。而赤灘瀕臨青弋江，主要碼頭之一，其貨物運輸量名列全縣三甲。商賈雲集，作坊棋布，熱鬧非凡。

 

王秀岩兄弟五人，他排行老四。老大王棟廷，是個做學問的人，涇縣名師賀吉祥的早期學生。他不但國文好，數理英語都好。國民黨縣參議會秘書，兼涇縣日報總編輯。“解放”後被捕入獄，在普濟圩農場勞改，卒於獄中。老二王季楨，當過保長，“土改”中遭鎮壓。老三一直在蕪湖做生意。老五王建群，“三年大饑荒”中，有一天悄悄溜進隔壁飯店，偷食了許多鍋巴，然後趕到鄉下去找四哥，路上口渴，趴在河溝里喝了一飽水，脹死了。

 

他們的父親去世早，家中一應事務交由老二王季楨管理。某日，附近的chang山游擊隊攻打赤灘，目的是要抓住王季楨。亂世游擊，“綁票”盛行；有事沒事綁架個財主，令其家人用錢來贖，不予就要“撕票”；是游擊隊重要斂財手段。他們有人在王家店中潛伏，知道王家人行蹤。沒料到那天王季楨突然送貨去蕪湖，兼帶送四弟王秀岩到灣址上學。與此同時，寧國縣自衛隊又鬼使神差地來到赤灘。是夜，游擊隊不但撲了空，沒能抓獲王季楨，反倒吃了敗仗。於是氣急敗壞惱羞成怒，懷疑王季楨的兩個妻舅（也是該游擊隊員）走漏了風聲，遂將其二人殺害。

 

王秀岩沒有從政，也沒有當家理事，而是一直當小學教師，當校長。年輕時高高的個子，長得很帥氣。也很能幹，帶高年級課，能寫會畫，有文藝才能。只是因為有些高傲，常讓人看不慣。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他在城廂小學任教導主任，與校長張燮成關係不怎麼和睦。其間，張校長看上了學生趙什麼娥，給她寫了一封信（信封是找學生代寫）。在“伙食團”買飯時，張校長將這封待發出的信插在呢子大衣口袋裡，露出一角。在他後面排隊的王秀岩不知出於什麼心理，幹了件十分不應當的事情--順手將信封抽出。眾目睽睽之下鬧得大家都知道了。恰恰女教師裡面也有個趙什麼娥，同名同姓，誤以為是給她寫信。這位有夫之婦覺得窩囊至極，鬧到上面去了。“組織上”派人調查，結果將張王二人分別調出城廂小學。

 

王秀岩調到孤峰小學任教師。兩年後“反右”運動，被劃為“極右”。一是他出身不好。二是他在“工農階級好，還是知識分子好”的“專題鳴放”中，不識時務地說出“知識分子也有好的”這樣的話。三是其間還揭發出一個“十大拜把兄弟”事件，滿城風雨，教育界沒有不知道的。“十大拜把兄弟”中不少人都被捕判刑了。王秀岩最年輕，也沒有歷史問題，沒有被捕，月工資由四十九元降為十元。與所有“右派”一樣，王秀岩先是集中服勞役，而後一直在愛民、宋村、西陽等地邊教書邊改造。那裡一片深山老林，十分偏僻。他已經無力顧及家人，僅憑每月十元的生活費苟延殘喘。“三年大饑荒”，他餓得脫了形，拄着拐杖回赤灘，風一吹都要倒，坐在路邊半天站不起來。

 

妻子朱霓珍，黃田李村園人，小學教師。她的叔叔惕燕（音）先生在李村園開辦過“靜安職業學校”，教習紡織；與俠骨先生辦“培風中學”同時。朱霓珍先後帶着四個兒女，輾轉於李園金沖，黃田，宋村，愛民隆培，西陽石櫃等山村教書，承擔起全部生活重擔。其中還有過一段退職後又復職的經歷。她每月工資只有二十三元五角，除了買米買鹽已經所剩無幾。小兒子朱高潮告訴我，娘舅們幫了大忙，要不然是過不過去的。娘舅是農民，不會多寬裕，拉扯而已。在隆培小學教書時，全家辛辛苦苦養了一頭豬，權力者還不准養，說是“資本主義”，硬是給殺了，“毛屎”才一百二十斤。大兒子朱渡初中畢業，因為家庭成分不好，不讓上高中。朱渡的籃球打得好，黃田中學體育教師何老師幫忙說好話，公社五七幹部就是不同意。改革開放以後，朱渡得以招工到荻港造船廠，後來回涇縣，在石油公司工作，當過副經理、經理兼書記。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王秀岩的“右派”身份得以“改正”，於西陽中學退休。2012年5月，與他同甘苦共患難的老伴撒手西去。王秀岩也近九十高齡。日子好過了，卻又失去健康，出門須輪椅代步，思維也不是很清晰。卻終日西裝領帶，頭髮梳得一絲不亂，毫無那種老年病人所常有的邋遢與爛污。

 

王元生

 

王元生是“遺腹子”，1935年出生於宣城。不久即遭遇日本人進攻，小時候印象就是“跑反”，飢餓，家人離散。他有個姐姐，一次“跑反”中衝散了，聽人說死在江西。有一次日軍飛機大轟炸，他們躲藏在一個水塘邊，母親趴在他身上，護衛着他。五歲那年，他們輾轉來到赤灘，母親改嫁於一位姓丁的老頭。老頭六十一，比母親大了二十歲。卻對王元生很好，視若己出。後來，母親又生了個男孩。

 

父親吃苦耐勞，仗義，好打抱不平。遇上災害年景，他常常領頭募捐，賑濟窮人。窮苦人死了，他還施捨棺材。有一次國民黨部隊在赤灘練兵，長官狠毒地毆打壯丁，父親看不過去，帶頭制止，把那個長官弄得很狼狽。父親先是僱人開棺材店。後來因為年歲大了，生意越來越不濟，倒閉了。只能做些零頭碎腦的小生意，供王元生讀書。1951年，王元生小學畢業，考上涇縣初中，但交不起一個月六元錢的伙食費，停學了，在家砍了一年柴。第二年，宣城初師自主招生，父親叫他去考，也考取了，因為交不起書本費，遲遲未能報到入學，而是隨父一道走鄉串鎮賣黃煙。父親感到十分慚愧：“再不把你送進校門，我就不能算個老子了。”想方設法湊足錢，進了學校。學校不收伙食費，還有生活補助，王元生享受甲等，每月兩元。自己做了新衣服，個子也長高了，放假回家，母親很高興。

 

後來，宣城師範與宣城初師合併，原來的宣城初師改為教師輪訓學校，壓縮學生人數，一些人上了中學。王元生貧窮，沒錢讀中學，轉到南陵師範。

 

1955年，王元生於南師畢業後分配到涇縣馬頭小學教書。經歷過苦難的他，高興之餘，思緒萬千，對共產黨感恩戴德；決心努力工作，矢志報答。1957年，他出席了全省優秀少先隊輔導員會議。

 

這年寒假，全縣五百多教師集中在城廂小學學習，“幫助黨整風”。開始，因為成分好，又是鄉政府培養的建黨對象，王元生被內定為“左派”，參加積極分子會議，擔任大組學習記錄。積極分子身份不是公開的。積極分子經常開會，也不是公開通知，而是給個暗示，傳遞個眼神，或者藉機碰一碰。開始是“自由鳴放”，半個月以後是“專題鳴放”：出題目叫大家討論。如，有人說共產黨是黨天下，你的看法如何？一共一百多個問題，誘導人發言。王元生視共產黨為救命恩人，絕對信賴，毫無懷疑，根本沒料到是“陽謀”，就帶頭提意見。說農業合作化搞快了，有些冒進。說統購統銷搞過頭了。說有個親戚家裡只剩二百多斤稻子了，還要他賣，難道不吃飯了？這便成了反對合作化，反對統購統銷。

 

一天中午的積極分子會議上，黃勝非發言，說“積極分子中也有不好的言論。”王元生感到不妙。下午開大會就有人揭發他。他連忙站起來申辯，說自己“一慣忠於黨”。一道畢業的同學鳳什麼翔，立即說他“忠於國民黨”。那時候無論是誰，只要被揭發，大家就一轟而上，被批得狗屎不如。即便夫妻也要揭發。夫妻之間揭發的問題就更加有口難辯，不是的也是。這種例子多得很。

 

這年暑假，王元生被定為右派。月工資由三十三元降到二十六元五角。

 

接下來就是沒完沒了的“勞動改造”。先是在茂林中學勞役。總務主任吳錫堯是個好人。右派們被安排給磚匠做小工，吳主任對磚匠師傅說：“這班人眉毛都是空的，以後還要工作，你們不要為難他們。”所以沒吃大苦。後來到藥材養植場，大饑荒開始了，不少人開始浮腫，然後又消瘦，有的就拖死了。也有自殺的。王元生本是個壯實小伙子，拖成一身病。有一次急性腹瀉，一天瀉了二十幾次。他慌了，怕死，跑到茂林醫院找到吳孟芹，跪下來哀求。吳大夫沒有歧視，認真負責地抓緊治療，救了他一條命。還有一次從茂林到縣城，走到灣灘實在走不動了，想歇一夜。店家見他瘦得怕人，擔心死在店裡，不肯留宿。王元生哀求許久，店家聽他說話還不象馬上會死的人，勉強留宿一夜。還有一次從城裡拉板車到茂林，連人帶車翻入河中。另一次拉板車走到黃村，下坡控制不住，撞上山崖，險些重傷。

 

後來到官塘口養豬場，是同學陳紹斌送的。總共八里路走了三小時。可見身體差到什麼樣子。在場裡也不能勞動，只能放牛。一天，難友潘祥珍感到自己不行了，去找潘祥國，托他帶信給茂林家人，誰知還沒走到就倒了下來，被擱置在屋檐下，奄奄一息。當時，哪怕只要一碗米湯就可能救過來，卻無人過問。潘祥珍死了，場長章長富說：“又報銷一個右派”。

 

1962年，王元生重回學校，一邊教書一邊勞動。文教局開出的介紹信上，把“同志”二字槓掉了，寫上另外兩個字：右派。剛回學校尚未“摘帽”。一次與鳳什麼翔一起時，鳳問他怎麼看待當右派的事情，他說了實話：不服。為此，“摘帽”推遲了一年多。

 

如今，孩子們都各立門戶了。王元生與老伴有時也去幫忙照應照應。更多日子還是二人相伴地住在赤灘老街上。日子的確好起來了，閒適輕鬆。然而，不苟言笑的王元生似乎並不輕鬆。一旦回首這段往事，總是喉頭哽咽熱淚盈眶，常常說不出話來--王元生心裡有着太多的屈辱。據醫學專家研究發現：創傷記憶，帶着強烈的負性情感片段，會儲留、堵滯在“杏仁核”內，不能正常上傳到皮質。因此它會如一個深藏在體內的發炎膿腫一樣，不斷地影響着機體。雖然右派身份已經“改正”，噩夢已經醒來，然而卻從來沒有人為他們的傷痛說句該說的話，沒有人真正地去感受他們的感受。

 

王元生說，他想依據自身經歷，寫出一本書來。

 

寫吧，想寫的人都來寫--一個人就是一個世界，一個人就是一本書。

 

許植元

 

許植元，安徽樅陽人，家庭貧農，中共預備黨員，涇縣新華書店副經理。1957年“反右”運動中，他擔任學習組記錄。當時，各組組長和記錄都是“組織上”統一指派。說明許植元深得領導信任。

 

組長和記錄還須每周到縣委宣傳部集中匯報半天。一次匯報中，不知怎麼就談及到“葛佩琦要殺共產黨”的事情，都是報紙上的報道。許植元不知道哪根筋脹了，鬼使神差地說：“葛佩琦也不是一開始就說要殺共產黨。他是說如果不好好為人民服務的話，就殺。”宣傳部長董增林說：“老許呀，你怎麼這樣說呢？”--“本來就是嘛。”--“你把話再說一遍！”--“再說就再說。”於是把話重複一遍。董部長有些氣憤了：“你把你說的話寫下來。”--“寫下就寫下。”

第二天，就把他的記錄撤掉了。

 

沒過幾天，由“左派”帶頭，貼出大字報，說“許植元同意葛佩琦殺共產黨”。於是大字報一轟而上，許植元遭到批鬥。許植元態度強硬，不服輸，不低頭，不認罪。大會批鬥“拿”不下他，就改為小會批鬥，乃至於兩三個人批鬥。這種批鬥，實際上就是面對面地折磨與施暴。且多在晚上，一盞油燈昏昏暗暗，宛如陰曹地府一般。只要“不老實”，就是拳打腳踢；揪住其頭髮朝牆上猛撞；罰他跪他不跪，就一腳把他踹倒，咚地一聲跪於水泥地上。以至於一條腿被打壞。尤以兩位“左派”最甚：張牙舞爪，聲嘶力竭；大打出手，兇狠殘暴。且都是文化人，伶牙俐齒，巧舌如簧，能把黑的說成白的。

 

大大小小的批鬥會開了一百零幾次，許植元始終不低頭，不認罪，不承認錯誤。老許身體被折磨垮了，“組織上”到醫院打過招呼，給這些人看病都是應付，隨便開幾粒藥片了事。因此老許得不到認真負責的治療。他要求到外地醫治，“組織上”不同意，新華書店也說沒錢。老許說：“那就預支我的喪葬費。以後死了，不問你們要喪葬費。”於是縣紀委書記陳朝周在大會上點名批評許植元，說他要挾縣委，抗拒改造。

 

許植元被劃“極右”，工資沒了，每月僅發生活費十元。別的“右派”都是到農場集中勞動改造，偏將他一個人下放到下坊一個生產隊，住在一間小茅棚里，由生產隊監督他參加勞動。豈料農民們對“右派”並沒有多強的概念。覺得這個外來人與自己既無矛盾，也無瓜葛。而且這個人成分又好，待人和氣，也能吃苦，犯了哪門子錯呢？開始還有幾個幹部管管他，後來乾脆就懶得管了。他勞動時干多干少也不計較，甚至他勞動不勞動都不管了。他用柴棍與毛竹把自己住的小茅棚整修了一遍，還圍起一塊菜園，種了菜，養了雞；與附近農民處得很融洽。後來，書店同事去看他，他還殺了雞，在附近茶館裡招待大家。

 

1962年以後，許植元回書店。他在庫房打包圖書，用板車到車站拉貨，將分發到各集鎮的圖書送往車站上車……我們文化館組織“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下鄉演出，書店指派他參加，挑着圖書到各地擺攤。

 

“文革”中，許植元再一次被打倒，被遊街，被掛牌。這次，他不硬頂了，百依百順。每天下午鐘點一到，他便自覺地掛上牌子，站立在書店門口“示眾”。牌子上寫：沒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

 

許植元開口多“同志”。去找縣委書記也不是稱呼某書記，而是稱呼某同志。有人說他對領導不尊重，他說“我們黨內應當稱同志。”

 

許植元有兩個兒子。他給兒子起名字也很怪異：大兒子叫許本和，小兒子叫許和本。以至於別人常常分不清誰是本和，誰是和本。